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世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江南市镇诞生,中国步入从传统到近代的经济社会转型期。到20世纪30年代,朱泾镇在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近代因素,由于30年代农村经济的凋敝,市镇失去了发展原动力,朱泾经济依然是传统经济结构的延续,鲜有突破。可见,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转型不是同步的,社会经济的转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艰难性。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7)08—0114—06
The Analysis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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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the 1930s; Jiangnan;town; Zhujing
Abstract:In the 16th century, the bud of capitalism of
自从1964年傅衣凌先生在《历史教学》第5期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后,江南市镇的研究便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中展开,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有关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斐然。囿于资料和研究路径的不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段上,民国时段的研究成果较少①。本文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朱泾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实态的考察,以窥江南棉纺业这一类型市镇在民国时期的基本面貌。
“朱(泾)以姓得名”[1](卷一,疆域),又称朱里。现隶属上海市金山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地区,位于浙、沪两省市交界处。朱泾在元代设大盈务后,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成镇。据载:“朱泾为金山巨镇,昔年尝议垣之矣,邑侯莅于斯,仓库置于斯,四境人民集于斯,未筑崇城居然壮县。”[1](卷一,疆域)明末清初,随着土纺土织等手工业的兴起,商品交易日益扩大,至清乾隆时已“有城市气象”[2](卷一,镇市)。“惟茸城(松江)巨镇,朱里为冠”[1](卷三,水和)。明代的陆宝在其《行嘉善道中宿朱泾》诗中这样描写朱泾:“春潮覆草半江青,长水分涂客未经。少理蚕丝多织布,百家烟火傍朱泾。”[1](卷一,物产)到了清初,赵慎微曾作诗称赞朱泾的盛况:“万家烟火似都城,元室曾经置大盈。估客往来多满载,至今人号小临清。”[1](卷一,疆域)上海开埠后,近代上海取代了传统苏州的经济中心地位,朱泾镇在经济中心的转移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不适性,其发展传统商品经济的优势逐渐丧失,致使19世纪以后日益走向下坡路,传统的支柱性产业——棉纺织业也退出了市场网络。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郊县的经济基本上是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长期以来没有很大的变化”[3](p2)。尽管如此,朱泾在明清以来形成的商品经济发展惯力,再加上受到近在咫尺的近代经济中心上海的有限影响,朱泾镇的社会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近代因素。通过对朱泾镇社会经济的考察,可以窥见20世纪30年代,江南这一类型市镇的发展基本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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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江南市镇的研究成果丰富,有多位学者做过学术回顾,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评价》,《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3期。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范金民:《江南市镇史研究的走向》,《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一 传统经济结构的延续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了近世社会的后期,也就是从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化阶段。[4](p326)从朱泾的经济结构来看,仍然是传统的经济结构形式,即初级的家庭手工业和次级的手工业作坊,而这种结构是“实现发展资本主义的两个转化的最大障碍”[4](p340)。朱泾镇的传统经济结构阻碍着其社会经济的近代转型。
清末,朱泾镇的家庭手工业,“有土布、刺绣、泥水、木作、篾作、漆作等。手工业作坊有铁、木、竹器业、制伞业、印染业、成衣业、油漆石作业、铜锡器业等,以土布、铁器、铜锡器为大宗”[5](p77)。到了民国初期,“本市(朱泾)土布业受上海等地机器织布的影响,每况愈下”,代之而起的“成衣、制鞋和修理等手工业则有所发展”。民国时期,“县内有10余家制鞋店,制作钉鞋、皮鞋等产品。较有影响的有朱泾顺心钉鞋店、姜瑞丰鞋店、俞记鞋店、张堰恒塔鞋店、郭恒盛皮鞋店、吕巷平湖鞋店等”[6](p326)。1937年,“朱泾手工业作坊共有170多家,计有竹木制品、面坊、打铁、成衣、染坊、糖坊、铜锡、白铁、石作、理发、印刷、漆作、伞扇、刻字、制鞋、自行车修理、钟表修理等30个行业”[5](p77)。作坊和行业虽多,但是这些行业绝大多数都是家庭手工业,帮工最多的也仅有5人,并没有突破传统的经济结构。因其规模和产量有限,这些手工业的产品也仅在本区域产销,并没有进入全国性市场,从而对朱泾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限的。
尽管如此,“民国初年,开始出现近代工业,但直到解放前夕,全县仅有碾米、轧花、酿造、榨油等工场(厂)77家”[6](p5)。“清代,金山只有木板印刷。民国时期,出现石印,并发展为铅字印刷。先后有6家印刷店业,分布在朱泾、张堰两镇。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朱泾两宜斋印刷工场和大陆印刷店、张堰杨新泰印刷店。”[6](p326)清末至民国初期,朱泾镇也出现了一些具有近代意义的工业。清末,在塘西太平桥东堍设有石灰窑1座,榨油厂2家。榨油厂每逢油菜籽收获后开张,属季节性生产,生产工具有铁辇、石磨及水牛数头。1937年,本镇有碾米厂13家,共有碾米机21台,工人60余名。[5](p78)新兴的碾米厂出现了机器动力,但其动力总量较小,整个朱泾只有5台柴油机作为动力,其生产效率可见一斑,所雇佣的劳动力总数不足60人,整个近代工业的规模不大。此点对朱泾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力是很小的,没有更多的人或家庭参与到近代工业中来。朱泾人分享不到近代工业所带来的利益。农民的生产工具也没有什么改进,“农人三五成群,且歌且作,煞是有劲,可惜他们的生产工具还是墨守陈法”[7](p65)。1933年出版之《中国实业志·江苏省》也记载:“江苏各县米之生产方法,以及生产工具,一般言之,无非墨守成规,均系数千年来旧法,虽有一二处所,业已应用农业机械,但以试验性质为多,在全体中之地位,无疑沧海一粟。”[8](p19)
民国时期,朱泾镇的商号也没有突破明清时期的开店形式,以“夫妻老婆店”和中小商号为主,专营商号较少。[5](p104)1927年,朱泾镇殷实的商号有万鼎顺、万同顺酱园,大成、裕茂、钜美蜡烛纸箔店,胡义生、豫隆南货店,益寿堂、俞天源国药店,协仁祥、协丰昌绸布庄等数十户。[5](p94)这些商号的规模较小,它们最大的意义是满足朱泾地区的消费者,几乎没有外销。
清代,朱泾镇设有典当。民国15年(1926年)始有钱庄。1934年设有银行,至抗战爆发前夕设有典当2家、银行2家、钱庄1家,1937年日军入侵后停业。“在过去年代,典当为农民通有无之惟一机关,本县各典均极发达。惟近年以所典衣服,花色时更,质料松劣,没货脱售,不易得价,故该项商业,已无生气。”[9](p109)本县工商团体,始于清末。朱泾和亭林等其他几个大镇的商会,建于民国初年。最早出现的是经济实力较强的米业公所,然后有镇商会的建立,1946年,才有县级商会。朱泾镇也建立了商会,根据民国《金山周报》的记载,1924年朱泾镇商会进行了换届选举,“从民国16年(1927年)起,商会会长由朱又禄担任,下设同业公会9个,有米业公会、腌鲜肉业公会、鱼鲜业公会、洋广货业公会、南货茶食业公会、药业公会、糠麸业公会、烟纸业公会、绸布估衣业公会等”[5](p56)。“民国14年(1925年)以后,战乱不断,为维持商市,避免骚扰,纷纷推举当地名望较高、善于周旋的人士,主持商会工作。”[6](p632)同业公会和商会承担了政府的部分职能,“协商市价、洽谈交易、应付兵匪、摊派捐款及主持开河、铺路、修桥、设置路灯、救济灾民等公益事业。大镇商会还办起了救火会、商团”[6](p633)。民国初年至抗战前夕,是商会的鼎盛时期。
二 社会领域的近代因素
朱泾镇的房屋主要是砖木结构,并且居住较为拥挤,火灾的预防和扑救显得相当重要。民国初期,朱泾开始设有救火联合会,各里均设救火分会,每年农历
民间的慈善救济事业在民国时期由民办向官办转化,被地方政府接管,其主要职能也发生了变化。朱泾镇在清代有两个慈善机构,一是同仁善堂,一是辅仁善堂,“同仁善堂在朱泾佛字桥西,创设于清代中叶,其款产由朱泾镇热心慈善事业的人士捐集,捐款最多的有丁、张、黄、顾4姓。当时所办慈善事业有义冢、施棺材、施医、义学、济贫等。朱泾镇辅仁善堂,创设于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有租米300余石。其收入款项,用于兴办公益事业和开办义塾”[5](p63)。民国成立后,从1912年起,这两个善堂都由地方政府接管,“设民政干事,主要任务是编查户口,禁烟禁毒,整理人民团体,实施防疫工作等”[5](p61)。辅仁善堂在1912年由地方自治机关管理,辅仁善堂拨出少量金额补助教育事业。1937年,“江苏省政府民政厅、财政厅行文规定:核定辅仁善堂田产租息,自民国25年份起,所收租款,除完粮及收租开支外,以半数拨给救济院,专办孤儿所。义务小学教育,半数归教育局充作该县经费。”[5](p63)另外,于1935年11月成立救济院,“地址设在杨爷庙内,该院下设习艺、育婴、施药、养老、贷款等5个机构”[5](p61)。而该救济院从筹备到建立经历了6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本县救济院,尊奉省令于19年开始筹备,以经费关系,直至24年10月,方始成立”[9](p138)。
近代化的交通和通讯设施在朱泾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近代以来随着水道的淤浅和近代化的交通工具的发展,陆路交通变得日益重要。1926年,为了使朱泾市居民至窑镇轮埠行走方便,“朱泾市董蔡绿琴主持,修筑罗星桥南堍至窑镇(今金山大桥)一段公路,这是一条简易公路,路面用煤渣覆盖,全长1公里,俗称‘马路’。由于该路对朱泾居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到民国24年,一度被称为‘县前路’。民国26年建成松枫省道,从松江通往枫泾,全长37公里,车行道
明清时期简易的津渡在民国时期发展成为客货运码头,功能进一步改善。朱泾内河客运码头,始建于1914年。“该码头由闵南轮船局建造,是一种木质码头。民国9年,大利轮船公司与江苏省民船公司合资在原地翻建,码头自岸边向河中延伸
朱泾镇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发展了邮电事业,对外联系得到改善。朱泾的邮政业务,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清道光八年(1828年),上海民办民信局全盛总号在朱泾镇设立分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十六日,在朱泾杨家桥堍同仁昌烟纸号开办邮寄代办所。宣统三年(1911年),撤销代办所,成立朱泾邮政分局,局址设在本镇东平桥东堍唐姓民房内,初为三等邮局,民国3年晋升为二等邮局。当时经办的业务有信函、汇款、包裹、储金等。”朱泾镇的市内电话创办于1928年,到1936年“电话交换所各镇均有,唯乡镇尚未装置,犹感不便。县治所在各机关及住户商家装置话机者,已有45号,唯以经费所限,话机无多,欲装不得,徒唤奈何”[9](p92)。1937年日军入侵,设备被毁,业务一度停止。
民国时期金山县也发展了有限的民营电气事业,“本县市镇装置电灯者,计有朱泾、张堰、吕巷、干巷、廊下、松隐、泖港7处,兼营碾米”[9](p93)。朱泾镇由私人投资2万元,利用油机作动力,发电量在38.4千瓦左右。
三 教育文化领域的近代因素
朱泾镇的教育经历了从义塾、义学、书院到清末的学堂、民国初年的学校的发展过程。从教育类型上看,朱泾的学校教育有学前、小学、中学等,公立和私立并存。朱泾的幼儿教育“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5](p157)。“本镇广福里汤朱氏捐银元1000元为开办费,择址在上塘西市节孝祠后建造平房3间,创办私立怀仁幼稚舍,另捐租米50石,以岁收租息作为经常费用”。该幼稚舍主要设施有,“占地1.5亩,操场2处,园地1个,各类图书43种,各种玩具313件”,招收“儿童53人,其中男34人,女19人”,教管人员“有保育员2人,保姆2人”。[5](p159)该舍开办至1937年,日军侵入朱泾,校舍被毁。
朱泾镇的小学教育始于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顾骝等将柘湖书院改为县立柘湖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黄公续创办私立明强二等(初、高等)小学堂,陈贻芬创办淑新女子小学堂,后又陆续兴办公立同仁学堂、凤翔女学堂等。”民国成立后,1912年学堂改称学校,同年12月,朱泾镇创办的小学有9所,教职员合计77人,45个教学班,学生为679人。
朱泾镇的中学教育开始较晚,并相对较为薄弱,办学时间都不是很长。“本镇中学教育始于民国13年,由宣子宜在上塘创办尚同女子初级中学,但不久就停办。”到了1927年“设金山县立初级中学,民国26年日军入侵后被毁”。朱泾在民国时期也创办了教会学校,“民国29年,基督教牧师章友仁在耶稣堂设益德、英算补习馆,一年后由奚介明接办,改称私立益德中学,但不到一年被迫停办”[5](p161)。
除了普通教育以外,朱泾镇在民国时期还发展了特殊教育,1933年设立少年集教所。“民国22年(1933年),安徽、河南等地水灾严重,大批灾民流落江南,境内出现流浪儿童,他们白天乞讨求生,晚上露宿街头,景况甚惨”。针对这一社会问题,“朱泾镇商会会长朱又禄报请县政府同意,在平民(游民)习艺所内附设少年集教所,收留8~15岁流浪儿童30多名,经费由地方财政解决”。少年集教所以“身体力行,感化思想”为指导方针,流浪儿童人所后,“先由主管人员进行教育,然后按各人情况分班学习,所内设泥木工班、手工班、女工班、乐器班,聘请老师傅传授专业知识”。少年集教所培养流浪儿童一技之长,稳定和解决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少年集教所对少年儿童教养年限,最长不超过2年,对期满自愿留下的,所里分配他们去做勤杂工作,按月发给生活津贴。”[5](p170)但是,日军入侵以后,少年集教所被迫解散。
民国时期朱泾镇还发展了社会教育,但发展缓慢。“本县社会教育,民元以后,地方人士始稍注意,县立公共体育场,即于是时创办,厥后通俗教育馆、张堰图书馆等相继设立,但以经费支绌,进展颇迟。”[9](p130)到了“民国12年,建立朱泾民众教育馆,此后部分乡镇亦陆续建馆。朱泾民众教育馆有书报阅览、文体、成人识字等活动,辟有200多个座位的演讲厅,供讲演、放映电影和小型演出等,日军入侵停办”[6](p801)。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清末至民国时期,金山创办了一系列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报刊。“民国期间先后办有地方报刊不下20种,大多为民办小报。至解放前夕,仅存《金山青年报》。”[6](p828)
四 余论
从市镇的兴起及其功能来看,市镇的发展动力当主要来自农村,“江南市镇的兴起又是与江南农村专业型农副业的发展同步”[4](p130)。当农村农副业衰落时,其市镇功能必然受到影响。“江南农村经济的专业化、商品化导致了专业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具备了大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介作用。”[10](p98)市镇“逐步成为农产品和农村手工制成品的交换场所,为农村中多余的生产物提供一个交换的机会”[11](p45)。同时,“乡镇星星点点地散布在农村,日益成为农村同该区域中心城市、国内各地区市场乃至国外市场联系的纽带”[12](p68)。市镇是“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13](p8)。由此看来,市镇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当农村经济发展时,市镇趋向繁荣;反之,当农村经济出现衰退时,市镇的发展也就失去了重要依托,市镇的“流通”、“中介”功能就会弱化。“乡镇是沿着村——集市(村市)——镇的途径发展起来的,它的基地仍然是在封建的农村……乡镇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它的繁荣主要不是建立在自身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附近乡民农副产品或家庭手工业品的交换上。”[12](p71)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农村经济凋敝,农民贫困。“全省农业虽很发达,作物中尤其是稻和棉的生产占全国重要地位,然而农村中有60%以上的贫农急迫地需要土地,田权分配不均已显著地在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前进。”[7](p3)“全部农村绝少欣欣向荣的情形,各类农户都在挣扎状态中从事他们的生产。”[7](p35)“各县农民收支,常有入不敷出之苦,更毋论于储蓄,此实为我国农村经济至要之问题,而不能不注意者也。”[8](p46)在这样贫困的状态下,农民如生存或再生产只有靠借贷维持。“借贷情形在江苏很普遍,农村中70%以上的农民都是负债者”,借债的利息非常高,“利息通常在3分以上”[7](p62)。农民进行再生产的能力下降。1936年《金山县鉴》对全县的富力作了估测:“本县农田,照近年秋勘,约计36万亩,假定30万亩种稻,6万亩植棉,去岁丰收,可云乐岁,今估计全县富力有如下:全县亩数秋收总生产量,计828万元,以全县16万人口分派,每人仅得50元有零,假定8口之家,仅得400余元,丰年如此,歉岁可知。况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等费,均为必需之支出,使上列估计而无悖于事实,农村经济之衰竭,可以思过半矣。”[9](p99)金山的人口在民国期间总数相对稳定。“晚清至解放前期,由于天灾人祸,缺医少药等因素,本县人口处于高出生、高死亡状态,长期稳定在16~17万之间。”[6](p156)另据费孝通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江南农村一般农家年需货币支出平均在260元左右”[14](p125)。这一数据与洪焕椿的研究不谋而合,“一般农户能耕10亩土地,就能维持5口人的生活”。10亩所得的货币为240元。上述8口之家400余元的收入的前提,是农家把其所有的收获物都兑换成货币,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必须留出一定数量的粮食用于自食。而更重要的是,对朱泾镇来说,农户根本就不可能占有那么多土地。“解放前,朱泾地区(指新泾、新泖、大茫、腰泾、待泾、秀州,6个小乡,户数0.86%的地主,占有土地达总面积的60.89%;占总农户数2.47%的富农(含半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占总农户数37.4%的中农,占有土地16.7%;占总农户数56.4%的贫雇农,仅占有土地5.63%;占总农户数2.87%的其他阶层,占有土地9.87%。地主阶级平均每户占有土地777.08亩,每人占有土地170.96亩;贫雇农平均每户占有土地1.13亩,每人仅占有土地0.28亩。”[15](p156)广大农民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向地主租种土地,生活依然相当艰苦。“以现蒋泾村12组中等水平的张志良家为例:民国37年,全家5口,租种田12亩,年收稻谷约
中心城市(上海)虽对其有影响,但其影响是具有选择性的,并且在初期,极化效应非常明显,常常把市镇的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中心城市,破坏其原有的社会经济发展轨道,造成市镇的社会经济衰落。“一个国家要进行现代化,必然要承担一定的社会牺牲。”[16](p179)市镇就成为这种牺牲品。从朱泾镇的发展来看,经济中心与其周边地区的互动和影响是有条件和选择性的,其主要不是取决于距离的远近,而是受两者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关联性的影响。朱泾镇虽然离上海较近,并处于沿海地区,但它并没有被整合到上海经济发展的体系中,其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一些原先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日趋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上海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的需要,依附、服务于对外贸易和近代城市经济颇具活力的农村集镇……原先一批立足于手工棉纺织业发展基础上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亦归于萧条。”[17](p143) “辛亥革命后,清朝亡,民国立,社会转型的速度大大加快”[18](p103)。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江南市镇的社会转型并不是同步的,表现出不同的类型”[19](p107)。20世纪30年代的朱泾镇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代表了江南市镇的一种类型,由于传统经济结构的坚固性,要想突破是相当艰难的,需要有新生的社会力量对传统社会经济结构进行解体。然而,这种新生的社会力量,不管是在朱泾内部产生,还是从外部输入,都是非常微小的,不能从根本上完成经济的转型和整合。“经济是社会变迁的主流,主导行业或产业的变化,不仅是经济变迁的核心内容,还往往左右着社会变迁的其他领域。”[20](p2)朱泾镇传统的棉纺织业退出市场网络后,没有调整发展有地方特色并主导地方经济的产业,“朱泾镇虽处于沿海并距上海较近,社会转型却停滞不前,区域中心的地位也逐渐丧失”[19](p107)。同时,“朱泾既没有纳入到江南市场网络中,更没有融入到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体系中”[19](p109),由此导致了朱泾镇经济转型的缓慢和滞后。尽管朱泾镇在社会和教育文化领域中出现了近代因素,但其近代化是相当缓慢和不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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