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玲
    内容摘要:“社区范式”指引下的以村庄为分析单位的微观个案研究在完成“学术重心”下沉,获得更多“地方性知识”及发展“本土化”理论的同时也遭到了外界不少的置疑和自身的困境。学界从时间上的延伸、空间上的拓展,以及同时在时空上的跨越等方面作出了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然而,这些研究就像它们期待加以弥补缺陷的既有研究一样,自身也存在难以处理的内在张力。《小镇》在肯定微观个案研究的前提下,超越传统的个案研究,将研究单位提升至“乡域政治”,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以及叙事的表达方式对乡村研究做了进一步拓展。
    关键词语:社区范式    乡域政治 “过程—事件”分析 叙事
     
    一 乡村研究:困境及突破
    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吴文藻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者倡导社区研究方法,希望通过深入的社区调查,来理解中国社会的性质。费孝通于1930年赴英留学写成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即《江村经济》)将人类学的方法系统地引进到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开创了以小社区访谈为基础,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复杂社会的先河。这些经典研究为乡村研究奠定了“社区范式”的基础。之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应用了这一研究范式。政治学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从关注政治结构的上层,到暂时放弃对宏大问题的关怀而致力于促成历史无常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基础时,才开始与农村“社区范式”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政治研究的“草根时代”。在这种研究范式的指引下,众多学者将精力是放在村庄这一微观层面,如村级组织、村庄干部和村民,村庄选举、宗族组织、村庄文化和村级治理,农民生活、村庄债务等等,试图从村庄这个微观单位出发把握和理解乡村社会自身运作的实态及其规则。这种微观个案研究,在完成“学术重心”下沉,获得更多“地方性知识”及发展“本土化”理论的同时也遭到了外界不少的置疑和自身的困境。因此,“怎样突破瓶颈、将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 而不应在原有水准上打转、做大量重复性的无益劳动,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刚刚出现的新问题,因为这种思考和努力伴随着村庄研究的始终。
    首先,乡村研究在时间上的延伸。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历史分析与社区研究的结合。例如王铭铭的《溪家村落》就把历史分析成功地引入了人类学的村落社区研究;[1]于建嵘的《岳村政治》也“从近代以来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事实中,以现代化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城市与乡村相互分离、自给自足经济与市场经济相互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交替等多种角度,把握乡村政治发展的根源和演变过程”,从而将视野投向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政治结构转变的历史大背景的考察;[2]吴毅则通过川东双村的考察表达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背景下外诱型村庄村治变迁类型的一个纵向模式的关怀。他们都将对村庄的历史描写与区域历史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实现了村庄研究在时间上的延伸,赋予了村庄以“历史感”,在纵向叙事方面克服了小社区研究存在的不足。
    其次是村庄研究在空间上的拓展。一方面表现在“超社区”的研究。这种研究认为以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大多限于一个村的社区范围,属于社区型研究,以此来“解剖麻雀”。但由于乡村政治研究总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乡村自治,也不可能外在于国家,相反它只是与国家直接管制相对而言,才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中国大一统的专制政体下,乡村政治的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国家的基因自然天成于乡村。离开了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是无法解剖乡村这只“麻雀”的。所以乡村政治的研究路径虽然以一个村庄为个案,但又不局限于村,而是从县、乡、村,层层递进、步步深入。[3]因此很多研究名为村庄研究,其实“小村庄”承载的往往是“大关怀”,因此产生了“岳村在哪里?”的追问。这种研究到一定程度必定感到小社区的局促,因此就导致研究对象的转移和研究层面的提升,例如伴随着对民主的期待,从村民自治、村庄选举中生发出来的草根民主向县乡提升,研究单位自然会从村庄向乡镇甚至县级转移。
    另一方面表现在主张从社区到区域的转向。英国汉学家弗里德曼和里奇针对费孝通提出的“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观研究能否概括中国的国情”的置疑,实质上就涉及到社区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据此,费孝通认为可以通过分类型对各种村庄进行细致的调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整个中国的认识。这样就有了费孝通从“社区研究”到村庄“类型比较”的转向。即在《江村经济》之后费孝通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展开了大规模的宏观实地研究,写成《云南三村》。后来很多学者就是在社区范式的基础上进行研究的。但是他们也没能解决“单个村庄”之于中国社会的“代表性”问题。因此出现了遍地开花的村庄研究,似乎除了资料上量的积累之外,并没有在质上有较大的突破。因此,一些学者主张应当从社区转向区域。
    第三是具有跨时空意义的回访研究。在人类学领域,回访研究已经屡见不鲜,韦娜于马林诺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做完田野工作的60年以后,从1971年后五次回访马氏去过的同一个岛;到 80年代以后,费孝通多次重访江村;庄孔韶重访林耀华闽东的家乡,做了新的承继性研究;此外还有潘守永承接杨懋春对山东台头,周大鸣承接葛学溥对广东凤凰村;段伟菊、张华志对许烺光的云南西镇,兰林友对“满铁”调查员和杜赞奇华北诸村等的回访性研究等等。在乡村政治研究中,这样的回访研究也并不少见,比如于建嵘就沿着毛泽东20年代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走过的路线进行广泛的农村考察的。 回访研究容易使我们一个方面面对历史的向度,一方面发现跨时空的不同文化选择。回访的工作加强了社区的过程研究,期间多种被抽绎出来的学术问题的解答获得了综合的机会,因为触类旁通的观察恰恰产生于社区过程之中;检视以往人类学工作的问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经历过一个和多个巨大社会变故的社区的回访工作,似乎比类同的相对平静的社区的回访工作更值得;回访重新找到审视同一调查点的机会,延伸了先驱者作品的学术生命与意义回访研究对实践和空间、过程和结构、国家和社会等二元解释模式提出了新的思考契机。两个以上人类学家分别回访,形成比较的观察链,有助于知识的互补与延伸。
    无论是时间上的延伸、空间上的拓展还是同时在时空上的跨越,上述研究一定程度上从不同的视角弥补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为乡村研究的延伸和拓展作出了贡献。然而,这些研究就像它们期待加以弥补缺陷的既有研究一样,自身也存在难以处理的内在张力。例如“长时段”的历史性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对村庄横截面的细致入微的描述;针对“代表性”而提出的由个案到区域的转向同样也在如何能够认为个案调查可以代表区域特征的问题;“县级政治”面临降回到传统制度机构研究的陷阱,在操作上出现困难,等等。
    二 乡域政治:分析单位的提升
    在反思这些研究的同时,我们不禁想问,微观个案研究还有没有价值?相对于长时段的历史分析,横剖研究价值何在?在《小镇》中我们看不到“长时段”的历史研究、看不到从社区向区域的转向,也看不到对某个被研究过的乡镇的回访,作者运用的恰好是上述研究曾经批判过或者感觉有缺陷的研究方式,对一个未被研究过的中部小镇进行横截面的描述和考察,仍然是“社区式”的微观个案研究。通过这种看似“传统”的研究手法写出一部成功的乡村政治著作,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再思考。从总体上看,笔者以为,如果说上述研究力图在方法上对微观个案研究从外部突破(对已有微观社区研究进行批判、否定的前提下,在时间、空间或者同时在时空方面进行突破)的话,《小镇》在研究方法上则主要是一种内部突破,即在肯定微观个案研究的前提下,超越传统的个案研究。具体来讲作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的。
    首先,是社区在“面”上的拓展,即从“村域”向“乡域”的提升。作者对川东双村进行长达一个世纪的村治变迁的权威与秩序的考察后,选择了中部地区一个中度发展的小镇做为研究单位。在书中作者提出了“乡域政治”这一概念,具体来讲,作者要探讨的是乡镇政治的运作过程及影响机制,而对于这一过程与机制在乡镇基层社会的展开与铺陈就是“乡域政治”。这一概念是相对于此前的村庄政治而言的,所谓的“域”指的是布迪厄意义上的具有相对意义的完整的时空关系网络。这一提升不是简单的研究对象的转移,而是对大多数所谓的“村庄研究”的突破,以村庄为单位的研究企图以小村庄反映大社会,小社区承载大关怀,而政治学意义的基层政治过程的确未必能为村庄所包含,一个小小的村庄对这样的研究,未免显得十分局促和狭隘。同时相对于已经高度官僚化、科层化和部门化的县级政治而言,乡域政治无疑更能体现出乡村基层政治在体制与非体制、结构与非结构以及制度与文化的贯通方面所呈现出来的时空统一性和完整性。“乡域政治”研究又不等同于农村基层政治与行政体制的研究,较之于一种体制研究,它显然更加着意凸显一定时空关系网络中事件—过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区整体感。因此“乡域政治”相对于村庄的局促性,以县为分析单位在操作上的困境,以及无法很好地体现非制度、非结构、非制度的因素的传统乡镇研究而言,无疑是更加合适的乡村政治的透视点。同时,“乡域政治”将乡镇与村庄很好地衔接起来,而不是在二者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这种在空间上的包容和事件上的涵括将基层政治由破碎的“点”提升到了一个相对宏阔的“面”,这是对村庄小社区研究的拓展,也能为区域研究提供更加切实的路径。
     
    其次是对乡域政治的具体运作进行细致的横截面的叙述和解释。正如作者所述:“如果说,通过川东双村的考察,我所欲表达的是自己对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化背景下外诱型村庄村治变迁类型的一个纵向模式的关怀,那么,借助于这样一个新的对象,我则力图展开对较‘村域政治’更宏阔和宽广,更为当下的‘乡域政治’一个横切面的理解与认识,并希望能够把这个‘切口’之纹理的理解与认识尽可能立体化、清洁化和时间性地展现出来,以丰富学界关于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的认识。”作者为弥补因长时段的历时性再现研究所容易造成的复杂多变的乡村政治关系的条条切割和线性处理,确立对现代转型期乡村政治实践的更为复合和立面的理解。同时,这一注重当下时刻(时段)的研究也为我们细致地记录了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实态。学界对于历史的把握除了历史学家教科书式的编撰之外,还有口述史的考察,后者则是通过采访对象对某些片段的回溯,来重新建构历史,而《小镇》这样一部50多万字的文字记载在若干年后也将成为反映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基层政治运作的珍贵的历史记录。
    可见,并不是微观个案研究和横剖研究本身失去价值,而在于提出问题的敏锐性、田野调查的深入性、叙事展开的繁复性和理论分析的复杂性上。无论是做一个个案还是做多个个案的比较,都应该在叙事中体现张力,容纳足够复杂的关系,展开足够完整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不会犯用先导的概念来剪裁生活世界的错误,才不会把那些偶然的、随机的甚或“错误”的事件简单地排斥在叙事之外。[4]
    三 “过程—事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分析
    在乡村研究中,国家与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分析策略,一种是静态的结构分析,这种分析策略侧重于从结构(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现象;另一种是关注、描述、分析事件与过程,侧重对研究对象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结构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产生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都并不是潜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的,所以静态结构分析存在着局限,即存在结构上的不可见性。这些在静态的结构中不可见的因素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才可能逐步地展现出来,因此需要采取一种新的分析策略,即“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意味着,过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和解释变项,因为过程因素的加入导致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研究的最基本之点,是力图将所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采取“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采取了这样一种理论假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动态的、流动的,使用“过程——事件分析”策略,来追逐“过程”与“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微妙之处。孔飞力的《叫魂》从一个民间的“事件”出发对君主权力和官僚权力的紧张与互赖关系的分析;孙立平和郭于华的《软硬兼施:——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一文,对中国北方一个镇定购粮收购过程的描述和分析;马明洁和孙立平对燕乡一行政手段推动种植洋香瓜过程的分析;以及应星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对一次极富中国特色的集体行动的独特逻辑以及其中所蕴涵的复杂的农民与国家关系的深入而透彻的分析,都呈现出来一种“流动着的社会事实”,一种“实践着的农民与国家的关系”。 [5]
    《小镇》也应用了这样的分析策略。在书中作者讲的是一个小镇政治运作的故事,这一故事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穿插的事件构成的。其中有任何一个基层政府都面临的“应酬政治”——迎检;有传统政府组织必须履行的职责——征收;有从“逼民致富”到“诱民致富”而导致“乡镇致负”的故事;有因开发而引起的土地纠纷、石场老板上访以及农民“种房”的故事。这些事件不是零散的,而是被乡镇政治运作这根红线贯穿始终。在乡镇政治运行的的场域中,参与这些具体的事件是国家(乡镇及以上的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民,他们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已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理论,但更多的是对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反诘和细致入微的修正。我们在传统的理论当中看不到这些不同,根据传统的制度∕结构分析逻辑也难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实践呈现给我们的恰好为现有理论所不能解释。而通过事件过程的清晰呈现和分析,作者看到了隐藏在这些看似简单平凡的事件背后的机密,并找到打开这些机密的钥匙,给予了恰当的解释,这正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在迎检这一事件,作者主要交代了“检”的原因和“迎”的过程。他指出为了推进和掌握基层的工作,同时还因政出多门,上级的监察不仅要搞,而且还越搞越多,越搞越细,越搞越精明。[6]这些制度化的管理和监控,建立在大量的数据和表格之上。正是这种数字化的考核塑造了乡镇迎检的行为。乡镇管理的草根性(非制度、非文本特性)开始转向对症(上级的规定)下药(重新准备和制作材料)的运动化管理模式。而在迎检过程中,除了体制内部资源的运作、循环和损耗之外,还需要将村干部和农民拉出来陪练,对于村干部,政府采取承诺奖励的办法激发基层的积极性,而对农民则通过安排自检自查,将上级检查时可能涉及到的内容预先操演,无形之中达到向农民灌输和强化记忆的效果。一场检查与“迎检”的游戏就这样进行操演。
    如果说在迎检中主要还只是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主排主演,而农民被动卷入的一场游戏的话,那么征收就直接牵扯到这三者。首先,在这一事件中,与惯常的以为费税改革后农民的负担从总体上有所减轻,农业税征收的难度应该有所降低,而一些地方也的确如此的观点和事实不同,作者发现,税改之后征收的难度不降反增,越来越大。进而作者摒弃了传统的“道德”思维,站在更加客观的立场,分析了“征收难”,“难在哪里”,“为什么难”,以及“怎么解决征收难题”。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在以利益和理性的眼光看待政府的同时,也以同样的标准分析了农民在与政府互动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为了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向民间社会汲取税收是必然的,但是社会对于国家的汲取其实是具有某种天然的逃避的心态的,只要存在着可以逃避的空间,这种现象必然发生;加之少数村民不是将上交税费看作是天然的义务和责任,而是将其作为向乡村社会公共权力表达意愿、要求服务和维护自身权益的工具;国家三令五申地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农民负担,更不得以强制的方式向农民收取,“大社员”在这种政策和新闻舆论的造势之中发现了拒交和拖欠行为的“合理性”和可能性。这样作者发现了与传统的“经纪人”观念以及总以“强者”形象出现的不同的乡村干部形象,揭示了因缺乏与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相一致的理论表达框架而或者被社会中上层所曲解,或者干脆就处于“失声”与“消失”的境地的基层乡村干部在实际中所遭遇到的种种真实问题和真实困难。所以在征收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乡村干部威风凛凛的“撮谷子、牵猪仔或者搬电视”等行为,而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没钱就走”,尽量攀亲带故运用各种“讨饭战术”。
    在一系列的事件中,开发中的事件最复杂也最为精彩。由于在小镇发展的过程中,招商引资(也就是出卖和租赁土地)是主要的途径,所以开发就成了乡镇最大的政治。[7]在开发的过程中三方互动的核心之点是利益分配与纠缠。土地纠纷、石场老板上访以及农民“种房”这些事件中,各方都想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然而,这样往往是以减少或者剥夺他方利益为代价的,纠纷在所难免。此时的乡镇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政治主体,同时也是经济利益主体,为了维持更好地运转,他需要尽可能多地代表村庄和村民与开发商打交道,扮演土地商人的角色,在利益的分配机制上也尽可能地占大头。而农民和村级组织则需要尽可能地与政府讨价还价,以争取尽可能多的补偿,他们结成攻守同盟,于是“开发的政治学”遭遇到农民“纠缠的政治学” [8],政府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以此来瓦解农民的攻守同盟,直至摆平纠纷。作者从在开发事件中尽可能多地挖掘出其间的深层意蕴。
    总之,《小镇》采取“过程——事件分析”的策略,呈现出诸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的知识和内容。在书中,作者摒弃了惯常的在乡村研究中拿民主、选举、自治说事的研究方式,而是认真从乡村政治运行过程的具体事件出发,去发现从中生发出来的与常理相悖的现象,进而去解释悖论出现的原因,这样就切实地修正和丰富了原有的理论。站在不同的立场去思考乡镇政府、村级组织和农村的行为,而摈弃纯粹的以道德伦理、惯常思维的思考和解释方式,提供了不少的新观点和新视角。作者揭示出在宏观上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并未被动摇的情况下,底层社会却已经出现了基础性治权丧失的“弱国家”面相。[9]虽然我们也的确看到在这种“弱国家”面相下基层政权与基层组织在行政过程中屡屡遭遇到农民的“反制“现象,但这些反制现象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表明制度格局内民权与民利的增长,而只是意味着通过上述制度裂隙与政策不接轨的利用,以牺牲社会公共意志为代价而获取些微微小利,所以,这种农民的“反制”在削弱基层政权的治理绩效时其实也牺牲了社区的公共利益,使治者与被治者陷入了一种实际上是“双输的循环中”。在一个被我们习惯性地嵌格在“强国家—弱社会”官民互动视野中的基层政权“制造政绩”时,居然都不得不被动地屈就于它所治下的农民。乡镇还丧失了自身的部分治理能力。[10]小镇的故事是一种反拨,它有助于彰显概念化的解说模型在特定情境中的局限,也有助于呈现微观状态下乡村政治实践过程的特性。[11]
     
    四“叙事”:三方互动的细致表达
    “过程——事件”的分析策略和叙事方式的使用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研究策略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描述和分析两个方面。描述的任务是再现,分析的任务是解释,而描述是分析的基础。“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基础,是对于描述方式的强调,即强调一种动态的叙事风格。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将研究的对象作为或者当作一个实践性过程来描述和理解。通过事件-过程的展示显现出与已有的解释以及平常的看法相背离的诸多理解。孔飞力的《叫魂》 、史景迁的《王氏之死》、 林耀华的《金翼》、黄树民《林村的故事》等都成功地运用了叙事这种表达方式。
    在借鉴前人叙事表达方式的基础上,《小镇》的作者开创性地将此方式运用于乡村政治研究领域,即 “对小镇做人类学式的深度考察,并以“叙述”这一目前我国主流社会科学研究中不经常使用的方法,对其政治运行的实态的若干基础项面进行“建构”性的“呈现”和“解说”,进而去揭示与探讨支配这种运行状态的诸种影响因素与逻辑[12]。
    书中涉及到了51个主要人物,这些人物上至小镇所属区的区委书记、信访办主任2个,到乡镇党委、政府、财政、农业、纪检城管、司法、计生、招商等十多个部门的乡镇干部23个,其中挂村干部7人,再到村干部13人,业主5人和普通村民4人。这出精彩的乡村政治大戏就是由这些人物来演绎的。他们是 “迎检”、“开发”、“征收”、“上访”、“致富”等事件的参与者,而这些事件都是乡镇政治运作中经常的、普遍的事件。正如作者自己所讲的那样,这些事件虽然复杂,各有脉络,但却又有如一棵巨大的树冠,内部始终存在着可以清晰辨理,回向根系的枝蔓结构,而生成这一结构的则仍旧是有关乡村治理中居于核心位置的基层政权、村级组织和农民在复杂的互动结构中博弈共生的主题,通过这一主题的探讨,在乡域社会日常生活世界中展现出一种流动的政治事实和实践的政治关系。
    在书中作者为我们呈现了丰富的地方性话语 ,“擂”与“媒”是两个理解乡镇政治最重要的关键词,政府的任务靠“擂”,在诸如“收粮派款,刮宫引产”这类关系到国家最为基本的任务指标上,上级政府“擂”乡镇,乡镇“擂”村组,正是通过反复的“擂”才得以将行政压力层层下传。在擂的过程中所依凭的不是简单地将任务往下压,不是简单的科层化命令式作风和文件制作术,其中包含了诸多非正式权力技术。农民的事情靠“媒”,对农民的“媒”则即是与乡村熟人社会化公为私策略的一部分,又是对官民互动种传统主动性地位“倒置”的一种回应。[13]形容和体现村干部行动特色的“青皮手”,他们是乡域政治特殊环境所塑造出来的真正的底层政治精英,他们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在权力边角地带从事“跟从”、“借重”、“应对”和“平衡”。此外还有“贪官”与“刁民”,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有钱就收,没钱就走”, [14]“要钱的是孙子,欠钱的是爷爷”,“苕”,“石头飞上天最终还要落回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等等。这些话语意义深厚,对乡村政治的运行逻辑具有极强的展示性和解释力。
    在书中作者既是观众,又是解说员,是一个“作为观察者的参与者”。研究者的身份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来说是公开的,同时,研究者又被这一群体所接受,允许他参与他们的成员关系与群体活动,使研究者能够进行观察和研究。[15]通过一年多的实地观察,作者捕捉到了乡镇政治运作的诸多事件。
    《小镇》准小说化的写作方式,给读者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故事的同时,也许会受到这样的质疑,这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作品吗?学术著作能这样写吗?产生这样的质疑也并不奇怪,因为在目前的学术作品都是用严格的学术语言按照严格的学术套路写就的,当然这样生产出的作品需要具有相关学术知识和理论素养的人才能读懂,甚至很多人看来,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具有理论“深度”。如果只有故事正文部分,《小镇》也许确实与一般的故事差不多,但是除此之外,作者给我们呈现了将近一百页的尾注,而尾注恰好是作者与之对话和分析的的重要的理论。只有将正文的故事叙述与尾注中的理论分析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起来阅读才能领会《小镇》真正的意蕴。故事文本主要用比较丰富、灵活的日常生活用语来书写的,是文本的主线,而注释则主要从学理的角度,用比较正式的学术化的语言来书写的,它构成了文本理论分析的主线。[16]
     
    参考文献:
    [1]王铭铭.溪家村落[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
    [2] [3]于建嵘.岳村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
     [4]张佩国.多学科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革命、宗族与方法论探讨.社会.2007.2
    [5] [16]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第154页
    [6]—[14]吴毅.小镇喧嚣[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0.第144,55,609,693-694,605,2,617,80页.
    [15]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第260页.
     
  • 责任编辑: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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