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民之间合作的能力问题是农民的自组织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决定着农村和农民的未来发展,并因此而重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曹锦清教授在河南调查后得出“农民善分不善合”的结论。[i]马克思曾得出农民是一袋马铃薯的著明结论,梁漱溟先生也说中国农民很散漫,他们必须“从分散往合作里走,以合作团体利用外部技术”[ii]。这样看来,关于农民不善合作的问题,也就是农民原子化的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而非新问题。从农民间社会距离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老问题或许可以得到一种新的解答。

    一、合作:特定的共同行动

    所谓合作,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群体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而在行动上相互配合的过程。[iii]其实质是一种特定的共同行动。

    1.共同行动

    共同行动,是指两个或多个具有共同认识的行动者,抱着共同的目的,采取共同的行动过程。在此为了分析的需要,我们仅以两个单位(此单位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参与的共同行动,依据其在共同行动中的后果为标准,来分析共同行动的类型。

     

     

    受损

    不受益不受损

    受益

    甲方

    受损

    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

    .剥夺

    不受益不受损

    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

    .帮助

    受益

    .剥夺

    .帮助

    .合作

    共同行动的类型

    我们知道,共同行动的前提是参与共同行动的各方有共同的目的,并且有共同的认识,对于为什么要实现这一目的,如何去实现这一目的等问题有共同的认识。因此,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双方在共同行动中都受损,或一方不受益也不受损、而另一方受损,或双方都不受益也不受损,对于有共同目的、共同认识的行动者来说,是不会选择该结果而付出行动的。也就是说,该共同行动在理论上与实际中都不会发生,只有在一方受益或双方都受益的情况下,即只有存在受益者的情况下,共同行动才有可能发生。因此,根据行动一方受益为条件,另一方的收益存在三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受损,二是不受益也不受损,三是受益。当然,当共同行动者超过两个时,也可依此划分为受益方和另一方,建立相同的理想类型。

    如果我们将一方受益分别与另一方存在的可能情况相搭配,就存在三种共同行动的子类型,我们分别给它命名为剥夺、帮助和合作。对于剥夺这种共同行动来说,其共同行动的结果是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显然,这里涉及到权力的实施问题,根据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权力意味着在某种社会关系中贯彻自己的意志并排除反抗的所有机会,不管它是什么原因”。[iv]可见,在剥夺这一种共同行动中,正是受益一方受利益的引诱,虽然共识中知道另一方会受损,但仍然“排除反抗的所有机会去贯彻自己的意志”。而帮助这一共同行动,是指在共同行动中,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却不受益也不受损的结果。只有参与共同行动的双方都受益的这种共同行动我们才能称作合作。

    当然,根据社会交换理论的假设,任何行动都是一种交换行动,即将是在被剥夺和帮助的情况下,二者也是一种平等的交换、都是“受益者”,因为即使在剥夺行动中,受剥夺者和那些不受益也不受损者一定获得了某种心理的收益,如被剥夺者,它可能换回的是生命,不受益也不受损者换回的是心理的满足。显然,这种对收益的广泛理解不利于我们的分析,也是没有太大的理论意义的。所以,我们将合作行动定义为一种参与行动者具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认识的一种特定的共同行动。

    2.合作的条件

    考察合作行动的发生过程和机制,我们可以知道,要使合作行动真正发生,以下这几个方面的条件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条件甚至是必要的。

    1)存在可供选择的合作者

    我们知道,合作行动一般是为了解决个人或群体无法单独解决的问题,合作行动必需要有两个或多个合作者,因此,当没有具备与合作项目有关的知识和技能、并会使用其合作的手段的可供选择的合作者时,合作行动是不可能发生的。正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和生产过程中适当的合作者往往并不是很容易得到,就出现了现代经济学中“交易成本”中的重要来源之一:搜寻成本。应该说,可供选择的、适当的合作的存在是合作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

    2)行动者之间资源的异质性

    一般来说,对于一项复杂的合作项目,其往往是超过了个人的能力范围的,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情况下。如果合作的各方都只拥有同一种资源,那么,合作就很难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因此,行动者之间的资源异质性越高,就越有合作的可能,反之,合作者之间资源的同质性越高,合作越没有价值和必要。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条件并不是合作行动发生的必要条件,特别是我们下文将要讨论的农民合作问题,因为很多农民之间的合作只是一种简单的合作,如共同出力修路、耕种等,它对行动各方的资源异质性要求并不高。但应该承认,农民之间也需要和正在发生着很多的复杂的、需要异质资源的合作行动。

    3)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信任

    所谓信任,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信任关系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时间差与不对称性。行动兑现较之承诺和约定之间必然是后置的。言与行,承诺与兑现之间存在着时间差,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性。第二,不确定性。具备了确定性,就不存在风险与应对风险的这一特定方式,也就不叫信任了。第三,因为没有足够的根据,信任属于主观的倾向和愿望。它处于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v]

    根据信任关系产生的基础,我们可以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种类型。所谓人际信任,是指人与人之间经过持续、频繁的互动而产生的一种信任关系,除了参与互动的行动者本身外,其它未参与互动的行动者之间不存在的一种直接的信任关系。显然,由于人的精力有限和第三者不可替代的原因,人际信任的范围是相当有限和狭小的。与人际信任不同,制度信任来源于对社会制度的信任,影响制度信任的主要因素有社会制度的完备性和合理性,制度性角色履行其责任和义务的情况,以及对制度知识的了解程度。而制度性信任建立与否关键取决于其中制度性角色履行其责任和义务的情况。与人际信任不同,制度信任或者说契约信任是指行动者对于某些规范、制度共同认可的一种间接的媒介信任关系,在这种信任关系中,所有的行动者都对该规范、制度认同,由于大家都对该规范制度信任,从而使行动者之间产生信任关系,其实质是这些大家共同认可的规范、制度承担了对行动各方采取合作行动监督及不执行合作行动实施惩罚的功能,一般表现在契约性行动中,与契约性行动相伴而发生。正因为这种信任关系的间接性,任何符合一定条件的第三行动者都可以替代原来的信任关系中的一方而不至于破坏该信任关系,而由这种可替代性就进一步导致了该信任结构发生的范围的广大性。

    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特点比较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产生基础

    持续、频繁的互动

    对国家、群体、组织中的规范、制度的认同

    发生的范围

    信任者之间的关系

    直接信任

    间接信任、媒介信任

    第三者能否替代

    不可替代

    可替代

    合作的行动者之间必需相互信任,否则达成合作协议及监督合作协议实施的交易成本太高,合作行动就很难发生,合作者之间是否相互信任以及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合作效率的高低。所以,相互信任是合作行动发生的必要条件,否则每个合作者都不愿先付出行动了。

    二、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也叫心理距离,是指人与人、群体与群体或人与群体之间相互认同、相互了解的程度。梯姆斯 (Timms)认为,,个体的认同 (identity)与他的互动对象密切相关,个体的同辈群体提供了他行为演化过程最重要的参照点。然而,个体的公众认同 ( public identity)以及他的阶级归属感,是由与他经常互动的群体的特性决定的。因此,人群之间的物理距离 (或空间距离 )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希望互动的人们愿意成为近邻,这样可以减少互动的时间和开销。对于不希望与之互动的人群,则愿意敬而远之,最好是远远地分开居住,以将彼此见面的机会减至最小[vi]因此,较小的空间距离便于社会成员互动和沟通,在持久的互动过程中,社会成员之间较容易产生同化,此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空间距离决不等同于社会距离,空间距离很近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社会距离并不一定就很近,空间距离很远的社会成员,其社会距离并不一定就很远。比如在虚拟的电子社区里,邻居之间没有物理的空间之隔,他也许就在你的隔壁,也许就在大洋彼岸,但他们之间的交流却不受任何空间的阻隔,其社会距离也很近。

    社会距离的远近与社会关系的亲疏同样不可同日而语,社会关系很亲近或很疏远并不一定与社会距离的近和远同向对应,很多关系很亲密的社会成员之间,往往由于兴趣和受好以及价值观、文化修养、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而致使他们在社会距离上相当遥远。当然,虽然社会距离不同于社会关系的亲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关系亲密的成员之间由于较频繁的互动和沟通,其社会距离往往也比较近。

    一般来说,近社会距离的社会成员或群体之间,由于有很强的联系纽带,这些联系纽带上往往附带着许多相关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他们在采取针对对方的行动时,其行动取向奉行的是特殊主义的原则,其主导的价值观念是利他性的,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或“我群”的利益,而维护对方或“他群”的利益,正因为如此,这种较近的社会距离一般发生在血缘、亲缘、业缘等紧密的小群体或初级群体或者更高级的紧密组织内部,而他们之间的基本的一致性是他们结为群体或组织的基本要求,不仅如此,要结成这些紧密联系的群体或组织,其成员之间往往具有比较高的同质性。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建立在制度信任基础上的合作有很高的成本,如交易成本和对合作行动的监督成本,一般在成员高度异质、匿名性很强的人群体中发生作用,且由于这些“系统”还远没有深入农民心中,如前所言,它更靠近对未来的合作者“无知”的一端,因此有很高的风险;而对于一个持续频繁互动的、熟悉的近社会距离者来说,信任关系不过是这种持续互动的副产品,根本谈不上成本,由于特有的熟悉性,它更靠近对未来的合作者“全知”的一端,风险也因此而小得多。因此,在人际信任很强的社会成员之间,是无须制度信任的,可见,制度信任只是在人际信任发挥作用的盲区才真正有效。因此,近社会距离的社会成员之间实际上采用的是人际信任。

    与近社会距离不同,具有较远社会距离的社会成员,可以形象地比喻为一个极其松散的群体或原子式的个体集和群体集,他们在采取针对对方的社会行动时,去掉了人际间和群体间的联系纽带和责任、义务,其在采取针对对方的行动时,其行动取向奉行的是普遍主义的原则,相互之间的价值观也是利己性的。不同群体的成员之间或不同的组织之间,其社会距离往往比较远,由于这里是人际信任发挥作用的盲区,所以他们之间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制度信任。勿用多言,与近社会距离的成员之间比较,远社会距离的成员之间的异质性要高得多。

    远近社会距离比较

     

    近社会距离

    远社会距离

    行动取向

    特殊主义

    普遍主义

    主导价值观

    利他性

    利己性

    发生范围

    群体或组织内

    群体或组织间

    信任类型

    人际信任

    制度信任

    人与人之间的同质性

     

    三、社会距离与农民间的合作

    如果我们将社会距离与农民间合作行动发生的几个重要条件进行组合,可以得出下表中农民间合作行动的三种类型:人际信任型、制度信任型和混合信任型。

    农民间的社会距离与合作类型

     

    近社会距离

    中等社会距离

    远社会距离

    信任度(必要条件)

    资源性质(非必要条件)

    同质性高

    中度异质

    异质性高

    适当的合作者(必要条件)

    农民合作行动的类型

    人际信任型

    混合信任型

    制度信任型

    合作对象的范围

    社区内、群体内

    社区内、群体外

    社区外、群体外

    合作行动发生的频率

    1.人际信任型合作

    人际信任型这种农民间的合作类型,是指在社会距离比较近的农民之间发生的一种合作行动。由于农民生产、生活的地域范围的狭小性和封闭性,社区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熟悉性,在这个熟悉的场域中,作为社区成员的农民之间,发挥作用的是由于持续、频繁互动产生的人际信任。或者说对于风险意识较小的农民(或者说农民的生存处境让他们承受不起任何风险)来说,在其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人际信任发挥着主导的信任关系。[vii]更何况在社会距离太近的群体内让制度信任来发挥作用,会被农民认为是“取利忘义”的行动,不利该行动者在该熟悉的社区和血缘、亲缘、业缘群体内的“舞台”形象,并将危及今后其它行动者对该行动者的预期。

    由于社会距离较近,而较近的社会距离往往发生在同质群体之间,较高的同质性是较近社会距离建立的前提之一,此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显然,拥有资源之间的同质性是农民之间这种同质性的重要内容,如前所言,资源高度同质而缺乏互补性是不利于合作关系建立的。与此同时,由于人际信任关系建立在持续、频繁的互动基础之上,由于人的精力所限,个人不可能与很多人建立这种持续、频繁的互动关系,这就决定了人际信任发生的范围太小。而每次在这个狭小的、高人际信任关系的圈子中寻找到合适的合作者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前面所分析的,虽然该农民有很强的合作意愿,但由于缺乏可供选择的合作者这一必要条件,真正的合作行动很少发生。一般来说,在近社会距离的人群中发生的共同行动多是单方面的利他性的牺牲和帮助。

    从合作的对象上来看,人际信任型合作一般发生在血缘、亲缘、业缘群体内部,由于相互之间需要持续、频繁的互动来维持相互间的信任关系,所以,空间距离过大,对于交通不够发达的农村社会来说,持续、频繁的互动是不现实的,所以,这种合作的对象往往同时发生在农民生活的、较小的社区范围内。

    2.制度信任型合作

    制度信任型这种农民间的合作类型,与人际信任型合作相反,它是指在社会距离比较远的社会成员间发生的一种合作行动。在这种信任类型中,虽然潜在的合作者很多,合作者可以任意选择,且潜在的合作者拥有高度异质的资源,这些都是合作行动发生的有利条件。

    但在社会距离过近的情况下,其基本的行动取向是利他性的特殊主义,因此,合作首先意味着付出,在行动者心目中,不论合作成功与否,风险有多大,都必须无条件付出,第二步才能甚至不能考虑收益问题,甚至于“合作”本身也是一个近社会距离的建构活动,即建构较近的社会距离是该“合作”行动的根本目的。因而利益与监督问题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谈的,只有在保持了足够的社会距离时,或者说当社会距离足够大时,行动的双方或多方同处于一个异质的、匿名的状态中,每个农民都变成了一个个功利的行动者,利益是付出行动首要考虑的问题,监督问题才是可以公开商讨的。

    我们知道,在远社会距离的农民之间,起主导作用的信任关系是制度信任。理论上虽然说远距离的农民之间的合作依靠的是制度信任,但如前面所分析的,在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仍然是人际信任,单纯的制度性信任关系不足以保证农民间发生合作行动。所以,农民,特别是生产、生活于封闭性农村社区中的农民群体,还是很少借助制度信任关系来开展一定的合作。因此,制度信任型合作发生的频率实际上也是很低的,而且这很少发生的制度信任型合作不仅发生在群体外,而且往往发生在社区范围外广大的匿名社会中,特别是在与城镇居民合作的过程中,这一点为众多精于理性计算的进城农民所证明。

    3.混合信任型合作

    混合信任型合作是指农民之间的合作是以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双重发挥作用的一种合作类型。我们知道,在乡村社区中,由于农民之间的信任关系仍然是以人际信任型为主导,农民在近社会距离之内找不到合适的合作者,必然将寻找的目标转向社会距离次近的群体中,继而转向社会距离更远的群体中。伴随着这一由内向外的过程的是可供选择的合作者人数的大量增加(如下右图)。因此农民在选择合作者的方向上,是从社会距离较近者向社会距离较远者,即从内群体到外群体,从社区内到社区外(如左图)。


    社会距离与信任结构              社会距离与潜在合作者人数的关系

    4.社会距离与农民合作的关系

    根据上面所作的分析,农民之间较近的社会距离,虽有人际信任关系,但缺乏足够的合作者,而过远的社会距离则由于制度信任不足以保证合作的顺利进行而产生不了太大的效果。也就是说,单纯的人际信任和单纯制度信任发挥作用都不足以保证农民间发生大量的合作行动。


    在社会距离保持中间状态的情况下,农民一般以基本的熟悉性产生的人际信任为基础,但这一信任还不足以确保合作的完成,由于这时农民间的社会距离达到了足够的空间,利己性和普遍主义有运作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往往同时借助于制度信任关系,如签订一定的合同、寻找权威的公证机构或公证人等。因此,对于社会距离处于中间状态的合作农民来说,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都同时发挥着作用,应该说明的是,虽然二者同时发挥作用,但人际信任依然是基础,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制度信任只是发挥着辅助作用。不仅如此,人际信任还节约了合作者的搜寻成本。由于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同时发挥作用,既避免了近社会距离农民间单纯依靠人际信任导致的合作者太少的问题,又避免了远社会距离的农民间单纯依靠制度信任而导致的信任不足的问题。依据上面对合作必要条件的分析,社会距离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间,产生合作行动的两个必要条件都具备。因此,社会距离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间的合作最易于发生,在现实中也最多发生。从农民间的中间社会距离来看,混合信任型合作多发生在群体外,但一般不会超出有一定了解的相对较熟悉的社区范围内。

    四、增加农民合作行为的途径

    正如前面曹锦清教授所说,“农民善分不善合”,为什么是“农民”而不是“市民”?二者的差异在哪里?要弄清这个问题,“求同求异法”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所谓“求同求异法”,是指通过将两个或多个事物通过相同和相异因素之间的比较,找出一定的因果关系的一种方法。

    将农民与市民在决定合作发生的条件上进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农民与市民在两个因素上存在差异:一是可供选择的合作者的数量;二是合作者之间的信任结构。显然,由于个人的精力所限,每个人经由交往而产生的近社会距离的人群规模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即使单个的市民近社会距离的人数比单个农民多,我们也不能指望扩大农民的近社会距离人群的规模来增加其可供选择的合作者的数量,因此,要增加农民合作行动的发生,在增加农民近社会距离人群规模上做文章是没有太大的空间的,即第一个差异解决不了增加农民合作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考察农民与市民之间的第二个差异——信任结构。我们知道,在目前的农村社会中,农民之间的信任还是一种依靠人与人之间持续、频繁的互动而产生的人际信任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状态;而对于市民来说,市民之间已经是制度信任占主导地位的状态。正是由于市民之间产生了这种制度信任结构,并占到主导地位,使市民很容易与社会距离较远的市民之间产生信任关系,从而发生合作行动。

    随着社会转型的快速推进,制度信任(契约信任)也在农村社会中广泛被接受,但由于这一信任系统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农民对这一信任系统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对它的接受与内化将需要一个更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与农村社会现代性因素渗入的速度成反比,加之农村社区特有的熟悉性特征,农民一时还很难将这种信任类型接受和内化。因此,在目前的农村社会中,虽然制度信任已经在很多领域发挥作用,但人际信任仍然是农民采取合作行动的主要信任方式。

    因此,要想提高农民合作行动的发生率,只有增进农民的契约观念,促进制度信任在农民心目中的接受程度并使其深度内化,从而使远社会距离的农民之间也能因制度信任的足够有力而促进合作行动的发生,具体来说就是向农民提供更多更完善、更具合法性和合理性、农民自己的制度性公共产品或者说中介物——制度信任中的规范、制度等,并努力提高其在农村社会中的权威性,这样既解决了合作者太少的问题,也解决了合作者之间的信任问题,农民“不善合”的局面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注释:

    [i]参见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第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ii]《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30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版。

    [iii]刘祖云:《社会交往新论》第73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iv]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1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v]郑也夫:《信任论》,第1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vi]Ti mms, D.W. G. 1 971 .The urban mosaic: Towards a Theory of 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00.

    [vii]这一特点正在受到学术界所谓的“杀熟”行为的威胁,如多次被媒体暴光的传销案,它的受害者多为朴实的农民群体,这一方面证明农民间仍然以人际信任为主,至少是占很大的比重,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类似的事件正在破坏着农民的人际信任结构,迫使农民向制度信任结构转化。

     

     

     

    (本文发表于《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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