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茅于轼商榷“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
本月24日,一则“茅于轼炮轰18亿亩红线 原粮食储备局局长拂袖而去”的贴子在网络迅速走红,炮轰言论遭辅天盖地反炮轰。茅先生何以抛出如此连小学生都明白的、有违常理的观点呢?笔者从善意的角度理解:一是茅先生是正话反说,籍此让更多的民众知道中央的土地政策,如此茅先生的这种自我牺牲精神可佳;二是茅先生对于三农完全是外行,只是因为对三农爱之心切才七十岁学吹嗽叭,所以说外行话在所难免。茅先生对于反炮轰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言论无依据,很多是为了发泄甚至是文革式的攻击语言。笔者作为一个基层实际工作者,试图班门弄斧,以自己的浅陋见解来对茅先生提出的几个观点作一分析,并以此来和茅先生就保护耕地问题相商榷。
“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茅先生得出此观点的依据主要是:“改革以来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增产了60%,而耕地却在减少。这一铁的事实说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无关。”显然,茅先生是在用简单的数字掩盖事实的真相。事实是:1978年我国粮食总产为30475万吨,以后粮食连年增产,1984年粮食总产达到40730万吨,为第一个大丰收年,1990年粮食总产达到44625万吨,为第二个大丰收,1996年粮食总产达到50454万吨,也就是突破1万亿斤,首达到了人均粮食400公斤(人均粮食四百公斤为粮食安全的标准之一),为第三个大丰收年, 1998年粮食产量达到达到51230万吨,创历史最高记录。此后由于大规模的农业产结构调整和耕地面积的减少,导致粮食总产不断下降,2003年粮食总产降至43100万吨,这年秋后粮食价格开始上涨,2004年初出现暴涨,在高粮价刺激下,粮食生产得到恢复,全国粮食总产2004年达到46940万吨,2005年达到48400万吨,2006年达到49748万吨,2007年达到50150万吨,重上万亿斤大关。我国在1996年粮食总产首次超1万亿斤到2007年重1万亿斤,在这期间的12年时间里,除1998、1999年过万亿斤以外,都在43000万吨到49000万吨之间徘徊,这个水平实际上和1980年代初差不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显然和耕地减少有关,况且近数年的粮食总产量数量,坦率地说是值得怀疑的(以笔者生活所在地几十年粮食生产情况推测,很难得出现在粮食总量恢复到了10年前的水平)。那么,这些年在我国人口增加、城市化率提高而耕地不断减少、粮食播种面积缩小,全国粮食总产不增甚至减少的情况下,是什么原因维持了我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呢?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居民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肉、禽、蛋、奶等非粮食类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经成为粮食消费的替代品,由此导致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呈逐年下降趋势。江西省城市居民口粮消费大致分三个阶段:1980—1984年人均288。67公斤,1985—1992年人均131。83公斤,1993—1999年人均96公斤,2000年降到89。47公斤;同时,农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1980—2000年始终保持在300—340公斤,2000年为302。14公斤。今年,辽宁省辽阳市粮食部门经过调查得出,该市城镇人均日口粮消费量为0.4公斤。二是体力劳动者减少且劳动强度降低,因此减少了能量消耗。主要是由于科技进步,在各种工程建设和生产中大量使用机械和电力,在粮食生产中机耕机收面积不断扩大、化学除草剂广泛使用、抛秧等技术的推广等,使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减少、劳动强度降低。但人均口粮消费减少有一个边际递减的问题,也就是说总有见底的时候。
根据笔者的研究,到2010年全国人口将达到13.57亿人,城镇人口增加到5.78亿,城镇化率将达到55%;到2020年全国人口将达到峰值约14.5亿,城镇人口增加到7.12亿,城市化率达到65%以上。这就是说,在未来12年,我国每年将新增人口1073万,按人均消费口粮155公斤计算,每年新增粮食消费166。32万吨,到2020年新增粮食消费将达到1995。78万吨。同时,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种子用粮变化不大,在此不作考虑)。饲料用粮按3%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粮食消费450万吨,到2020年新增粮食消费将达到5400万吨。工业用粮食按2.5%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粮食消费620万吨,到2020年新增粮食消费将达到7440万吨。以上三项新增粮食消费每年合计为1236。32万吨,到2020年将达到16072。16万吨。这也意味着到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要在2007年50150万吨的基础要增加到66222。16万吨,增长24。3%,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而未来靠科技进步来提高粮食产量的前景并不乐观(迷信某个农业专家是不可取的,事实上近十多年来发明的包括超级稻在内的各种水稻品种的产量并没有绝对超过30年前的杂交水稻,不信的话,有亲朋好友在农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问有几个人农民种了超级稻并获得了高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并想方设法增加耕地面积,我们拿什么来增加16072。16万吨粮食?靠进口吗?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0000万吨,也就是说差不多全球所有出口的粮食都要卖给中国才能解决问题。
“保护耕地导致房价大涨”:导致房价大涨的主要原因不是土地供应有限。首先,在现行土地征占制度下,尽管国家制订了严格的土地保护政策,但由于“土地财政”等原因,土地供应实际上几乎是无限的,如果说有限那也只是结构性的,即黄金地段的土地有限。其次,导致房价大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高度垄断土地供应市场以及少数开发商垄断房地产市场(限制市民集资建房、合作建房等)。还有房地产高税费也是原因之一。再有,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小产权房价格比大产权房价格便宜一半?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实际上,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与城镇建设并不矛盾。一是这项政策并不排斥城市化,各级政府每年仍安排了数量可观的包括建开发区、工业园区在内的建设用地计划,况且《土地管理法》还有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即“占多少,垦多少”,这样在理论上说,城镇建设并不一定会造成耕地的绝对减少。二是城镇建设并非一定要占用耕地,城镇周围除耕地外还有许多荒地、荒滩,荒山以及搬迁或废弃的工矿企业场地。三是城镇建设用地除了绝对的数量扩张外,还有重要一个方面,这就是通过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式解决土地不足的问题。四是城镇建设只涉及城郊土地,而城郊土地只占整个土地面积中的一小部分,坚守耕地红线更多的是着眼于整个耕地的保护,而非只眼盯着城郊的土地。五是保护土地政策制定是一回事,但落实又是另一回事,这点在后面再讨论。
“市场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市场配置资源作为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由市场解决粮食问题没有疑问,但完全被动的、消极的等待市场的调节肯定是不行的,甚至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按照茅先生的“市场解决”论,闹得正凶的美国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就不能拿巨资来挽救濒临破产的几大银行以及三大汽车生产商,如果是这样,这些企业的就只能接受和雷曼兄弟一样的命运。试想,美国放任这些支撑国家的企业挎了,美国头号强国的地位还保得住吗?同样,如果我国一定等到市场调节到米比肉贵、面比油贵,一定要调节到饿死人了、老百姓造反了,才来退林还田、退房还地,那就悔之晚也,甚至不可救药了?再说了,如果市场调节一调就灵那还要政府干什么?近几十年来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问题还少吗?医疗改革改得让人看不起病;住房改革改得让人买不起房;教育改革改得让人上不起学。尤其本世纪初的农村中小学网点调整,把几代人、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农村教育体系一下给打破了,其结果导致农村教师和学生大量流失,在中西部地区,国家通过危房改造、希望学校、校园配套等兴建的大量农村小学有近一半荒废了,这是何等触目惊心的浪费啊!
“民以食为天”。粮食问题提得再高都不为过。因此,国家出台保18亿亩耕地的政策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因此,当前的任务不是要不要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而是能不能保和如何保的问题。早有人说过:“政策不出中南海”。笔者没有如此悲观,不过在土地政策方面,坦率地说,在由资本主导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冲击下,各级地方政府成为追逐GDP最大化的政企结合体,省长、市长、县长、乡长都成了城建局长,在这种情况下,18亿亩耕地的红线可谓不堪一击!18亿亩耕地的红线最终极可能成为海市蜃楼,甚至成为高层自娱自乐、自欺欺人的游戏!
因为18亿亩耕地的一根红线从来就没有成为地方各级干部和民众头脑的一根弦。保护耕地似乎只是中央的需要,因为中央站在全国的立场和政治的高度才需要保护耕地,而地方政府只关心眼前的发展,只关心眼前的财政收入。对于下级政府申报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只要上报几乎是一概照批,甚至是唯恐你报的规模小了、占地不够。你看看从城市到乡村的公路两旁,有多少耕地被圈占用占搞开发、建房子,每年坐小车经过这些地方的领导无数,你看有哪位领导会下车问一下为什么要占这么多耕地?从某个方面来来,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还不是要命的,因为一是建开发区、工业园区确有需要,二是很多开发区、工业园区并不一定是占用耕地;要命的是农村大量的零星占用耕地,这样从一家一户看占地并不大,但合起来则数量惊人。在农村农民零星占用耕地建房及其他非农建设非常普遍,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只要交钱就一切OK,田分到户上农户喜欢建就建,喜欢卖给别人建就卖,国土部门巴不得你卖得越多越好,因为它可以多收钱,这或许也是农村承包制的一大弊端。而且这些被占用的耕地通常都是以荒地报批的,也有不批的,所以这些被减少的耕地估计很少统计到国土部门的帐册上。还有退耕还林,历史终将证明退耕还政策存在重大失误,主要是在中部地区大量优质良田被毁,我们祖祖辈辈改良过来的粮田,几乎一夜之间改成林地,而大量荒山却少有人造林,甚至现在森林却滥伐成了荒山,这种行为往严重点说是今人对先的犯罪。。。。。。所以这些都将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这样说来,我国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不是就已经破了?估计没有谁敢理直气的地否定。除了前面说的原因外,还有耕地面积本就是一个糊涂数,其一是“数出多门”和“数字打架”,国土、农业、税务、统计等部门数字不一致。如2004年国土资源部的数据是18.5亿亩,国家税务总局农税局的农业税计税面积数据则是12.6亿亩,而农业部经管司掌握的农村二轮承包面积则是14.25亿亩。其二是账实不符,即上报面积和实际面积不同,有的地方实际面积要比上报面积多出20%~30%,但有时也会出现上报面积大于实际面积的,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几句话说不清。2007年12月4日,中国青年报有报道:《悲哀!中国耕地要靠统计造假保护》。其三是耕地占补平衡成为“数字游戏”,很多地方占而不补、占多补少、占优补劣的现象非常普遍,尤为突出的问题是耕地“易地占补平衡”行为成为不少地方套取耕地的重要手段。今年9月28日,半月谈杂志就发表文章:《变味的耕地占补平衡成为圈地新幌子》。
耕地管理的乱象从一个方面折射出当前农村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肯定我国农村处在历史最好时期,农村政策主流是好的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农村政策存在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最突出是急功近利,有些政策明显是顾眼前损长远甚至是饮鸩止渴,如停收税费尾欠、形式主义运动的新农村建设等。现在国家在农村做的主要就是给钱,别的很少,给钱是重要的,但只给钱没别的就危险了。毛泽东时代没钱却干出了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奇迹,现在国家拿钱堆,却到处可见豆腐渣工程。。。。。打造服务型政府过程,在很多地方变成去服务化的过程,如果说还有服务那就是为资本服务。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私人化现象,“执法就是罚款,管理就是收费”成为再正常不过常理。在一些地方,农村管理真空、基层政纪松驰、干部脱离群众、腐败日益公开、精神文明没人再提了。。。。。就总体而言,近数年来,农村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倾向,即:重眼前、轻长远;重发展、轻改革;重经济、政治;重行政、轻市场;重物质、轻精神;重新建、轻整合;重维护、轻教育;重扶持、轻管理。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影响着农村的稳定和发展,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认真加以解决。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