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力著:《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人文學院講師

    原刊于《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春夏/季(总第27期)

    和某些堅信羅馬可以一日建成並因此對法治中國充滿了樂觀情緒和急切期盼的學人不同,蘇力曾經冷靜地對當下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的諸種方案及其理論進行了自覺的反思和質疑,指出並不存在一種普適性的法治模式。作爲一種制度,現代法治不可能依靠「變法」或法律移植來建立,它必須從中國的本土資源中演化創造出來。充分借助本土資源,不僅是法治建設獲致合法性的一條有效途徑,而且是建構一個高效運行的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條件。(蘇力,1996)沿循這一學術理路,蘇力把目光投向了平素不大被人注視的中國基層司法制度,並試圖從中國司法實踐具體而微的個案中開掘出豐厚的本土資源,從而爲中國法治乃至中國法學開拓新視野。

    《送法下鄉——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研究》(以下簡稱《下鄉》),就是作者秉持上述學術理念,孜孜不倦地「追求對法律制度的學術研究和哲學思考,追求對法律的交叉學科的研究,追求消除籠罩在法律上的理念性光環」的一個階段性成果。全書共五部分:1. 導論:研究中國基層司法;2. 司法制度;3. 司法知識與技術;4. 法官與法律人;5. 研究方法的反思。

    《下鄉》的主題及敍事邏輯如下:現代法律在中國的興起與國家政權建設密不可分。「送法下鄉」正是中國一個世紀以來建構現代民族國家這一基本戰略在當代中國鄉村的延續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降,伴隨着國家權力(司法權)向鄉村社會的下延與滲透,中國基層法院的法官們在司法實踐中所採用和累積的一些具體知識和技術,雖然並不一定符合經典法律教科書之規定,但它們作爲最具原創性和生命力的地方性司法知識,卻注定是提煉中國司法理論,甚或開拓中國法學新視野最爲重要的本土知識資源。恰如作者所言,《下鄉》的關注點始終是中國基層司法制度中具有實踐意義和理論意義的問題,「它力求開掘出只有中國學者(由於他/她的生存環境和文化修養上的比較優勢)才有可能敏感地察覺和提出的中國當代司法的問題,不僅要給予適當的描述,而且力求作出細緻的理論分析,因此能給閱讀者一種識的挑戰和愉悅」。(導論,19

    也許和作者豐富的人生經歷有關——曾經當過軍人和工人,在現時作爲學人的社會分工中,蘇力似乎對中國的社會生活實踐更具有同情的了解和理解。關於中國社會的現狀和法治建設的前景,他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和推論:當代中國的問題仍然主要是農村問題,因此,中國法治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也在於面向廣大農村的基層司法問題。那麽,研究中國基層司法(鄉村法治)問題究竟有甚麽社會實踐意義和法律學術意義?蘇力對此作了交待:由於基層法院直接面對法律與社會現實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並通過其司法實踐活動不斷豐富着司法知識,總結出法治原則,並回應着對當代中國法治發展最具有理論意義和最具挑戰性的一系列問題,因此,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中,基層司法之於當代中國法治的發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法律學術意義上看,原生狀態的生活同法律的遭遇,主要是在基層法院展開。在這樣的背境下,對中國基層法院法官的司法實踐活動進行經驗研究,就極有可能從一個新視角開拓出法學研究的新領域,進而豐富和發展中國的法學理論,並最終推動着中國的法治實踐。

    鑒於鄉村法治之於中國現代化和現代民族國家構建的重要性、迫切性和艱難性,蘇力明確點出了貫穿《下鄉》的一個現代性主題,即現代法律在中國的興起與國家政權建設密不可分,所謂的法律知識在權力技術中的不同運用都與國家權力如何紮根鄉村社會的努力緊密相聯。(強世功,2001:導言)其實,現代化就是一個國家力量不斷向鄉村滲透的過程,以自立圖強爲開端的中國現代化尤其需要從鄉村汲取資源,並將鄉村迅速整合到國家體系中去。

    那麽,這一整合過程究竟是在何種背景下,又以何種方式在不知不覺中暗自生的呢?通過考察陝北農村中一例「依法收貸」個案,蘇力指出「送法下鄉」的實質是國家權力試圖在其有效權力的邊緣地帶以司法方式建立或強化自己的權威,從而使國家權力意求的統治秩序得以貫徹落實。他注意到,「下鄉」從中囯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之始就是一種權力運作的戰略。重視農村、深入農村是爲了保證共產黨強有力的社會基礎,保證共產黨對革命的領導。1949年以後,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努力進行的民族國家的建立雖然在總體上已經完成,但國家權力在鄉土社會,至少在偏遠的鄉土社會,仍然相當弱。改革開放以來,由於人民公社制度的廢除,國家權力至少在某些地區對鄉土社會的影響實際上有所削弱。爲了保證或促使國家權力對農村的有效滲透和控制,今天的「送法下鄉」實際上成爲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這一基本戰略在當代中國農村的延續和發展。應該說,這一研究進路和分析結論之于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解釋力,已經不僅僅局限於中國基層司法制度本身,它使我們對近年來中央爲甚麽一直提倡「科技、文化、衛生三下鄉」活動有了一個更爲清楚的認識和理解。

    提醒讀者從基層政權建設及其合法性地位的獲致這一觀察角度來檢視鄉村法治的發展路徑,應該說是《下鄉》的一大理論貢獻。人民公社制度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改造傳統鄉村權威系統的一次成功嘗試。毛澤東認爲,通過廣泛發動群衆參與進行的「運動治」較之通過法律程而進行的「法治」更爲直接、更爲有效、更具革命顛覆性,這是他崇尚大民主,輕視法治的一個思想動因。自1958年到1983年,人民公社在黨的控制下擁有地方政府的一切職能,包括軍事、治安職能以及地方商業、財政稅務、統計和計劃等經濟職能。(費正清、賴肖爾,1996520)公社以基層政權爲中心,對農民進行重新組織,將幾乎所有的生産、經營、居住及遷徙活動都掌握在基層政權手中,主要的農業資源及其分配均由基層政權支配。公社中的基層幹部作爲國家在地方的代表,擁有集體土地的管理權以及一切資源的再分配權,這是他們最重要的權力基礎。(張靜,200035;古學斌,2000)在人民公社時代,司法職業尚未産生,訴訟不受重視,立法也不重要。法律表達了黨的革命政策,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並未編集成法典並且總是變化不定;儘管並無法典公佈,但是通過政治灌輸,行爲規範路人皆知。(費正清、賴肖爾,1996503)世易時移,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面對世界浩浩蕩蕩的民主化潮流,熱切召喚着法治社會和法理型權威。1980年代開始的中國農村改革直接導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解體。與此同時,國家開始重建農村的基層政權組織體系,確立了「鄉政村治」這一完全不同於人民公社的新治理體制,即基層政權建立在鄉鎮一級,在鄉鎮以下建立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由村民對本村事務進行自我管理。法治社會要求基於國家政權的治理必須具備合法性(legitimacy)。一旦失去了治理的合法性根基,國家維持法律與秩序的成本就會急劇上升;超負荷的社會控制問題就可能削弱國家的強制力。(王紹光、胡鞍鋼,1993222-3)因此,國家必須充分運用政治符號在屬民中製造共識,增強公民的政治認同感,倡行善治,即公共管理機構和管理者最大限度地協調各種公民之間以及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利益矛盾,以便使公共管理活動取得公民最大限度的同意和認可。(俞可平,20008-9)這也是國家政權獲取合法性,進而鞏固其統治地位的一條有效途徑。從基層政權建設及其合法性地位獲致的角度來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解釋:「送法下鄉」意味着司法審判權在鄉村治理中的正式登場及其對行政管理權的部分置換——國家試圖用司法權的下向滲透來填補因行政管理權部分撤出農村而造成的權力真空,進而在鄉村中逐步確立起「法治」的合法性地位。儘管「下鄉」此前一直是党的優良傳統和權力運作戰略,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並不需要通過「送法」來實現鄉村諸權力間的置換,因爲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黨的基層政權組織能夠成功地進行大衆動員並展開有效的行政治理,「法治」顯屬多餘。

    通過蘇力的敍述,我們容易察知,司法審判權與行政管理權的糾結一方面導致鄉村治理的法治化轉向,另一方面也深入地影響到法院內部的制度設置。作者敏銳地注意到,中國法院內部的行政管理制度有可能侵入、侵蝕司法審判制度,從而造成正式審判制度的變形。中國法院系統現在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司法獨立,可能都與對這個問題的處理不當或重視不夠相關。從中國基層法院的實際運作着手,他指出法院存在的問題主要在於審判制度和法院內部行政管理制度在實際審判過程中發生了職能的交錯與混合,從而形成了一套實際運行的非正式制度。在這一非正式制度中,審判制度成爲法院行政制度的附屬,法院內部出現了事實上的審級制。在這裏,蘇力再次重申了他一貫堅持的社會分工和法律專業化的觀點。隨着社會分工的發展,將法院的行政管理職能同其司法職能逐漸剝離,可能是提高法律活動專業化、職業化水平,成功改革現行審判方式的一個更爲關鍵的環節。

    出於維護司法權的考量,蘇力對基層法院打着「爲改革開放服務」的旗號開發案源的做法感到疑惑和憂慮,因爲這侵損了基層法院及其所行使的司法權的合法性權威。接受作者訪談的一位基層法院副院長也表示,「司法審判」與「行政執法」混同,不僅違反了司法運作的基本程,而且有可能對基層法院司法審判的合法性造成一些負面影響。

    當讀者對中國基層司法制度的宏觀背景(「送法下鄉」)和基層法院的制度設置有了一個清晰的了解和透徹的理解之後,蘇力把注意力轉而投向基層法官,正是他們在司法實踐中所採用和累積的一些具體知識和技術,有可能構成中國司法理論中最爲重要的本土知識資源。

    規則之治本是現代法治的核心,但在現實生活中,基層法官卻把解決糾紛作爲他們審判工作的中心。這是因爲,中國既有的制定法主要以城市社會的交往規則爲主導,表現出普遍主義特質,它很少考慮農村熟人社會中具有特殊主義品格的交往規則及其地方性知識。可見,基層法官所面臨的「規則之治」抑或「糾紛解決」的困境,實乃鄉村社會中「普適規則—地方規則」二元結構的分立並存使然。在處斷「贍養案」、「耕牛案」等一系列具體而微的案件中,基層法官援引地方規則而非普適規則以解決糾紛,表現出實踐的智慧。對於他們將習慣性規則有選擇地引入司法實踐用以修改或置換制定法,作者拒絕了文化論的解釋,指出這主要與當代中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等一系列制約性制度條件相關聯,在某種程度上,毋寧說是「穿梭於制定法與習慣之間」的法官們的一種生存策略。由於基層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展現的知識、技術或策略並非都是清醒的意向性的産物,因此,法學家們從中提煉中國司法理論的工作會顯得格外艱難。

    關注法學研究方法的更新一直是作者潛心努力的另一面向之追求。立基於中國基層法院系統實際運作的制度研究進路,實際上就隱含着蘇力對普遍存在於中國法學研究中的「從概念到概念」研究方法的批評。我們看到,《下鄉》建立在對初審法官的訪談和對基層法院實地調查之上的分析論證,使得他的研究具有相當的說服力。蘇力反對那種簡單地參照司法原則或西方標準進行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化批評的所謂法學研究,他一以貫之地提倡基於實證調查的交叉學科研究,試圖以自身的努力爲中國法學的發展開闢一條新路。事實上,《下鄉》的第五部分即是蘇力在開展法律社會學調查過程中,對權力資源的佔有及支配與知識獲取的種類、數量及真實性之間內在勾聯的一個自覺反思。無可否認,福柯及布迪厄的思想構成了《下鄉》重要的理論泉源之一。(福柯,1999;布迪厄和華康1998)當福柯指出「知識是權力的産物」,布迪厄強調場域中知識的産生取決於資本(經濟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調動和運用時,僅僅意味着權力是知識生産的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擁有權力資源者並不必然自動地獲取知識;而且,由於可資調動的權力資源不同,以及運用權力資源的方式不同,相應地,調查者獲取知識的種類、數量及真實性也不盡相同。因之,調查者只能在自己的權力資源範圍內構建之于求知对象的支配性關係,而不能有效地建立對於求知对象的全面的支配性關係。在這裏,蘇力清楚地意識到了《下鄉》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從而告誡自己「絕對不能由於作出了一個出色的研究而以爲獲得了真理」。(441)「權力」與「知識」之間的相互關聯和內在緊張,使蘇力時刻保持着對自己研究工作的,這也許正是他屢屢提醒讀者多注重其文章的切入角度、研究進路、分析方法或論證方式,而不要太在乎其研究結論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理由。

    然而,《下鄉》的缺憾亦同時在作者一直致力更新的研究方法上有所表現。蘇力清楚地知道,從過多的理論分析和個案分析中所獲得的一般性理論和命題,其結論往往很難令人信服。作爲應用社會科學實證研究方法的一次努力、一個嘗試,作者選取初審法院判決的上訴率(上訴案件在全部判決案件中所占的比例)在19891997年間的變動情況來進行分析測評,以回答人們對於基層法院法官司法素質高低的質疑。經過稍顯粗糙的定量分析,作者得出結論:民事訴訟案件一審判決上訴率下降主要是由於基層司法質量提高和法官的司法素質提高造成的。事实果真如此嗎?張維迎和柯榮住的一个初步研究表明,在缺乏良好的信譽約束和完善的司法體系的情況下,存在着訴訟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效應。(20023143)這意味着,初審案件並非當事人自己無法解決而必須訴諸法院的疑難案件,相反,這些案件往往情節相對簡單,是非曲直顯而易見,民事責任明確易斷。由此可見,上訴並非訴訟當事人的一個占優策略(dominant strategy),上訴率與初審判決的公正性之間也並無必然關聯。因之,蘇力選擇上訴率作爲測評標準,並以上訴率的變動情況來推斷基層法官司法素質的高低就似乎顯得有些勉強,其結論自然也就難以令人信服。同時,我們也不難看出,張維迎和柯榮住的研究還隱藏着一個推論,即基層法官在民事案件初審中發揮司法知識,運用司法技術的空間其實相當有限。然而,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蘇力的疑問發人深省:中國基層司法體制的設置問題,是否一定要將人民法庭納入正式司法審判體制,是否也必須採用正式的法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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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世功編(2001):《調解、法制與現代性:中國調解制度研究》,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費正清、賴肖爾,陳仲丹等譯(1996):《中國:傳統與變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蘇力(1996):《法治及其本土資源》,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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