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君健:官学教育的失衡与失误
教育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标志和传承的载体,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已不再限于实用范畴。个人固然可籍此学习知识专长来改变自身的社会位置,它还有增进综合国力、根治社会痼疾、决定民族未来三个重大作用。我国以吏为师、政教合一的传统将教育纳入实务时政而使得教育后三个功能几近偏废。一旦调整方略, 社会转型,教育产出总是力不从心。近二十年来教育在数量和实用人才培养两方面的发展有口皆碑,但当代教育的方向不明,特色不显、功能不全、有失公平、行政化管理、缺少人文精神,知识结构逼仄,师资格式化、流水线式的批量培养,规模集约化等10余种疾患也令人发怵。如果说1902年清廷下诏兴西学时的社会背景是上新下旧,民智和师资跟不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苏式政治框架和行政命令使教条进入误区,今天却是上下自觉地践行旧日模式,途迷而不知返。教改不知喊多少,但觉新人懒下楼。
我国基础教育板块有四个严重的失衡。一是“民间办学,国家考试验收“的官学传统使得基础教育被高考调遣全局,形成了变本加利的应试教育。二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城乡二元,重点与一般学校二元的状态。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被行政机构作了违背社会公正的支配。公立名校办民校,天价择校费加重了国民的经济负担也使私立学校处于不平等的竞争位置而难以发展;三是功能偏废,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教育要使人社会化“socialized(3)的目标简化为政治化,把对学生人格品行风度的培养异化为单一的政治范畴,做人的教育被苏式思想理论的教条取代。我国文化中修身、齐家、立志、注重行为规范的优秀传承没登大雅。这种文化坐标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社会变得任性粗俗,恭谦变为鲁莽,知书而不达理,腐蚀了公民社会的根基,使“五讲四美”变得空洞泛化而难以凑效。四是知识结构失衡,在中学是考什么教什么, 不考则不教。高就一分文理科势必形成学理科者半文盲,学文科者半科盲。最后使文理科均受到重创。官方和社会都只用升学率这单一指标作为评价指数。古代官学与科举让人们为利益而搏功名,为功名而考试,为考试而读书的遗风在当代愈演愈烈.。
前数年湖南汨罗的
中国高等教育的误区和病态的表征是官衙门管理体制。环顾今日域中,几乎没所大学都没有传统和特点,缺乏起码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科学精神和守望情操。师生普遍被功利驱动而日显浮躁,不能宁静致远、俭以养德[4],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因而创新能力是无源之水;校园既不象精神家园也不像文化传承的火炬和学术摇篮。没传统,没远虑,没思想,没特点,整个儿倒酷似高级职业培训中心。我国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是集约化,先拉起队伍扯出大旗。在高校产业化, 大众化进程中果然连创了在校学生人数最多与收费奇高两项世界之最。
如果从张之洞1896年创立两湖高等师范学堂{今武汉大学}算作我国近代高教的起点[5],一百一十五年来如无反复折腾,我国的大学应该进入了成熟期,可以有些传统和特色了。可惜至今人们还只能从官方划定的等级来判断大学的差别。众望所归的大学少之又少,否则,那所仅在抗战烽烟中存在了8年,已经散伙63年的临时大学-----西南联大何以成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公共话题?这本身就流露出社会的悲剧意识。君不见,现实中中存在的大学们纷纷张扬多少年校庆,时效和影响那么短暂而有限。纪念碑建在器物上和建在人心里就有差别。学人追忆西南联大是怀旧抑或暗叹今不如昔?遥想当年京津名校的师资在国难中一分为三。钱玄同、周作人等留在北平,林语堂等流落西安等地,流离在昆明的不足北大清华南开师资的一半。谈领导力量,当时北大校长为抗战大计游说于欧美,南开校长张
俱往矣,当今我国大学众多,政府的投资与过去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可党国的钱款被用来建造大楼,制造“大师”;加官进爵,高薪养爷。官方管钱、管任命干部、管思想、管学术。人事部门以全国共用的标准认定导
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据我所知,美国大学要获得社会名望与公认的特点有个要素,教学课程的特点,科研资源和条件、所培养的人才的档次与成就。专业人士和校际间互相认定不且竞争。很重要的是“挑战性课程”chellenge[6],我有你无,形成自己教学特色和独特的研究领域。我们也建重点学科,但受主持者的内因和外部生态的影响大都没能达到“挑战同行”的高度。常见的“X级名师”、“精品课程”是课程建设等常规工作的必备环节。既然这程序大伙儿都得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得充充。与建立“独有、超群”的初衷渐行渐远。而认定的要害又是万能的长官意志和那大于王法的人情。这种评定只对学校的名声和专家们个人的进身之阶具有标签意义。真正让学生感叹“此课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次听”的名师少之又少。“著名”之类的廉价头衔多,有真知灼见,传道,能影响学生终生者、授业让门人名满学界,扬名天下者更是凤毛麟角。故曾有人解嘲:何谓博导,一驳就倒。学生选教师选课程的学分制、导师制不敢亮相就知庸师众矣。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学界的名望与实绩间巨大的反差证明当代高校病得不轻。
今人谈及大学校长,百谈不厌的首推
现今高校颇为时行套用流水线方式批量生产博士硕士。学位制度起源于西欧17世纪,最先是法国,但把学位学衔系列化、泛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那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吸引世界人才,也确实得到了好的效益,国人对此尝以实用主义相讥。美国大学类别分明、各有特点和传统,至少没有官方的一刀切、齐步走。招生的决定权多在导师而不在部处等行政机构,更没统考和国家线。只以美国人重视个人声誉的行事准则作底线。这都得利于美国宪法规定教育乃地方事务而没有国立大学。官方对独立办学干预较少,更多的是平等竞争。西方尽管也没少出
我国大学的收费偏高而且没差别。1998年并轨之前,基本执行基础教育收费,高等教育不收或象征性收取的旧制。随着产业化的观念出台收费一路走高。不觉中又偏离国际轨道,露出了自身的马脚。不妨参考两个数据:美国大学收费差别甚大。1990年代以私立哈佛大学最高,每人每年学费约16000美元,最低的地方性大学每年仅收40美元,高低相差400倍。当时各州的贫困保障线为16000-32000美元[7]。一般人不致因无学费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被视为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另有资料表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京沪等地的私立大学每年每生收费约为一个普通工人三个月工薪, 教会大学稍低,国立大学更低,仅为两月薪水。现今公立大学收费一哄而起,都高于民办高职院校,学费约在5000-10000元,三类本科更高。几乎是一个中等工人大半年的工资,比最低月工资高出8-12倍。超过了美国和民国时期国内大学的标准,尤其超出了中下层社会家庭的承受力。幼儿园有时比大学还贵,中学的择校费由于各方的利益链动辄两万三万,更加离谱且屡禁不止。虽然一对夫妇多数只有一个孩子,但择校和上大学都很感困难,得靠祖辈数人资助。国人重视子女教育,但这种消费心理能持续多久?大学能否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何在?社会能否和谐?政府对此极为关注,采取了指令限价和银行无息贷款,号召社会捐助等理论上可行的诸多办法,可尴尬局面却每每出现。教育投资大幅上升但高校学费居高不下,而提供的服务未必比先前优质。
今日大学聚财造了大楼造大师, 大批有文凭少文化的产品被造出。我国已变成“文凭社会”.而不是智力社会,显示出少有的文化浅薄与浮躁。高校的人文关怀与精神熏陶甚少, 学术氛围稀薄。拥有博士、教授头衔者抢占行政岗位,在自构的食物链中占尽先机, 独享政府高官与专业人士双重权利。在封闭运行的化外之域, 其权力罕受钳制。闻已有十余名此类权势者因腐败下狱,但高校权大于学的官本位体制未变。去年报载深圳40名教授竞争1个处长名额。沿海大城市尚且如此岂不令人扼腕。社会上为竞争公务员的几个职位,考场是“硕士满礼堂,博士一走廊。待遇杠杆指向何方不言而喻。教授薪金名义上高于处长半级,这班人所以舍高求低,深层原因不是愚蠢无知,而是受权力崇拜传统驱使,被现实官员的特权所诱惑。可见社会价值体系不变,再高学位、高职称的个人依然是旧式人物,于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甚或还是阻力。
当前高等教育的人才评价系统存在5个缺陷。教师中令人愁煞的秋风秋雨一类的前代虎狼之士已春光不再, 但吃狼奶长成者仍执牛耳,冷战思维根生蒂固,此一患也。名实不符的职称制度,大学人才仅分4等, 淡化了教师的师德,学养,能力和实绩, 导致了职称的异化。旦有一纸文凭、两三篇职称文章、一次职称外语考试成绩便立
马克思写出巨著耗时19年,更遑论
我国旧观念使高教陷入迷涂的还有“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信条。它使家庭的教育投资进入误区。时下录用公务员的学历门坎为“全日制四年制本科”, 这一狠招胜过政府千百次督办高职院校的官文。这门槛的实质是文化歧视和社会不公,直接效应是使本科大学高歌猛进,高职院校顾影自怜,终有今日的技工荒。报载长安集团前数年招聘技师年薪六万, 与教授工资相平;广东更达15万年薪, 令十分看重货币的博导们汗颜。二十多年前本科生俏不可得, 今日轮回到了高级技工青荒不接。这全国一盘棋的大学怎么老是力不从心?在官方人为地对本科与高职两种学历划分楚河汉界的今天, 深谙“劳力者治于人”的中国父母谁愿舍弃儿女“早为田舍郎, 暮登状元堂”的进士之途而求其次.?一元化的观念和政令给社会的导向是进本科,贴标签。但实业界却不能全用只会电脑绘图的人员和长於公关的管理者打天下,还要众多的能工巧匠。现在职校教师多是出身普通大学的赵括不能实战, 很难使学生术有专攻。职业院校的学生家长看不到子女的前景,依旧不送人来,使我国高职教育处于恶性循环。
社会分工的不同中外皆有。英国的作法是16岁高中毕业后分流,但大学和职院毕业后在社会工作中殊途同归。后者的职技证书分5级, 持证者升至3级时可相当于学士学位, 至4级时就可与硕士学位同等看待[10]。他们很多学科至今也没设博士学位,硕士便是顶级人才。美国的小学就开设木工等工艺课, 大学招生不限年龄, 不同层级的大学校际间互认学分。让不同教育背景者均有成功的机会。个人成功的路径呈多元化,竞争机会平等。平等观念的内核就在这里。西方社会没有儒家理论和等级观念,看重的是人的实绩和能力而非功名文凭.。因此卡特、梅杰、卢武铉等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士在高学历的国度里也能当选总统或首相,成为权力精英;比尔.盖茨为创业从哈佛二年级退学,这第一学历不高的人获得了非凡成功。稍加考察,我们发现他们为体现“机会平等”的原则而开通大学与高职之间的互通渠道是明智之举,不用投资就解决了普遍的难题。我国的传统文化极具行政隶属等级观念位特征,官方潜意识里认为职院毕业是劳力者应治于人。人为地设置政策障碍,以古人意念祸害今人,让传统阻碍社会的公平。儒家的等级观念肇成的社会文化岐视、大众的官本位意识、求取功名等”中体”,北魏以来的科举制正在支配着我们今天“西用”的社会。官方的观念和人为的沟堑不除,没准会使中华民族几代人的佳期又误。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科设置、命名称和课程结构都不科学。过去用苏联模式培养I型人才,即在4年内把高中生培养成专才,理工类为分627个专业,而美国仅29个。英国大学不分专业而用学分制。牛津大学每期同时开出近5千门课程,学生自选课程和导师。两个学分相同的学生的知识结构各不相同。这方面倒是应该与国际接轨。美国的医学专业开始的1-2年学习在高中的基础上深化的人文课程,培养良好的人品和人文情愫,第3、4年学习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在研究生院或病房实习时深造。数年后才能成为住院医生。这样培养的医生治病做手术能把病友当人看,能理解病友的精神情感而不是简单地当作尸体解剖,很少出现右肾患病而误切左肾,一个病人一天输上万余元的血,人都死了两天还有医疗费入账的荒唐事故。
大学的学科命名与知识结构紧密相关。以外语专业为例,我国自1835年英人马礼逊在香港创英文学校招收容闳等13名中国学童开始,中国便有了外语专业教学[10]。63年后,京师大学堂成立并开设国文科,1902年开设了以桐城派古文的掌门人吴汝伦为总教习的外语专业,仿照国文科取名为“外文科”。此后我国大学的国文科变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以同样的思维定势,简单照套,将外语专业误称为“外国语言文学系”。于是课程结构以教习语言技能和文学为主。结果学生仅能使用外语作一般交流,正如英国的文盲,能听懂日常英语,看懂简单的文字材料,却不懂外国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中文系的学生因有母语的环境,自幼接故国文化熏陶,进大学前以学过10多年的史地、政治、修身等人文知识,有着10多年的文化积累。而对外语院系的学生,这一切不曾有。4年中即使学了点外国文学,对外国的社会文化的了解还支离破碎,即使语言娴熟,仍难进行深层交流和研究。对一个国家的国情如自然条件、地理资源、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世界、文化心理乃至观念、典章制度全无了解,就很难观察、体会这种文化的内涵和色彩,就如培养了一个外国文盲。形同一辆性能较好但没有装货也无法荷载的“空车”[11]。
外语院系要改变培养外国文盲和制造空车的状况,必然要语言文化并重。除加强人文社科等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之外别无他途。这就得改变课程结构,依据实际需要该称为“外国语言文化系”。一字之差,课程和知识能力结构完全不同。但目前我国仅有北京中国语言文化大学的校名与此义相符,数百十所外语院校名称照旧,课程结构单一,教学的重点依然故我。数年前笔者曾在南京大学的学术会议上痛陈外国语专业培养制造“文盲,空车”之失,与会同仁多有共鸣,但专家学者人微言轻,于本专业的知识改构无足轻重。外语院系也仍沿旧法培
教界的病态和失误还有数十年来教育目标偏移与手段的工具化。沿用儒家“以文教化”的传统,用培养一个阶级的先进分子的政治教育取代了社会大众的人格品行教育,削弱了社会人文知识的根基,助长了文化的短视和天下为私的心态,使大量东方和西方的非主流文化、非普世价值如暴力渲染,否定良知善行,批判人道、人性等不文明、反科学的斯大林式教条充斥教本和课堂,荒芜了学生的精神境界、毁灭青年的崇高理想、扭曲价值取向、误导行为规范;淡化了社会的公民意识的培养与熏陶,导致了今天大学师生普遍缺乏人类的同情,感恩,敬畏之心等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人文情愫。恶果之一便是校园暴力。大中学生手刃老师、击杀同窗的惨剧时有所闻。此种病态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长远利益造成了极大戕害。斯大林时代在苏联都早已过去,其经济理论和体制在中国的改革中只是苟延残喘,但在观念文化的层面尚未认真清理。诸如充满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之类的教条,鼓吹个人崇拜的极左的遗毒尚存并影响主流思想界的潜意识。近年拜金论又半途杀出,学校管理的格式化如教师的工作量制、4级职称薪金制、新建校园远离教师宿舍区等诸多因素从时间空间切割了师生间的联系。校园里师生来去匆匆,形同路人。往昔小园幽径踱俳徊,师友促膝两无猜的校园风景早已是昨日黄花。新校区的校园里课余时间出现的全是稚嫩的脸孔,街市上有研究生为其“老板”值守店铺的身形。国家花重金聘导师,导师雇用学生,经济效益为上,政工部门也视其为自然的校园生态。
课堂是传道授业的主渠道,过去三十年里受“农业学大寨”、“学工学农”的驱使,1978年后强调专业知识和各种考试是对政治冲击教学的回归。现在转为高科技、程序化管理,看似科学。电脑排课让师生在两节课之间的10分钟得跑两栋楼再上下若干层楼梯;专人管理楼房,一个人来不及在课前打开教室数十间,师生按校方要求提早10分钟抵达得吃闭门羹;下课后关灯锁门,师生交谈只能在楼道。教师不要工作量,多授一节课还得层层申请教室,否则,哪怕在空教室也有人干预。而这些都是在“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教学为本”的高调声里;听课评课时多媒体形式是基本要求。教师用电子教案,为移动鼠标在讲台和控制台之间猴样上窜下跳;多媒体(英语缩写为ppt,学生戏称为“骗骗他”)的长处是突出直观效果、减少教师的重复劳动、适合大班授课。但对大学的非识记性课程未必万能。它剥夺了师生学与问的过程。而学习的本质就是学与问加练习。如果学生每天接连看上几个课时的屏幕,怎能不酣然入睡?教师入神的娓娓道来少了,普通高校似乎变了电大。刻板的教学形式损害了内容。高科技于教学本来有益,但以一元论的思维不论课型,不分科目推行则顾此失彼。教师的电子课件得了奖,学生却没听好讲。因材施教的原则与程式化的原理是否本身就有冲突,还待专家研究。
与17世纪出现的生产工厂化、规模化同步产生,至今盛行的班级化教学的长处在扩大教育规模且能保证中等水平,短处在不能顾及两头。从学理看教学就应该顾及两头。所以至今培养高端和精英人才绝少用此法。班级化+多媒体+证照等级考试=流水线。加上前文所述的10余种偏差和失误,我国教育耗用社会大量的物力人力,为不致彷徨于制造大量有文凭而无文化、无理性、无情操的工具人的迷途,高等学校的许多环节先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与国际接轨后再形成中国特色不失为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