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机中何以启动农村内需?

    ---兼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方向

    贾林州贾西稳

    摘要:国内的三农问题不仅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同时也面临二元的南北经济格局的制约。2008年开始恶化的国内经济形势便是这双重二元结构共同恶化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30年改革后中国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与城乡二元差距急剧恶化的双重困境,这才是我国本次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而从根本上走出这次经济危机,实现国家全面小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必须建立良性互动的城乡二元结构。而当前的三农问题面临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双重难题,要保障农民的可持续增收与良性城乡二元结构的建立,则需要对上打破部门分立的涉农体制,对下建立农村综合农协系统,实行乡村社会的综合治理。

    关键词:经济危机;城乡二元结构;内需不足;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综合农协

    引言

    200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事隔10年之后,爆发了目前这场百年罕见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而中国,由于国内经济周期与国际经济周期重叠--畸高的对外依存度和畸形的国内经济结构,则在这场经济危机中面临着更大的困难。

    如果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于东南亚经济结构的内在问题引起的,那么现在这场经济危机则是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内在失衡引起的。而这相同内在本质的类似表面,则都是由于金融危机。至于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不同,则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主导南北经济格局与经济全球化的金融资本投机引发的,只不过由于全球自由经济的“资本主权”,这些投机资本可以全身而退,而这次当金融帝国的阴影笼罩全球自由经济之后,谁也无法独善其身了。金融资本主导的南北二元经济格局与国内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基本约束。一方面,国内的工业发展在全球化的产业链竞争中处于极端不利地位,另一方面,我们要这种极端不利地位的前提下实现占人口总数70%左右约9亿农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因此,在由后发展路径决定的不能依靠对外扩张,甚至还要遭受国际金融资剥削来完成工业化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要完成工业化进程就只能依靠很好地处理国内的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城乡关系。我国一百余年经济初步转型的历史经验与事实表明,只有实现城乡关系的良性循环才有可能完成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实现现代化(林刚,2008)这不仅是我国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几乎所有独立自主的后发展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之路。要看清这场危机背后的深刻根源,是我们继续探讨国内诸多问题的基本前提之一。

    由此,我们不难看清,我国的“三农”问题其实是国际与国内双二元结构下的“三农”问题,或者说是国际与国内资本双重压迫下的农民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才是我国农村市场化改革已经近三十年的今天,国内农民的真正处境。

    危机中的内需困境与启动农村内需

    关于本次经济危机的原因,对外有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但更为根本的是国内畸形的经济结构与病态的收入分配结构。我们当然也可以说是内需不足,尤其是农村内需乏力,但如果仅仅从内需不足来找问题,并据此提出所谓刺激中产阶级消费,拉动农村内需,大力发展信贷消费等等政策建议,这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也许能起到好于隔靴搔痒的效果,而如今则无异于饮鸩止渴

    从表面上看,至2005 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14万亿元,较2001 年8 月末7 万亿元翻了一番,到2006 年2 月更是达到15.12 万亿元,本业消费需求应该是拉动内需的重点。但是,从2000 年开始,居民消费慢于GDP 增长的速度也开始突破九十年代普遍的1.5 个百分点,年平均差距达2到3 个百分点,较低的消费增长和高速增长的GDP 极不相称。透过居民储蓄结构,我们可以找到其内在原因,2002 年6月数据显示,城镇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 家庭分别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值的64.8 % 和89.1 % ,而户均储蓄存款最少的20 % 家庭仅分别拥有1.2 % 和0.2 %(汤敏燕 温怀德,2008)。而城乡差距方面,截至2002 年底,占全国总人口39.1% 的城镇居民拥有82.3% 的储蓄存款,而超过70%的农民储蓄额则低于18%。而王小鲁博士200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10%的高收入家庭占有全部居民储蓄存款的72%,城镇最高10%收入的家庭与最低10%家庭收入的差距为31倍,而全国最高10%收入家庭与最低10%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则有55倍之高,而差距如此之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由于公共资金漏失、金融腐败、权力寻租和土地收益流失等灰色收入高企。由此可见城市贫富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是储蓄集中度过高与国内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

    从国家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200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4700元,如果按9亿农民计算,农民总收入约42300亿元,占全国300670亿GDP的14.07%,而县乡消费品总额已经占城乡消费品总额的32.03%,如果扣除县城居民的消除额度,乡村农民消费品在全国总消费中的比重实在低的可怜,可以说靠农村来拉动国家内需是不可能的。而且事实展现的也是如此,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家千方百计想启动农村内需,而实际上农村内需是启而不动,1999年来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靠不断的财政投资与增加外贸依存度来实现的(陈利平,2001)。至于农民的储蓄增长率远远快于国家GDP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1978 年-2001 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长283 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从133.6 元增长到2366.4 元,增长17.7 倍,而同期农村居民储蓄存款增长387.0 倍,则基本上是反映农民的流动性约束与预防性心理需求(万广华 史清华 汤树梅,2003;田岗,2004)。消费增长低于GDP增速显示的是,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因此,目前的家电下乡等刺激农村消费政策只能增加农村高收入阶层居民的福利,而且也因此,贺雪峰教授才说盲目刺激农民消费将导致部分农民生活困境。这明显是劫贫济富,是极度不合理的政策。

        从以上意义上说,想要增加农民消费,只有也必须增加农民收入,但是农民增收则依然面临重重困难。因此,基本可以肯定,目前国家通过拉动内需的财政政策与税收政策作用有限。从根本上讲,这次经济危机只是将日益恶化的城乡关系突显出来,而要想拉动内需,要想拉动农村内需,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国内劳资分配失衡的状况与城乡失衡的二元格局。从这种意义上说,改革已经到了最艰难的时候。

    农村的内需困境与增收悖论

        农村的内需启动不了说白了就是农民太穷了,收入太少了。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目前农民的生活面临开源节流的困境,开源难是指实际收入增加有限,节流难即农民生活与发展成本高企,且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不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失衡的状况,二者基本上都没有开拓的空间。

    在农业经营方面,虽然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但是来自市场的大资本仍然不断蚕食农业经营的有限利润。一方面农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化肥、饲料等生产原料在过去的几年中在飙升的国际石油价格的带动下成倍上涨,而另一方面,由于单户农民在市场谈判中的弱势地位,由资本整合并与地方政府联合的农产品加工企业纷纷加入农村淘金热之中。农业部2008年3月完成的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在生产环节中承担了粮食产品总成本的74%,但仅获得总利润的12%,由资本控制的加工销售占了总利润的88%,但却仅承担26%的成本。在畜牧业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中,各大公司更是将触角直接深入到村,建立起自己的庞大的经纪人队伍网络。兰考贺村合作社想集中出售社员成猪,村里的经纪人就千方百计阻挠,濮阳农村互助社集中与社员团购肥料,立集遭到全乡肥料商的联合抵制……各地的农民合作实验与相关的研究都表明,农产品流通领域基本上由各大公司和乡村一级的经纪人所控制(何慧丽,2007),农民只能得到极少部分的利润。在粮食生产方面,由于种粮没有利润,2002年左右各省出现大量良田抛荒现象,而国家只有靠提高大宗农产品的保护价来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这些都表明,在政府与资本联合的“部门分立体制”下(周其仁,2002),极端弱势的农户只能接受由各部门提供的高成本低品质的商业性服务(仝志辉,2007),因此不仅消耗大量的财政支农资金,而且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也必然只得到极低的利润率。

    在农民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方面,在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工资性收入比重为32.6%,目前肯定更高。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尤其是吸纳农民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更是处于末端,国内资本只能获得极低的利润率,因此,想让农民工工资有很大的提高几乎是不可能的。2008年新实施的劳动法一开始执行,我国东南沿海工厂便开始加速破产便深刻的反映了这一现象。当然,新劳动法维护劳工权益对提升农民工工资与待遇,增加农民收入具有积极意义。

    在农民的生活与发展方面方面,主要表现为医疗成本过高与教育费用过高。教育费用过高的原因是九十年代开始的错误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使得地方政府、高校与资本联合获取教育权力的垄断收益,而让普通民众承受教育扩张成本。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农村从初中开始、到高中和大学,学费纷纷上涨,如果说畸形分配结构中的高收入群体能够支付得起这个成本的话,那些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村的农民群体普遍不具备这个高成本的支付能力,这就是国家助学贷款开展的与农村孩子失学率高企的背景。几乎所有上读大学的农村家庭都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看病难问题直到2008年新农合在全国铺开才开始较为有效地解决,但30%的报销率只是使农民能看得起小病,看大病的作用有限。虽然国家于2009年实通过了新医改方案,要提高财政补贴比例与实现90%以上的人口覆盖率。但是考虑到连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无法支付现代医疗的高昂成本,而且我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前期经济发展以损害环境为代价的恶果正在突显出来,如果仅依靠高昂成本的西医体系而不重视低成本的中医(钟雪声,2008)与走出目前过度市场化与高度分权化的医疗改革误区(刘军民,2005),不仅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困难重重,而且有可能耗尽改革以来积累的人口红利。

    而又由于国家宏观结构上围绕工业化融资的金融体系没有被打破,农民也不可能享受到金融方面的投资收益与农村高风险经营的风险收益,相反只能在现行金融体制下为商业银行贡献利润率。但是,当农民面对高风险的农村经营与不确定的医疗、教育等高成本支出,也只能不断进行家庭储蓄来缓解未来可能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这也是过去十多年来农民储蓄增长大大快于收入增长的改革背景。

    综上,从根本上说,造成农民增收困境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十多年来的改革政策失误,具体来讲是由于农村的过度市场化与基层政府部门的高度分权化,这使得在农村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温铁军,2001)。一方面过度市场化使得部门权力与资本共谋在高交易成本下不断侵占小农经营的有限剩余,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公司主义倾向又不愿提供乡村公共产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免税与乡镇政府改革只是政府在适应高风险低收益的小农经济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而要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宏伟蓝图,就必须在根本上矫正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因此下一步的农村改革必须是综合性的改革。如果说1998年以来推动的改革是加强资本在分配领域的话语权,那么接下来的改革则必须加强劳动在分配中的权重,加强农民维护自己权益的结构性力量。

    农民增收急需统筹城乡:兼论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基本方向

    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实现全面小康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其意在实现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也即城乡关系的良性循环。目前农村改革已经是利益分配的改革,要矫正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必须,其一破除部门分立体制,降低财政的部门内耗及政府与小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其二构建维护农民权益的结构性力量,建立综合农协,保证农民成为市场竞争中的真正主体,而非资本刀下的鱼肉。具体来讲,有以下要点:

    一是要立即取消以GDP为纲的发展理念,建立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综合发展框架。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以GDP为纲的发展目标已经造成环境与社会方面的巨大成本,在农村这种目标则是政府追求政绩与部门利益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是政府推动农村社会市场化的直接动力,其演变的客观结果则是政府与资本联合对小农经济进行剩余提取。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扭转这种GDP为目标的发展观,建立以社会发展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

    二是改革高度分权的部门体制,统筹运用新农村建设的财政投资。据统计,目前中央一级共有31个部门在参与“新农村”建设,这些部门正在实施约100项新农村建设的“工程”, 如此九龙治水必然造成各自为政与交易成本高昂。新农村建设要投入数十万亿资金,各自为政与组织成本高昂必须使财政资金统筹不足与效率低下。这次经济危机国家投入4万亿启动内需,各地与各部明显“跑部前进”,其使用效率与未来效果可见一斑。

    三是建立垂直合作的农村合作金融体系。要实现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必须恢复和建立乡村社会的造血机制。历史与经济学基本规律都表明,商业金融不可能解决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缺乏可抵押物、生产高风险以及非生产借贷难题,并且由于交易成本过高无法满足农民分散而庞大的资金需要,相反商业金融在农村的过度发展还可能造成对小农经济的过度剥夺,引地农民暴动。建国以来我国一直执行以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融资为需要的动员农村储蓄为目的的城乡金融体制,以牺牲农民利益代价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现在要实现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就必须建立起垂直合作的农村金融体系(周立,2008)。一方面要建立农民合作金融体系,恢复农村内在的造血机制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国家财政要通过优惠的财政政策、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向农村合作金融体系注入资金,以满足庞大的资金需求与降低农村的融资成本。

    四是在政府支持下以农村合作金融为主导建立起农村综合农协系统。兰考新乡村建设的基本经验表明,综合化与多元化经营对于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小农经济高交易成本要求农户必须组织起来;其二是在农业生产经营的高风险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许多农业产业的现金流都为负值,这必然要求其它领域的利润补贴。因此我国的小农经济在三十年市场化的今天依然都是兼业型小农,而综合化农协不过是兼业小农为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在宏观制度结构上的进一步延伸。国内集体经济与日韩台模式则是这种兼业小农在宏观制度约束下追求交易成本节约的不同制度安排形式。而当这种兼业小农面临欧美发达国家的规模农业竞争时,除非有国家财政的高补贴,则无疑都要面临破产的境地。而为节约国家补贴中与小农打交道的交易成本,也需要农民组织化。

    五是借鉴传统合作医疗经验,充分发挥中医作用,建立低成本、高覆盖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可以肯定地说,我国走欧美医疗保障之路是死路一条。其一是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人均收入低下根本无力承担高昂的西方医保体制成本;其二是在现行不平衡的南北经济格局下,西方国家与医药企业依靠专利垄断向我国转嫁医药成本更使这条路都为不归路。其三是,过去改革积累的人口红利需要未来以社会成本方式进行补偿,进入老龄化与高发病率的农村根本无力承担高企的医药成本,这才是十多年来农民看病难的根本原因。无怪乎2005年联合国报告认为中国医改并不成功,而是在倒退。而相反,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考察报告中说:“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究其原因是我国在八十年代以前就依靠独特的合作医疗制度将人均寿命提高到71.8岁,婴儿死亡率降低为32,在两项指标中基本上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19岁和30(王绍光,2007)。传统合作医疗体制依靠预防为主、中医药与赤脚医生制度实现了低成本与高覆盖世界卫生保障奇迹,这已深深影响了世界医疗卫生制度。面对老龄化加速的中国农村,新农合改革必须从中吸收经验,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传统与优势,从而重建低成本、高覆盖的新农合医疗体制。

    总之,实施科学发展观,构建以社会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框架和改革高度分权的部门体制意在实现政府的有进有退,即从市场参与过多的经营领域中退出与建立低成本的交易体系鼓励政府介入市场失灵的农村公共产品领域。而在种种优惠政策的措施下建立综合农协则是构建维护农民权益结构性力量的根本途径,只有如此才能保障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也只有实施以上的乡村综合改革,“三农问题”才能在根本上得到缓和,城乡关系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们也才会真正解决我们本次危机的结构性困境,且不会在约10年之后的下一次危机中束手无策。

    注释:

    、参见王小鲁《收入差距源于制度缺陷》,改革内参(观察版),2007年第14期。

    、《解读农民工“返乡潮”的深刻根源》,2009年1月17日,广州日报。

    3、参见农业部《农产品价格形成及利润分配调查》,2008年3月公布,中国农业信息网:http://www.agri.gov.cn

    、参见何慧丽:兰考新农村建设实验的三条经验,三农中国网:www.snzg.cn。

    5参见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中国医改并不成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http://www.cncms.org.cn

    6参见《悼念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三农中国网:www.snzg.cn

    参考文献:

    1、林刚:《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关于中国城乡关系历史变动的一点思考》,载(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版。

    2、汤敏燕,温怀德:《探析我国居民储蓄组成与内需拉动》,商场现代化,2008年2月(上旬刊)。

    3、王小鲁《收入差距源于制度缺陷》,改革内参(观察版),2007年第14期。

    4、陈利平:《高储蓄率并非需求不足的根源》,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

    5、万广华 史清华 汤树梅:《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3第5期。

    6、田岗:《我国农村居民高储蓄行为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7、《解读农民工“返乡潮”的深刻根源》,2009年1月17日,广州日报。

    8、农业部《农产品价格形成及利润分配调查》,2008年3月公布,中国农业信息网:ww.agri.gov.cn。

    9、何慧丽:《农村合作统购的实践》,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10、周其仁:《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后农村发展面临的深层改革》,《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仝志辉:《论我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部门化”》,《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

    12、钟雪声博士论文:《中国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研究》,2008。

    13、刘军民:《过度市场化与高度分权化:中国医疗卫生改革的双重误区》,开放导报,2005.5。

    14、温铁军:《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双重困境下的"三农"问题》,读书,2001年第10期。

    15、何慧丽:《兰考新农村建设实验的三条经验》,三农中国网:www.snzg.cn。

    16、周立:《农村金融体系的市场逻辑与中国经验》,载(美)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版。

    17、《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认为中国医改并不成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网:www.cncms.org.cn。

    18、《悼念中国合作医疗之父覃祥官》,三农中国网:www.snzg.cn。

    19、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载《比较》2003年第7期。

    作者简介

    贾林州,男,河南长葛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主要研究方向:农村经济与乡村治理

    联系电话:13971178829

    邮箱:mutu19844@163.com

    邮政编码:430074

    联系地址:湖北*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贾西稳,男,河南驻马店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法律经济学与乡村治理

    邮箱:430074

    联系地址:湖北*武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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