• 温铁军谈有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识误区及实现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大命题。在当前农业增长乏力、农民增收减缓、农村问题复杂的背景下,这一新目标通过何种途径加以实现,众所关心。日前,本报记者探访以长期实地调查而闻名的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学院院长温铁军,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背景,当前认识上的主要问题,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途径加以探讨。

      为什么上世纪80年代中国没有讨论三农问题?

      温铁军认为“三农问题”根本原因:农业三要素长期净流出

      我最近老是在讨论会上提一个问题:为什么80年代中国没有讨论三农问题,而到90年代三农问题不仅提出,还演变成重中之重?

      本质性的问题是,80年代曾经出现过连续多年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高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的情况,农民的一般商品消费需求旺盛,从而使得县以下农村的商品零售额比重一度超过60%。这极大地拉动了内需,使得中国经济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尽管它带来的问题是短缺,从商品短缺到原材料短缺,最后导致通货膨胀。今天我们强调的内需拉动型增长出现不了,根本原因是农民的收入上不去,多年农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城市。农民消费上不去,占人口绝对比重的消费上不去,因此内需增长就困难。这是根本原因。

      80年代为什么出现那个现象?是因为农业三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全部在农村内部转化成工业化的要素,而90年代则出现了农业三要素全部流出农村的现象。在三要素流出农村并且是长期保持净流出的情况下,农村能不出问题么?三农问题能不严重么?所以我们说,分析来分析去,从经济角度来看,其实不妨把问题简单化。80年代之所以出现黄金增长,是因为农业三要素留在农村。到90年代,三要素连年大幅度流出农村,其结果是农村经济上不去,农民收入上不去,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我们更看到,不利于三要素留在农村的制度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强化。

      因此,我们顺理成章的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务之急是改革90年代促进三要素流出农村的制度,这是我们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阶段和两个反哺,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指导思想。所谓两个阶段,就是以前那个阶段,是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现在工业发展到中期阶段,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具体到了中央政策层面,就是国家要在“十一五”期间,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思想理论界也有很多这方面的积极面。比如林毅夫教授1999年关于新农村运动的表述,就是和宏观问题结合起来了。他提出,要用新农村运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来开拓农村市场,形成内需拉动的良性增长,这点和我们80年代曾经有过的经验有相似性。他借鉴的是70年代韩国曾经开展的新农村运动。在此我要补充一句,70年代的新农村运动并非韩国才有,我国7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大搞农村山水田林路的综合治理,政府提供部分生产资料农民投工投劳,甚至提出先置坡后置窝,所有这些做法和韩国70年代新农村运动的做法并无太大的差别。这应当是一个在农村长期有效的政策。

      听说过生产要素自动留在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手里的吗?

      温铁军认为当前存在认识误区:城市化迷信、市场化迷信和农业现代化迷信

      方向确定了,存在的问题呢?

      第一大问题,在于以往三要素流出形成的利益分配结构已定,现在想要三要素回流农村,以往的既得利益结构就要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但是在大多数原有既得利益结构中占有利益分配的人,是不愿意减少只愿意增加利益分配的。因此做出适应性调整很难,这与我们这几年对于改革的讨论是一致的,大家都说,增量改革的阶段基本上完成了,现在要动就是动存量,动存量的改革很难。好改的改过了,不好改的留下了,我们现在面对的仍然是这个问题

      第二,因利益结构既定而导致的话语现在也非常复杂。现在思想理论界各种各样的讨论表面上是学术的,其实背后是利益的,是被学术包装了的利益诉求。这不利于深化改革,不利于改变制度,不利于让农业三要素留在农村。

      这里有几个认识误区。

      其中最典型者如,加快城市化。这是一个倾向性问题。以我个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直接观察到的感性认识来说,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是解决了农民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是从空间平移贫困人口,进入城市,变成城市贫民窟人口。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按比例算,城市人口占的比例已经比较高了,但是解决农民问题了吗?我们今天很多人都说,农民愿意变成城里人,不错。但请问农民愿意变成贫民窟人口吗?接着就有人说,发展中国家都是靠贫民窟实现城市化,为什么中国不能?我无法去回答,因为问我这个问题的人绝对没去过贫民窟。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投资环境不好,外资进入少,社会不安定,甚至导致军事政变,就因为贫民窟人口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赤贫人口是没有活路的。只能是黄赌毒泛滥,黑社会控制,人穷命贱,正常的法制制度建立不起来。这绝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人们讨论南亚化、拉美化,但很少有人理解南亚化、拉美化的本质问题是这个社会不可能进步,只能退步。这并不是我们要的发展。

      因此我们说,简单的、片面的强调只要让农民卖出土地,然后城市取消户口限制,一切问题就OK,这就有点幼稚了。大部分持这种主张的人,据我了解,都没有做过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调查,没有做过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调查。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没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的三农问题比中国更轻,只有比中国更重。这是因为我们坚持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而不是完全照搬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形式。解决三农问题,绝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路数。

      第三,我们也不能简单化地讲市场化。农业三要素的流出,就是市场化的结果。农业是个弱势产业,农民是个弱势群体,听说过生产要素自动留在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手里的吗?在市场经济下,要素当然会流出弱势部门,流到房地产部门、工业部门去,这些部门的回报率很高。市场是简单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去理解市场经济。盲目简单的市场化的结果就是农业的衰败,农民的贫困,农村的凋敝。今天,当中国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的时候,要想缓解三农困境,就不能简单地强调以市场化的手段缓解三农困境。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市场化也不是。当世界各国农业出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政府以看得见的手来缓解农村矛盾。我们要破除两个迷信,就是城市化迷信和市场化迷信。我们不能把城市化、市场化当成新的意识形态,那样会出大麻烦。

      还一个要破除的迷信是,发达国家现代化农业是成功典范。我在发达国家没有见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成功典范,更别说发展中国家了。这不是说我的标准太高了。从规模上看,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农业大农场化,但是哪一个发达国家不是靠高补贴才让农民的收入不显得相对下降呢?哪一个发达国家敢说我们的农民收入有一个持续长效的增长机制,并且能够达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所有发达国家对农业都是高补贴的,而在农产品的贸易上基本都设高关税壁垒,或者设非关税壁垒。如果大家认为这就算成功,那我就认,如果认为可以讨论,那咱们就讨论。现在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农业在挑战发达国家的农业市场,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降低补贴、开放市场。请问,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怎么倒变成有优势了呢?

      这三个迷信如果不破除,很难确定一个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国家惠农政策要有载体,就是农村合作经济。

      温铁军认为,在资金投入之外,更重要在于帮助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

      中央给出的途径是一个很清楚的东西。首先是中央强调两个投入。第一块是财政投入,是国家的“阳光财政”,叫“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就是要让农村地区也得到起码的公共产品。这点要靠国家财政不断加大对公共品开支的支持来实现。早在2003年年初,胡锦涛就已明确指出,财政新增开支,重点投到县以下的农村。

      第二条就是国家农业资金的投入,要重点用到村以下。惠农政策就是要把国家农业的资金用到村以下,去支持和农民息息相关的小项目,而不是过去把大江大河大水库的投资都算作农业投资。那不对,那都是部门拿了钱,农民出工,还某种程度上转化成了农民负担。那种事,过去是有一定偏差的,现在要纠正。就是要把国家用于农业的投入不再是像过去那样部门分肥,条条得利,跑冒滴漏,最后农民受累。要变成让国家资金投到基层和农民息息相关的小项目上,如小型道路、小型水利、小型水库、小型电力、小型沼气,让农民受惠。

      国家的两项投入,这是实现途径的第一个。

      第二个是全国人大的重要立法。就是在2006年,伴随着“十一五”将出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帮助分散小农组织起来,建立合作社经济。小农高度分散就是弱势群体,组织起来就有谈判地位。国家不仅要免除一切费用给以登记注册,而且国家资金要予以扶持。帮助分散小农形成一定的载体,从而提高组织化程度。这也是在最近这些文件里反复强调的。全国人大即将出台的这个法律,有利于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小农形成合作社经济来抗衡市场风险,并且作为国家惠农政策的载体。

      第三个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各种农村社会组织,填充免税政策之后乡村组织空间,替代乡村组织功能弱化留下的空白。这一点中央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都有明确表述,这是社会各方面力量都要参与的。要调动社会资源,要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所以我们说,第三个途径就叫做组织建设。这个组织建设,既包括原有的正规组织建设,党支部、村委会,也包括各种社会组织建设,类似于老年协会、妇女协会、图书室、演出队这些文化方面的、社会方面的、公益方面的种种,都应该加强建设。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内容,而是综合的全面的发展。同时伴随以产生一个良性的管理模式,乡风文明,管理民主。就是通过广泛调动农民的参与,来把社会资源转化成社会资本。这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为新农村建设是政府主导,农民主体。

      这个第三途径,即帮助农民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用社会组织来填补农村中的正规组织功能弱化留下的组织空间,不让农村中的非良性的组织来填补这个空间,是更为重要的。我们知道现在随着减税、免税以后,农村正规的组织弱化,已经出现了很多不良势力,非法宗教,黑恶势力,甚至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些不良组织在控制我们的基层党组织、政权组织的现象。这很可能会造成农村基础性的不稳固。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现在地县两级的负责同志尚不理解,新农村建设应该加强社会组织发育,应该调动农民积极性。很多地方仍然是等靠要,还希望像过去那样,通过部门系统下发一批资金。这是没有正确理解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倾向性问题。

      长期以来,基层的工作不是加强了,而是放松了。农业税减免之后,干部更不下去了,下去没钱。过去骑自行车就下乡的作风没有了。现在动不动就得用车,车没油,买油没钱,就不下去了。我们现在的情况,确实需要加强学习,整顿作风,需要深入开展第三批保鲜教育。用我党的优良传统,来带好基层工作。要在第三批保鲜教育中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所讲的“两个务必”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多动员广大干部到基层去,这是一个没有其它能替代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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