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当代中国农村乡镇干部内部的姻缘关系网络、利益交换网络以及权力派系网络这三重网络,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村乡镇干部的硬核,而这三重网络之间及其与外部网络的相互交织,加上该网络本身所固有的紧密性、稳定性及其在农村乡镇中的主导地位,使其以网络成员利益作为内在行事准则,在与乡镇正式组织的互动中左右着乡镇行政组织目标的实现。因此,在任何外部力量无法撕破这一关系大网的状况下,只有网络内部的过度攫取和网络本身高昂的维护成本这些内在矛盾才是这个网络消解的良方。

      关键词:乡镇干部;姻缘关系网络;交换关系网络;权力派系网络

      中国农村乡镇的巨额负债使乡镇组织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乡镇干部作为乡镇重要的活动主体之一,也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综观现有对农村乡镇组织和乡镇干部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乡镇干部的表面行为上,关于这一群体深层次的、内隐的内部网络还没有触及。

      乡镇政府是中国政府的最基层,各级政府所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都要在这一级最后贯彻和实施。近些年,尽管国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政策,乡镇这一基层政府对上级各项政策、措施的扭曲和变形是学术界的共识,也就是说,乡镇各项工作的“惯性”很大,不能及时调整政策。笔者认为,当前农村乡镇干部群体内部精心营造的三重关系网络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是农村乡镇干部中的硬核所在。

      一、姻缘关系网络:姻亲圈下的精英吸纳与精英联盟

      中国农村的乡镇,它不同于农村,也不同于小城镇和城市,但又与二者有极大的相似性。

      由于乡镇的规模一般比较小,大家都在同一个比较小的场域——乡镇街坊——内互动,是一个类似于农村社区的“熟悉社会”,虽说名义上称呼其为“镇”,但绝对没有小城镇那种较高的异质性和匿名性。

      与此同时,乡镇街坊又是一个不同于农村社区那种聚族而居的熟悉性社区,也不带有很强的血缘伦理色彩。因此,在乡镇街坊中,街坊成员之间是可以相互通婚的。正是这种通婚制造的姻亲圈,造成了农村乡镇干部群体内部的第一重网络——姻缘关系网络。这一姻缘关系网络的形成与维护机制可以分为两种子类型:单身精英的网络吸纳和精英家族的网络联盟。

      (一)单身精英的网络吸纳目前,新进入乡镇干部群体的年青干部主要有以下两个来源:一是通过上学、参军等渠道进入“仕途”的单身农村青年精英;二是乡镇外部强关系推荐过来的其它单身精英,如市县干部推荐的亲属或朋友子女等。因此,在乡镇干部群体中,在既存网络内外,形成了两个互补的干部群体。①即单身青年精英群体和网络内部的在职老干部群体。对于年青的单身干部精英来说,自己在乡镇中举目无亲,且由于参加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一定的背景,没有相应的社会资源,住房等生活条件差,工资水平比较低等,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这个乡镇干部群体内部关系网络的成员,处于关系网络之外,我们知道,由于乡镇干部的这个关系网络非常有力,也由于这个网络垄断了乡镇政府中的各种资源和发展机会,非网络成员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些机会,显然,这对于年青的单身干部精英是不利的;但与此同时,这个年青精英群体最大的资本就是年纪轻,“前途无可限量”。另一个群体就是乡镇老干部家庭群体,这些家庭往往是乡镇干部群体内部网络的成员,单身年青干部所没有的资源他们都有,而且在这些家庭中往往还有一个或多个的未婚子女或亲属,这些干部们均“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唯一的不足是在乡镇中,每年都有新人加入,一旦他们退休后,随着权力的消失,自己及整个家庭将不得不退出这个能提供大量机会和利益的干部网络,因此,他们需要更新自己家庭或家族在该网络中成员的年龄结构。

      可见,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力(再分配权力)是作为该网络成员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前者有权力且具备加入该网络的条件,但并不是网络成员,后者虽是网络的成员,但即将失去作为网络成员的资格。可见,这两个群体有极大的互补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该干部网络中往往有另一个成员主动出面,为这些单身干部精英们牵线,确立其与老干部家庭成员或亲属的婚姻关系。从理论上讲,网络的吸纳是需要一定的信任度的,对于单身干部精英来说,进入该乡镇的干部关系网络可以通过其它的方式,而信任机制的建立如果仅仅只在工作中来建立则需要很长的时间,直接与该网络内部的成员亲属通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则建立信任的时间会大大缩短,加之进入网络后的众多发展机会,单身精英选择这一条件道路无疑是理性的。而经过了婚姻这一过程,单身干部精英就被吸纳进了既存的干部网络。从这里可以看出,单身精英被现存干部关系网络吸纳的过程,既折射出了该关系网络建立的过程,也同时解释了该关系网络的维护过程,说明这一网络是一个开放的、而不是绝对封闭的网络,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网络强大的生命力。另外,单身干部精英向网络内部的吸纳,除了有利于互补的婚姻双方以外,由于减少了网络外面潜在的或公开的敌对力量,增加了该网络的稳定度和安全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单身干部精英的网络吸纳,既是老干部家庭的需要,也是网络运作本身的维护和扩展的需要使然。

      (二)精英家族的网络联盟

      在一个群体中,当人数超过一定的数量后,这一群体必然要分化出相应的等级来,这是必然的社会现象。乡镇这个干部群体网络也不例外,也一定会分化,那么,谁将是这个干部群体内部的上层人员呢?我们知道,通过单身干部精英的网络吸纳,会在这个干部群体内部网络中形成一个个的家族子网络(即干部的家族化现象),哪个家族子网络在该乡镇干部中的势力最大,谁就能赢得大网络内部的主导地位。因此,理论上讲,单身干部精英的网络吸纳会造成中老年干部之间的吸纳竞赛,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将这些家族子网络整合起来,覆盖乡镇所有干部群体的大网络的维持与发展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然,随着单身干部精英的网络吸纳过程向外的推展,也就是在这不同的家族子网络扩大的过程中,随着子网络的向外扩展,在乡镇街坊这一如此小的范围内,子网络之间必定会出现一些交叉和重叠,这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各子网络。但是,随着子网络的向外扩展,其能量和关系也逐渐减弱,其信任程度也渐次下降,因此,这些弱关系不足以整合势力强大的家族子网络群体之间的权力和地位之争,大网络的维持与发展仍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现实的情况却并不是这样,这是因为在乡镇干部群体内部网络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姻缘机制——精英家族的网络联盟。当乡镇干部群体内部大网络中的一个个家族子网络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这些家族之间的联姻就被提上议事日程。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既然两个子网络的势力都已经强大到足以威胁涉及整个乡镇干部街坊的大网络,在这两个子网络中找到两个合适的人选进行联姻并不是一件难事,中间人也会主动出现,更何况这两个家族之间的联姻不仅仅是两个家族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乡镇街坊干部网络的共同利益,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根本没有压力,因为联姻对象是经过挑选后认为“合适的”),精英家族子网络之间的联姻能很顺利达成,覆盖整个乡镇街坊的大网络内部的各有分离趋势的子网络也因此而整合在了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大网络内部的家族子网络的联姻这一结果对这些家族子网络的整合有重要贡献,而且,联姻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相当有效的整合机制。在整个联姻的过程中,从大网络中的成员相互沟通物色合适人选、到婚礼的举行,都需要动员大量的网络成员的沟通、参与,而全体参与的婚礼庆典则将所有的街坊网络成员整合到了一起,坐到一个酒桌上,“感情”也大幅度加深。如果说联姻的结果主要是整合了两大家族子网络的话,联姻的过程本身则将乡镇街坊这个大网络的所有成员都整合在了一起。因此,大网络内部的精英家族子网络的联姻也是乡镇街坊干部群体内部网络建立和维护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利益交换网络:社会交换背后的新官商

      在当前的农村乡镇中,干部群体内部的第二重网络就是他们之间的利益交换网络,这一重网络主要是依靠社会交换来建立和维护的,其交换的载体和结果就是当前农村乡镇街坊中广泛存在的“新官商”②。

      (一)“新官商”:乡镇“官”“商”之间的强关系官商在每朝每代都有,清史研究的官商指的是由户部、工部、内务府、及国家令各级政府招募而来,直接承担国家的经济任务。

      清代的国家财政由户部掌管,皇室财政由内务府掌管。尽管内务府的职能是为皇室服务,但皇帝常常把一些政府的经济任务委派给内务府商人采办。因此,可以说无论什么部门招募的商人,只要其承担政府的经济任务,就可以称之为官商。③

      市场体制改革后,在农村乡镇一级,史学界严格定义的“官商”已经很少,民商的比例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农村乡镇街坊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官商”,与旧官商及民商相比,我们所要研究的“新官商”主要有以下特点:

      (1)新官商来源上的自发性和形式上的独立性、市场性。如前所述,旧官商是由各级政府部门招募而来。与旧官商不同,这些乡镇的新官商都是自发形成的,没有任何官方授意。

      与旧官商相比,新官商不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不仅仅做官方业务,还做民商业务,从外部看来,他们都是市场中独立的经济实体,与其他同业实体竞争,与民商相同,在形式上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与任何政府部门没有法律上的附带关系。

      (2)新官商对政府官员和乡镇财政分配的双重依附性。其一,与民商不同,新官商往往与乡镇政府各部门及主要领导人(掌握再分配权力者)之间的关系很亲密,即社会资本研究者所谓的“强关系”。由于新官商在形式上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如果没有与政府官员的强关系背景,新官商也不可能存在,所以,新官商与乡镇掌握再分配权力的官员之间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这是新官商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二,与政府招募旧官商承担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经济任务的目的不同,新官商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利;与民商追求市场上的门面利润不同,新官商所追求的利润主要来源于乡镇财政,即依靠乡镇政府的采购与投资来获利,准确地说就是依靠乡镇财政再分配过程中的渗漏而维持其存在。显然,依附乡镇财政分配是新官商对官员依附的一种延伸,而新官商(经济法人主体)对官员(经济法人主体)的依附又是他们(自然人主体)之间“强关系”纽带所决定的人身依附性的扩展。所以,第二重依附是现象,第一重依附才是依附的本质和关键所在。因此,把握“官”与“商”的依附性及其强关系纽带是把握“新官商”特征的关键所在。

      (3)新官商存在的短期性。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新官商的“市场”主要是乡镇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采购和投资等再分配活动,因此,这种新官商往往随着乡镇政府的政策、需求变化而不断产生和灭亡,这一点与市场调节有很强的相似性;与此同时,由于这些新官商与政府官员之间是一种强关系,也就是说,“官”“商”之间的“强关系”是新官商存在的主要支点之一,因此,他们还会随着乡镇政府的人事变动而自生自灭,二者决定了新官商存在的短期性。

      (4)新官商经营规模小且具有垄断性。与新官商存在的短期性相联系,船小好调头,与旧官商、民商不同,新官商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往往没有超过5人的规模;另外,由于强关系的存在,一般民商没有办法参与竞争,所以新官商从事的经营是垄断性的;与经济规律相符,垄断就会产生超额利润,这是新官商存在的动因所在。

      (5)新官商所获得的超额利润的大小与新官商所依附官员的级别或者说其掌握的再分配权力的大小、新官商与所依附官员之间关系的强弱成正比例关系。新官商对乡镇官员的依附,其实质是对这些官员手中掌握的再分配权力的依附。其中官员的级别(再分配权力)是主导因素,因为没有权力关系再强也没有用,而如果没有“官”与“商”之间的强关系(次强关系),只要依附的官员有权力,需求和价格都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

      因此,新官商所依附的官员有没有权力,权力有多大,这一切都决定了新官商的生存与发展。

      虽然新官商与旧官商、民商之间虽然有着很大的区别,但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从以上对新官商的特点的分析中知道,把握了新官商与官员的强关系背景、新官商赢利来源上的财政性这两点就把握住了新官商的本质特点,在此基础上,再来把握什么是“官”、什么是“商”就比较容易了。不难理解,乡镇“新官商”中的“官”主要是指乡镇掌握政府及其附属部门采购、投资等再分配权力的各级干部群体;而“新官商”中的“商”主要是指与上述“官”之间存在强关系,依靠政府及其部门财政分配中的渗漏生存、依附于政府的形式上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这“官”与“商”之间,既是经济法人主体之间的关系(买方与卖方),又是自然人主体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的强关系)。

      (二)乡镇干部家属上升流动的“三步走”与新官商的来源

      要想弄清乡镇新官商的真正来源,必需先了解乡镇干部家属上升流动的“三步走”。

      1.乡镇干部家属上升流动的“三步走”

      据笔者研究,乡镇农村“半边户”中的干部家属,随着该干部的上升流动,其上升流动也呈“三步走”。所谓“半边户”,即是指夫妻二人中,一方在体制内,是干部(或工人),而另一方则是农民;一个从事农业生产,另一个则从事非农业生产。其主要区别在于二人的户籍身份不同,一个是城市户口,而另一人则是农村户口。当该干部仅只是个普通干部时,也即是其掌握的权力和资源不够养活其家人时,这时该干部家庭是典型的“半边户”:一人在乡镇中当干部,另一人则在农村中种地(从事农业生产),这也是“半边户”的起步阶段。

      干部家属上升流动的第一步:“脱农”。当该干部在乡镇工作中初步站稳了脚跟,这时,其家属就会随之实现向上流动的第一步——“脱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他仅仅只是脱农,但并未脱产,因为该干部的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养活全家人,他们需要从事一些非农工作来补贴家用。如开个商店、做个早点什么的。

      干部家属上升流动的第二步:“脱产”。经过几年的积累和努力,当该干部具备了一定的实力而当上了管理区书记、以及正副乡镇长、乡镇党委正副书记的时候,这时的“半边户”干部家属也就随之实现其上升流动的第二步——“脱产”。当然,什么时候“脱产”视该干部的官阶级别和家庭负担而定,官阶级别低,家庭负担重,如孩子多、老人多病等,则脱产的起始时间会晚一些;官阶高、负担小,则“脱产”的起始时间会早一些。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干部家属的脱产一来可以方便该干部的调动,因为乡镇级干部是要在全县(区)范围内相互交流与调动的;二来也由于该干部具备了足够的权力和资源来养活全家而不需要其配偶的工作收入,并让其加入乡镇干部家属的“待业群体”中,在进入体制内的大门口排队,成为该干部的“实际困难”,增加进入体制内的筹码。当然,这一“脱产”阶段也是短期的,它不会拖延太久。

      干部家属上升流动的第三步:“再就业”。一旦当上了乡镇级的干部,无论是外调,还是留任在本地,其能量、权力、资源也就随之多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和努力,其配偶的工作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与第一步“脱农非脱产”不同,这次“就业”是在体制内进行的,一般安排在乡镇的事业部门,但只是挂职拿工资而并不需要真正的工作。至此,这个“半边户”家庭也随之消失了,因为其配偶也已经进入了体制内。

      2.乡镇新官商的来源

      谈了半天“半边户”,它与乡镇新官商的来源有何关系呢?二者关系很大。与乡镇干部家属上升流动的“三步走”相对应,农村乡镇新官商也有三个主要的来源:

      (1)乡镇“半边户”干部的家属(或者说配偶)本人。如上所言,在一个“半边户”家庭中,随着这个体制内干部的脱农化,其家属也随之脱农化,但在众多乡镇企业及其市场并不发达的乡镇中,这些“脱农而并未脱产”的干部家属从事何种“生产”?她们(他们)先前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对于其从事非农工作并没有一点经验积累可言,知识和技术的储备就更不用说,但她们(他们)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与乡镇干部之间存在前文所说的“强关系”,具备了新官商的条件,所以,她们(他们)多从事新官商工作,是乡镇新官商的一个重要来源。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半边户亲属。在近些年的农村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引起了社会各个层面的高度关注。与乡镇干部家属上升流动的第二步相对应,当这些干部家属(配偶)脱产后,其所经营的“官商”业务,往往由与该干部拥有“次强关系”的亲属所取代,他们往往是农村产生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在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关系取向”的作用下,直接转移到了乡镇“新官商”这一似是而非的市场经营中来了,这是乡镇新官商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显然,这里有一种“鸡犬升天”的痕迹。

      (3)乡镇事业单位萎缩合并后的下岗职工。乡镇事业单位的萎缩与合并是当前农村乡镇改革的主流动作,这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但如果该乡镇保持“只出不进”的政策,即关闭新人进入该部门的渠道,而保持老职工(甚至是中老年人)自然退休(提前退休)这一渠道畅通的话,在乡镇是产生不了多少下岗职工的。而与乡镇干部家属上升流动的第三步相对应,这些干部家属的“再就业”就对部分正式人员产生挤压,部分体制内人员被抛出体制外,成为下岗职工。由于这些下岗职工在乡镇工作多年,其家属也大部分“脱农化”,到乡村从事农业劳动是再也回不去了,因此,他们往往在体制的边缘徘徊,借助其在乡镇工作期间与其它干部的友谊及建造的部分“次强关系”(一般由婚姻关系维持,且在其工作后才得以建立,但当时并非抱有任何工具性目的,因为在乡镇中相互介绍对象是很正常的事,且由于乡镇干部交往的圈子只有那么大,干部亲属自然就是一个重要的供给源,如姨妹夫关系、妻兄弟等),从而沉淀在乡镇中成为新官商。

      (三)乡镇干部内部的社会交换网络——新官商的实质

      鉴于乡镇干部之间存在一定的等级性,乡镇的责任领导与乡镇的普通干部之间是有差别的,乡镇责任领导与普通干部、以及普通干部与普通干部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作一定的区分是必要的。

      1.工具性交换:乡镇责任领导与普通干部之间

      对于一个乡镇的主要负责人来说,很多事情是明显的,他只要做出一个亲属回避的规定,或者是采用招投标制度,这一切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免吗?他为什么不这样做?或者说他这样做的成本和收益各是什么?下面我们来考察一下它的实质。

      在乡镇一级中,在组织体制上是科层制,但主要负责人(包括正副书记及正副乡镇长)仅有上级赋予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需赢得中层干部的支持,赤裸裸的行政权力是寸步难行的,因此,干部与干部之间就发生了社会交换,中层干部们为了家属的经济利益,会找乡镇的主要负责人签字领款,严格地讲,这种账目是很难报销出来的,拒绝签字也实际上是乡镇领导避免财政亏空的最后防线。但在这时候,出面找乡镇负责人签字的往往不是注册的法人代表——新官商本人,而是其所依附的“官”,在这种情况下,乡镇负责人没有回避的空间。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拒绝签字,这意味着将失去自己在干部群体中的权威,不利于自己开展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乡镇负责人失去的不仅仅是某个干部的支持,而是整个干部群体的支持,因为大部分干部都有类似的要求,对其中的某一个干部说“不”,就意味着将大多数干部拒之门外,该负责人的“不够意思”就会被所有类似要求的干部们知道,一旦名声在外,工作中用人就会被动;而不拒绝签字,就意味着集体利益的损失,因为一旦开了“口子”就很难收拾,其他人都会效仿,集体经济将蒙受巨大损失。

      目前,由于我们实行的是乡镇领导的任期制,因此,为其签字报销是短期利益,拒绝签字报销是乡镇的长期利益;前者为责任领导的个人利益,后者为乡镇的集体利益。因此,理性的乡镇领导个体都会选择前者,虽明知其发票内有水分,但还是会签。这时,实质上的社会交换就发生了,乡镇责任领导付出的是乡镇集体的财政资源,换回的是个人威性的增加和工作的方便;新官商依附的“官”们付出的是个人对乡镇责任领导的服从,换回的是与自己有强关系的新官商的经济利益。

      另外,从目前乡镇责任领导的来源上看,很多乡镇责任领导都是本地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在其成长的过程中,绝大多数都参与过新官商的交换网络,甚至自己的很多强关系亲属仍然是本乡镇的新官商。所以,从这一层面上来看,乡镇责任领导与普通干部之间的关系是二者将社会交换工具性使用的结果。

      2.互惠性交换:普通干部内部的交换网络

      不仅在乡镇责任领导与普通干部之间存在交换关系,普通干部与普通干部内部也存在大量的交换关系。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新官商,如果仅仅靠其所依附的一个官员为其“创造”市场的话,这样的交易太明显,实际的情况是,这些新官商所依附的官员们往往实行一种“换背抓庠”的办法,即你照顾我的店子,我光顾你的店子,其实质是相互之间交换利用手中的权力变向为自己所指向的新官商创造市场和利润。在乡镇街坊这个熟悉的社区中,谁开业?有何背景?他依附的人是谁?等等,这些情况对于所有的乡镇干部来说是再清楚不过了。

      不仅如此,对于普通干部们来说,每个店子所依附的那个干部与自己有何关系?对自己的业务及前途有何影响?我应不应该照顾这个店主的生意?等等这些问题,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内在的尺子。当然,同是这把尺子,它也造就了新官商开业的赢利预期,开业之后,一切都会按预期的来。

      可见,乡镇干部群体内部的工具性交换和互惠性交换形成了当前农村乡镇干部群体内部的第二重网络——利益交换网络。干部群体网络内部进行交换有两个好处:其一,实现了亲属回避。单个人创造市场养活一个新官商太过于显眼,由多个官员化整为零相应地要安全得多。其二,如前所述,乡镇领导实行的是任期制,责任领导与普通干部之间的交换需要一定的信任机制方能实现二者之间的交换,而信任机制的建立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两年,这就意味着在没有建立足够的信任机制之前,新官商们是不能经营的,但我们知道,新官员们并没有因为乡镇责任领导的个别变动而终止其经营。这是因为,干部之间的交换网络形成了一个干部利益共同体,这一共同体非常坚固,它是乡镇的硬核所在,正是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使新上任的乡镇责任领导不敢去碰这个高压线,因而也不可能损害新官商们的利益,可见,干部内部交换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实际上变成了新官商们对付乡镇责任领导人事变动的有效机制。从这一层面来看,由新官商造成的干部群体内部交换网络,除了经济利益这一层目的外,它还是乡镇干部内部关系网络的有效维护机制。

      所以,新官商的存在不仅仅是经济目的、而且还是政治目的的产物。

      三、权力派系网络:外部力量的强化

      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社会冲突对群体具有内部整合的功能。如前所述,由于乡镇干部是轮换制,即乡镇的主要负责人在区县范围内相互调动,这些人往往成为乡镇干部关系网络的潜在威胁者。因此,这潜在的或者说外显的冲突就将乡镇的干部群体划分为两个网络群体:本土派系网络(主导派)外来派系网络(边缘派)。其特点可见下表:



      本土派系网络包括乡镇干部的绝大部分,这一网络处于乡镇的主导地位,其成员的团结程度相当的紧密,且由于这一网络工作、生活的地域相对稳定,网络结构也呈现出相当的稳定性。外来派系网络主要指外面新调入的领导、精英的吸纳与联盟的剩余等。与本土派系网络相比,在农村乡镇中,外来派系网络的规模一般都非常小,且往往居于乡镇的边缘地位,群体内部由于成员稳定性低、流动性大,网络内部难以建立持久、稳固的人际联系,进而导致其内部成员关系的松散化,网络本身也随着网络关键成员的调动而自生自灭,而称其为网络主要是为了和本土派系网络对称。

      网络既是一种组织方式,它同时还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我们知道,乡镇干部加入乡镇干部关系网络的主要目的是因为这一网络能给其成员带来超常的利益,乡镇关系网络既然能给网络成员带来超常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那么这超常的利益从哪里来?这些超常利益一定有它的应得主体。

      在乡镇干部这一密不透风的关系网络的运作下,这些应得主体往往并不一定知道其应得的利益或权利被转移。但同作为乡镇干部的外来派系的成员却很可能知道这其中的内幕。因此,外来派系网络是本土派系网络的最大威胁者。社会冲突理论认为,冲突的存在有助于建立和维持群体的身份和边界,并维护群体与周围社会环境的界限。因此,在乡镇街坊范围内,本土派系网络与外来派系网络的边界非常清晰。

      虽然,外来派系网络的成员可能知道本土派系网络内部的一些违规行为,但作为一个理性人,他们往往不会选择真正去揭露该网络内部的某些灰色交易,因为这些东西很多是乡镇的长期利益,是他个人任期内很难解决的问题,加之在乡镇的边缘地位,仅凭外来派系网络成员的力量是根本撕不破本土派系网络这张大网的。同时,由于整个乡镇干部群体基本上结成了一个大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后果是很严重的。因此,他们往往会选择与这个网络的融合或交换,以实现自己的短期利益。

      然而,不管外来派系网络的成员有没有撕破本土派系网络的打算和实际行动,对于本土派系网络来说,外来派系网络永远是本土派系网络的最大威胁者,W ·托马斯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如果人们认为一种威胁是真实的,他们就可能得到相应的实际结果。”④如果本土派系网络成员认为外来派系网络的威胁是实在的,虽然在现实中外来派系网络并没有那样做,这种威胁对于本土派系来说就是真实的,这些后果之一就是本土派系网络内部团结的增强。

      四、网络的交织

      在当前的农村乡镇干部群体中,姻缘关系网络、利益交换网络以及权力派系网络这三重网络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重叠与交织在一起。与此同时,由这三重网络交织和重叠而形成的乡镇干部内网又与以乡镇外部成员为主而结成的外网相互交织,从而为内网提供资源和能量,并增加内网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一)农村乡镇干部内部三重网络的重叠与交织

      乡镇社区之所以是一个成员之间彼此熟悉的公共空间,是因为乡镇干部的规模不大,而在这个规模本来就很小的空间中,存在姻缘关系网络、利益交换网络和权力派系网络这三重网络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三重网络的成员具有很大的同质性,即多个乡镇干部同时是这三重网络中的两个或三个的成员,从而使这三重网络交织与重叠在一起。不仅如此,这三重网络的成员几乎囊括了全体乡镇干部,也就是说,乡镇干部内部的三重网络剩余很少,因此,乡镇干部内部的三重网络掌握了乡镇的绝大部分资源和权力。由于这三重网络的重叠度很高,并且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使得乡镇干部之间形成一种超稳定结构。



      (二)内网与外网的交织

      虽然乡镇干部的内部网络垄断了乡镇的基本资源,但毕竟乡镇的资源有限,仅仅依靠这些资源不可能使众多的乡镇干部得到发展,作为内部网络成员的乡镇干部还须到这一网络外面获得资源。

      因此,乡镇干部网络的成员还同时是其他网络的成员,与乡镇干部的内部网络相对称,我们将乡镇干部所参与的、除内部网络以外的其它网络称为外网。内网所提供的资源对于乡镇干部群体来说,是一种同质资源,它不能为内网成员提供单独发展的机会,恰恰相反,内网有一种使资源在网络成员内部平均化的功能。与内网不同,外网给乡镇干部带来的资源是高度异质的,发挥的功能也因不同的网络而异,因此,在竞争空前激烈的现代社会中,它对于乡镇干部来说相当重要,每个乡镇干部都在构筑着自己的、与内网成员异质的外网。很多乡镇干部在行政级别以及再分配权力上虽然比较低,但由于其背后有网络外面的资源获取,其在乡镇街坊中的地位也不完全按照行政级别的高低或再分配权力的大小而排列。这些外网虽然有很大的异质性,但由于它们与内网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此,它们自身之间也相互交织在一起(见下图)。在这众多的外网中,除了乡镇内部有限的横向网络外,它还有包括联结县、市、省甚至于中央级人员在内的纵向网络;如果说前者是同一平面上的话,后者则已经完全将这一外网立体化了。



      从上图可以看出,外网的规模有大有小,而且它们对内网的渗透程度和范围也各不相同,增加了内网的网络致密度。虽然从外网吸取资源是内网与外网联结的主要目的,但不难看出,外网与内网的相互交织,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内网稳定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从外部撕破这张大网的阻力和难度。

      五、农村乡镇干部内部网络的主要特点

      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方式,乡镇干部的内部网络有效地将乡镇干部群体组织起来,与正式的乡镇行政组织方式相比,这一组织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网络巨大、高效的动员能力

      我们知道,乡镇行政组织这一正式组织它是系统性的(systemic),而乡镇干部内部网络这一非正式组织却是网络性的(network-like)。系统性组织内部的联系机制是分工基础上的合作,且绝大部分是按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制方式组织的,即分科执掌、分层负责的纵向模式。因此,对于特定的组织任务,一般都是由专门的部门或专人负责处理,可见,这一组织模式对于大规模组织是非常有效的,并且可以发挥专业化的特长,但也应注意到,当这相关部门或主要负责人不能处理某些事务或出现问题时,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从而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而网络结构则不同,在网络内部是一种相对未分化状态,加上网络成员的同质性特征(网络成员的基本同质性是网络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对于某一特定的任务,可以有多人来完成,因此这一横向的平面结构就可以避免组织目标实现上的功能缺失状况的出现,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特征决定了其组织规模不可能太大。

      从乡镇这一地域来看,结合以上的分析,它显然不具备大规模组织的特征,网络结构更适合这一场域中的主体,这可以说是乡镇干部内部关系网络优越于乡镇行政组织的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由于乡镇的干部网络经由一种自发的机制生成,是建立在所有网络中的干部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一种非正式组织,因此,它动员网络成员的方式是一种利益引导的方式。不仅如此,我们知道,乡镇干部内部的这一网络是相当稳定和坚固的,这一点很重要,它能给网络成员一个准确的预期,使他们为之努力的潜在利益看得见、摸得着,因此,它能充分发挥网络内部干部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调动一切可利用资源为网络和自身的利益服务,而利益的实现又进一步加强了干部们对网络的信任度。可见,这一非正式的组织方式的动员能力是巨大、高效的。与其相反,乡镇正式的行政组织可以说是一种外部强加的组织方式,它动员乡镇干部的媒介物是政治权力,因此,它具有很大的被动性,而且乡镇干部们在这一组织中只能获得有限的利益,较大利益的实现(如提升等)过程中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如政策的改革、上级人事的变动等,乡镇干部们的利益预期也就不是很可靠,所能做的只是消极的等待。这种消极被动的状态,决定了乡镇行政组织这一组织方式不可能发挥干部们的主观积极性,其动员能力和效率也因此而大大受到限制。

      (二)网络组织与行政组织的互动

      由于乡镇干部的内部网络将绝大部分乡镇干部“网罗”其中,而且还有很大的外网支持,这一组织与乡镇行政这一正式组织也就具备了可比性。由于乡镇资源有限,二者必有相冲突的地方,这就存在一个谁主谁次的问题。我们知道,乡镇主要干部实行任期制,人事变动也很频繁,虽然乡镇干部内部的网络是一个动态的网络,但这种人事变动所带来的往往是网络中心成员的更换,这种更换也往往会导致网络动员能力和整合能力的暂时下降;与此相反,乡镇正式的行政组织由于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权力结构稳定、责任和义务明确,其动员能力不会因乡镇的人事变动而受到损害。因此,在乡镇人事变动的初期,乡镇行政这一正式组织方式也就突出到决定乡镇事务的主导地位上来。

      虽然正式组织的人事变动不可避免,但为了保持政策和治理的连续性,上级正式组织又要保证乡镇主要干部人事安排上的相对稳定性,一旦人事变动结束,乡镇干部的内部网络就会运动起来,通过对内协调、对外吸纳与联盟等方式,形成新的网络中心,从而恢复该网络的动员能力和整合程度。

      可见,经过一段时间的网络运动,乡镇干部内部的网络又会回到决定乡镇事务的主导地位上来。从这里也不难看出,乡镇干部的内部网络与乡镇正式的行政组织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

      (三)行动取向的内在性与乡镇正式组织目标的实现

      内生于乡镇正式行政组织内部的干部网络,网络成员共同利益既是其成员的基础,又同时是网络成立的目的,因此,这一网络的所有行动将以该网络内部所有干部成员的利益获得为行动的准则,有利于其网络成员利益实现的行动,就能充分动员该网络的成员,不利于其网络成员利益实现或违背其网络成员利益实现的行动,不仅不能充分动员该网络的成员,还会受到网络成员的抵制。因此,当乡镇行政组织这一正式组织的行动目标与乡镇干部内部网络这一非正式组织的行动目标相一致时,即乡镇组织行动有利于乡镇干部网络成员的利益实现时,正式组织就能通过潜在的非正式网络组织、动员到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达到乡镇行政这一正式组织的目标;而当乡镇这一正式组织的行动目标与干部内部网络的行动目标不一致时,乡镇行政这一正式组织就不能通过乡镇干部内部网络这一组织动员到足够的资源、甚至于受到该组织的抵制,很难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正式的组织目标。

      六、乡镇干部内部网络的破解

      农村乡镇干部中存在的三重网络虽有其利,但其危害可想而知,在此我们先搁置不谈。

      既然它的存在能造成巨大的危害,我们就要想办法撕破这张关系大网。显然,由于以上三重网络的存在,这个网络是相当封闭和坚硬的,所以,除非将整个网络删除(这样做既不可行,又不可能,因为乡镇干部内部的网络还与外网相互交织),否则从外部来破解这个网络在当前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比如无数次见诸报端的、上面下派的工作组(外部)进驻乡镇(内部)整改,要么无功而返,要么是工作组前脚走后脚就死灰复燃。因此,要想撕破这张密不透风的在网,还得将该网络内部的矛盾作为突破口,充分利用矛盾,才有可能将这张大网撕破。

      (一)随网络增大而提高的网络维护成本决定的网络消退

      网络是需要维护的,否则很难继续为网络成员带来利益,而网络的维护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

      一般来说,网络维护的成本,随着其规模的增长,网络内部成员间的关系数量不是一种直线式的增长,而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着,而网络本身就体现为网络成员间的各种关系,因此,其维护成本也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而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增长着。显然,在网络规模增长的过程中,网络的维护成本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新增网络成员带给网络的利益和资源。

      与此同时,网络成员的加入除了手中掌握一定的再分配权力这一条件以外,再没有别的准入条件。既然乡镇内部的干部网络能给其成员带来如此丰厚的收益,这一网络本身对于网络外部的成员来说,就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要求加入该网络的非网络成员也会很多。从理论上讲,在没有相应的硬性准入条件约束的情况下,该网络的规模会无限扩大。

      然而,中国农村乡镇干部内部网络实际上并没有无限制地扩展,这主要是由于前述的网络维护成本的存在。一般来说,当一个网络的成员从该网络中所获得的收益小于其所付出的网络维护成本时,该成员就倾向于退出该网络。这里就存在一个网络的临界规模问题,这个临界规模值就是该网络的成员所付出的网络维护成本与其从该网络中所获得的收益相等时该网络的规模。必需说明的是,这一网络临界规模值并不是一个定值,它会随着该网络所能动员的乡镇资源的多少及乡镇成员的异质性、熟悉性程度而上下浮动,也就是说,该网络所动员的乡镇资源越多(与乡镇本身所拥有的资源直接相关),其网络临界规模值就越大,该网络所能动员的资源越少,其网络临界规模值就越小;乡镇成员的异质性越高,熟悉性越低,其网络临界规模值就越小,异质性越低,熟悉性越高,其网络临界规模值就越大。

      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网络维护成本的增长速度要远大于网络的收益增加速度,当网络规模超过了网络临界规模值后,新网络成员增加的维护成本将远大于网络成员增加所带给既存网络的收益,即经济学里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问题。我们知道,在经济学中,厂商会自动减少其产量,以维持边际收益大于或等于边际成本。但毕竟人不同于机器,人与人之间有相互制约性,如前所述,农村乡镇干部内部网络的加入没有非常严格的准入制度与标准,网络临界规模值也只是在理论上和事后存在,在实际中并没有办法事先测量出来,用以预防网络规模的过大化,这样,乡镇干部网络就很容易超过网络临界规模值,而一旦网络规模超过了网络临界规模值,缩小网络规模在实际上并不可能如厂商减小产量那样开除部分网络成员,因为进入了该网络后,他就与所有的网络(或者说绝大部分)成员建立了关系。所以,网络规模超过了临界规模值的唯一后果就只能是该网络的崩溃。

      理论上讲,当该网络成员所付出的网络维护成本高于网络所能给其成员带来的收益时,即使没有外部力量的干涉,该网络也会自行崩溃。目前,由于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农村乡镇干部内部网络虽然其所能动员的乡镇资源比较多,但由于其乡镇成员的异质性比较大、干部群体内部的熟悉性程度比较低,其网络规模已经接近或超过了该网络崩溃的临界规模,而在中国中部及西部地区的农村乡镇中,由于人员关系相对来说还比较简单,虽然干部网络所能动员的乡镇资源比较少,其网络规模还没有接近网络崩溃的临界规模,因此,这些地区的干部网络还在进一步的扩展之中。



      (二)过度攫取对网络的破坏

      乡镇干部形成的这三重网络,对于网络内部的所有干部及其亲属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地域性和领域性的公共产品。众所周知,对这一网络的过度利用是公共资源的共性。

      在网络的规模还很小的时候,网络成员的任何行动都暴露在所有网络成员面前,因此,网络对其成员的结构约束也很强。而当网络扩大到一定的规模以后,由于个体交往的精力限制,每个成员不可能与网络中所有的成员都非常熟悉,这一较大的社会距离(而不是空间距离)就产生了网络成员在该网络中的私密空间,它是网络结构约束的盲区。而在这一私密空间中,网络成员的经济人本色将就会凸显出来,从而使网络遭受过度的攫取。如上所言,网络如果遭受过度的攫取而不实施与攫取等量或大量的维护的话,该网络将逐渐走向衰败,这是乡镇干部内部网络崩溃的另一来源。

      (三)内部的分化导致的网络内部矛盾

      众所周知,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来就不是对等的,网络内部各成员间的距离也一样,因此,分化是任何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特征。当网络规模扩大后,网络成员间社会距离的分化就会在网络内部形成一个个相互并列的网络中心,每一个中心都由一个核心成员和几个边缘成员组成。我们知道,“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在乡镇街坊中,这一假设仍然成立,因为乡镇的资源毕竟是非常有限的,而如前所言,乡镇干部内部网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分配乡镇资源,它也是乡镇干部加入这一组织的主要目的之一,乡镇干部内部网络中存在的多个中心在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就不可避免,这必然影响网络内部的沟通和合作,从而形成对网络整合和网络凝聚力的威胁。而网络的团结和有效沟通是网络存在的基础,只要这两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出现问题,就会导致网络吸引力的下降,网络也就随之崩溃。

      注释:

      ①徐晓军:《城乡互补的填充养老模式探讨》,《人口学刊》2001年第4期。

      ②详细论证参见徐晓军:《新官商:强关系背景下的乡镇财政流失》,《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4期。

      ③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官商》,《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④[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第93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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