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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升学的问题,尤其是农村学生升学的问题,在目前被定义为教育平等的问题。然而,相似的升学问题在50年代建国初期同样存在,当时却被转化成为一个劳动教育的问题。本文通过回顾50年代初期《人民教育》杂志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升学矛盾和劳动教育的讨论,分析了升学矛盾被转化为劳动教育的原因、实施效果以及国家有关的制度探索,并认为建国初年国家处在发展生产力和解放人性的双重职能的内在张力之中。
     
    关键词:劳动教育  教育公平  社会主义  教育与国家  教育与经济
     
     
            近年来,农村教育颇受关注,在各方争论中始终有一个难以解决的两难困境:鼓励农村孩子升入大学,则农村有文化的人才都流向了城市,“新农村”由谁来“建设”呢?那么,农村学校加强农业生产和“乡土”教育,让农村的学生“学以致用”吧。可是,凭什么农村的学生就应该学习“白菜萝卜”,而城市的孩子就应该学习“莎士比亚”和“企业管理”?[1]教育在塑造个人与社会基本关系的过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正是在这里,个人前途和社会集体福利似乎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改革带来的天旋地转的变化,社会的急剧分裂,往往被指责为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一些怀旧的人们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平等的群众教育。事实上,工农大众升学的矛盾从建国初期开始就一直是棘手的问题,并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所特有的希奇现象。然而,建国初期,政府和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诊断和对策却与现今迥然不同。
     
    一、升学矛盾与劳动教育
     
     1949年底,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 [2]。学校的大门向工农开放,普通教育和工农业余学校同时发展,使各级学生人数都突飞猛进。1949年至1952年期间,小学生人数从2439万激增到5110万;中等学校(包括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人数从127万上升到318万,其中普通初中学生数从83万增加到223万,几乎增加了两倍,高中学生数却只增加了不足6万,从21万上升到26万;高等学校发展相对更加慢一些,学校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从205所减少到181所,学生人数却从12万左右增长到19万。[3]根据1952年的统计,工农子女在小学学生总数中约占80%以上,在中等学校学生总数中占57%以上,其中在普通初中里占59%,普通高中里占31%,中专和中等师范学校中占25%左右,在高等院校里占22%左右。[4]尽管在中央文件中强调这些成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5],事实上也的确是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但教育仍然没有脱离“宝塔形”的结构,可以预想得到,随着基础教育普及程度的扩展,供不应求的升学矛盾必然要逐渐激化。
            19538月的《人民教育》杂志第一次发表文章,正面批评教师、学生和家长中存在的“只有升学才有前途”的思想。[6]作者首先指出国家仍然会继续努力,扩大教育规模,但限于经济力量,无法在短时间内满足广大人民升学的需求,并惯常地以苏联的教育发展过程为例,说明教育的发展要与国家经济建设规模相适应。这些客观理由在今天看来仍然合情合理,甚至同今天的状况亦有相似之处。然而,作者迅速口吻一转,说:“所谓‘不升学就没有前途’究竟是一种什么思想呢?这必须把学习的态度和目的来研究一下”。研究结果是:
     
    “我们再听一听教师和家长们的话吧,北京近郊有的教师这样说:‘这回要考不上,年岁越来越大,那就非回家去欺负土疙瘩不可了。’河北保定专区有的学生家长说:‘人民不是翻了身吗?为什么不多办些学校,还让孩子们‘摸牛尾巴’呢?’河南有的学生家长这样叮嘱自己的孩子:‘只要你升上学,我卖牛卖地也供给你,升不上学只有当泥腿汉,看你丢人不丢人。’这些话集中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轻视劳动,尤其鄙视农业生产,……认为‘当泥腿汉’从事农业劳动‘没出息’、‘没前途’,只有升学‘有了文化才吃得开’,才可以‘当干部’、才可以‘赚钱’,……如果升学不得,那便是‘断送了自己的前途’,便是‘没有出息’。” [7]
     
    作者得出结论,“这种思想,无疑地是受了封建的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发展下去,会阻碍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教育》同期刊登的文章《要教育民校学员安心农业生产》中,也揭示出“在不少地区,发现了农民业余学校的学员,……一心想在民校毕业后‘当干部’(指脱离生产)、‘进工厂’,因而有不安心农业生产的现象。……这种轻视农业劳动和脱离农村生产实际的思想,在目前是带有普遍性的…..[8]
            这是《人民教育》关于升学/教育与就业问题所刊登的最早的几篇文章,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升学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真正大规模的讨论集中在1954年。19544月,《人民教育》杂志资料组发表文章,详细列举了学校中升学教育、专家教育、忽视劳动教育的种种言行和思想。[9]5月,《人民教育》转发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文件《对高中毕业生进行关于升学的思想教育的通知》,发表社论《大力指导初中、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和升学》,并同时刊登与劳动教育有关的短评、书评,以及三篇苏联劳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译文。6月,《人民教育》开辟劳动教育专栏,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的讲话《在生产实践中继续学习》等五篇文章。7月,《人民教育》继续发表有关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参加生产的文章,介绍底层动员工作的经验和中小学毕业生代表座谈会议的内容等。此后,《人民教育》继续零散地刊登与劳动教育直接相关的文章,但劳动教育的主题在其他教育方针的争论中也大量出现。1953年至57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人民教育》杂志发表了少量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本质的讨论,关于如何“以总路线精神教育学生”的讨论。[10] 19548月,董纯才宣布过渡时期的教育方针是“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11],从此爆发了长达数年的关于“全面发展”方针的大争论。这些讨论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涉及到劳动教育,最终以1958年陆定一发表著名社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得到官方定论。从《人民教育》杂志这一系列讨论的产生和发展的脉络中,不难看出,劳动教育被置于教育方针的中心地位是同群众的升学要求和就业压力所联系的。换言之,教育规模与学生升学就业的矛盾被转化成为一个劳动教育的问题,而不是像今天被定义为一个公平或平等问题。
     
    二、为什么是劳动教育?
     
    为什么升学的矛盾在当时被转化为一个劳动教育或者劳动观念的问题呢?这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有关。在1953年《不升学就没有前途吗》一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国初期的教育评论者对于广大群众的升学要求持有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复杂态度。肯定的是教育对提高民众文化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建设的作用,因此国家必须根据经济能力有计划扩大教育规模,满足群众渴求知识的正当要求;坚决批判的,不是教育和升学本身,而是教育作为社会上升通道的功能。教育作为社会上升通道,对应着社会中职业的贵贱差别,而职业贵贱等级的基础是“劳心”和“劳力”的分离,是对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的轻视,说到底是对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对农民的轻视。如此看待教育和升学的态度,显然是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的新中国的根本纲领的背叛。[12]此后关于升学和就业矛盾的定性和辨析始终都没有脱离上文肯定加否定的双重基调。
    1954524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中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作用:“高小和初中毕业生逐年增加是标志着人民文化水平的日益增长,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19545月,《人民教育》社论《大力指导初中、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和升学》中明确指出:“随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是越来越需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人才的。建设现代化的工农业,没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工人就不能很快地掌握科学技术,熟练地操纵新式机械”[13]。高等学校招生是国家“有计划按比例地培养高级建设人才”和“培养干部”的“首要步骤”[14]。中央也承诺“今后工农群众及其他劳动人民子女在各级学校中的比例数还会逐步上升。”[15]
            由于“我国的教育事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16],教育的发展自然要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计划相适应。中央政府和教育学者都极力向群众解释,目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尚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国家还不能使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全部都升学,因为“要办多少学校,把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到什么程度,……必须随着整个生产的发展而逐步发展。”…… “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水平,必须首先集中主要的力量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只有使工农业的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国家才能有更多的人力、物力来办学校。”[17]同时,国家也批判“劳动光荣,升学不光荣”“想升学就是落后”的偏颇论调,赞成“为了将来参加国家的生产建设”而升学[18]。“升学的目的是为了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全面认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是个人志愿与国家需要相结合。”[19]“当个人志愿与国家需要发生矛盾的时候,就应该自觉地服从国家的需要。”[20]
            建国初期,国家确定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实现工业化,而农业是实现工业化必要的保障和前提。《不升学就没有前途吗》文中说道:“国家工业化是中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没有国家工业化,人民的生活将永远不能得到改善,我们的国家将永远不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状态……[21]“如果没有千千万万的‘拿锄把子’的人来支援国家的大建设,工人吃的粮食从哪里来呢?建设用的原料谁来供给呢?因此,必须认识,……工人农民是国家建设的主体,没有工农的结合,就不可能设想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工农联盟之所以做为国家的基础,其原因就在这里。”[22]19574月,刘少奇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
     
    有人说,下乡种地,“没有前途”。这种说法一方面是轻视劳动、轻视农民的另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同他们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着什么地位、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缺少了解,有很大的关系。……工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领导力量,而农业发展则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农业对于工业化事业有多方面的极其重大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23]
     
            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出,国家通过教育过程试图把个体的才能、意识、命运整合到国家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工业化目标之中,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条件。” [24]而现代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依靠细致的专业分工和行业之间的密切配合。生产的组织化和社会化程度提高,各行业之间和行业内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加大,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必须像齿轮一样按部就班地运转,一个小环节的差错便可能导致行业内部和跨行业的生产链条上的连锁反应,以至于阻碍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生产的链条把社会各行各业统合成为一台庞大的机器,这台机器能否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取决于机器上每一个螺丝、每一个齿轮和每一条传送带正常工作的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在每一个岗位上的人对其工作的胜任程度。社会大生产的机器,强制性地把个人的生存和命运同社会/国家的发展规划结合在一起,也同时把教育、升学、和国民经济目标统合在一个体系之中。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方式将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
            在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关系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成败,国家承担着发展经济的责任。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完全的工业门类,加强生产的组织化和社会化。换言之,就是要从无到有地把旧的散漫的低效率的农业、小手工业生产改造成为高效率的、各行业相互依存的、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生产大机器。这个目标的实现,一方面必然要对劳动者进行相应的教育和训练,使之能够胜任分配到的生产任务,这使教育服从于经济建设成为必须。另一方面,要按照机器化生产的需要把劳动者安置到各个唇齿相依的生产环节中去——无论愿意不愿意。农业人口不接受教育,或者有知识的学生不愿意回乡(下乡)务农,都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没有农业的大发展,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料和城市人口的粮食供给就无法保障,工业化目标就难以实现。毕业生拒绝回乡务农,显然会使国家的工业化计划受到阻碍。所谓“服从国家的需要”其实质就是服从经济生产的需要,生产控制了人,而不是劳动者控制生产。劳动是被迫的,而不是自愿的,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异化劳动。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尽管实现了生产资料全民共有,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仍然包含着对人的压迫性因素。
            根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迫为资本家劳动,因为工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劳动者工作的目的和方式是被资本家外在规定的,生产的利润并不归属工人所有,工人也不了解自己的劳动在整个社会链条中的作用和意义,所以也没有劳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25]而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消灭了私有制,理论上,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有能力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目的和劳动意义了。然而个体的劳动目的并不一定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在这个环节上,劳动的性质出现了“自愿”和“强迫”的分歧。因此,在社会主义中国,劳动是否被异化,取决于劳动者的主观认识:是否从内心认同生产的目的和社会意义,调整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相一致,从而自觉自愿地服从“国家需要”,把被迫劳动转变为劳动者主体的自发活动。根据这一逻辑,出现毕业生要求升学、不愿意从事农业或者工业生产等体力劳动的现象,不是教育政策出现偏差,而是群众的思想觉悟还未跟上而已这种看法在《人民教育》的一系列讨论中频繁出现,是建国初期政府和学者对升学和就业的矛盾的基本定性。
            在这个基调下,国家对教育制度和经济建设目标的正当性没有丝毫怀疑,即使高等院校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只占22%,绝大部分不能升学的学生直接参加体力劳动,“去做工人和学徒,做农民,做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等等”,[26]也是“一种正常现象”。[27]那种认为现在一切中、小学毕业生都应当升学的看法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的。” [28]当时没有任何一位作者和任何一份文件把广大家长师生对升学就业的抱怨同于争取教育公平或社会平等的诉求。相反,所有的作者都谴责这些抱怨背后的“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遗毒”和“资产阶级思想”,指出正是在这样的“专家思想”和“升学教育”中存在并继续加深着“个人主义观念”和“等级思想”。[29]而在今天,教育公平问题的出现是以接受和承认社会等级差别为前提,认为教育应为人人提供“平等的机会”爬上社会顶端,实现各阶层人口的纵向流动。[30]以平等为核心的批判丝毫没有触动社会等级存在的根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平等问题的建立却正是以承认社会的不平等架构作为基础。而建国初期,政府和教育学者从根本上否认社会等级存在的正当性,认为社会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所有的等级,甚至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本身[31],因此坚决反对通过教育助长等级观念。
            站在今天来理解当时的历史逻辑,50年代初期,尽管国家所有制形式改变了,但由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模式在形式上并无本质区别,人们对劳动的主观态度就成为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关键。自然而然,针对思想问题的症兆,开的方子就是思想教育。因此,由升学矛盾引发的劳动教育热潮,其实质是一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劳动态度关系到工农阶级的地位和“姓社姓资”的原则性问题,其核心是处理“公”和“私”的关系以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个人利益的权衡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贵贱差别对劳动者的工作态度起着重大的支配作用。
    三、劳动教育为什么不起作用?
     
            既然升学就业的矛盾被定义成为一个政治思想工作的问题,那么工作的重点就是宣传和说服教育,以赢得家长、教师和同学们的理解。学习中宣部颁发的“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对家长、教师和学生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成为“当前教育工作中的一项最重要的政治任务”。[32]19531954年,《人民教育》刊登了多篇关于劳动教育文章,阐述劳动教育对于个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义[33],动员广大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在生产实践中继续学习”[34],并多次介绍动员工作和劳动教育的方法[35]。效果如何呢?
            1957年,刘少奇于二、三月到各地考察之后,继续批评“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对中小学学生毕业后应当参加工农业生产的教育重视不够,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虽然曾经一度加强,但以后又有些放松。……因而学生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正确观点没有真正树立;因而现在相当多数的学生对下乡种地在情绪上是有抵触的,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有人说,下乡种地‘丢人’,‘没出息’,……他们口头上重视劳动,实际上却只重视脑力劳动,而不重视体力劳动;口头上说看得起劳动者,实际上却只看得起脑力劳动者,而看不起体力劳动者。”[36]不独有偶,毛泽东也在同期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批评“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并第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7](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这些论述至少表明,截至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仍然存在相当一部分群众对国家社会的整体发展目标并不完全认同,对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理想并不完全理解和相信。这从侧面反映出,“一五”期间的劳动教育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普通百姓仍然把教育当作社会晋升的阶梯,的确反映出学习和劳动“为公”还是“为私”、是否轻视体力劳动、社会等级观念等“觉悟问题”。但它也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思想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理论上,国家消除了阶级对立和剥削的所有制根源,但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等级差别。学生教师的“落后思想”在当时现实的社会体制和结构中都能够找到对应的根源,这从上述《人民教育》杂志批判“升学中心论”的一系列文章中也可以窥斑见豹。
            多数文章都强调,劳动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实际上,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战略,必然使各种政策向工业倾斜,工人和农民的差别是活生生可以感受到的。在山东一份调查报告中援引一名农村学生的话,说“今天工人吃面包、喝牛奶,农民却吃地瓜叶、喝生水”。[38]虽然不失夸大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客观存在的等级差别,而且人们对等级差别的切身感受不是简单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能够取消的。宣传中一致反对将“有文化”“没文化”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工具,但从个人的生存处境观察社会,“事实上还不是读书有文化的人,才能吃得开么?”“从前做官的是读书多的人,现在当工程师的还不是读书多的人!”[39]政府也承认“工人农民和专家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40]。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成为“高级建设人才”,中等专业学校培养的人才称为“中等建设人才”[41],学校体系的内部就内嵌着等级的悬殊。虽说高等教育各专业之间是“相互关联密切配合的”,不能认为“只有工业建设人才重要,其他建设人才就不重要或可有可无”,但从1954年高校招生的比例来看,工科占37.4%,师范占27.6%,医科占10.17%,其他各科合计总共占30%不到,其中农科占3.46%,林科占1.6%,艺术类仅占0.43%[42]这些数字是根据当时的国家经济统筹计划制订的,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当时的国家财政支配能力的局限,并非完全不合理。然而,在社会各部门都受国家安排和调控的局势下,国家招生的专业倾向必然会导致各专业之间轻重高低的差别,最终带来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待遇差别,产生新的等级。尤其农业林业比重如此小,对于广大毕业生从事农业生产自然是一个消极的信号。受到当时经济资源的束缚,这些实际的社会等级差别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得到满意的解决:不可能普及初中,更不可能普及高中和大学,学科设置也不可能平均用力。只能随着工业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发展,经济规模扩大,国家才有能力调整社会生产结构,缩小上述的各种差别。扩大经济规模、缩小社会等级差别又反过来依赖于学校教育培养的人才。
            而且,即使在最公平的体制下,正规学校体系依然内含着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等级差别,这样的等级差别正好对应着职业中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造成一个深刻的矛盾: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建设,从而增加物质财富,扩大教育面积,最终取消社会等级,然而学校教育本身又是等级划分的源头。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是要培养“工人阶级底生产技术智识界”[43],是要彻底打破脑体劳动分离,体力劳动者同时也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也可以从事体力劳动。政府承诺“在新社会里,每个人都有远大的前途,个性将会逐渐得到全面发展”,[44]“学校并不是学习的唯一场所”[45]。全面发展的含义就是“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46]而事实上,无力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绝大多数只能进入工农业生产,从事体力劳动,再继续进行理论学习以及跨行业的培训就变得十分困难,使“消灭脑体差别”、“实现个性的全面发展”成为空头承诺。上文提及的1957年山东的一篇调查报告很实在,反映了一些基层群众的真实声音。一些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毕业生提出了具体的困难:“不会种地,这是主观上的困难,只要自己使劲就行;但像文化进修遇到的困难,自己使劲也克服不了。”[47]报告者指出,从他们访问的三个地区来看,“参加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的文化进修确实无人关心、无人指导。既没有图书,更没有时间保证:白天忙于农活,晚上缺乏灯油”。这些现象对国家提出了制度上的要求。国家要实现“消灭脑体差别”“个性全面发展”的承诺,仅仅从政治思想态度上进行劳动观念的教育是不够的。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缩小社会等级差别,这是“一五”期间劳动教育并没有真正解决升学矛盾的原因。
            正规教育体系通过升学选拔机制不断复制脑体分离的现实,无法在其内部克服脑体差别,因此也就无法实现缩小社会等级差别的理想。国家必须跳出正规教育的思维框架,在农村、厂矿、机关等等各行各业的工作中创新制度,保障劳动者在学校之外有继续学习和发展身心的条件,使体力劳动者也能够享受到人类丰富的精神财富,在劳动中发展和发挥聪明才智,才能够逐步取消脑力劳动者从事管理制定任务、体力劳动者被动地服从管理执行任务的脑体差别。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是粉碎社会等级差异的关键。
            1958530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提出“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全日制正规学校教育制度和八小时工作制之外,应该推广勤工俭学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农)半读的劳动制度。[48]其目的是在国家教育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更大程度地满足青年们希望多读书的愿望,其中特别考虑了工厂中文化技术程度不高的年青工人:
     
    一些工厂,青年工人很多,都是高小和初中毕业的,但是他们的劳动操作大都很简单,就只会那一门。他们现在情绪很高,但是工作七八年上十年以后,还是做那一门,我看会要闹情绪的,既然有这么多青年工人,他们的家庭负担又没有或者很少,他们强烈要求学习,有些工厂人又多,社会上还有些青年需要就业,因此,是不是可以在这些青年工人中间搞半工半读,四小时工作,四小时上学,给一半工资。愿意干的就干,不愿意干的还是八小时工作制。在这些工厂附近设一些教室,教员也在工厂中请,另外再请一些专职教师。可以办中学,也可以办中等技术学校,一直到办大学。这样工作七八年,上十年,他们就大学毕业了,那个时候他们就有条件转业了,不会闹情绪了。训练这么一些技术工人、技师、工程师,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各个地方都需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办学校,比较充分地满足青年人的升学要求。”
     
            两种教育体制、劳动体制的提出,当然是希望在不增加国家财政压力的前提下扩大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从上面的摘录可以发现,国家扩大教育规模的目的并不只局限于为经济发展提供“建设人才”,用今天的术语,称为“人力资源”,同时也考虑了劳动者在岗位上不断提高技能、在工作中充分实现个人体力和智力潜能的要求。在我看来,正是后一个方面才能够体现社会主义经济人性化的一面。从理论上,只有在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职业中(农民也视为一种职业)提供劳动者继续学习和受教育的制度保障,才能逐渐取消正规教育作为社会分层机器和个人进阶楼梯的功能,从而打破社会各阶层的自我循环复制,逐步缩小现存的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别。我认为,即使在今天,“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思路对破解正规教育与社会等级之间的矛盾仍然有重要的启示。
     
     
    四、国家职能的内在张力
     
            建国初期的升学和就业矛盾,尽管发生的社会背景不同,然而,无论从家长、教师、学生的心态,教育和经济建设的关系,以及供不应求的基本状况,都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教育问题极其相似。可是,两个时期对升学和就业矛盾的分析和定性却大相径庭。今天,政府和学界都将它定义为“教育公平”和“机会平等”的问题,顺理成章的解决办法是满足市场需求,扩大正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规模,[49]结果造成脑体差异不断扩大、农村人才流失、高校学位贬值,毕业生滞留在城市中高不成低不就,强化了教育作为社会分层机器的功能,进而强化了社会的等级差别。而建国初期,政府和教育学者都将它定性为劳动观念和“共产主义道德”问题,从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解决办法,制定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从制度上进行创新,在正规教育之外,探索让劳动者在职业中继续学习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条件和机会。两段历史时期对待教育问题的差别态度,是与国家对自己职能的不同定位相联系的。
            雅斯贝斯曾经说道:“国家意志确实包含利用经济的生活秩序促进普遍福利的观念,但是,它的目标超过这个观念,指向人自身。……国家的具体内容是为人自由实现其多种多样的职业理想提供机会。这些理想在人始终是机器中的单纯功能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50] 在此,雅氏指出国家应该承担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的个性发展的双重职能,换言之,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不是等同的事件,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后者是国家的根本职能。而现代经济发展是以湮没人的个性、把人降低为生产机器的功能为代价的。人的解放依赖生产力的解放,而生产力的解放却正是限制个性解放的桎梏。国家的两种职能显然相互矛盾。
            建国初期的国家正是处于这种张力之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使政府承担着振兴经济和保障人民实现个性全面发展的双重职能。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劳动效率要求社会分工专业化,劳动者的技能专门化,在生产的各个链条上做任劳任怨的“螺丝钉”。职业的专门化不但意味着职业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意味着劳动者往往在工作中重复单一的操作,尤其是农业和工业生产的体力劳动者往往教育程度不高,在劳动中更加无法全面发展和发挥人的潜能,无法在职业中实现个人理想和精神自由。学校教育是产业分工的重要机制,在分工的同时也复制了工农、城乡和脑体差别,阻碍了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一方面,教育的内容提供了个体解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现代学校的分级选拔体制却循环复制并强化社会等级,从而限制了教育的解放性力量。这种悖论式的双重功能决定了各种试图通过现代学校体系的内部变革消灭社会等级的期望都会沦为幻影。
            值得注意的是,建国初期的“全面发展”概念是与劳动相联系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全面发展关系到工人和农民阶级的社会地位,进一步说,是如何处理智识阶层和劳动人民的关系的问题。人的全面发展不再是一个私人事件,而直接关涉到社会等级结构和阶级(阶层)关系,从而同“平等”这个概念产生了联系。这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等平均主义意义上的平等,而是更彻底的要求打破知识的垄断、消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差别,实现个体精神和人格的平等。
            在两项职能的冲突中,政府在建国初期尝试实行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以求在低投入的条件下提高人民的整体文化、技术水平。可惜,这些尝试没有能够得到坚持。而今天的政府和学界似乎已经消解了这种张力,把生产力的解放——即宏观层面的经济发展和个体层面的物质生活的改善——自然而然地同人的解放等同起来。回顾建国初的这段教育历史,也许能够在今天的现实中投射一束亮光,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习焉不察的概念。
     


    [1]熊景明,温铁军等:《错位: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开放时代》,2002年,总第158期,页33-59
    [2] 钱俊瑞:《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人民教育》,1950年5月号、6月号。
    [3] 《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金一鸣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75。同时可参照柳维光:《从各级学校学生人数不平衡状态来谈中小学毕业生升学就业问题》,《人民教育》,1957年4月号。
    [4]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人民教育》,1954年6月号;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轨迹》,金一鸣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74。
    [5]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人民教育》,1954年6月号,页8。
    [6] 刘松涛:《不升学就没有前途吗》,《人民教育》,1953年8月号。
    [7] 刘松涛,页23。
    [8] 皇甫瑾:《要教育民校学员安心农业生产》,《人民教育》,1953年8月号,页24。
    [9] 本刊资料组:《部分学校教师忽视劳动教育的一些情况》,《人民教育》,1954年4月号。
    [10] 参见“问题解答”,《人民教育》,1953年6月号,页62-63;张凌光:《对于‘以总路线精神教育学生’的几点体会》,王铁:《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关系》,《人民教育》1954年4月号;柳维光:《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性质和任务的意见》,《人民教育》1954年6月号;“过渡时期教育本质”论题五篇文章,《人民教育》1954年9月。
    [11] 董纯才:《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努力》,《人民教育》1954年8月号。
    [12]王铁:《中国教育方针的研究—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理论与实践》,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页156。
    [13] 《大力指导初中、高小毕业生参加生产和升学》,《人民教育》,1954年5月号。
    [14]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对高中毕业生进行关于升学的思想教育的通知》,《人民教育》1954年5月号,页7。
    [15]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人民教育》,1954年6月号,页8。
    [16]董纯才:《为培养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而努力》,《人民教育》1954年8月号。
    [17] 同注13。
    [18] 同注11,页6。
    [19] 《正确地对高中毕业生进行升学的思想教育工作》,《人民教育》,1954年5月号,页8。
    [20] 同注13。
    [21] 同注5,页22。
    [22] 同上,页23。                                                                                                 
    [23]刘少奇:《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人民日报》,195748日。
    [24] 列宁语,转引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校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人民教育》,1954年6月号,页7。
    [25] Marx, Karl. 1972.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Selections.” In Tucker, R. C.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pp52-103.
    [26] 同注21。
    [27] “中共中央转发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54年5月24日。
    [28] 同上。
    [29] 同注8。
    [30] “特别策划:和谐社会呼唤教育起跑线上的公平”系列专题讨论,人民网,2006年11月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5010670.html
    [3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279。
    [32]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学校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宣传提纲’的通知》,《人民教育》,1954年6月号,页7。
    [33] 费道洛娃:《学生农业劳动的教育意义》,《人民教育》,1954年5月号;图卡杰夫:《在苏维埃学校中培养学生勤劳品质的意义和地位》,《人民教育》,1954年5月号;崔可夫:《论普通教育学校的劳动教育》,《人民教育》,1954年6月号。
    [34] 董纯才:《在生产实践中继续学习》,《人民教育》,1954年6月号。
    [35] 《正确地进行劳动教育》,《人民教育》1954年4月号;《普通教育学校的生产参观》,《人民教育》,1954年5月号;《动员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集中工作方法》,《人民教育》1954年6月号;王铁:《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怎样为生产建设服务问题的我见》,《人民教育》,1954年7月号。
    [36] 同注21。
    [37]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页385。
    [38] 张君一:《谈谈教育应届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人民教育》,1957年7月号,页24。
    [39] 冶明:《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的几个认识问题》,《人民教育》1954年6月号,页13。
    [40] 同注31,页12。
    [41] 王铁:《关于过渡时期教育怎样为生产建设服务问题的我见》,《人民教育》,1954年7月号。
    [42] 同注12,页7。
    [43] 同注38,页35。
    [44] 同注35,页15。
    [45] 同注36。
    [46]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人民日报》,1958年8月16日。
    [47] 同注35,页25。
    [48] 刘少奇:“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1/06/content_2423053.htm
    [49]参见“教育部部长周济:期待教育公平的制度保障”,新华网,20052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5-02/21/content_2598139.htm;“特别策划:和谐社会呼唤教育起跑线上的公平”系列专题讨论,人民网,2006118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5010670.html;“周济:教育公平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新浪网20070308日,http://news.sina.com.cn/c/2007-03-08/181912466059.shtml;刘传江,朱劲松:《公平与效率视野下的高考移民观》,《人口研究》2006年第6期;杨曾宪:《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社会科学论坛》20071期;熊景明、葛新斌、张玉林、肖今、刘佩琼等:《中国农村教育的困境》,《开放时代》,2003年第6期;张玉林:《从数字看教育不公》,《中国改革》,2004年第12期,页22-24
    [50]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页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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