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4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为什么会出现从拉萨开始,然后波及西藏、四川、青海、甘肃四大藏区的骚乱事件,我认为这既是达赖集团精心策划组织分裂祖国的结果(即所谓“西藏人民大起义运动”),也是国际反华势力支持怂恿的结果。通过这次事件,进一步说明加强藏区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类问题的研究,正确对待和处理国家、社会、宗教的关系,反思我们的宗教政策……等问题已经是迫在眉睫。
关于藏区问题,应该说一直是很敏感的话题,但不能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闻不问,不去关注和思考。这不仅关系到藏族人民的幸福安康,更是关系到国家安全、民族团结、中华复兴的大问题。
其实,藏区的紧张形势在早些时候就有所表现,只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已。
我在06年的藏区日记中曾经有这样的议论:
8月1日 星期二
我走过大街,在尽头处有一座不大的转经楼,却发现里面有十几位藏族同胞在转经,年龄均在40-50岁以上,看到他们转经时的一片虔诚,我才真的开始理解人们所说的宗教的力量。藏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而且男子做和尚的很多。做和尚,既是宗教的力量使然,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佛祖,连同肉体和灵魂,没有一丝杂念,满是渴望和虔诚。但一位当地人告诉我,现在做和尚,除了信仰的力量外,也不全是如此。庙子很富有,做和尚不仅是荣耀,收入也满不错的。我也看到许多和尚要挂移动电话,骑着宗申、五羊等名牌摩托车,甚至开着桑塔纳、马自达等小轿车,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和尚的摩托车也喜欢挂上越野8888或极速1618之类的牌照号码,我虽然不知道这些号码是真是假,但也觉得这些和尚的心中怕未必只有佛祖吧。这些颇具现代性的和尚与那些穿着看起来时髦,但好久都不洗衣服显得脏嘻嘻的留着长发又喜欢在街头逗留的年轻人,或者与那些穿着破旧、脏亮带着一脸疲惫和沧桑的中老年人相比,和尚是富有的,也是前卫的。还有人告诉我,做和尚在藏民族的家庭中是一件很神圣、很慎重的大事情,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两个以上男孩,一般都会考虑让其中一个做和尚,如果家里有人做和尚这是件很荣耀的事情。当然,做和尚,特别是要做大和尚、好和尚是要讲佛缘的。又有人给我讲,做和尚不仅可以带来一笔比较稳定的收入,而且可以避免分家、继承遗产的纠纷,同时,和尚一般不准娶老婆生孩子(除少数活佛外),所以,还有控制人口增长的功能。也有人认为做和尚是一种转移劳动力,保持人口平衡的自然机制。我不知道这种机制对藏区社会的发展究竟产生着什么样的影响,但我担心的是一方面这些地区财富正在不断地向宗教层面集中,最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另一方面,宗教力量的增强是否会阻延藏区社会向现代迈进。
8月5日 星期六
在藏区,自然条件很恶劣,虽然也有无限的美景,但这只是对内地人或旅游观光者而言,事实上这里的人居环境并不理想,生态很脆弱。藏民族的生活很简单,也很艰苦,但他们对宗教的虔诚和狂热是外来者难以理解的,他们对宗教的信仰超过了对生活本身的意义,或许宗教才是他们生活的本源。本来比较贫困,但再困难他们也会请和尚念经,也会朝拜寺庙,也会向活佛和寺庙贡献,有的甚至把所有的财产都献给庙里。当然,有的活佛和寺庙也会向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和救济,但非常少,而且一般是与活佛有联系的人,如我们在康旭村调查了解到,尼麦西家修房时,活佛就先后给了三万元钱,因为尼麦西家的秋车是给活佛做饭的和尚,而且尼麦西家还另有两人是和尚,在庙里也是有影响的和尚。
我们发现,家中有人做和尚是比较普遍、常见的,做和尚既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甚或一种荣誉。做和尚是可以还俗的,到了一定年龄就可以还俗,可以结婚生子。而且结了婚的人,到了一定时候又可以做和尚。
这么多人做和尚、尼姑,而且主要是青壮劳动力,我不知道对生产发展有什么影响,对这里的社会发展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藏民族是全民信教的地区,有的人说,让这些年轻人做和尚,可以减轻就业压力,也算是一种劳动力转移,我真不知如何理解和认识。这么多优秀的人力资源被转移到庙里或做社会和尚,不知对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究竟有什么作用,因为绝大多数和尚除了做佛事、念经外是不劳动的,而且我看见大街上到处都是游荡的“红衣裳”、“黄衣裳”,白天、晚上,像是一个个幽灵。当然,也有一些和尚白天参与劳动生产,早晚虔心念佛。而且我还发现,这里的和尚条件很好,许多和尚都有手机,从在成都遇见一个比较时髦的和尚把手机绑在手腕上,到壤塘、到南木达,我发现许多和尚都拥有手机,而且骑摩托车的和尚也很多。
8月7日 星期一
有两个问题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个是关于民间调解。这要从前两天发生的一件盗窃案说起,根培家前几天被偷走2匹马,但今天早上被追回,因此,首先帮助追马的人都要到根培家喝茶吃酒,根培家也准备丰盛的伙食来招待大家,也表示庆贺。其次,就是讨论案件的处理。盗窃案件,一个寨子一般一年会发生二三起,偷盗的人不会是本寨子的,一般是其他寨子,特别是外乡的,如果抓住了,其解决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办法是报派出所,就按法律程序办。按法律程序办的结果往往是被盗的人如果财产能追回,则不造成损失,如果追不回来损失就大了,这样,被盗人不服;如果盗窃人被判刑或受到其他处分,盗窃人或其家人朋友不服,等其刑满回来后,往往会来找报案的人报复,或者在其服刑期间,他的亲戚朋友会来报复,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另一种办法就是民间调解。调解是按藏民族的传统习俗来进行,调解结果通常是偷一头牛,就赔9头牛,偷一匹马就赔9匹马。充当调解中间人的,除了政府干部或司法民警外,就是庙里的和尚、活佛或者寨子里的头人、长老,不管是谁,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必须是双方认可并都信得过的人。根据民间的规则和习惯,根培家除了要追回被盗的两匹马以外,还应当获赔18匹马,这对盗窃人来说又难以承受。结果双方争论得很厉害,但无论如何大家都还是习惯于接受民间调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这里,民间的规则和习惯影响力往往远超过正式的法则。同时,我们还了解到,有的调解,政府调解的结果往往只能管二三年,就会发生反复,村里的头人或长老调解的结果一般能维持三五年,而和尚特别是大和尚调解的结果通常能维持个十年八年的。从这一则民间调解可以透视国家(政府)、社会(长老或头人及广大牧民)与宗教(和尚或活佛)在牧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权力的退出、宗教势力的膨胀与牧民社会的两难处境,在这里开始凸显。
第二个问题就是高利贷的发展。在阿甲村,我们发现民间借贷(多数是高利贷)比较普遍,这从80年代初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就开始了,利息一般在4分左右,借1千元,每年需要还480元的利息,有的甚至是本金的一倍还要多。根培家2003年修房子就借了二万,还没还清,2005年遇大病又借了五千元高利。日尕家因为缺劳力,日常生活都很困难,家中病人又多,最后没办法,也只得借了一万的高利。穹觉家女主人生病做手术,花了五千多,因为没钱也是靠借高利贷支付医药费。曲准家爱人生病死亡,借钱6万多,全是高利贷。总之,在这里借高利贷是很普遍,也很平常。
借高利贷,如果在约定期限还不上,就必须变卖家产,主要是卖牛,但一般不会出现债主上门牵牛、抬东西的情况,而是自己就会迫于面子,或者是高原上惯有的民间信誉无奈地变卖家产,也有通过中间人告之变卖家产都要赶快还帐的情况。债主不一定是本村人,只要能借到,谁都行,但往往在一个债主那里不可能一次就借到很多,一般在3-5千元之间,因此,超过五千元的借款就可能有两个以上的债主。
村民因修房建屋,生病住院或其他原因借高利贷,如果挖不到虫草、贝母等中药材而失去现金收入来源,就会卖牛还债,如果牛本身不多,或者在卖掉一部分牛后,又遇牛生病病死,或者遇雪灾等把牛冻死、饿死了,牛可能没有了,由于没有了牛,就没有了奶渣、酥油等生活必须品,就又得借钱来买食品,又是高利贷,因而便有可能陷于一种恶性的循环中,使自身生活陷于更加艰难的境地。
8月15日 星期二
在县政府办公室听到一位工作人员说,现在宗教非常活跃,他说的好些话我都听不太懂,但有两点又觉得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
1、关于寺庙放高利贷的问题。他说政策是管不到的,寺庙和活佛本来归宗教局管,但现在宗教局恐怕很坐难,我不知道这里的“难”是什么意思?难道政府部门就管不了它了?还是没去管?
2、宗教越富、牧民就越穷。这一点与我们的观察和调查基本一致,看来人们对宗教的发展及其后果不是没有注意,不是没有去思考,对其间存在的问题也不是完全熟视无睹,但为什么就没有想办法去解决,是不愿去解决呢?还是没有能力去解决,但不管是什么情况,都非常的严重。
中午到达窝赛乡,该乡正在召开全乡党员大会,该乡乡长认为,在牧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牧村),目前的想法有二:①以村、社为单位实行定居,这样有利于一些项目的实施,如人畜引水工程,通电工程;②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产业的培育。
本想利用窝赛乡召开党员大会的机会对他们作一个专门的访谈,并力争把在窝赛的问卷做满100份,但很难,因为他们时间安排很紧张,同时,绝大多数党员户都是我们在入社调查中访谈过了的,看来对此工作的细致和相关情况的掌握还是不够。
幸而在简短的交流中却有一惊人的意外收获,即有部分党员开始担心随着复旧势力、宗教势力的发展,以后的牧区社会管理和发展可能会越来越难。
在牧区乡村治理中,国家(政府)、社会(牧民)和宗教(活佛、和尚)之间的关系,是治理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的,在这样一个全民信教的社会中,根据法律,宗教不能干预政权,不能影响政府施政,但现在宗教势力的发展和影响力不断提高,经济力量也在不断增强,有的干部认为,在有的村活佛、宗教的影响已远远超过了干部,甚至政府的影响都没有了。如果宗教势力不断扩张,我们很难想象牧区治理的善况。他们说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他们认为吐蕃王朝的灭亡就是因为宗教势力的发展而导致的,当时几乎达到每家两个和尚的程度,宗教完全控制了社会,排斥国王,最后国王被打败,宗教势力控制了整个藏区。(对这段历史我没有研究过,不知是否为信史。)现在呢,据估计可能已达到一家一个和尚的程度,而且社会和尚太多,不住在庙里念经学佛,而是在社会上闲荡,好吃懒做,惹事生非,这非常危险。
这种认识和看法虽然未必正确,但值得很好地思考和研究。
8月19日 星期六
最令人震惊和担心是村里的高利贷和牧民的破产问题。如布东一社,共有30户牧民,最多的户头有115头牛,而最少的户头只有5头牛,另外还有3户已经破产,连牛和草场都卖掉了,还不够还高利贷,不得以到达日县城要饭去了。对于破产的原因,布东一社的社长珠烂和牧民代表俄盆认为主要是草场退化导致牧草缺乏,牛越来越少,加之畜病流行和家中突发事件(如生病死人)。对于破产要饭者,政府虽然也有一些帮助,但实在是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前两天在达日县城也曾探访过乞讨者的帐篷)。
另外,布东一社30户中竟然有26户人家欠债或借高利贷,少则3-5千,多则5-6万,甚至连牧委会支部书记家也借了高利贷。高台高筑的最后结果就只有破产,据说在整个木热牧委会破产的已达数十家。
因此,关于草场退化—畜牧业衰退—经济困难、贫穷—高利贷—意外事件—破产,这样一个链条关系该好好地研究,意义重大。
8月21日 星期一
为什么在多贡麻会受到如此冷遇,我们真的不太明白。事后经了解才知道这里的部落,这几年一直处在一个“冷运”期,与其他部落的摩擦和纠纷不断,并有一些人员和马牛伤亡,男人们近几天又都出远门了,据说又是到什么地方去处理纠纷了。有的甚至说去“打仗”了,男人们都不在家,女人们自然对我们这些陌生人不可能热情,他们担心的或者说他们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出远门的男人们身上,在为他们念经祈祷,哪会有心思理会陌生人。对此,我们还是会理解的,只是苦了给我们带路的索兰卓玛和当翻译的两位女大学生,她们可是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的尴尬。
不过,对于这样部落,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的连绵纠葛中,我也实在是不明白,尽管其中的利益关键是草山,但地方政府、宗教力量在这样的纠纷和利益纠葛中究竟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能不能发挥作用,这样一种状态中的牧区(农村)治理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模式呢?在这种模式下的牧区或部落,它的未来又是什么呢?
我真的不敢想下去了!
在07年的藏区日记中我也曾经有写到:
7.22 星期天 晴
在型木达村也是如昨天在热布卡,年轻人差不多都上牧场(夏窝子)放牛和挖药材(贝母)去了,在家的就只是老人和小孩(小孩稍大一点的也上牧场去了,他们也要学放牧和挖药材,这是藏民的根本生活技能,必须从小学起),再就是和尚(其中有许多年轻人,但他们少有做家务或其他生产活动,要么念经,要么在路边、草地上晒太阳,在我看来有些游手好闲,真是劳动力或称人力资源的一种浪费)。
7.23 星期一 晴
不过在此倒还是有几个问题引起我的关注,一是一个人口仅二三百人的新朗村,村里的寺庙红都寺却规模宏大,而且比村里任何一间民房都要精美气魄,有80多位僧人住在里面,和尚有集体居住的,有在寺庙周边单建居所的。从而使整个村寨的一半以上都处于寺庙和僧人的势力范围,中间一条水沟分开,两边的情形截然相反,贫富差别一眼见知,应了那句寺庙越富、牧民越穷的真理。
二是庙里一位和尚借高利贷来做生意,借了一万元,做点饮料酒水之类的小买卖,而且绝不越过中间的小水沟,把生意做到庙里去,即便和尚要买也只能走出寺庙区进入非宗教的民宅区去购买。但如此买卖的利润还不及高利贷的利息,也不知那位和尚是如何想的,但这种行为本身倒值得肯定,只是在如何经营上这位师傅应该多思考、学习。
三是一位在家小和尚拾得几斤杉木毛菇来叫卖,外边贩子收购才四-五元一斤,他尽要我十元一斤,最后以七元一斤成交,也不知是啥原因我等竟买下了。
新朗村虽然比较偏远,但人们的商业买卖意识竟比型木达村强,这是值得很好研究和分析的。
7.24 星期二 晴
仁他书记还就和尚一事发表他的看法,虽然他家也有一位和尚,而且也是在家的。但他却认为既然是和尚就应该在庙里坐经。在家,在寺庙外散落着大量的和尚既不利于信众虔心信佛,也不利于社会治理,同时给他人对藏传佛教的评价留下许多不利话柄。
7.25 星期三 晴
今天得到的信息别有不同之处,在牧民的帐篷里,在僧侣的野炊现场,与卖毛菇的小和尚俄巴的讨价还价,与退伍兵达尔杰的真诚交谈都是进入牧区一周以来少有的轻松愉快和令人激动。身在佛门而心思又自然地进入市场的小和尚,能改变观念、苦心经营的达尔杰,让我看到了牧区生计多样性的希望和藏族人民幸福生活的未来。但从小就失去父母被人收养成人却因为没有生育能力而被丈夫抛弃,现在只身一人生活在牧场的杰俄,也使我为牧区人民完全改变的观念、建设新生活的时间进程感到忧虑。
真切地盼着这里能加快推进社会发展的进程,让这里的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的生活!
7.26 星期四 晴
中壤塘乡政府所在地东头,有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觉囊派寺庙群,由藏洼、曲尔基、泽布基三大寺院组成,一派三庙集合在一起,有三千余僧众,800多年历史,是我国目前藏传佛教觉囊派的根本道场,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正由政府投资四千余万元进行以宗教文化为中心包括湿地保护、高山观海子、牧场休闲的旅游开发。
在中壤塘的第一天与昨日在尕多乡热布卡的夏草场不一样而与型木达、切诺玛村的情形基本一致,年轻人都上夏牧场放牧兼营副业(挖贝母)去了,留在村里的基本上是老弱病残者。特别让人遗憾的是在乡政府附近的河滩上集结着几个帐篷,我们开始以为是牧民的,以为今天可以顺利地访问几户牧民,待至近处才发现是一群和尚在此野炊。与昨日在尕卡牧场的山顶上一样。这个时节是寺庙喇嘛出来野炊的大好时节。南木达对面的山顶上也有夏炎寺的和尚野炊。让我们空欢喜一场。这样一个季节在牧民看来是一个黄金的季节,是一年中牧牛、挖药材、捡菌子最重要的收获时节,与牧民忙碌相反的是这些不参加生产劳动的和尚及时行乐,而且大肆渲染。我不信教,但坚持宗教信仰自由,对宗教没有太多的反感。我认为作为教民有三点非常重要,首先爱教,其次爱国,再次爱民。但从这些野炊的和尚看并非如此,至少不全如此。由此使我对这里的部分僧侣产生了几分不好感,他们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我心目中藏传佛教的神圣。
7.29 星期日 晴
在一大队的寨子里,两位年轻人先是不愿接受我们的调查,后又与我们磨牙(乱谈、瞎聊),后来我们才得知这两位是寨子里出了名的“烂人”,(腊维叔叔在内地当过兵,借用内地的话来指称,或许也可叫“懒人”)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贯了,偶尔还来点偷鸡摸狗的动作。他们总向我们抱怨没领到救济、低保等之类的好处,但我又想,这样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又凭什么要给他救济、低保补助呢?实际上在我们的调查中各类人的等、靠、要思想都很严重,总以为我们是作民政登记的,尽力在诉说他们的困难,希望政府多给钱,在此情景下,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说现在政策好、政府好、共产党好。但这种全是输血式的给予又如何加速藏区现代化发展和藏民族自身的文明进步呢。当然,该救济和帮扶的还必须得救济和帮扶,但须注意由此形成的依赖思想。
还有,在这几天的调查中,遇到了好几例男人抛弃妻儿离家出走的情况,从其妻儿处还看不出什么抱怨和憎恨,似乎很自然,我实在搞不懂其中的原由到底为何。而这样的问题似乎又不好直接询问当事人。只有留待适当的时候来探个究里。
8.11 星期六 晴转雨转晴
早上起来,远处的山上下起一层厚厚的白雪,山下是阳光灿烂,中午一阵风雨,下午又是晴空万里,高原上的天气就是这样,说变就变。
都说桑日麻的老百姓是达日县最富的老百姓,因为这里的虫草最多,有的老百姓一人一年能挖三、四万元钱的虫草,但今天在红旗和向阳两个大队调查却发现他们原来很穷,或许这里聚集的都是较贫困的牧民吧。
同样这里的藏民健康状况很不乐观,如37岁的佳华,腹水肿,但没钱去医院治病,躺在帐篷已两年 ,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全身枯瘦如柴,虽然他门有抱怨,只说就这样等死,但从其眼神和话语中我还是能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留恋。再如64岁的甲根老人,虽然已搬到城里的牧民定居点,但因有眼疾,又收养了一个5岁的辍学女孩(女孩是她的外孙女,因其父亲病卧帐篷,母亲也有病在身,实在困难得很,于是就跟了孤单一人的外婆)。夏天几个月靠上山来帮别人代羊牛,分得一些酥油和奶渣,并积晒一些牛粪,要知道在县城一袋牛粪得8-10元,定靠6000元的补助生活也是艰难着呢。
十几户人家聚集在乡政府的公共草场里,有的是家里没男人,怕到遥远的夏草场去受人欺负,因为去年在夏草场就被人偷走28头牛,有的是病人太多,又内有驮牛,无法把帐篷和家当搬到夏草场去。有的是因为家里死了人,牛已全卖掉,没去处,聚在这里凑个热闹。
虫草是这里牧民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如果没有劳动力,也没法分享这一上苍赐予的财富,而只得承受贫穷。
在帐篷里偶遇梭巴活佛,他是一位在本地颇受尊重的活佛,专为贫困人家念经祈福,也不收分文,这样的活佛或许不多,听说我们是为牧民寻求生计策略,他很高兴也很敬重我们,一定要为我们念经祈福,还要为我们摸头,虽然我不是教徒,对宗教也没有研究和兴趣,但有一点我们都关心穷苦老百姓,这或许是一致的,基于入乡随俗和对对方同样的尊敬,就让一位共产党员接受一位活佛的祈福吧。
8.16 星期四 晴
财娃沟曾是乡草原站的草场,后来草场站撤消后成了乡政府的草场,在这里放牧的主要有几种情况,一是乡干部的家属门,二是家庭贫困,子女较多,为便于照顾在乡寄宿小学读书的孩子,镜乡政府批准在此放牧,三是在乡政府附近买或建了房或是买了原草原站的部分草地进行人工种草的牧民。三种情况事实上可以反映出牧民内部的分层、分化。牧民内部的贫富分化其实很大,这与他们是否有劳动力、工资性收入,家庭成员是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及由此形成的思想观念等有一定的关系,由此感应出他们生计的脆弱性与适应能力的强弱。
8.17 星期五 晴——雨——晴——雨
面对日渐退化的草场,站在黑土滩边,一些老百姓感叹,草场已死了!真的吗?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救活它,这是自然规律还是人为的结果?全球气候变暖、过牧究竟哪个更为主要?围栏、人工种草能恢复草场吗?面对这些问题,牧民是半信半疑。说实在的,在现有条件下,恐怕只有搞这些项目的科学家,官员才定信无疑。但一切都只能由事实本身来说话。
围栏,带来的问题也不少。
人工种草,两三年就又退化。
究竟怎么办?于我来说实在是不能回答的问题。
8.19 星期天 晴
一直想去夏窝子的原因是有人认为冬窝子的牧民是二线牧民,不具有代表性,不了解情况。其实这种认识是大大的错误。且不说所谓一线牧民,二线牧民的划分正确与否,我们姑且借用这种划分吧。那二线牧民全都是从一线下来的,或者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成为二线牧民,对牧场的情况同样熟悉。
同时,二线牧民要么是家中老人行动不便,要么是病人过多,要么是因为没劳动力或者是没男人等,无法到一线(夏窝子)去,由此,在生计脆弱方面,他们恰好成为牧民的“叛逆”,不得不去寻找另外的生存之道,成为牧业之外生计的转型者,由此带来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进步。同时我们也得承认在这些二线牧民中,有的由于适应能力的脆弱有可能成为生活的淘汰者,论为贫民,甚至乞讨者,一线牧民往往是牧场的坚守者,他们对牧场的捍卫超过了任何人,一切观念也是从牧场出发,对教育(子女上学)、移民定居乃至减畜以减轻草场压力好恢复草场等都是很有抵触的。
所以关于一、二线牧民的划分本身有问题,同时,在生计多样性调查中忽视二线牧民,过于强调一线牧民也是错误的。
既然像我等缺乏政治敏感之人都能有所体会,感觉问题的严重,甚至觉得快要发生什么事,难道我们的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如公安局、国安局、宗教局等就一点没察觉,想必不会的。那为什么可以预见、能够避免的事情终于又发生了呢?
因此,加强藏区社会发展进程中各类问题的研究,正确对待和处理国家、社会、宗教的关系,反思我们的宗教政策已经是迫在眉睫,否则事情会更加严重,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