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工业社会、工业革命而形成的发展理念,其背后动力是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只是千百种人类生存方式之中的一种,人类社会的发展之路应该有多样化的选择。
[关键词] 人类学;发展观;多样化
我本人不是人类学专业科班出身,发言谈不上是什么讲演,只是个人读书和思考的报告,本来准备的材料比较多,大概有两三万字,主要介绍了三本人类学的著作。我认为这三本人类学的著作,在台湾以及大陆人类学界几乎没有人涉及,也没有多少人讨论。这三部著作刚好和我们这次会议的“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我的发言分为三个部分,引言的部分是“人类学的世纪转折与现代性话语的反思”,我们讲的发展、进化、历史进步等等这一套叫做“现代性话语”,那么它和人类学的世纪转折是什么关系呢?这两者完全是一表一里的关系。什么是人类学的世纪转折呢?我们知道,人类学的诞生一般按照教科书的说法是以爱得华·泰勒1871年的著作《原始文化》为标记的,发展到今天是130多年。人类学发展从它的诞生到20世纪后期,在这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发现人类学的研究重心以及它的观念、对文化理念的看法,尤其是对文明和原始这样一种截然划分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潜台词就关系到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人类学家瑞泽弗得写了一本书,叫做《Savage and civilization——who will survive》,“savage”就是过去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叫做原始人、野蛮人。这些原始人、野蛮人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泰勒、弗雷泽的著作里都被当作是所谓另类的。那么这些人和以西方人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的人在未来的社会生存竞争中谁能够存活下去,谁才是代表了未来发展的方向?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是这本书的书名,我觉得这个书名非常具有警醒作用。那么,我们所质疑的这个现代性话语的发展观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先讲讲什么是话语,过去我们认为在学术上、课堂上学习的都是知识、真理,从福柯以后,我们发现学习的很多是话语。话语是什么呢?话语并不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而是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特定的政治、经济利益背后,制造出来的一种语词符号,大家都这样说、这样用,不去对它加以思考。我们现在所谓的“发展”,包括在国际组织中用的“环境与发展、进步、进化”,都是启蒙时代以来的世界观,按照
人类学在最初建构的时候充当了历史进步观或者进化论人类学的论证者。1988年英国人类学者阿达穆-克鲁伯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可惜的是中语的学术界没有多少人探讨这部著作,这部书实际上就是用后福柯的观点来分析西方人类学所研究的对象,即所谓的“primitive society”——原始社会,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他用的这个词“invention”,是很有意思的。“invention”就是发明,即原来没有,是现在发明出来的,从而构成了原始社会的三大假说,即图腾、母权制、乱婚。这些假说经过一个世纪的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学田野作业,大部分都被证伪了。“图腾”是印第安人宗教的一种现象,没有世界的普适性;“乱婚”,目前还没有发现所谓群婚的状态,没有一个人类社会是按照乱婚的方式或者是群婚的方式生活的。这就是进化论,这种理论要适应进化的模式,而进化的模式就是把原始人放在第一个阶段,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殖民主义放在最高等的阶段。这种模式得出的结论必然是,发现一个原始人,要么消灭他,要么把文明带给他、教化他、传教他。在后殖民的时代,整个这一套发明建构背后的马脚就完全被揭示出来了,当然不是说弗雷泽、弗洛伊德都探讨图腾而充当了殖民主义的传声筒,并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生产就是这样,人们无法跳出这个背景,这就是前殖民时代或者说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人类学思维的一个根本的变化。那么,又是谁发明了原始社会?是代表进步一方的白人、西方工业文明的代表者。他们发明了所谓的关于原始社会的探讨,关于原始社会最重要的精神现象的探讨。
法国人列维—布留耳的《原始思维》,主要的是要把地中海文明,也就是把法兰西所代表的西欧文明和世界上其他的另类人的思维区分开来。他所说的原始思维指的就是五大洲所谓的原著民,他写《原始思维》的直接动因是读了司马迁《史记》的法文译本,译本中的人和天之间“天人感应”的历史观,在他看来跟原始思维是一样的。天和人之间怎么能感应呢?也就是刚才
接下来进入我发言的第一部著作,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比母的《Primitive men of philos ophy》,就是作为哲人或哲学家的原始人,保尔-拉比母这部书是在对新西兰毛立人田野作业的基础上写成的。他认为毛立人是落后、野蛮的人,书中分析了毛立人思维精神上的观念。毛立人灵魂的观念比中国人和西方人的灵魂观念要复杂很多倍,他们的灵魂分为两个层次:物质的层次,精神的层次,而精神的层次中又分了七个层次,那种区分在西方的语言中是无法表达的。所以,拉比母认为那些白人看不起的原始的毛立人是作为哲学家而存在的,因此书名是反弹琵琶的。这部书最初于1927年问世,当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为它写了一个前言,认为:“保尔—拉比母博士的著作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很容易想象他的贡献成为原始人生活的专业研究者中热烈争论的一个中心,几乎是一场风暴的中心”,这个争论本身我没有时间过多的介绍了,我只是把书的创作的背景略微交代一下,它是针对列维-布留耳的“原始思维”说而写的,在书中第十三章把列维-布留耳称为一位哲学家,而没有把他叫做人类学家,拉比母认为这位哲学家所建构的原始思维,也就是对“原始社会假说”这个知识话语产生了重大支撑作用的这种假说是没有经过论证的,是不严谨的,甚至是虚构的,列维—布留耳讲的“原始思维”有两个,一个是互渗率,一个是集体表象,所谓的萨满,这种思维也就是人和自然之间是不区分的。而经过了黑格尔哲学洗礼以后,人和自然都是被区分清清楚楚了的,人是自我意识的,自然就是自然。而在所谓的“原始思维”中,人和万物是息息相通的,人要向每一个草木,向每一个木石去寻找灵感、寻求信息,而不能把人特殊出来。这也就是说,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西方的文化理念在产生之前,萨满教的世界观或者叫原始思维的世界观是普遍性的。拉比母用了很多的例子,主要是毛立人宗教神话思维的例子,来说明列维-布留耳如何不理解原始人所谓的原始思维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并认为它们的精细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西方哲学家对人的灵魂的归纳和概括。
1960年,一位美国学者为纪念保尔-拉比母的书,推出了一个论文集,叫做《原始人的世界观》,这本书的编者就是我要介绍的第二个人类学家,美国人类学家斯坦尼-戴蒙德,书名是《In search of primitive men and criticize the civilization》,就是要寻求一种原始人,反过来批判所谓的文明、文明人。这部书于1974年发表,作者是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人类学系教授主任,曾经在西部非洲阿拉伯村落易洛魁的印第安人部落长期做田野作业。可以说是对异民族所谓的原始人是非常熟悉的,他对亚、非、美三大洲的原始人有直接的接触、体验,积累了多年的调研材料写了这部书,一位叫沃尔夫的教授在书中的序言中写到“西方世界的危机也是人类的危机,它不仅限于社会、经济和技术的问题。它关涉到我们对人的定义和真正的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我们自豪地称为‘文明’的社会中,但是我们的法律和机器却都享用了它们自己的生命,它们同我们的精神和生理的生存相对立。用来解放我们的科学,现在把我们关进了抽象的牢房。职业学者之手把概念变成了痴迷的对象,消磨掉了激情。人类的学生试图通过抽象模式去捕捉快速流动的人类现实。人学变成了政策科学,即控制人的学问,它完全背离了人的本性。”所以他要呼唤建立一种新的人类学,用来警示世人。这本书主要解答的问题是,到哪里去寻找那些没有从激情中分离出来的,与还没有陷入到劳动异化中的人,他给出的答案只有一个词,就是“primitivemen”,就是所谓的原始人。书中做了很多带有深刻历史哲学性的关于文明人和原始人的对比。书中提到了一个口号就是:“现在摆在文明人面前的任务是向原始人重新学习”,并将这个任务分解成三个方面,“像原始人那样去理解原始世界,用原始人的观点反思我们自己的世界,把这两种世界联系起来思考我们未曾洞悉的人的本质”。我们可以假设,假如马克思能活在今天,如果他看到了20世纪人类学田野作业广泛的成果,就绝不会仅停留在摩尔根的水平上。所以,我们也不用再人云亦云的重复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阶段性的进化论人类学模式。斯坦尼-戴蒙德提出在原始和所谓文明之间的界限要重新加以思考。人类学的文化相对主义告诉我们最深切的道理就是:不论技术物质如何简朴落后,人类社会现存的每一种文化都是千百万年来,人类这个物种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适应特定的环境而存活到今的绝无仅有的特例,每一种文化消失了就和生物多样性一样,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所以,不要用生产力、技术水平的高低去衡量所谓的原始文化,把新的技术传给他们,实际上对他们是一个毁灭、一个打击。我们重新看待所谓的原始人的观点,就是把文化相对主义贯彻到彻底的程度,它给我们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
我要介绍的最后一本书,是1975年问世的,比戴蒙德的书晚了三年,作者是英国人类学家罗宾-克拉克和杰弗瑞-亨得里,书名是《The challenge of the primitive men》,即原始人的挑战。这两位英国人类学家分别在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算得上是英国白人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了。可是,他们的文化身份和认同却和美国的戴蒙德和保尔-拉比母一样,把原始人视为尊贵和理想,以借原始文化为镜,反思批判西方文明的失误和偏向。书中主要批判的是现代性赖以确立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也就是
我发言的主要问题回归到结论上来,也就是,人类学为什么要质疑发展观。因为发展这种理念是随着工业社会、工业革命以来而形成的,它的背后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现在的问题是,工业主义的文化从西方的一个社会经过全球化把中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一个加工厂,我们都知道领导人经常讲的一句话是:中国用了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而今我们已经负担了世界手机生产、电脑生产、电视机生产的60%~80%的生产量,我们的资源消耗的程度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现在,从黑龙江的漠河到海南岛已经没有了清澈的河流;我国人均患有乙肝的人口在世界上约占世界总乙肝人口的50%。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还要上西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霸权话语的当,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实际上等于自掘坟墓,代价是非常沉重的!所以,人类学所提供的质疑是根本性的质疑。好了,我今天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叶舒宪(1954~),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