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东:大伯的七十寿宴
笔者这次利用寒假对本村进行了多方面的观察,收益颇多。其中参加大伯的寿宴给了我很多的启发。红白喜事在我们村很普遍也很频繁,它也是较能反映农民行动逻辑的一个农民群体性事件。本文就是透过这一事件,从中截取几个侧面展现当下农民的某些行动逻辑,最后谈及一下调查感受。
侧面一
红白喜事中,主家要为来客准备好宴席,而来客则要出一份礼钱。在大伯的寿宴中,宴席是完全交由一农村新兴市场主体——“帮办”解决,最后由大伯家付予帮办组织这次宴席的成本费和工本费,宴席地点在大伯家。大伯家相当于消费者,帮办相当于生产者。这与以往是不同的。以前一般由主家亲自买准备宴席的菜品,并准备其他一切宴席用具如桌椅碗筷等,然后主家需要请以为他信得过的大厨操刀烹制并给予适当报酬。这里不存在明确的“生产者——消费者”的模式。
前面谈到,来客要出一份礼钱。这礼钱自然要上账的,于是主家又要找一两个的管账的人。以前主家要请“家里人”(自然村中的同姓人家)中德高望重者或年长者来管账,事后以一定的烟啊糖啊作为酬谢,而且要好烟好糖,因为这关乎主家的面子。而现在主家则只是简单的在“一大家人”(兄弟之间)中找两个人来管账,也不管这两个人的资质名望,因为既然是“一大家人“就不需要什么酬谢了。相比之下这样成本低了。
从上面两个现象可以看出,市场的触角正在深入农村,市场理性正在为农民逐步接受。农民的行动在传统与现实的博弈之间向现实妥协,选择了市场这一更为理性的行动逻辑。对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积极引导市场为农村建设,为农民生活服务。
侧面二
在大伯家记账的账本上,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在账本的第一页第一格赫然写着“******——一万元”的字样,意思是胡锦涛出了一万元礼钱。听说这种写法在农村的很多地方还很普遍。虽然这主要是管账人的一种幽默,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在农民心中还是有一定的地位的。近年来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三农”的投入,从早期的取消农业税到近期的“家电下乡”工程,一项项惠农举措络绎不绝,温暖了农民的心。农民也迫切希望中央政府能够继续出台更有利于他们生产生活的政策,进一步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
可见农民依赖中央政府,更信任中央政府!
侧面三
“寿宴”理应是为“寿”而“宴”,然而这次寿宴的主人——过七十大寿的大伯却并没有在这次的活动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他那一天不是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就是一个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没有人去给他祝寿,甚至没有人去和他交谈几句,这包括给他买了寿面,生日蛋糕,一辆电动自行车的儿女们。这种场景让我想起了孔子的一句话,“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亦能有养,不孝,何以别乎?”。
在来客的“家里人”中有不少是一些十八九岁小孩,这几乎凑够了一桌。这与以前都是一家之主去参加这种七八十岁的大寿宴很是不同。这说明这些一家之主们并不重视这样的寿宴了。
可以看出,这样的寿宴已经流于形式。人们并不像以前那样尊重这样的寿宴,尊重老人。我们的一些好的传统正在为人们逐步淡忘!农村也许将会重蹈冰冷的城市的覆辙!
调查感受
以上面三个侧面为基础,我个人大致勾勒了农村的发展远景。中央政府可以利用自己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领导新一轮的农村伟大变革。首先根据“以农民为本”的终极理念,进行农村的全方位的制度设计,涉及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再以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化系统化,然后用“权力”这辆显性马车和“市场”这辆隐性马车全面拉动这一系统制度的运行,最终确保农村在预设的轨道上高速奔驰!最后要说明的是,千万不要让农村变成只会奔跑的机器,一定要虔诚的带上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善良风俗,它们是农村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张建东:“礼尚往来”累坏了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