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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东莞、惠州、梅州调查

      内容提要 对广东省东莞、惠州、梅州三地的农村金融供求状况的调查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三农”问题的表现形式就不同,金融需求也不同。针对日益增长的三类不同的金融需求,两类金融供给的缺口明显加大:正式的金融安排越来越难以满足金融需求,非正式金融安排的发展又受到遏制,由此产生了金融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错位。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安排农村金融供给,因地制宜地调整农村信用社的地位,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将更切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

      农村经济远比城市复杂。同样,农村金融需求与供给的复杂性,相对于城市部门也要大得多。比如,农村金融需求主体有居住分散、收入低下、生产有明显季节性、单笔存贷款规模小、生产项目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比较大、缺乏必要的担保与抵押品等特点,这决定了农村信贷服务的风险较大(J.D.冯匹斯克,1990; Hoff和Stiglitz, 1993; Yaron等,1997)。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农贷的整个申请、获得、使用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和不利选择问题突出,产生信用风险,农业的自然依赖性也导致信贷的地区风险较大(Meyer, 2001)。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及交易成本问题,规模相对较大、以盈利为目的的正式金融机构,往往不愿向经营规模小、缺乏信息透明度、抵押品不足的农村提供信贷服务(Berger和Udell,1999)。

      农村金融供求还有多样化、不平衡、阶段性的特点,各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平衡是一个基本特征(周立,胡鞍钢,2002;周立,2004)。为获取现实资料,摸清各类农村地区金融供求的具体状况,我们选择了广东省东莞、惠州、梅州三个发展程度差异明显的地区作为调查点,以使地区研究更具有全国代表性。

      一、调查设计

      (一)农村金融供求分类

      与“三农”问题相对应的是三类农村金融需求:(1)农民生活需求,指农民日常消费、临时性消费和大项消费(如婚丧嫁娶、建房、子女教育、医疗等)对资金的需求;(2)农业生产需求,指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于资金的需求;(3)农村发展需求,指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对资金的需求,包括道路、水电、通讯、娱乐、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学校等建设需求。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金融供给,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正式金融安排,一类是非正式金融安排。正式金融安排是通过国家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基金会、典当、租赁、信托等正式金融机构和扶贫贷款、粮食贷款、希望工程等自上而下的资金扶持给予农村的资金。非正式金融安排则是通过民间借贷(含亲友借贷、灰色借贷、高利贷等)、合会组织(含转轮会、标会、抬会、写会等)、集资(生产性集资、公益型集资、互助性福利集资)、私人银行(钱庄)、互助会、储金会及其他信贷代理机构等民间渠道获得的资金供给。

      (二)调查方式

      在社会研究中,技术性指标的信度和效度存在冲突,使用多种方法测量可以有效应付这种两难(巴比,2000),对于情况十分复杂的农村金融而言,访谈方式效度较高,问卷方式则会提高信度。所以我们结合这两种调查方式,使之互补。访谈和问卷调查对象都设定为农村信用社、村组干部和农户。访谈和问卷都是半结构性的,以适应不同地区的情况。以村组干部和农户作为农村金融需求的主要调查对象,前者能提供农村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建设等农村发展性金融需求的信息,后者能提供农业生产性和生活性金融需求的信息。以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金融供给的主要调查对象,并从当地的中国人民银行获得更全面的当地金融供给数据,从对村组干部和农户的访谈中印证金融供给的数量与结构。

      (三)被调查地区

      为了使调查结果具有普遍意义,调查样本要有代表性。我们选择的东莞、惠州和梅州三地,发展水平差异十分明显,基本上处于中国发达、中等发达和欠发达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标准,三地分别处于中等收入、中下收入和低收入水平。

      二、调查内容

      (一)三类“三农”问题

      (1)发达地区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村发展问题。在发达的东莞地区,由于农民生活多已步入小康状态,农业的小部门化状况十分明显,“三农”问题主要体现在城镇化问题上。(2)中等发达地区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农业生产问题。在中等发达的惠州地区,农民温饱问题一般早已解决,基本消费需求都能满足。但由于公共积累不足,发展程度不够,城镇化进程暂时还无力实现。农民主要在农业部门就业,农闲时打工补贴家用。进一步壮大农村经济实力,还需要对农业进一步扩大投入。(3)欠发达地区的“三农”问题主要是农民生活问题。在欠发达的梅州地区,农民的生活几乎处于维持温饱水平,大项消费支出存在一定困难。

      (二)三类金融需求

      与三类“三农”问题相对应,有三类金融需求

      1.发达地区农村的主要金融需求——农村发展需求。作为发达地区的东莞,农民的就业和收入来源事实上已经非农化,生产和生活都基本上自立,农业不占重要地位,并且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经营,农村的金融需求就主要表现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这类走向城市化阶段的需求了。

      2.中等发达地区农村的主要金融需求——农业生产需求。在一些传统农业区(如惠州),农业生产有较大优势,依托农业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已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农村的金融需求也就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需求了。农民普遍解决了温饱问题,子女教育、婚丧嫁娶等大项支出也基本上能够自足,所以农民的借贷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上。中等发达地区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性消费已可以自给,部分农民生活上存在一定困难,靠亲友借贷基本上能够解决。要想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还得靠农业生产。至于农村发展所需资金得靠农业发展和加工企业的兴起推动。农业生产型需求的特点是资金需求分散,季节性强,还款来源明确,但不太稳定。

      3.欠发达地区农村的主要金融需求——农民生活需求。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多数如同梅州农民一样,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由于手头的现金不敷应付大项和临时性支出,他们的金融需求主要体现在消费性需求上。农户家庭虽然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在大项支出和临时性支出能力上存在明显不足。由于消费性金融需求难以通过正式金融渠道满足,民间借贷在欠发达地区相当盛行。农民生活型需求的特点是金额大小不定,资金需求极为分散,临时应急性强。由于用于消费,还款来源缺乏保障。

      (三)两类金融供给

      1.正式金融安排。在正式金融安排中,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是最主要的3个金融机构,其他金融安排无法发挥经常性作用。

      我们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农民储蓄与借贷结构比较,发现号称农业大国的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20世纪90年代的调查显示,虽然政策上不许民间办金融机构、吸纳储蓄(这使得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吸纳的农村储蓄占到了80%以上),但农民真正有了金融需求后,多数情况下(仍占60%以上)仍然只能靠私人借贷。私人借贷占大部分比重的事实表明,农村金融发展是受到严重抑制的,农民之所以将大部分资金存在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其他被允许的储蓄和投资渠道,被迫存放在官办金融机构。同时,正式金融机构在农村发展过程中更多扮演的是“抽血”的角色,加剧了农村金融供求的失衡,妨害了农村发展的资本积累。

      即使从金额上看,农村居民的储蓄也大部分流出了农村。由东莞市虎门镇、惠州市惠东县梁化镇和梅州市梅县梅西镇农村信用社的数据可见,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的贷款占其存款比重并不高,虎门镇农业贷款比重很低,占贷款余额的比重为24%,占存款余额的比重为13%。梁化镇农业贷款比重较高,占贷款余额比重为66%,占存款余额的比重仅为55%;梅西镇农业贷款占贷款余额的比重为33%,占存款余额的比重为15%。如果计入农户小额信用联保贷款,并将工商业贷款全部作为农民生产用途看待,涉农贷款占农民提供的存款比例也较低,梁化镇为75%,梅西镇为39%。虎门镇的工商业贷款金额很大,大约是农业贷款的3倍,但基本上不再与农业相关。

      但不管怎样,农村信用社也是农村信贷资金最主要的供给者。到2002年底,虎门镇的农业贷款84%由农村信用社发放,梁化镇为83%,梅西镇则全部由农村信用社发放。当我们问农民有资金需求向谁借贷时,多数农民都回答向农村信用社借钱。相对于其他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身负支农任务,在经营理念、信贷种类和实际支持额度上,都更接近于农村实际需要。农村信用社几乎成为农民能够从正式金融组织获得融资的惟一金融机构。

      2.非正式金融安排。在农民的金融需求中,生活性融资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家庭积蓄并不很多的欠发达地区,生活性融资需求占了金融需求的大部分比重。而正式金融机构不可能提供生活性融资,非正式金融安排的形式和发展规模又受到严格的限制,致使农村地区民间借贷较为盛行。

      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还是90年代,中国农民的借贷活动大部分是在民间通过私人借贷方式进行的。由于正式的金融安排几乎排斥了农民最主要的融资要求——生活性融资,使得经济上普遍并不富裕的农户在面临大项消费和临时性支出时,仍然只能求助于非正式的金融安排。30年代农民可以通过典当行、私人钱庄、商店和私人等多个渠道满足这种生活性融资需求。但在90年代,他们的渠道就只剩下一个——私人借贷。农民的借贷一开始主要在亲戚朋友间进行,绝大部分是无息的。但伴随市场观念的深入和消费额度的不断提高,借贷金额开始加大,亲友间的人情借贷开始减少,借贷开始付息,并逐渐高过了金融机构的利率。强大的市场需求和高额的利润,使得类似于30年代私人钱庄的个人组织和各类合会的相互融资安排在各地兴起。而且,这些年利息逐步攀升,专门从事私人借贷的融资者也在当地出现。

      (四)金融供求结构动态变化

      实际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村金融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是不同的。在传统农业阶段,农村金融需求以农户生活性和小规模生产性金融需求为主,金额小,自偿性差,难以通过正式金融安排满足,一般通过民间借贷等非正式金融安排满足。正式金融安排的小额信贷,也带有较强的补贴性质。在工业化阶段,农村金融需求主要体现为农村工商业发展和农产品加工需求,资金投入较大,金融需求量也较大。此时,需要工商信贷以满足大额资金需求,同时,需要民间信贷和小额信贷以满足临时周转性资金需要和生活需要。在农村发展进入城市化阶段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占据了主导地位,金额要求很大,此时,民间金融已远远无法满足资金需求,渐渐不占农村金融供给的主导地位,而工商信贷和基建贷款占据了主要地位。

      而对三地金融机构的调查则表明,农村金融供给在结构上呈刚性,在数量上则是相对甚至绝对萎缩的。由表4(略)可见,从1990年到2002年,三地的金融供给结构在主体上没有很大变化,只不过各金融机构融资重要性的位次有所变化*。比较突出的变化是,昔日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供给的地位大幅度下降。在虎门镇,中国农业银行相对地位下降;在梁化镇,中国农业银行2002年末贷款余额仅为1990年末的76%,不足同期农村信用社贷款的40%;在梅西镇,中国农业银行则完全退出,而1990年该行在当地的贷款占80%。正式金融供给的刚性甚至绝对萎缩,使得非正式金融安排在农村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市场利率也逐渐发挥了作用。民间借贷逐渐由无息走向有息,由低息走向高息,合会组织和私人钱庄在农村金融市场中仍“顽强”地存在着。这一切表明,由于正式金融安排越来越难以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变化,民间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价格(利率)越来越高,这反映了金融管制下资金稀缺性的增加使得高利贷的出现难以避免。从农村金融供给的总量上看,农村资金的非农化趋势也比较明显。1990年虎门镇的农业贷款占10.7%,到2002年则下降到2.3%;梁化镇由于是农业大镇,农业贷款有明显增加,由1990年的56.6%增加到2002年的84%*;梅西镇的农业贷款则明显萎缩,贷款从1990年的51.9%下降到2002年的46.1%,而且,贷款总量竟然也从605万元下降到572万元。

      可见,伴随农村发展程度的加深,在农村金融需求大量增加的情况下,农村金融供给在结构上则是刚性的,在总量上则是相对甚至绝对萎缩的。这种供求结构的错位,使得农村发展的深入和“三农”问题的解决面临很大的挑战。

      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农户的金融需求由于多属于生活性融资和农机具购买等小额生产性融资,自偿性相对较差,所以主要靠自我资金积累。资金有缺口时,主要的金融供给渠道就是民间的借贷和小额信贷。由于正式金融安排难以满足小额信贷需求,民间借贷就占了主流。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民间借贷就越盛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了这一规律。

      由表5(略)可见,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莞,民间借贷金额仅有11.6亿元,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茂名和湛江,民间借贷金额却为东莞的4.7倍和2.2倍,而且贷出去的款项大多没有担保和抵押。该项调查还表明,虽然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大多是自有资金,但10地区仍有19亿元的借贷资金是借来的。由此可见,职业的民间借贷者实际上已经存在,他们一方面吸纳储蓄,另一方面对外借贷。这反映了一个现实:正式金融机构无法满足民间金融需求时必然会有民间金融安排出现。而民间借贷的高风险性,使得风险补偿——利息率攀升,出现高利贷、私人钱庄等地下金融现象。在没有相应的政策规范条件下又加剧了农村金融风险。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农村金融供求状况的调查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广大的农村,农村金融需求难以通过目前的金融供给得到满足,农村信用社在每个地方发挥的作用也并不一样,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性融资需求仍然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调查结果隐含了如下政策含义:

      1.应面向农村金融需求进行农村金融供给结构调整。今后农村金融的发展应按照由金融需求决定金融供给的原则,进行一系列的农村金融供给结构调整。对于贫困农民的生活性融资需求,主要应依靠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进行解决,辅之以专项扶贫资金和民间借贷。对于农业生产性资金需求,则应安排或调整相应的政策性融资安排。对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发展性资金需求,则应通过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来规范发展农村地区的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

      2.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发展中的地位要因时、因地而宜。在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事实上已经商业化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因此也就无须再有“支农主力军”的头衔,可以组建为地方性商业银行,不再冠上名不副实的“农村信用合作”之名。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确实需要发挥“支农”作用,但面对高度分散、数量庞大、规模狭小的农户经济,面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农信社的经营管理成本要比一般商业银行高出很多,风险要大很多,这需要有利率灵活、税负减轻、经营自主、财政补贴等多项政策性扶持措施,使得农村信用社能够因其“政策性负担”而获得“政策性补贴”。

      3.放开民间组织,发挥农村互助组织作用。在“下放”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权的同时,放开对农村的社会控制,允许甚至提倡非政府组织介入农村事务,成立互助合作基金、推广民间小额信贷等,才能够根据农村、农民和农业的多方面金融需求,灵活地安排金融供给予以满足。

      摘自:2005.7(15—21)《农业经济问题》(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k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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