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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记:曹家店村位于大别山腹地,现有人口1214人,355户,海拔高度1173亩,耕地面积1173亩,其中水田面积831亩,山林11744亩,茶园326亩,退耕还林150亩。村内山地土壤大都是风化岗岩腐植土,山内乔木极少,大多为灌木。山林基本上已责任到户,集体林地大概有500亩,分布在远山。村民主要种植小麦、水稻,另有茶叶、板栗、茯苓、天麻、木子等产业,近两年,当地政府大力推进茶叶产业,茶叶进大田,导致小麦和水稻种植面积减少,茶叶种植面积已达500亩。村民主要经济收入主要依靠茶叶和打工。

    村内现有12个村民小组,由37个四户以上的湾组成。其中,最远的村民离里村部大概需步行一个小时。全部村民小组都修通了土路。村两委由四个干部组成,全部村委会成员兼任支委,其中,支部书记、村主任一肩挑。2004-2005年,村民小组长曾一度撤销,2006年,重新恢复了村小组长。

    曹家店村有500多人外出打工,主要分布在上海、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村民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摩托车,有线电视入户率为55%,电话入户率为40%2007年,曹家店村被确定为扶贫工作整村推进村,投资40万元左右,用于修路、改建村部、引水工程及新农村小区建设。

    20071215日至1230日,我们对曹家店村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调查。结合调查资料的理解和调查组讨论的成果,就传统乡土社会的型构及当前小农逻辑的演变进行论述。本文的主要观点得益于与中国农业大学刘洋的共同的调查讨论,也得益于与调查组其他成员贺雪峰、张克中、范成杰、申端锋、朱敬辉、杨华、郭亮、欧阳静、田先红、龚春霞、宋丽娜、汪永涛的集体讨论。

    在做正式的分析之前,对我所重点调查过的曹家店村的农户家庭状况做一简单的介绍是很有趣的。

    1)村支书兼副主任黄治强家。黄家共有八口人,其中,黄本人是退休的政府工作人员,黄妻在家,没有种田;黄两个儿子均已结婚,且都育有一子,年龄都还很小,大儿子和儿媳妇在镇里有工作,大孙子每周末回家,小儿子夫妇则常年在上海打工,过年回家,儿子在外婆家。

    2)村副主任李向荣家。李家共三口人,李夫妇都四十多岁,儿子在县城上高中,家中除了种田,还开了一家农药化肥店。

    3)村主办会计李勇家。李勇家共有四口人,李哥哥是光棍,和弟弟住在一起,常年在外打工,过年回家;李夫妇都在家种田,且育有一子,在县城学电脑。

    4)村妇女主任郑春英家。郑家现在算多少人,连郑本人也还说不清楚。郑夫妇在家务农,一独生女已婚,还没生小孩,夫妇俩在上海打工。郑希望女儿夫妇俩在娘家落户,但女婿是独子,女儿夫妇想两方都不落户,在县城安家。

    5)老支书王正东。王76岁,单过,四个儿子,户口在老三家,日常生活则由四个儿子平均负责。老大一家三人,夫妇供销社下来,在街上开了一家“合作社”,育有一女,上大学;老二家四口人,夫妇在上海打工,育有一女一子,女儿大学毕业正在实习,儿子也是大学生,在上海,“一家全在上海打工”;老三一家七口人,夫妇俩育有一子一女,在家,儿子已婚,育有两女,小女儿才几个月大;老四夫妇俩在上海打工,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江西上大学,小儿子上高中,夫妇俩在县城买了房子。

    6)一组组长黄龙云,70岁,两个儿子,单过。大儿子一家四口人都在学校,大儿子教书,儿媳妇在学校烧火,两个儿子上中学;小儿子一家四口人,夫妇俩育有一女一子,都在县城搞装璜。黄组长的每个星期天都会回家,帮忙老人砍柴。

    7)七组组长汪世荣家。汪家有多少人也是不确定的。汪夫妇俩在家,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在上海打工,未婚;女儿在外打工,认识了一个贵州女婿,生了一个女儿,五个月大。其女想在英山安家,夫妇俩在女儿两个月大的时候,又一起到上海打工了,女儿留给汪夫妇俩带。汪家比较适合的人口数应该是六口人。

    8)六组组长姜元文家。姜夫妇都已50多岁,育有一子,已婚。儿子夫妇俩在外打工,小孩则为汪夫妇俩带,按姜的说法就是,“年轻的在外搞钱,年老的在家种田和带小孩”。

    9)前支书李欣安家。李家共5人,李夫妇俩、儿子、儿媳及孙子。目前,李全家在上海,李本人及其儿子、儿媳打工,李爱人则在上海带孙子。每年回家一两次。这次由于李岳父患病,回家探望,刚好被我们调查。

    10)前支书黄朝度家。黄家共六人,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儿媳及其爱人都在东莞打工,孙子也在其父母身边,女儿则在云南上大学,黄只身一人在家。黄在家除了种田,还会泥工,帮人做沼气、盖房子。

    11)八组组长王振苏家。王家共五人,王夫妇俩,一个老母亲,一个儿子及一个弱智的光棍堂兄。儿子在外打工,其余则在家。

    12)九组组长李向清家。李家确切地说只有两人,李夫妇俩。李夫妇育有两个儿子,均已婚,且均育有一子,但均到女方家去住了。两个儿子及儿媳常年在上海打工。

    十二户人家中,几乎没有一家算得上是“完整”的,换言之,如果按照传统中国家庭的完整状态,同居同劳、共同生活,曹家店村的家庭几乎都是不符合标准的。从一个家庭的继替来看,上学、分家算是家庭不完全的常态,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真正“正常”的家庭或许只有副主任李向荣家。如果进一步分解老书记王正东和一组组长黄龙云家,如此,从十二户人家增加为十八户人家的话,则情况也差不多。

    造成家庭不完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这十二户人家的情况来看,有几个关键原因:一是老人单过,二是外出打工,三是婚姻的不确定性,四是小孩上学,大多数家庭的不完全由多个原因共同造成的。

     

    总户数

    完全家庭户数

    不完全家庭户数

    12

    0

    总数

    老人单过

    小孩上学

    婚姻不确定

    打工

    12

    2

    1

    3

    11

     

    仔细分析这这些不完全家庭所昭示的小农家庭的变革,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曹家店村的老人从1980年代始即开始大规模单过,王正东在1990年分家时,已经相当普遍。不过,1990年王正东分家时,其小儿子仍未结婚,因而,王夫妇和小儿子住在一起,组成一个小核心家庭,一年以后,小儿子结婚、生子,王夫妇和小儿子一家分开出来,如此,王夫妇真正开始了单过生活。单过以后的王夫妇,仍然种着五六分的开荒地,但远远不够生活。四个儿子负担其生活:每年每个儿子平均负担250斤粮食,10肉,如此,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单过后的王夫妇的生活,仍然不时收到儿子们的“额外”的钱物,尤其是年节的时候,其小孩都会送菜(肉、豆腐),不过,多少不定。在多数地区,“单过”所彰显的意义在于代际关系的重新明确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代际关系的不平衡,换言之,因为老人的单过,导致了老人生活的困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人单过具有孝道衰弱的意义。但是,曹家店村的老人单过似乎并不具有孝道衰弱的意义。曹家店村的老人不仅在生活上仍然普遍获得较好的照料,并且,生活照料本身仍然承载着孝道意义。王正东的几个儿子媳妇逢年过节都会送一些菜,是儿子媳妇们孝心的体现。

    不过,最能体现曹家店村老人单过的意义的是人们对单过本身的理解。王正东自述为何要单过的原因时认为,自己在大队和村委会的时候,看到不少家庭纠纷和矛盾,老人和小孩住在一起,容易引起摩擦。王有四个儿子,王觉得,如果夫妇两个不单过,则别的子女会有意见,互相“抬杠”,认为“父母偏心,总是看着小的”,“痛一个”。对于儿子儿媳的孝心的表现,王从来不说什么,“说了不好,送少的会刺激”,别人一说,会“挑拨”,“父子会不团结”。王觉得,“做人难做,有几个儿子,家长不好做”。老书记王正东深谙家庭关系的处理之道,其原则可以归纳为一点:站在儿子们的立场考虑,一碗水端平。如此状况下,当和儿子住在一起变成为儿子们之间不能衡量的权利义务关系时,单过就成为避免儿子们产生矛盾的最佳选择。同理,既然要顾及到兄弟间的关系,就得为有可能产生兄弟间不平衡的事情进行屏蔽,从而维护正常的兄弟关系,换言之,“单过”实际上解决的不是代际关系,而是兄弟关系。

    当老人单过主要在处理兄弟关系上有意义,而非主要在代际关系上有意义时,与此相关的现象就会连带产生。其中最重要的现象在于,对于那些没有兄弟关系问题的家庭,单过就成为不必要。曹家店村极少独子或独女家庭单过的现象。

    分析老人单过的兄弟关系及代际关系的不同内涵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兄弟关系主导下,家庭所承载的孝道意义仍然存在,或者说亲子关系没有因为老人单过这种不完全的家庭形式而发生根本改变。那么,进一步的解释是,改变的是兄弟关系。英山农村在1980年代即开始大规模的老人单过现象,甚而在1990年的时候相当普遍,有两个比较意外的现象:一,老人单过现象不仅早,而且快;二,老人单过过程中并没有同时伴随老人生活状况的下滑。从调查组在别的村的关注的情况来看,英山农村兄弟间的理性化程度比较高,至少并不太紧密,换言之,英山农村兄弟间的界线是相对比较明确的,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较为清晰。如此,涉及到养老问题上的老人单过,实际上是切合于这种兄弟关系。我们在曹家店村的调查没有深入了解老人单过的历史,也还没有深入理解兄弟关系,但是,这种解释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从黄朝度一家的分家过程来看,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黄有五兄弟,在其五兄弟分家之前,其父准备好了足够多的,关键是足够平均的房产等,因而,黄认为其父待子女很公平。反过来,在保证子女间“平等”的情况下,就可以实现代际关系的维系。在多数情况下,兄弟关系的不平衡与代际关系的断裂是同时出现的,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英山农村出现的老人单过现象,也遵循了这种原则,只不过是另一种表现。换言之,曹家店村的兄弟家庭之间关系的明晰,实际上是没有联合家庭作为基础的,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明晰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些具有强烈的兄弟关系为基础的剧烈的家庭裂变的意义。这种状况,同时表现在代际关系的相对平稳上,曹家店村的单过的老人仍然在践行“恩往下流”的对子女的关系,而同时在享受小孩对老人的孝道。

    曹家店村老人单过的现象,是兄弟关系明晰的表现,而非代际关系断裂及孝道衰弱的表现。支撑这一逻辑的原因在于,曹家店村并不存在强烈的兄弟关系,而相应的在于,现代性的冲击也没有对这种较为明晰的兄弟关系产生剧烈的冲击,相对而言,老人单过并不是私人生活领域的变革,而是原有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继替。

    真正对曹家店村的家庭结构和类型及其意义造成冲击的是人口流动。所调查的12户人家都是不完整的家庭,而共有11户是有人口流动因素在其内的,即便把2户因为老人单过而造成的不完整的家庭排除在内,所占的比例也是绝对多数的。曹家店村总人口1200人左右,300多户,即有500多人外出务工,几乎找不到没有外出打工的家庭。如前支书李欣安一样全家外出务工的并不多,整个曹家店村大概有20来户;大部分人家则如六组组长姜文元一样的状况,维持“年轻的在外搞钱,年老的在家种田和带小孩”的状况。像姜文元家这种情况,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不完整的家庭:一个家庭内部,有两个日常生活单位,还有两个生产单位,甚至有两个会计单位。如果从表面的家庭定义来看,甚至可以认为是两个家庭。但是,很显然,姜文元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并不认为是两个家庭。把两个具有实体意义的家庭看成是一个家庭,在于代际之间仍然存留着强烈的关系。换言之,家庭的不完整的前提在于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在于家庭本身的意义系统并没有破裂,而不在于不完整的结构本身。李欣安一家在上海打工,住在一起,从形式上看,家庭结构是完整的,并且,不仅年轻的在外搞钱,而且,年老的也在外搞钱,带小孩的场所也转移到了城市,换言之,李家的日常生活、生产场所、会计单位都是比较单一的。但是,李并不认为其家庭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李家的房屋田地仍然托人看管着,李觉得,今后迟早是得回来的——即便儿子儿媳不确定,但自己夫妇是一定会回来的。李从2007年才开始全家外出,之前保留着姜文元家一样的模式,只是,李在没有担任村干部的情况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外出打工,以便解决之前欠下的债。李的家庭现状尽管和姜的现状差别极大,但本质却是一致的:家庭的意义系统仍然保留完整,代际关系极其强烈,但家庭内部却明显存在两者生产和生活逻辑,只是姜家体现地较为明显,不仅预期如此,且现实如此,而李家则体现在预期上。

    一个家庭内部的两个生产和生活系统是人口流动进入私人生活领域的最为明显也是最为集中的表现,探讨这种不完整的家庭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从一定程度上看,人口流动中的打工经济,对于曹家店村的家庭而言,和历史以来的农业兼业并没有实质的差别,都是在农业收入无法维系小农家庭的生存发展状况下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曹家店村的家庭显然还是比较纯粹的小农家庭。在这其中,探讨打工经济对于曹家店村家庭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劳动力的分配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曹家店村家庭中的比较精壮的劳动力都已从事非农生产,在正常情况下,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打工收入。但是,仔细分析打工收入对于曹家店村家庭的实际作用,可能是另一番境况。曹家店村的打工收入实际上很少用于日常生活,简单地说,农业生产已经可以维系基本的生活,但打工收入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却是必须的,有两大用途:一是盖房,二是小孩上学。盖房和小孩上学实际上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投资,但是,对于曹家店村的村民而言,两者同等重要。从诸多地区的经验来看,盖房往往与早婚是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盖房实际上婚姻行为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盖房是把人口固着在农村的;在很多情况下,小孩上学的投资可以代替盖房,其理由一方面在于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打工收入,两者同时投资是极其困难的,而更重要的理由则在于,小孩上学投资如同盖房一样,具有获取婚姻的效力。而在强调小孩上学投资而不强调盖房的地区经验来看,投资小孩上学实际上是逃离村庄的一种表现,其逻辑在于把人口分离出农村。曹家店村的村民进入了盖房高潮,已有27座楼房,而到2008年,将会增加40多座楼房。一座楼房均价在12万,这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曹家店村人仍然千方百计地钙一座漂亮的楼房。曹家店村人同时极其重视教育,2007年,曹家店村的小学已经撤并到邻村,从曹家店村的中心村到邻村,走路得一个半小时,如果是最远的自然村,则需3个小时。六组组长的孙子上学前班,每天由其奶奶接送,由于六组靠近邻村,故距离近一些,来回两个小时即可,这样,六组组长的爱人接送孙子,每天得花四个小时。即便到了农忙,也要保证小孩按时上学、放学。副主任李向荣的儿子在县城上私立中学,每个月的生活费大概就得300元,会计李勇的儿子没有上高中,但也让其在县城学电脑,花费的学费并不少。从表面上看,曹家店村人的行为逻辑和很多地方不太一样,其盖房和上学所彰显的生存和发展是并重的,打工对于曹家店村的村民而言,具有稳定小农生活和向外发展的双重逻辑。而实际上,这种双重逻辑本身并不矛盾,曹家店村的不完整的家庭结构切合这种状况。

    如果人口流动本身还可以较为明显地区分出两个生产和生活系统的话,那么,由婚姻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家庭的不完整,则已经很难再区分出家庭内部的界线了。但是,很显然,这种家庭状况并不少,12户人家中,有3户人家涉及这个问题。讨论婚姻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家庭的不完整,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人口流动的因素,曹家店村的3户由婚姻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完整的家庭,都与人口流动有关;仍然,可以肯定的是,主要原因不在于人口流动,或者说决定因素不在于人口流动。妇女主任郑春英家遇到的典型的是独生子女家庭的问题。英山县一度是全国计划生育红旗县,1980年左右,该地区的计划剩余工作已经相当严厉,这与全国1986年计划生育条例颁布以后才开始加大力度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同。曹家店村从1994年至今,已经没有再发生超生现象,2007年有一起超生现象,不过,具有特殊性,当事者是精神病患者,且长期没有在村内居住。1980年前后计划生育政策干预下的子女,到今天已经大部分进入了婚育期。郑春英只有一个女儿,而女婿虽有姐妹,但同样是独子,在这种情况下,女儿和女婿结婚以后在哪里居住就成为一个问题。郑认为,比较“理想”的是女婿住在自己家中,原因在于女婿家在更大的大山上;但女婿和女儿的理想却在于,两边都不住,住在城关是最“理想”的。郑的女儿和女婿结婚两年左右,没有子女,显然还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来马上决定长期的住所,而只是想到一个权益之策,即双双外出打工,赚足了钱再说——无论在何处安居。但是,如此策略,的确导致了郑本人已经无法确定自己的家庭状况了。与此相似的是七组组长汪世荣家,汪本人显然不存在郑春英的烦恼,身边有一个儿子,并不存在让女儿留在身边的冲动,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女儿有留在身边的冲动。汪的女婿的家庭比较复杂,其母在其小时候已经过世,其父和后母不管他,由其爷爷带大,简单地说,女婿是没有家的。况且,汪及其女儿都觉得,贵州的条件比英山差,并不适宜安家。汪的女儿显然也明白,其不是汪家的当然成员,因而,在县城买房也是其“理想”,不过,在汪世荣的眼中,这位出嫁的女儿并不是简单的“泼出去的水”,汪夫妇得认认真真地替女儿女婿带小孩。九组组长李向清也说不清自己家有多少人,按照正常的计算法,由于大儿子结婚时是在家中“典礼”的,因而,大儿子一家三口应该是家中成员,而小儿子是在女方家“典礼”的,是典型的上门女婿,因而,可以不算家庭成员。问题在于,两个儿子的形式是一样的,九组在曹家店村最远最高的山中,交通极其不便,因而,留在九组的人家只有五户人家,且几乎都是老人及光棍。九组的很多人家实际上都只保留了仪式上的完整家庭的意义,即通过“典礼”来标识家庭完整性,而实际上,实际生活中的家庭,对于李向清们而言,已经变得很模糊。无论是七组的汪世荣,还是九组的李向清,其家庭之完整或者说不确定都来自于子女夫妇居住区域的非正常化,而这种非正常化,则来自于居住地方的不方便,在这其中,交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婚姻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家庭的不完整,与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家庭的不完整,具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家庭的不完整还在意义系统上保持了家庭的完整性,并且,家庭内部仍然保留着相对稳定的结构的话,那么,婚姻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家庭的不完整,则无法活得家庭的意义系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婚姻实际上构成了家庭的一个基石,婚姻本身的不确定,也导致了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不完整,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而进一步需要考量的是,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婚姻的不确定和交通问题所带来的婚姻的不确定,以及由此构成的家庭的不完整,也具有相当不同的逻辑。

    从整体上看,老人单过、婚姻的不确定性及人口流动所带来的家庭结构的不完整是有密切联系的,其基础在于人口的流动性和打工经济嵌入家庭后,具有了两个日常生活单位、生产单位,甚至两个会计单位的条件,也正因为此,老人单过、婚姻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可以嵌入到家庭结构之不完整中,人口的流动性为婚姻的不确定性提供了条件,也为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的定性提供了缓冲的时空条件。家庭的不完整,已经成为曹家店村家庭结构的常态,进一步分析这种不完全的家庭的行动及其意义,或许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2008-1-14

  • 进入专题:英山农村调查
  • 责任编辑:毒菇酒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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