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女工的相遇
——《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读书报告
姚琛
摘要:《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是美国学者罗丽莎的代表作之一。本书作为最早探讨社会性别、现代性与权力之间关系的人类学名著之一,着重考察了中国自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所进行的交叉重叠的现代性项目以及社会性别在其中的中心地位。作者通过比较杭州一家丝绸厂里分别在解放初期、“文革”中和改革时代进厂的三个代群女工对工作、政治和社会性别文化的不同态度,重点描绘了在改革时期三代女工的不同状况,指出不同政治运动背景造成不同代群女工的差异,强调改革时期的社会性别政治依然和国家的作用关系密切。本书还借鉴了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是一个精良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典范。但因为其主题和写作手法的限制,以及东西方对妇女解放背景知识的差异,本书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本土经验,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以及市场)对妇女解放的作用机制。这些缺憾,将在和其他学者的研究的相互借鉴中,逐步得到弥补。
关键词:女工代群、国家、现代性
内容简介
《现代性》一书的全书所贯穿的主题,是“妇女解放”的概念在不同社会历史中的不同具体内涵,并关注使内涵发生变化的种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然而,这一切是在作者对“现代性”这个分析框架下进行的。作者在导言部分对“现代性”做了阐发,而后为我们描绘了杭州一国营丝织厂中三代女工不同生活状况的图景。
一.对现代性的阐释
罗丽莎对现代性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审视,提出了对传统的现代性的挑战,认为“不能将现代性视为一个在(新)殖民主义和不平衡的跨国主义交织的关系中形成的复杂的文化生产的产物” [1] (p12),提出了在这部著作中所要研究的问题,即“现代性如何持续地正常化殖民的和现在跨国文化差异关系的历史,以及对现代性的文化想象的场所性”[1] (p13)。在罗丽莎的视野中,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对西方“现代性”的复制过程,也不能仅仅看作是土生土长的本土特产,而更应该被当作是一份“延迟的想象”,发掘、清理与重新定位这些裂口与缝隙,无疑是一种冒险,它既意味着对人们熟悉的西方现代性理论的质疑与挑战,也意味着要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重新界定与命名自己的知识谱系。
作者从性别的视角极富成效地切入了中国的现代性经验,而且以这些经验挑战了已有关于现代性的人类学潜含的预设。罗丽莎认为新兴关于现代性的人类学在有效地摆脱殖民知识建构的同时,不期然间包含了一些新的成问题的前提,尤其是将现代性表现为一个似乎统一的话语,它从欧洲内部自主地产生,而后脱离这段历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普遍的应用。这种质疑是在思考杭州某国营丝织厂三代女工的故事的过程中产生的。
二.在振福丝织厂的田野调查
罗丽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来中国做人类的田野调查,她的主题是改革时期的社会转型,尤其是这种转型对妇女的影响。她于1984年—1986年在杭州展开实地调查,并在1991年进行了回访。
(一)对三代女工的描述
“女工”在这项研究中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而是被划分成了不同的代群(cohort)。作者在两年半的多次实地调查中发现,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成为工人的女性有着一种强烈的政治代群身份认同。她们大致按照不同政治时期——20世纪50年代、文革、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自觉形成三个小圈子,可以分别称为“解放一代”、“文革一代”和“改革一代”。 她们具有相互区别的感觉和行为方式,彼此之间显出礼貌的冷淡甚或明显的敌意。女工们的叙述是本书的主线。通过这些叙述,三代不同的女工表现出对于主人翁地位的不同的主观感受,以及这种感受是如何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和最近市场化改革所强化、移植。
对“解放一代”来说,并不是“劳动”而是国家赋予“劳动”的意识形态内涵改变了妇女对于自身身份的认定。从解放前搁置在男人们凝视目光下的羞耻的劳动,到被国家赋予“光荣”的阶级身份感的劳动,妇女们通过对劳动的僭越,重新建构了自己的性别主体形象,这不仅是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劳动”框架中制造出与女性气质不相干的英雄形象,而且还受到启发进行超越国家指示的创造性表演。例如杨主任讲的故事就描绘了一个建国初期的“黄金时代”[1] (p132-137)。作者指出,“老代群女工从把国家和它的公民都描绘成天真的主流社会主义怀旧形式中吸取资源,回忆起一个为新国家而牺牲自我的年代……还有一个她们自视为英雄的政治主体的过去,具体表现在对传统的社会性别界限的积极僭越上。”[1] (p132-137)
对于“文革一代”而言,那个历史阶段与其说是一种狂热的乌托邦教育,还不如说是一种权力观念与实践的教育。她们学会了权威政治并以此挑战国家干部,但这也意味着她们必须参与到国家的权力之中。通过对权威的模仿或疏离,妇女们找到了凸现这一代群性别身份的有效符码。例如小包的故事反映了“文革代群”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包含了公开挑衅和痛苦渴望[1] (p176-181)。通过小包的行为,作者认识到“正是由于她们是对抗和落魄的不和谐的混合,其具有生产性的和混乱的张力产生了她们与这困境和后毛现代性渴望搏斗的文化空间……反映了权威政治如何制造了‘解放了的空间’……生动地召回了逝去不久的过去。”[1] (p167-181)
最年轻的后毛时代的女工们在关于自然、女性身体和性的话语中追求令人激动的新天地,虽然国家直接介入了这些欲望的制造,但是她们发现国家不是实现她们欲望的源泉。“改革一代”越来越迷恋于自己的“妻子”或“母亲”角色,就成为改革开放后符合“现代性”要求并且反思极左政治的一种举动。如小马的故事: 小马是一个不大喜欢她的工作但勤恳尽责的小组长,本来对婚姻无甚热情,却在结婚生子后,沉浸在对母亲身份和家庭生活的热爱之中,以致打算把产假无限地休下去。[1] (p218-223) “那些成长于被市场鼓舞起的欲望的兴奋浪潮冲击的时代的年轻代群,渴望超越那种与国家的密切联系,对于他们来说,进步指的不是通过和政治发生任何关系,而是获得个人的满足。”[1] (p187)
(二)三代女工的相遇
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三代女工相遇了,她们以各自不同的铭记和遗忘的方式来定位自己与当时现代性想象之间的关系。随着改革时代国家权力模式的改变和中国进入世界市场的网络中,她们的政治信仰和记忆也经历了断裂。但是她们要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社会性别的自然化,作者将其称为“后毛现代性寓言的主旨”[1] (p214)。这个寓言是一个关于曾被压抑的自然人性复苏的故事: 由拥抱普遍人性而达到普遍的现代性想象。这个“自然”的人性是性别化的,换句话说是将社会性别差异自然化。尽管丝织业曾经是男人主宰的行业,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丝织工人的女性地位已崛起;特别是到了改革时代,其成为时代主流的市场胜利者的“超级男性”的一个对立面。作者细腻地呈现了为不同的历史经验所塑造的三代女工对后毛时代以“经济改革”为标示的现代性规划的不同反应和不同自处方式。
“解放的一代”女工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坚持叙述由革命获得解放的故事。“劳动”成为这一代女工女性身份建构的关键因素,而所有的劳动几乎都是跨越性别界限的。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年代,市场取代劳动成为生产现代主体的新的关键因素,而且在效率、优胜劣汰等“男性气质”的市场原则下,老一代女工成为“过时”人物,她们以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诉苦来表达对当下现代性图景的含蓄意见。“文革的一代”女工也称为“失落的一代”。随着工人尤其是国营工厂女工在改革背景下从社会中心到边缘的转移,她们发展出一种有关权威的政治,对于改革背景下的工厂纪律表现得最为抵抗或者不在乎。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是这两代女工都热烈地打造一种能使她们与国家紧密联系的记忆政治。
与20世纪50 年代和文革时代的现代性想象通过“劳动”或“政治”建构现代主体不同,“改革一代”的现代性想象使“身体”——身体的生育能力、身体的管理、身体的内在状态、身体的快感 ——成为建构现代主体的场域。年轻一代女工被鼓励退入身体、婚姻、家庭等的非政治的私人领域,这些领域又被国家更细致地加以规训——丝织厂的工会为工人们的婚姻大事操心,而计划生育办公室又是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注着女工生活中与生育相关的所有细节。而接受了国家所支持的有关性别、身体和欲望的话语的女工,其实践则可能溢出这些话语所划定的适当范围。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报酬和社会地位都相对下降,“劳动”已经不能给她们满足感,更谈不上“解放”。
三.小结:后毛寓言——国家的在场和对国家的超越
罗丽莎强调了不同政治运动背景造成的不同年龄女工的差异,并指出改革时期的社会性别政治依然同国家的作用关系密切。作者从宏观的的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背景中,微观地剖析了一个具体群体中的不同妇女,不仅深刻地表现了人同文化意义的关系,也清晰地展示出形成妇女之间差异的复杂因素[3] (p31)。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把妇女解放看成参与社会生产”这一观点的片面性,可以由此为起点对改革开放前的妇女解放思想做深刻的反思。
改革开放之后的后毛时代,人性的自然浮现显露的是这一时期权力运作的方式。国家并没有对妇女撒手不管,反而积极地参与到自然化女性和男性气质的活动中。通过振福丝织厂可以折射出,国家干部和国家机构采取了各种将妇女——特别是“改革一代”——的生活方向引向自然化的女性气质的实践。虽然“后毛寓言”为很多人超越社会主义而进入现代性的希望提供了基础,但是它同时也为国家政权提供了存在的合法性。国家将自己表现为为促进“自然的”社会关系从毛泽东主义的压制中解脱出来。另外,地方干部和其他人一样信奉一个观点,即中国的现代性不仅需要通过经济财富的创造,而且也需要通过培养出各种能接受那些似乎是构成了现代性自我的属性的人民来实现。[1] (p216)
尽管国家试图为妇女建造适当的自然的自我,妇女常常超越国家为这些自我所设定的界限。后毛时代的多重社会性别话语之所以强大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压制了渴望,还因为它们诱导了对爱情、性和婚姻的积极兴趣[1] (p217)。以振福丝织厂的故事为例,对于年轻的女工而言,这种积极的兴趣是她们超越了任何对于“劳动”的参与,因为劳动对于她们来说代表着枯燥和乏味,无法想象这还代表着一种英雄主义的范畴。后毛时代的女性还代表着对国家权威政治的超越,这种权威政治在她们看来陷入了同国家所显示出的同样的权力斗争。当然,这些女工还必须在丝织厂里工作,但是建立在关于性别差异的知识基础上的后毛时代的想象,创造了使女工得以取代以往劳动和权威的意义的条件。
扩展讨论:国家和市场经济对妇女解放的作用机制
作为一名人类学者,罗丽莎通过这本著作很好地反映了建国40多年来体现在不同代群女工身上的时代特点,并从中透视出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现代化战略思想对于妇女个体意识、行为方式的影响,也认识到改革后中国妇女解放依旧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密切相关。但是由于主题和写作手法的局限,作者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国家和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改革过程中市场给妇女解放带来的影响,这就为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在这众多的文献中,林春的《国家与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用》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它以不同于罗丽莎的角度,从国家和市场出发来分析妇女解放,可以看成是对《现代性》一书的扩展研究。
作者在文中分别分析了中国国家和市场在妇女解放中的作用机制,前者是与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结果等密切相关的。中国革命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被压迫人民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妇女解放始终是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而这一革命也是得到男女两性广泛支持的革命斗争。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直接相联系,产生了两大后果:“一是一个照顾女性利益的国家,二是妇女形成一种对国家的依赖意识。”[2] (p329) 在前者的影响下,国家通过立法及保护性的政策措施使新中国妇女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后者却把妇女解放带入了维谷:“国家保护的认识论基础往往被忽略,这一基础本身是对妇女的歧视为前提的……它从根本上限制了妇女的解放。”[2] (p330)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这个时期妇女解放有过很大的发展,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有很大提高,但主要依靠的是政治手段,依靠计划经济下的政府行为,依靠一次又一次的社会主义运动。① 国家通过“统包分配”、单位制等方式,平等地安排妇女参加社会
① 伊丽莎白.科洛尔 (Elisabeth. Croll) 所著《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Routledge, 1978)一书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生产和公共活动,为她们提供经济上的保障,使得妇女的社会角色得到大力张扬。可以这么说,这一系列的成就,都是国家、政府、单位给予的。认识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在《现代性》一书中,“解放一代”和“文革一代”在面对市场化改革的冲击时,“热烈地打造一种能使她们与国家紧密联系的记忆政治。”传统的封建性别依附关系被打破,但随之而来的是对社会组织及国家意志的依附,正是因为这一点,这两代女工定义的“解放”目标可以理解为在“家长制社会主义”的政权面前,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权利和权力。改革时期,国家权力被削弱之时,由女工地位、生活水平等方面的降低和价值观的失落而产生的惶恐不安便表现出来,所以需要“政治记忆”来作为意识形态上的缓冲,“解放一代”表现为诉苦和怀旧,“文革一代”表现为思想上的消极抵抗。这实际上反映了在中国本土经验的框架中,解放的口号/理想与从属关系之间、掌握自身命运/自我实现与无私供奉之间,民主参与与依赖性之间的矛盾。[2] (p338)
与国家干预的影响相似,市场经济也给妇女解放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的削弱,干预能力的减退,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逐渐占据主导,妇女越来越多地受到失去福利待遇,受到公开或隐蔽、直接或间接的歧视,成为剥削、侵犯或性利用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她们也得到把自己组织起来追求自给和自我实现的机会。[2] (p333) 市场的扩张与国家的退却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其带来的积极功能也是不能被忽视的。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没有改革的深入进行,就没有学术界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反思,就没有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我国广大妇女不是被动地卷入改革,而是积极地去参与其中①;而改革也使她们开拓自主的活动空间成为可能。这一点在《现代性》一书中主要反映在“改革一代”女工身上劳动“神圣性”的缺失和作为“女人”的意识的觉醒,而以厂计生办等为代表的国家机构、组织,也因势利导,调整了对妇女解放干预的内容。市场经济改革促进了中国妇女的自我意识的发展,这是“女性”复归的自我意识;是关于对“我”和“我们”的关系深刻理解的完整的自我意识;是对“女性”的重新审视的自我意识,是深刻批判甚至否定过去的“女性”,渴望重塑符合时代、社会要求和自我理想的“新我”和“新女性”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怀疑态度,是对历史的、空间的以及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多元思考,这种怀疑完全不同于“文革一代”那种基于权威政治的造反心态。由“改革一代”所反映出的当代妇女“解放”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追求人格的独立、自我的完善、追求平等的主体地位和更多的生存、竞争空间。
尽管作者在文中始终在强调改革对妇女解放的“双重冲击”:“一方面是市场发展中‘经济理性’的传统,它以利润为目标而漠视人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对妇女权益法律保护的削弱”[2] (p328);但同时也对中国妇女解放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的前景表示乐观:“在国家与市场(和家庭)之间,在有多种可能性的、开放性的历史变革中,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必将找到其适合的中国形式。”[2] (p339) 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和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用》一文,弥补了《现代性》一书“忽视中国本土经验”的缺陷。同时,前者从国家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妇女解放,侧重理论分析;后者从妇女的角度来反映国家和市场,侧重经验调查,因此在研究角度和研究手法上两者也能够相互借鉴。
总 结
《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的作者罗丽莎是美国从事中国妇女问题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作为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杰作之一,出版后在人类学界、女性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中对国家对现代性的设计和社会性别的关系、对代群差异的探讨等对现实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书的一大贡献是探讨了社会性别在国家现代性设计中的中心地位,揭示了在中国的现代性事业中,社会性别一直被作为衡量其成就的中心标准,认为现代性在中国是通过对社会性别的想象和实践而进行的。作者还展现了现代性在社会主义中国如何被想象以及三个代群的女工们如何就这些想象进行磋商。通过记录和分析三个代群女工们的生活故事以及她们关于遗忘和铭记的记忆政治,作者突出了性别主体性、庶民能动性和庶民声音,以及这些声音对国家权力,性别特质和现代话语的意义,对社会主义革命是否解放了“妇女”进行了反思
① 尽管这参与过程有时并不是以“妇女”的角色进行的。关于这一点,朱爱岚(Ellen R.Judd)所著《中国北方村落的社会性别与权力》和《处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运动》等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和对自己见解的修正。
作者将抽象的理论探讨和生动的人类学观察和个人生活叙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夹叙夹议,深入浅出,为我们提供了用人类学进行性别研究的范例。但是作者的某些观点和我们的传统理念不一致,并且没有注意到事实上在中国妇女内部也存在着巨大的异质性,也没有对改革时期国家和市场作用于妇女解放的机制和影响做深入的分析。在这一点上,将其与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理解中国国家对妇女解放的干预机制。
参考文献
[1]罗丽莎著,黄新译,《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林春,《国家与市场对妇女的双重作用》[A],载于杜芳琴、王向贤主编,《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1987-2003》[C],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王政,《国外学者有关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A],载于金一虹、刘伯红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与发展》[C],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文章来源:作者投稿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