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不能有悖既定的改革大方向

    我首先要讲的是,无论是什么改革,都不能有悖于我们既定的改革大方向。革命也好,改革也罢,都是有个基本理念的,这就是我讲的大方向。这二十多年来,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概括起来就是,“要效率,要公正,要民主”,并且三者要统筹兼顾,不可偏废。这就是我们的大方向。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改革使得我们的政府活动、经济活动以及其他社会活动的效率更高;通过改革使得我们的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广大人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高;通过改革使得我们的政治生活更加民主,人民越来越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这个大方向是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也是符合浩浩荡荡历史潮流的。照着这个大方向,我们曾经提出“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应该说这是难得的历史性进步。可是,改着改着,我们就慢慢地忘记了这个大方向;改着改着,我们就慢慢地“效率优先”了,公正和民主被放到一边了。就拿我们安徽正在试点的乡镇综合改革来说,“双肩挑”,几套班子融为一体,据说效率是提高了,可是我怎么看都象是体制回归(我曾经亲自考察过)。我们为“党政分开”奋斗了二十多年,一夜之间又走回去了。轻易否定既定制度可不是闹着玩的,我以为这是一种改革进程中明显的短视行为。

    改革也要依法进行

    轻易否定既定制度不是闹着玩的,轻易否定现行法律更不是闹着玩的。照着这个思路,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改革也要依法进行。也许有人要说,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就是对已有法律的颠覆,这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就是在不断修改、废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些法律制度,这也就是改革的过程,小岗村农民当年搞大包干就不仅违法,而且违宪,我们是在不断地“违法改革”,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已经通过不断完善而基本形成了,基本法律框架已经有了,基本法律精神已经有了,依法治国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如果我们今天仍然把改革凌驾于依法治国之上,是否意味着,打着改革的旗号就可以为所欲为?还记得吧,我们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抄家揪斗的勾当,甚至在“革命”的口号下理直气壮地整死了我们的国家主席。既然是改革,要它完全不与现行法律碰撞是不可能的,但不能置现行法律框架于不顾,不能违背现行基本法律精神,改革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但随意“改革”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什么都可以改来改去,那还叫老百姓相信谁?政府的公信力何在?即使是这个改革真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那也是要慎重的。比如,取消农业税是给广大农民带来好处了,可是你细想起来仍然捏一把汗。总理一句话,说把农业税取消就取消了,那置《农业税条例》于何地?它毕竟是经过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行全国的啊!你要不收农业税了也可以,你可以以国务院令的形式宣布免征农业税,或者干脆以国务院的名义提请全国人大将《农业税条例》废止。哪能凭总理一句话,说取消就取消呢?你想,既然总理可以在一个会上宣布取消农业税,那他是否可以在另一个会上宣布增加一个税种呢?再拿我省正在进行的乡镇改革来说,哪个法律赋予县级政府撤消、合并乡镇的权力,你想撤并乡镇也可以,但你得按规矩来呀。最近还听说,一些地方法院在进行司法改革时宣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债权人利益,债权人可以象病人选择主治医生那样去选择他所信任的主审法官。那么如果债权人选择的法官就是他的哥们怎么办?债务人的权利还能得到很好地保护吗?我国现行法律程序中本就有回避制度,怎么能连这个规矩也不讲了呢?如果这种改革也可以被接受的话,那以后的改革还有什么不能改,还有什么不敢改?市场经济是讲规矩的经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就是法制和诚信,如果我们的改革老是不讲规矩的话,从长远看,最终将会给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致命打击。弄不好,就会“成也改革,败也改革”!

    改革要有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的存在要有合法性基础,改革尤其是政府主导的改革也要有合法性基础,谁叫你改的?你凭什么要改?这就是改革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种合法性基础从形式讲,你的“改革权”要有个合法的来源,比如取消农业税的最终改革权来源于全国人大,因为全国人大至少在名义上是代表全国人民的立法机关,只有它才能决定是否取消农业税,你要改革就要经过它的允许和授权。这种改革的合法性基础从本质上讲,就是你的改革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符合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意愿;否则,即使你能强制地将你的改革推行于一时,也不能长久。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一个例子,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当然也有我张德元的一份,你政府跟我张德元连招呼也不打,就把属于我的财产卖给了管理层或者其他什么人,你哪来的这个权力?这样的改革遭到人民的反对是必然的,改不下去也就很正常了。

    改革要兼顾各方的利益

    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在政府主导的行政改革中主要涉及到政府利益、干部利益和群众利益,改革必须兼顾这三方利益。正在进行的乡镇改革给人的感觉是,政府太多地考虑它自身的利益,改革的过程似乎就是减人头甩包袱,减轻或转嫁财政负担的过程。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已经跟党走了一二十年了,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青春年华已经在乡镇耗掉了,你现在说不要他们了,就“一脚踢”了;他们能满意吗?他们不满意,作为改革的当事者,他们就会抵制你的改革,你的改革怎么搞下去?而且你又把直接为农民服务的农技干部们改了,叫他们“市场化”,须知他们的责任是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你现在叫他们把“公共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农民需要服务就要花钱到市场上去“买”了,政府的负担是减轻了,可是农民的负担增加了,你说这样改革农民能满意吗?“大包干”为什么能够不推自广,因为它能够使干部满意,农民群众也满意。所以,只有兼顾各方利益,使各方都基本满意,改革才能搞得下去。在这一方面,现在正在进行的乡镇改革就很叫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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