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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为杨华《绵延之维——湘南宗族性村落的意义世界》代后记,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我在湘南水村调查的很大一部分素材和灵感来自于杨书煌伯父,他是二房人,宗族里的老礼生,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却依然执著于思考他毕生的事业。

    杨书煌伯父是乡土社会的文化人,称得上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思想者,他们这一辈人是最后一批具有农村深厚传统根基的文化象征。因此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农村开始出现别样的气象和风向,他们是最敏感、最先感知的人,同时也是最为悲切和无奈的一代人。从杨书煌伯父的身上能够观测到整个传统社会面临的变迁际遇及由此带来的楚楚阵痛。

    在解放前的水村,很少有人家能读得起书、应付科举考试,人们感叹历史上的“人物”只有平屋里人氏杨世修一人中举,后任保靖知府,民国19年被邀请回乡续谱,为平和乡杨姓宗族后代又续16世子孙。杨世修属于少数殷实、能够送子读书家庭的子弟。村落里读过书的农村文化人一般都尊孔重道、知书达理,是为农村中绝少的思想者,他们上能通达官府,通报村落状况,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下联结农民,辅助族老调解纠纷,主持红白理事,接济贫弱,成为勾连国家与社会的桥梁,扮演着乡村社会实际教化者的角色。水村平屋里的杨绍礼是解放前夕农村文化人最典型的代表,既为宗族红白理事,还悬壶济世,又被乡政府任命为干事,可谓绝顶儒雅和风光。杨书煌伯父的父亲精明而善于理财打点生意,家境在当时水村算是上层水平,因此能够供子女上学堂。杨书煌伯父最初也就是师随杨绍礼老先生,言传身教,学习和钻研乡村的“老礼”。伯父常常向我回忆起跟从老先生的情景:“宗族里头有红白事,他就会将我唤在身边,我那个时候才六七岁,他看我毛笔字写得蛮好,他边写,边做,边给我讲解……”

    到解放的时候,十四、五岁的杨书煌伯父已能通晓相当部分红白事宜的仪式、礼节和礼数,加上后来又善于跟其他老礼生、同辈礼生学习交流,亲自实践,逐渐完整地摸索出了一套传统乡村的文化礼仪,并有自己对传统的理解。比如最精当的是他认为村落之所以要做酒、举行仪式、恪守老礼,最主要的是要知道和记住“你是从哪里来的”,水有源、树有根,人也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摆正自己的位置,这样才能顶天立地。村落其他人虽然没有他的这一套解释逻辑,却本能地实践着古老的习惯。杨书煌伯父一直是在用传统的思维在思考着农村,思考着村落和宗族,也在思考着自己,探索宗族和人生的轨迹,他想把整个传统发挥到极至:宗祠的重修是他奔走呼吁的结果,他还想在宗祠前立一块碑,将所有湾里考上大学子弟的姓名、照片刻上去,以激励后者,他还想将宗祠再修葺一新,换上琉璃瓦和瓷砖,他还想将宗祠前的水塘进行装饰,成为真正的明镜,他尤其想将所有的“老礼”都发扬传承,红白礼仪不能失传,他还要求我们这些在外读大学、工作的子弟一定要回宗祠举办婚礼,以示光宗耀祖,他还想将宗祠前的坪地和道路拓宽、倒上水泥,以便行走和办事,也便于在外边工作的人回来驻足、停车,等等。

    杨书煌伯父对我辈大学子弟寄予厚望,经常对我们讲,“鱼大塘里出”。这是水村的一句古话,鱼再大,也是从水塘里捞出来的。意思是说你这个人再有本事,走出了村落,跳出了农村,你都逃脱不了生你养你的村落和父老乡亲,是村落和宗族将你培养出来,你不能忘了本,要对家乡有情感,懂得付出,不能雨息忘雷。湾里很多人都对我讲过这句话,因此印象很深刻,它是水村古话中最具有“历史感”与“当地感”的一句,你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昂起头,漠视一切,但是在这句话前,你就得低着头,放下不该有的架子。此时,家乡的亲人就站在了足够高的道德位置,而走出村落的游子无论学问和成就,都是处在道德低位,对村落和族人本能的负有无限义务和责任,村落和宗族则有要求权。一个没有为村落做任何贡献的在外工作人员,是为人们所瞧不起和甚为鄙视的。所以你走了出去,有能力就得为我办事,能办不办者我就给你泼污水,给我办了事,地方上都受惠于你,那么,你就是我们大家的荣耀,我到哪都会真心地说你的好话,炫耀你的事迹。杨书煌伯父希望读书出去的我等要记住“鱼大塘里出”的道理,做到吃水不忘挖井人,不忘记家乡,担负起建设家乡的重任。

    杨书煌伯父像解放前“红白理事会”中的礼生那样一直在担负着宗族伦理的教化和村落信仰体系的实施,维护着宗族内部的礼治秩序,为人们提供一套可以安身立命的解释系统,为整个村落秩序赋予合法性。他希望人们固守着传统的价值体系,不仅骂过人,得罪过人,更多的是让所有的人都折服于他,伏倒在传统阶梯上。

    “立德”、“立功”、“立言”是传统文人毕生奋斗的目标和理想,“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人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杨书煌伯父亦希望得此三者而不朽,就“立德”方面,虽然无法创制垂法,但一方面可以身作则垂范,另一方面又可以其“礼生”的身份和威望斥责村落违背道德败坏者。湾里的曾细枚一向对自己的老人不好,经常骂街,扰得湾里不得安宁,许多人都嫌弃,杨书煌伯父对此人也说得厉害,乃至有次曾细枚的婆婆到他家借鸡蛋,事后得知是给媳妇吃,而后悔不已,说早知道是给这样的人就不借了。“立言”,则是自己书写的文字能够传给后人,这也是伯父所期许的,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自退休后就开始编撰关于水村当地红白礼仪的相关文字,记载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希望能够传给后人。他对自己给在外工作的人撰写家族族谱一事也十分看重,总不忘记题上“杨书煌执笔,承前启后,万世无休”,这是一个老文化人的执着和信念。“立功”则除了一辈子操办和主持宗族和其他村落的红白事、调解纠纷、见证分家、草拟“分贡”等无以数计的事项外,晚年最重要的一事就是重建宗祠,使自己与宗祠永垂万世。

    他从人民教师的岗位退下后的2000年,他见古老的宗祠已是在风雨中摇曳了多年,不仅下雨天渗雨、潮湿得很,而且多处瓦梁都近乎坍塌。他首先找到当时的湾负责人杨国阳,向他明示利害关系,随后又走访湾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争取他们的意见。而另一面杨国阳则开始主持召开代表会议,组建筹备小组,规划重建祠堂事宜。一文一政,一个出主意一个跑腿办事,皆不遗余力,恰似解放前“红白理事会”与“族老会”的政治架构。在杨书煌和杨国阳的巧妙配合下,宗祠重建筹备会和平屋里所有宗族成员经过近半年的不懈努力,新的宗祠在当年年底竣工,成为当地的一件大事。新宗祠庆典不仅邀请了在外工作的子弟,走出宗祠的女儿,还有当时的乡党委书记,一时鼓噪全族成员。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新宗祠,作为传统文化人的伯父是有自己想法的,即通过“立功”留名后世,希望自己的功业让后代铭记。湾里人就曾说过“要是书煌伯父迟退休一年,祠堂早就垮了”,当然至于宗祠是否会垮,有没有其他人出面组织修建乃另当别论,事实是在他的手上修成就足够了。

    随着农村卷入整个中国社会的巨变之中,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成为乡村社会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杨书煌伯父俨然感受到了阵阵凄厉的风声。像伯父这样依然沉醉和痴迷于传统文化的乡村老者,很可能是一个古往时代的现代象征,是苦苦追寻和实践着古道清风的乡村式的唐吉柯德,以他不太锋利的古剑在与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大风车战斗。有时确实能奏响金鼎般的空谷足音,却常常被大风车瞬转时的咆哮所湮没,最终可能成为现代版的绝唱。

    杨书煌伯父感叹宗族里人心“开始散了”,远不足以与他们中年时候相比,更无法像解放前“族老会”统治那样能够得心应手。伯父说,那时的“族老会”有很大的权力,就在解放前夕还将一个虐待媳妇的婆婆给惩治了,将媳妇送走。但是如今,修宗祠有人还不愿意出钱,扭扭捏捏,还要多次上门催促。他说换作原先,是没有人想这样,或可以这样。其实,平屋里2000年重建宗祠时,真正扭捏不愿出钱的只有二房杨国亮一户,而且最后还是把筹款给收上来了,但是在伯父那里,一户存在就是世道、人心变了的大事。

    针对湾里人开始“散了”的现状,杨书煌伯父开出的药方是在外工作的人对湾里加大支持力度,对宗祠和湾里其他公共设施进行改造,加强宗族对自身的荣耀感和与其他宗族对比的优越感,同时对在外工作的人和湾里的积极分子给予树碑立万,让后代人永远记住,激励更多的人为湾里着想、办事。他与湾里人常常叹服人家的宗祠搞得好,有气派,人也齐心,一招呼就聚齐了。因此他对水村老屋冲曾姓宗族团结与乡镇贪官污吏做斗争,甚至与杨姓斗气,而深感佩服。伯父认为,宗族的荣誉感和优越感能够将人心聚齐,人们就不会再为芝麻小事而斤斤计较。但是又认为,现在大家经济生活尚不富裕,所以必须有在外工作的人支持,带头做出榜样,因此对湾里新近出的一批大学生寄予厚望。

    杨书煌伯父最大的忧心是,宗族自古传下来的“老礼”很可能后继无人。像杨国华这样的年轻人,原本是扎扎实实钻研“老礼”的苗子,也被伯父看上,而且现在也在主持这方面的事情。但他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要在其中站得住脚,他就得拼命地去赚钱糊家、供一对子女上学,还期许能够有所出息,就更加无暇他顾。杨书煌伯父埋怨杨国华不经常到他那里去虚心讨教,而作为老一辈又不可能上他门上去“求你学”。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矛盾,老年人有心施教,年轻人却无意深究。每当有事的时候,杨国华就会跑到伯父那里先去讨教,零时抱抱佛脚,再匆忙地应对红白事中的礼仪、礼节,这样在仪式中必然会有很大的漏洞和简化,“老礼”在年轻人那里越来越陌生。但仍然令伯父欣慰的是,杨国华等年轻人还愿意担负责任,湾里其他中、青年人亦颇能服从杨国华兄弟的分工、指派,不推委敷衍。

    主持传统红白喜事的“礼生”,是有一套严格培养机制的,只有在这套机制中不断的磨练和实践才有可能最后掌舵,一代传一代,代代复如是。诚如上文所言,杨书煌伯父自小就跟随老礼生杨绍礼先生学习老礼,而我本人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是伯父有意培养的接班人。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伯父就把我带上,在他任课的学校读书,吃住在一起,可谓耳提面命。那时他让我学写毛笔字,以备今后书写老字之用。然而后来我先后到中心小学和县一中就读,这方面的接触就少了,而且很少有参加湾里红白事的机会,更无法耳濡目染。读大学之后,算是完全脱离了农村,对我这个“接班人”也就不再作指望。而伯父又将目标定在他的小孙子上,且一整套规划都已成竹在胸,期待他的小孙子首先在毛笔工夫上能够培养出来,但是事与愿违,小孙子三岁夭折,而此时他又已过花甲多年,培养接班人的夙愿也就彻底化为灰烬。

    这正是伯父的痛楚所在,也是一个足够传统的老人对自己身处文化的反思与重构。伯父依然希望我能担负起宗族和村落建设、振兴“老礼”的重任,甚至声言把他所有的礼仪记录和资料都传与我。足见传统对未来的托付有多沉重,又有多梦幻而虚无。伯父将“老礼”托付给我,考虑的是文化因素,只有文化人才能钻研得出老礼的精髓,才能将老礼发挥到极点,也只有文化人才能领会老礼的深刻内涵,才能惠及族人,使人们接受老礼的规训。因此,在伯父那里,农村不能没有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不能没有懂“老礼”的人。他在数十年的文化实践中深切的感受到,没有文化人提携、没有老礼滋润的宗族是散漫而无力的,没有文化人负责的宗族就“散得更快”——他常常被邀请到其他村落去主持红白仪式、分家析产,为其他宗族写各种对联、“公告”,从而在当地享有声望,也因此看到这些宗族和村落的散离状态,杂姓村落田牛坪是典型,还有其他弱小的姓族。没有文化人的村落不仅无法整合,在当地也是没有声誉和面子的,无一例外的被其地方奚落和歧视,而拥有众多常被人邀请的“礼生”是宗族兴旺和前景美好的彰显。一个宗族是否被人家瞧得起,大官见了是否得下马叩首,关键看有没有学堂和宗祠边有没有“夹石”,这两样都与宗族的文化人有密切关系。而事实上,现在十几岁的一代人很少能够念完初中,也没有人在毛笔字上下工夫,更没有人耐下性子来探究“老礼”,全都一窝蜂地跑南下打工,一年到头才一次回。因此,杨书煌伯父看不出谁会是新一代的“老礼”继承人。于是目光就一直盯在我身上,看得出老人的无限期待和百般无奈交织在苍老但炯炯有神的眼睛里。

    注定,杨书煌伯父是最后一代传统的“礼生”。

  • 责任编辑:yanglai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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