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建国初期湖北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
    1949~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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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建国初期前两年的湖北,面临的一个头等大事便是破除旧有政权,建立新型政权,以奠定中共的政权基础,此乃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之意。在农村基层政权的破旧立新过程中,湖北选择了利用旧有保甲制度与发动群众以寻求新的依靠并驾齐驱的策略,并在群众初步发动,农民协会等政权组织初步组织起来的基础上相继废除保甲——破旧;由于当时作为新区的湖北面临着为土地改革做准备的现实需要,中共出于路径依赖自然地在构建好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结构的理想中楔入自己轻车熟路的农民协会,从而与乡农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形成三足鼎立的权力格局——立新。虽然,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但新建立的政权确实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奠定了基本框架,成为此后农村基层政权开始运作的起点和继续完善的基础。
     
    关键字:建国初期;湖北省;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破旧立新;过渡性;基本框架
     
     
    绪  论
    纵观建国六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乡政并立、人民公社制和村民自治[1]。相对于后两个阶段而言,学术界对建国初期基层政权建设的研究十分薄弱[2],有关湖北省的研究更是闻所未闻。然而,不弄清这一时期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就无法真正把握整个建国六十年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总体情形,也有碍于理解后两个阶段的情况。本文选题正是基于此点,以期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文涉及湖北解放至土地改革全面展开之前的历史,时间范围是1949年初至1950年底[3]。在这一时段内,新民主主义革命还在继续,在农村中反封建的任务有待完成。相对于华北、东北地区而言,当时的大多数湖北农村是新解放区,所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破除旧有政权,奠定新的国家政权的基础,这也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之意。此外,土地改革是反封建的釜底抽薪的根本方法,但又不可操之过急,根据中共几十年的经验,在土改之前必须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这两年间,湖北各地开展的剿匪反霸、减租退租运动就是计划之中的土改准备工作[4],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也是土改的必要前提,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土改准备工作中改造乡政权极为重要,并须如期完成,否则不可能进行土改”[5]。所以,这一阶段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既是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需要,又是准备土改的必要准备。
    自1927年展开土地革命战争以来,中共在农村中建立革命政权已有22年的历史,其间经过反复摸索,已经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所以湖北在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有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少有“试错”阶段。邓子恢在总结中共与地主阶级作斗争的经验时指出:“我们过去,在与这一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在政治上先摧毁其上层政权(即国民党中央与省、县政府),再摧毁其基层政权(即保甲制度),最后还要在每一个乡村、每一个角落打倒其统治威风与政治优势,而确立农民对地主的革命专政”[6] 。我想,其所指的“过去”,应该既包括建国初期的这两年,又包括建国前的那二十余年。回顾建国初期这两年湖北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正是像邓子恢所描述的那样展开的。
     
    一  湖北解放与工作重心的确定
    1  湖北解放
    1949年5月17日,华中重镇武汉解放[7]。7月初,四野及湖北军区独立二师发动了宜(昌)沙(市)战役,解放了宜昌、沙市、江陵等地。11月,四野一部和湖北军区部队发动了鄂西战役,解放了巴东、建始、恩施、来凤、宣恩、咸丰、利川、五峰、鹤峰等县。1950年1月15日,随着保康县解放,湖北全境获得解放。
    1949年5月20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军区在孝感花园镇正式宣布成立。李先念任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刘建勋任省委副书记,王任重任省政府副主席,王树声、王宏坤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广才任副政委。
    鉴于武汉市已划属华中局[8]直辖[9],鄂西北郧阳地区6县隶属于陕南行署[10],鄂西南恩施地区尚待解放,遂将全省划分为孝感、黄冈、大冶、沔阳、荆州、襄阳、宜昌、恩施等8个地区和沙市、宜昌2个省直辖市,迅速组建各地地委、专署和军分区等党政军领导机构[11]。恩施地区党政军领导机构先行组建,待解放鄂西南时,再随军进驻恩施[12]。同时,湖北境内的原鄂豫、江汉、桐柏三解放区[13]党政军领导机构因完成其历史使命而结束工作,原解放区所属部队相继整编,改属湖北军区建制。5月底至6月上旬,湖北党政军领导机关迁入武汉办公。
    2  工作重心的确定——以农村为重心同时兼顾城市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要由农村转向城市。而在湖北解放之初,华中局和湖北省根据本地实际作了合理的变通,实行“先以农村为重点,同时兼顾城市”的方针。
    1949年7月1日,在华中局举行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上,第一书记林彪谈到华中局在当下的工作方针,指出:将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是全党必须执行的正确方针,这是全国的工作总方针,同时也是华中局的工作总方针。但是华中局根据自己面对的实际情况及现有的城市工作经验(包括开封、郑州、武汉等地),经过慎重考虑,觉得在华中要正确的贯彻二中全会的决议,必须在步骤上与东北、华北有所不同,必须首先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再直接发展城市。根据这种精神,第一步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要把城市接管好),同时以极大力量散布在必要地区,解决支援前线及城市必需的原料与供应问题。这一步结束之后,就立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在一定时期内先放在农村,肃清匪特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同时兼顾城市。当封建的农村改变为人民的农村以后,发展城市的条件具备了,再将各种重心移回城市,用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又兼顾农村。”[14]
    作出这样的判断和决定,主要是根据当时华中的实际情况。从林彪的讲话来看,当时华中的状况如下:(一)“东北华北的乡村已经肃清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人民的统治,建立了各种人民的组织,建立了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条件,我们华中绝大部分地区还不具备”;(二)华中整个国民经济中工业的比重十分微小,主要是在农村,并且城市一般又是商业性的消费城市,对于农村的依赖性很大;(三)农村的封建统治与匪特势力依然很强大;(四)华中全区一方面部分地区为解放不久的新区,巩固工作急待进行,另一方面还有不少地区尚待解放,支前工作仍为全区的一个最重大的任务。[15]
    华中局做出的决定,是从因地制宜出发,而不是机械地照搬七届二中全会总方针。
    当时华中局的上述方针,主要是林彪提出来的。
    据时任华中局秘书长一职的杜润生回忆,一天,林彪与他谈到如何贯彻七届二中全会所定方针的问题,认为:“到汉口以后,我们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大的新区,究竟是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从长远看,基本可以说是城市带动农村,但眼前还是应该首先放在农村。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哪只脚先迈出’的问题。如果农村还被封建势力所把持,而我们工作的精力都放在城市工商业方面,城市和乡村各为两种不同的势力所支配,这就会引起诸多矛盾。二中全会决议的主题是战略的转变,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华中地处新区,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考虑力量部署。”
    华中局的首次会议一致同意林彪的意见,请示中央的“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并要求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16]
    湖北省委根据“湖北的历史、环境、条件,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研究,一致认为华中局目前的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表示忠诚的拥护并坚决的执行”[17]。省委书记李先念指出:“华中局工作方针,是根据华中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是根据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个体经济出发,是完全符合中共中央二中全会的精神,因此是完全正确的”;“解放了的武汉等城市虽然已成为人民的城市,但面临着的还是封建的农村”;“解放了的农村有了改变,但未完全改变,敌人在农村还有残余力量,农村的下层政权,基本上还在为他们控制和掌控中,并结合特务武装、土匪,在农村中还保持了封建的统治。因此在目前农村还不完全是我们占优势。没有新民主义的乡村,就不可能有人民的城市;要搞好城市,必先搞好农村。”因此,湖北今后的工作“主要是以半年至一年,深入农村,进行剿匪、反霸、支前;搞好财政,整顿组织”。[18]
     
    二  基层政权建设——破与立
    建国之初湖北以农村为工作的重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层政权还掌握在“封建势力”手中[19]。按照林彪“两种农村”——“人民的农村”和“封建的农村”的说法,湖北地区多数农村显然是属于后者,即“乡村还掌握在以封建地主为主结合着土匪特务反革命势力手里”。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城市去领导谁呢?”[20]因此,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关乎新的国家政权的根基能否稳固的重大问题。
    建设农村基层政权,必须破除“骑在人民头上”的国民党原有政权组织及其基础,此乃破旧;必须建立为人民服务的新的基层政权组织、培育新型领导者,此乃立新。但是,破旧不是一蹴而就的,立新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都要经历一个过程,并且两者相互杂糅,不能泾渭分明截然分开。
    1  逐步破旧
    建国初期,湖北省对于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造采取了渐进的方式。这是由于湖北大部分地区是新区,担负着支援大军南下的重大任务,同时干部少、情况又不熟悉,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国民政府时期的保甲制度还须暂时利用,待时机成熟方可废除。
    基于上述情况,湖北省政府第一副主席聂洪钧在《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21]中明确指出:“农村基层人民政权建设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利用旧保甲;第二阶段,发动群众,改造基层政权,废除旧保甲。”
    (1) 利用保甲
    关于利用保甲问题,时任华中局第三书记、中原人民临时政府[22]第一副主席的邓子恢有一段很精辟的阐述:
    我们要弄清依靠与利用不同。除依靠外,还要利用一切革命力量,使其使用到革命方面来。如果不会这样,就是很笨。哪怕这个力量是暂时的,不可靠的,甚至明天就叛变,但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利用的。有利就用,无利就不用。今天我们应广泛利用旧保甲人员,如果谁不会利用或不敢利用,就是傻瓜。凡是我们没有政权的地方,要放手、大胆地利用保甲人员。自首叛变分子今天表现不坏的也可以利用,而不是依靠。利用是暂时的,今天有利就用之,明天无利就不用。要弄清在什么条件下可利用,在什么条件下不可利用。人家也利用我们,互相利用。在未找到我们依靠的人以前,尽量利用。到了群众发动起来我们有了依靠时,就不用了。利多害少就用,害多利少就不用。[23]
    邓子恢对保甲人员的利用说的再直白不过:只要对革命有利就用之,无利则不用,而且利用只是暂时的,待寻找到依靠后就不用了。足见当时党和政府对保甲的用、废是有明确安排的。这在中南区1950年民政工作任务报告中也可看出:
    结合群众运动,注意改造保甲,建立人民基层政权,在军事接管时期,应明确颁布法令,利用保甲,完成支前和征收任务,进一步经过剿匪、反霸、双减等群众运动,及农代会等,注意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逐步改造,达到最后废除保甲的目的,为土地改革创造更好的条件。[24]
    在刚刚解放的湖北,面对封建势力把持的广大农村地区,群众还未发动起来,还没有足够依靠的力量,同时又需完成支前和征收等任务,因而利用旧有保甲制度就成为权益之计。“新解放区下层政权一时不易建立,必须正确利用旧保甲,完成支前征收等任务,但要把利用和依靠划清界限,今天有许多区乡干部由利用保甲,走到依靠保甲,是在政治上失却警惕性、阶级性的表现,要即加教育与纠正。”[25]
    于建嵘认为,解放初期保甲的功能,只是“将原来为国民政府筹粮征兵,改为了为新的‘人民政府’筹集前线所需要的粮草”[26]。其实这就是邓子恢所言的“用”之所在,也就是保甲制度得以暂用的原因所在。实际上,保甲人员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使湖北省得以顺利完成支前任务。在1949年3月至12月十个月中,据不完全统计,湖北省供应军粮1亿5千万斤(不包括运输、民工吃的),动用民力千余万工[27]。当然这一成绩与下派工作队的努力和广大民众的热情支援密不可分,但作为具体任务执行者的保甲人员,必然功不可没,虽然在各种报道中对此只字未提。
    当然,在利用保甲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问题。《长江日报》“社会服务”专栏在1949年6月18日至7月17日间,刊出反映保甲问题的5篇来信[28], 1949年10月6日又专发了“编者按”——《听取人民意见整顿乡村政权》一文。现将其中一篇来信、编者回复以及“编者按”摘录于下:
    检举保甲人员违法派粮随便罚人的罪行
    编辑先生:
    我是一个留汉学生,家在汉阳二合垸吴家台。最近我父亲前来提到一个家中征借公粮的疑难问题,写在下面,烦请解答。
    我家共八口人,土地是连宅基在内共约八亩左右,全是旱地。为解决人多地少的困难,我大哥曾学过生意,并于去年春天曾被迫在伪湖北省防空指挥部充当下级技术人员,因而也曾被免除摊派丁佚(可能为役,笔者按)等费与一名应征的壮丁。武汉解放后,我的大哥因无大罪过,随着对匪机关的接管,已参加解放军的工作。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保甲长和保代表们,这次乘人民政府借征公粮的机会,硬派我家担负小麦1250[29]市斤。比较我们同一保内拥有三四十亩田的富户还要多。显然是保甲人员们在行私舞弊、公报私仇。我们拥护解放军、人民政府,公粮岂能不缴?但是实在无力缴清,不料竟因而又加罚250斤,并声言还要罚。请问保甲人员这样办法合乎人民政府的法令“以土地为标准,地多多负担,地少少负担或不负担”的规定吗?是否在伪匪统治时期曾免除的少数丁佚杂费还要补交呢?摊派数目过大无力缴纳准许连续加罚吗?像这些恶霸劣绅、保甲人员混进征粮工作,公报私仇的行为可否告发呢?请详细解答,并请转有关机关调查为感。
    此祝
    刻安
                                                             学生吴良驹上
    吴良驹同学:
    如你来信所说完全属实,则显系保甲人员公报私仇之舞弊行为。你家可向当地人民政府控诉,不仅公粮根据政府征收办法予以减免,只征以必须交纳部分,且对行私舞弊、蓄意害人,歪曲征收法令,破坏人民政府威信之不良分子将予以应得制裁。至于人民政府之征收政策,从来信看你已了解基本精神,即“地多者多负担,地少者少负担或不负担”的合理负担政策。而且就是对拥有大量土地之地主、富农,亦不超过其全部粮食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为标准。请参阅6月27日本栏“坚决实行合理负担”一文,及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与华中区关于借征公粮的联合布告。此复。
                                                           社会服务组
    听取人民意见整顿乡村政权
    近来我们收到一些湖北读者来信,对人民政府留用旧保甲人员和某些土匪、流氓勾结恶霸劣绅打入我们乡村政权非常不满。看到他们的强迫命令、贪污勒索、打人骂人等现象,就感觉到气愤填膺,要求人民政府依法严办。此种非法现象,目前是存在的而且相当严重,除本报不断揭露者外,尚有如文波来信反映:汉川北河村干部陈东成(过去当过伪保长)贪污公粮2000余斤,私设粮站,用24两秤收进,以16两秤支出,每月向群众收生活米3石多,假借乡长名义向群众摊派银元等。又如许礼钧反映:汉川业集乡主席朱万善,包庇地主吴长泰,助长了地主的气焰,敢于直接欺压佃户,经常呵唬佃户说:“要交好租课,要不就叫乡主席来扣人!”哪个敢说一声乡长不好的话,乡长就会找岔子来打人、扣押人。但对这些现象,只有敢怒不敢言!关于这个问题,愿作如下说明:
    人民政府留用着若干旧有保甲人员,本是给他们一个自新改造,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今天他们如还存在着“过去敌伪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都少不了我,今天人民政府也非我不行”,认识不到自己曾是国民党发动政府统治人民压榨人民的工具和帮凶,胆敢违背政府法令,侵害人民利益,乃是自绝于人民,这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负责,而人民政府绝不会容忍,一定予以应得的惩罚的。而广大人民对这些不知自赎,仍不改旧习的人员,完全有权检举告发,有些下级干部把“利用保甲”的政策错误执行为“依靠保甲”,则是绝不允许的,而人民大众,也应当群起监督,保证各项政策的正确实现。
    于此,深盼一切发生此种现象之地方政府,近如潜江县之赵家银、应城之刘元清、汉川之陈东成、朱万善等,从速彻查处理,并将结果来告,俾便人民大众具体认识我人民政府的严正态度。
    综合上述材料所反映,一些留用保甲人员强迫命令、贪污勒索、打人骂人、随意罚人、私自收费、胡乱派粮,扭曲“合理负担政策”,为地主、恶霸转嫁负担给贫雇农等,甚至与土匪、流氓勾结,阻碍工作开展。这些不仅有碍政府的支前任务,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威信难以建立,在农村的根基无法夯实。有鉴于此,湖北各地积极发动群众,召开农代会,发展农协,改造旧有政权,建立新政权,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废除保甲制度。
    其实,即使在利用保甲阶段,人民政府也采取了各种监督、限制保甲人员的措施,如“展开广泛的宣传,向群众解释我各项政策,教育群众,启发群众觉悟,使群众敢于控告保甲人员的不法行为,逐步做到监督保甲人员。同时派工作组深入每个湾子宣传,打破群众顾虑,逐渐接近群众,使群众大胆倾心诉说真情实话,进一步培养积极分子,准备召开农民代表会”;“与召开农民代表会同时,并召开保甲长会,把农代会决议的问题当群众的面交给保甲长去执行,动员群众监督保甲人员,使他们不能欺哄蒙骗群众,也使他们不能不坦白错误、当场悔过、表示服从人民政府领导、认真执行合理负担政策,并集体宣誓具结。这样以来,群众感到自己的力量,劲头越来越大,打下了保甲长的威风,使他们低头向群众服罪,并打下了进一步废除保甲制度的基础”[30]。
    (2) 废除保甲
    如前文所述,利用保甲是权宜之计,而废除保甲则是计划中的事情。随着支前任务的完成和群众不断发动起来,党和政府在农村有了依靠,废除保甲便水到渠成了。
    总体而言,湖北省保甲制度的废除是伴随着1950年春开展的减租退租运动开始,在运用农民代表大会发动和组织农会的基础上展开的。据1950年上半年的统计,“全省71县、553个区、15956个行政村中(城镇区村不包括在内),已有12000多个村组织了农会,有4819个行政村的政权较彻底的实行了改造,有7380个村政权亦在采取委派制,废除保甲,逐步进行改造中”[31]。可见,截止1950年上半年,湖北大部分地区已经废除了保甲制度。但从上述引文中,也可看出各地之间不平衡现象突出。对此,聂洪钧在《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中有具体论述。他根据省民政厅截止1950年6月底对全省16935[32]个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不完全的调查统计报告,把农村基层政权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得到比较彻底的改造:废除了保甲,清洗了不良分子,农民阶级在基本上掌握了农村政权,成了农村的统治者。这类农村基层组织,在全省有5190个,占全省基层组织的30.6%。
    第二种类型,是不彻底或假改造[33]。这类农村基层政权的性质,在基本上还是地主政权。在全省有9985个,占全省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58.9%。
    第三种类型,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改造,即仍然保存着旧的保甲组织,农民群众基本上没有发动起来,农村地主恶霸势力没有或几乎没有受到打击。这类农村,一共有1706个,占全省农村10.5%。[34]
    虽然说,从总体上看,接近90%的村废除了保甲制度,可喜;但是,其中又约有三分之二的村改造的“不彻底或假改造”,可忧。但这又是很正常的,湖南醴陵也是如此——“新旧政权的交接虽能在机构设置上迅速完成,可在农村底层社会,新旧之间的转换却必然的也有一个逐步过渡的问题。醴陵保甲制的存废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35]。
    2  建立新的农村基层政权
    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36]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打江山的,那么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必然在城市依靠工人、在农村依靠农民,而对农民又是有区别的,即“依靠贫雇,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所以,相对于国民党依靠地主阶级建立的保甲制度,共产党必然选择破旧立新,建立依靠广大贫雇农的基层政权,即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贫雇农为骨干,坚固联合中农与贫苦革命知识分子,来改造与建设起来的农民政权”[37]。
    关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湖北省委省政府相继发出几个文件,即:《省委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指示》(1950年4月7日)[38] 、《湖北省委关于培养农民干部改造基层组织的指示》(1950年5月28日)[39]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改造与建设基层政权的指示》(1951年5月)[40]  。此外,聂洪钧在《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中还专门做了系统论述。
    爬梳这些档案即可看出:湖北省委对新的农村基层政权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设计的。由于资料有限,本节主要从湖北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制度建构上加以分析,至于其实际运行情况则无力涉猎。
    (1) 乡政府、农代会、农协三角格局
    在最初的制度建构蓝图中,乡农民代表大会(下简称农代会)、乡人民政府(下简称乡政府)和乡农民协会(下简称农协)三者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聂洪钧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一、农民代表大会为乡级最高权力机关。农代会选举乡农协委员会与乡政府委员会。农协委员会和乡政府委员会都要执行乡农民代表大会的决议。乡农会委员会与乡政府委员会,均受上级农协与区政府的领导。农代会主席负责召集乡农代表大会,并有监督检查乡农协委员会及乡政府是否执行农代会决议之权,如农协委员会及乡政府或委员个人违反农代会决议,或违法渎职,有权决定召开临时乡农代会进行弹劾,但得经上级农会或区政府的批准。农代会主席副主席个人无权干涉农协委员会及乡政府的工作,但在农代会决议的原则下,可协调农协与乡政府的关系。
    二、在农代会闭会期间,根据农代会决议,乡农会委员会在区农协会领导下处理解决土地改革与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宣传教育农民群众及其他属于农会要做的一般日常会务行政管理工作。乡政府委员会在区政府领导下处理解决生产、财粮、民教、救灾及其他属于政府的一般日常行政管理工作。一切重大任务或重要工作,均必须经过农代会讨论并作出决定。
    三、农协委员会和乡政府委员会可以交错兼任,但乡农协主任(不叫主席)最好不兼乡长,以专责成;如被选为乡农代会主席或副主席,可以兼任。但乡长须由农协委员兼任,来保证领导的统一与配合一致。[41]
    此外,《湖北省委关于培养农民干部改造基层组织的指示》对乡政府和农协的关系也有说明:“乡政府与农协的关系是政府指导农协,农协监督政府,政以群众为基础,群众以政为工具,相互依靠,紧密配合”。
    从中可以看出,在这样一种三角格局中,农代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农协委员会和乡政府委员会都由其选出,受其监督;农协与乡政府之间是群众与政府的关系。在这一结构中,农代会和乡政府的地位和关系都很好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农协的地位。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下简称《通则》)[42]开宗明义指出:“农民协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但实际上,农协又具有政府的某些特性:“处理解决土地改革与反封建的民主斗争,宣传教育农民群众及其他属于农会要做的一般日常会务行政管理工作”;《通则》第一章第三条明确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协会是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第四章第十七条规定:“农民协会需用的房屋和设备由人民政府发给之。在利用邮政、电报、电话、铁路、公路、航运等方面,农民协会享有与同级人民政府机关所享有的同等待遇”。
    实际上,这是一种悖论——农协既是群众组织又是权力机关,但又有其合理性。在新中国的制度框架中,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43],所以,《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指出“乡人民行使政权的机关为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44] 。然而,这样一种全新的制度对中共来说还是陌生的,对农民来说更是陌生的,而且,这种制度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长期运行才能见效。在当时的环境下,面临着土改的现实需要。所以中共选择过去百试不爽的有效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的法宝——建立农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陈益元认为:“建构农民协会的初衷,是解决在保甲制度废除,‘民主建政’后,在乡级政权基础还很薄弱情况下,如何进行充分的社会动员问题的。”[45]也许亨廷顿的一席话更能给人以启发:“集中的权力能够颁布土地改革法令,但只有广泛扩散的权力才能使这些法令成为现实。农民的参加对通过法律或许并非必要,但对执行法律却不可或缺。”“农民联盟、农民协会、农民合作社都是保证土地改革具有持久活力的必备条件。不管它们自己宣布的宗旨是什么,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46]所以,笔者认为,中共的表述和做法是其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效的制度设计,是兼顾长远目标与眼前任务而作出的合理选择。在新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农协的权力只是一种暂时的过渡。
    下面对三者一一作出分析。
        (2) 乡人民政府
    这里需要先说明的是,在废除保甲后,有一个重新划分基层组织的问题。在名称上,当时尚不一致,有的叫乡,有的叫村,还有叫保的。最后统一确定为乡,以乡为农村基层行政单位,乡以下为自然村,不成为一级政权。
    在行政区划上,实行小乡制,主要出于方便发动群众实行土改和推行其他政令,一般规定,平原丘陵地区2000-3000人左右,山区1000-2000人左右为一乡,大山地区人口特别稀少的,可依具体情况酬量划分,但须经县确定、由地委批准[47]。在这一点上,与其它两个文件有所差别。《省委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指示》规定:“平原地区2500人左右,山区1500人左右为一乡”; 《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中指出:“1、山岳地区800-1500人划为一乡;平原地区,1500-3000人划为一乡;3、在3000人以上的自然村,仍划为乡”[48]。《湖北省委关于培养农民干部改造基层组织的指示》还指示:“乡的划分力求简单,应争取在群众运动中去进行,要求于土改前次第解决,以便实行土改”。由此可见,划乡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土改。
    关于1950年湖北各地建乡情况,从《长江日报》的一篇报道中可以略知端倪:
    该省于4月上旬召开的全省民政工作会议上决定在减租结束,群众工作已有基础的地区,应即开始建乡。5月以后,大部分地区便已陆续开展了这一工作。据孝感专署7月份的统计,该区共划了668个乡(缺少黄陂、黄安、应山三县材料);襄阳专区业已基本上完成;大冶专区所属之崇阳县亦已于8月份完成,其余各县已完成一部分;荆州专区所属之京山县,于5、6两月内,以建乡工作为重点,结合总结减租评功过程中进行,该县在5月份就已建立了125个乡;黄冈、郧阳专区所属各县之基层政权均已普遍经过改造;沔阳专区,尚未建立乡一级政权,部分地区已建立行政村;恩施专区因解放时间较晚,新的乡一级一般都尚未建立。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各地建乡工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由于大部分地区农村新的基层政权已经建立,进一步巩固了农村人民民主专政,并为今后土改打下了基础。[49]
    乡政府为乡一级的地方政权机关,政府委员会由乡农代会选举产生,其委员按人口设9-15人,乡长、副乡长由委员推选。罢免时由委员过半数通过,县、区政府批准即可。乡政府委员会之下设生产、财粮、民教等委员,暂不设专门委员会及民兵和公安等委员,民兵由农协领导,公安由民兵负责。但在执行征粮、救灾等突击性的中心工作时,可设临时专门委员会。
    (3) 农民代表大会
    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中,土改完成与群众充分发动之前,乡一级实行农民代表大会制度,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即农代会是乡村的权力机关。在土改和群众充分发动后,农代会即转变为人民代表大会。
    乡农代会代表(下简称乡农代表)根据当时中南局指示有三种来源:分区域选举代表占70%,团体推派代表占20%,政府聘请代表占10%。其中,区域(即选区,一般为自然村,太小的联合几个自然村)代表的选举,应首先在选举小组中酝酿讨论代表候选人的条件[50],据此选出若干名候选人,最终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代表;团体代表,由乡农协妇女小组、青年团、民兵、农协委员会及上级派来的工作人员协商分配名额,自行推派之;聘请代表,由乡农协、乡人民政府提出,经上级领导机关批准后聘请之。[51]乡农代表的人数也是有规定的:“根据小乡制,以50人上下至多不超过100人为原则,乡农代表选举比例:以15至40人选举一个代表,即千人以下的乡每15人选举一个代表,如此例推到三千人以上较大的乡则每40人选举一个代表”[52]。
    在当时,对代表的成份也有具体要求,代表候选人必须是雇农、贫农、中农、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其他农村劳动者于贫苦革命知识分子,其比例,“贫雇农应占三分之二,中农及其他劳动人民与贫苦革命知识分子应占三分之一”[53]。
    在乡农代表选出后,以选举区为单位,由代表互推一个代表主任,联系各代表,及时向农代会主席反映该选区人民对政府工作、乡农代会及委员的意见,同时,把乡人民政府或上级的决定或指令,向各代表传达,再由代表向选举小组进行传达动员;重要问题可由乡人民政府文员或代表主任向该选区全体人民直接进行传达与动员。如果该选区有乡政府委员的,代表主任可由委员兼任。每个乡农代表,须固定负责代表一个选举小组,联系全组人民,随时征询意见或提案带到乡农代会去,乡农代会的决议由该代表负责向该选举小组传达,并通过和带头领导全组成员执行。[54]
    在乡农代表确定后,经上级政府批准,即可召开全乡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乡农代会主席、副主席、及乡农协委员会和乡政府委员会,以及讨论决定当前本乡工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第五条规定,代表任期为一年,连选得连任[55]。但在《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中,聂洪钧强调:为了完全保证农代会的纯洁,经选举产生的农代会任期可以灵活缩短,4个月左右改选一次,可连选连任。[56]
        (4)乡农民协会
    据《长江日报》报道,湖北各地是在1949年秋征工作开始后,才开始组织农会的[57]。随着反霸减租等群众运动的开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农会空前壮大,截止1950年9月初,全省9个专区已有5141466名农民加入农会[58]。《为土地改革准备力量湖北省农协会员发展到五百余万》中介绍农会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在去年12月减租运动开展前,据黄冈、大冶、孝感、荆州、宜昌、沔阳六个专区统计:仅有会员,365485人……
    2、今年春季,全省各地结合着生产度荒,先后在8个专区(恩施专区除外)的重点地区,开展了以减租退租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为了继续推动运动的进展,3月初旬,也召开了全省的农民代表大会,当时全省8个专区(恩施专区除外),农协会员即发展到187万人[59]。
    3、省农代会后,在人民政府与农民代表的领导推动下,全省9个专区的减租运动即全面展开,个别县区将近结束,至5月初旬中共省委召开地书联席会议时,全省性的减租运动,大体完成,当时据9个专区统计,发展农会会员即达3664223人(内女会员占925000人)……
    4、五月中共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总结了半年的群众运动,决议以生产复查减租结合整顿农民组织,训练干部为5月以后的中心任务,接着,各地结合着防汛、抗旱、度夏荒……等工作,乡级展开了大规模的复查减租运动,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因之,农民队伍也以这一阶段发展较快,迅速达到510多万人的强大农民队伍了(其中有女会员占1677489人),占全省两千万农民的25.7%,比去年12月减租前壮大了14倍以上。
    根据以上报道和其他,可以大致知晓湖北农会的发展历程,见表1。
    表1  湖北省农会会员规模变化
    时间会员数
    1949年12月365485
    1950年3月初1870000
    1950年5月初3664223
    1950年6月初4000000[60]
    1950年9月初5141466
    1950年12月初500多万[61]

    截止1950年9月初,全省普遍建立了农民组织,15175个村成了农民协会,占村总数的90%[62],参加农会的会员有5141466人,占全省农民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强[63]。但这与省委省政府要求的600万农协会员还有一定距离[64],即使到土改开始后的12月份,仍只有500多万。
    由于省委省政府提出组织600万农会会员的要求,下面在组建农会时是否有搞“数字工程”的做法,难以判定。但是,随着农会的迅猛发展,确实出现了不少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湖北省农民协会和省委相继发出指示,整顿乡村农协组织。从指示内容来看,当时农协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在农会内部一般均尚未建立起农会民主的会议生活,农会组织系统亦未建立起来。数达400万会员的乡村农协组织,很多是不健全的或涣散的”[65];“不少地方恶霸地主依然暗中统治一切,操纵农会,欺骗群众,转移目标,破坏政策,胡作非为,基本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农会不纯,贪污包庇,组织涣散,这一普遍而严重的现象,从最近各地总结复查运动中,是更明显的显露出来了”[66]。
    这些问题是在全省普遍存在的,此外,按照以上两个文件说明,全省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农村(应该是与上文聂洪钧所说的类型相对应的),农会在这三种农村中的状况是有区别的:
    较有基础地区,群众发动的比较好,农会组织也比较纯洁,作风比较正派,恶霸分子和不法地主威风受到了打击,群众优势初步形成。
    一般地区,则有成分不纯现象,农会干部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严重,不少农会为不良分子把持,和擅自派粮派款,贪污腐化、浪费果实。群众虽也经过发动,但极不巩固。
    落后地区,则群众尚未发动,恶霸和不法地主之气焰尚未受到打击,尚能操纵基层政权和农会组织,歪曲政策,乱捉乱斗,侵犯中农,个别竟发生打死农民积极分子,逼死佃户等严重事件。[67]
    以上就是笔者搜集到的有关乡政府、农代会和农协的有关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湖北试图按照党的制度设计建构起规划中的三角格局。不管其设计多么完美,都无法避免的在实际的运行中产生各种问题,从农协的发展中就可体现出来,想必乡政府和农代会也都相差无几。这是在新区建设新政权很正常的现象。其实,纸上谈兵都很容易,真正进入实际操作才觉不易,中共要走的路还很长。理想与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
    其实,这一时期农村基层政权的制度设计,体现的便是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结合。所谓理想,即中共建设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设想;所谓现实,就是为即将实行的土改做好准备。当然两者都可统一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机关为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与之相对应的基层政权机关就是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由于土改以前尚不宜召开全体人民代表大会,便以乡农民代表大会代替之。在这种构想中,权力来源于民,政权基础在土改前是农村中的雇农、贫农、中农、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其他农村劳动者于贫苦革命知识分子,而在土改后则为乡村中的全体人民。它们通过民主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并通过代表选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并且这一政府还受到农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这较之于国民政府时期的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显然是霄壤之别,无需多言。而在怀着理想进行构建的同时,中共又面临进行土改的现实需要,出于路径依赖,把自己轻车熟路的农协楔入到这一理想格局之中,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政权呈现出三角格局,而农协这一群众性组织也暂时成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结  语
    建国之初,湖北农村废除了国民政府时期遗留下来的保甲制度,代之以新的政权,完成了 “破旧立新”的任务。破旧和立新都是渐进的过程,且相互交织,体现为利用保甲和发动群众、寻求新的依靠同时展开;废除保甲是在群众初步发动,农协初步组织起来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在新政权的建设中,最初是以农协作为权力机构(主要是改革土地制度的执行机关),随着土改的完成,农协也完成其使命而不复存在。由此,我认同有的学者提出的土改前中共在农村的基层政权体现了一定的过渡性特点的看法[68]。
    这一阶段农村基层政权,适应了新的国家政权的需要,也成为新型的农村基层政权的起点和基础。在传统农村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巩固新的基层政权、充分发挥其职能,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而这正是有待于作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一、史料、文献
    [1] 《长江日报》(1949年7月—1951年7月)。
    [2] 《湖北日报》(1951年1月—1951年7月)。
    [3] 《省委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指示》:SZ1-02-0034-014。 
    [4] 《湖北省委关于培养农民干部改造基层组织的指示》:SZ1-02-0034-017。
    [5]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改造与建设基层政权的指示》:SZ34-2-133-109。 
    [6] 《转发湖北省关于开展民主建政工作的指示》:SZ1-02-0105-003。 
    [7] 《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SZH-1012。
    [8] 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编:《湖北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
    [9]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政权》、《民政》、《军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0]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1]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49年5月-1978年1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2] 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写组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1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共同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7] 邓子恢:《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8] 李先念:《李先念建国初期文稿选集(1949.7-1954.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9]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0] 《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二、论著:
    [1] 陈益元:《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2] 侯松涛:《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的建构——山东省郯城县个案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
    [3] 吴毅:《从革命走向革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5期。
    [4] 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 金立昕:《中国革命战争纪实·解放战争·中南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6] 陈昆满编:《湖北近代革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 田子渝:《湖北新民主革命史·解放战争时期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陈益元:《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其所言“乡政并立”,不知何意,但无疑是指建国初期人民公社制之前的农村基层政权形式。
    [2]笔者现在能够找到的专著和专论仅有三项:江燕:《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历史考察》,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此书三月份刚出,图书馆还在订购中,故未翻阅);陈益元著《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侯松涛著《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的建构——山东省郯城县个案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
    [3] 有关湖北解放的时间,见下文。至于湖北土改开始的时间大致在1950年11、12月间:中央指示湖北等地于1950年秋收后开始实行土地改革,见《政务院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及征收公粮的指示》,收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51页;1950年11月9日湖北省委确定了第一批土改地区;12日,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全省各地迅速准备土改工作;20日湖北省委向毛主席报告土改试点工作,指出经过两个月的努力,试点工作大体结束,取得试点经验后,全省各地的土改工作全面展开,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49年5月-1978年1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0-42页;《长江日报》1950年12月15日B3有一篇题为《湖北土改试验大体结束即将由点到面大规模开展》的报道。
    [4] 参见《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1948年5月2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26-1327页和《关于新区农村工作问题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信》(1949年3月21日),《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183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6] 《关于土地改革的几个基本问题》(1950年12月26日),《邓子恢文集》,第280-281页。
    [7] 参见金立昕:《中国革命战争纪实·解放战争·中南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8] 中原局1947年6月成立,1949年5月改为华中局,1949年12月又改为中南局,参见杜润生著《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从其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是随着解放的形势而不断更名,其辖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和广西六省,中南局下又设华南局,分管两广。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党政机构,1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被撤销,参见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49年5月-1978年12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9] 1949年5月至1954年6月,中共武汉市委隶属中央,1954南6月,根据中央决定,武汉市委划归湖北省委领导,参见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48页。
    [10] 郧阳专署暂归陕南行署管辖,1950年2月归还湖北建制,参见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政权》,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3页。
    [11] 时间大致在5月至8月份,参见《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大事记(1949年5月~1978年12月)》,第6页。
    [12] 据张树林(时任恩施县长)回忆:由南下干部和学校学员组成的湖北地方行政工作队,按地区编成大队,下设各县中队,恩施地区行政工作大队组成后,随着宜沙战役的胜利就于8月底9月初进驻宜昌,鄂西战役打响后又随军前进,这样可以保证政府及时接管政权——恩施县城于11月6日晚解放,次日,工作队的先遣队就进入县城,随后两三天,全部人员就先后到达。《回忆恩施山城解放的前前后后》,收于《湖北文史》总第82辑,第82-85页。
    [13]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住脚跟后,根据中央的部署开始重建大别山根据地。鄂豫、江汉、桐柏三解放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其大概情况如下:1、鄂豫区,于1947年11月15日,在湖北麻城县福河地区成立,下设5个地委,其中第三、四、五三个地属湖北,下辖湖北境内的孝感、黄冈等13个县级政权,人口约750万。2、江汉区,于同年12月6日在湖北黄安华家河组成。下辖4个地委,全在湖北境内,人口约为800万;3、桐柏区,于同年12月13日在湖北应山县浆溪店成立。下辖3个地委,主要在河南境内,湖北境内主要有枣阳、光化、襄阳等县,人口约400万。参见田子渝:《湖北新民主革命史·解放战争时期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218页。
    [14] 《华中局“七一”纪念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长江日报》,1949年7月9日B1。
    [15] 同上。
    [16]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2-3页。
    [17] 《坚决执行华中局工作方针,湖北省委确定工作步骤》,《长江日报》,1949年7月14日B1。
    [18] 同上。
    [19]我们一般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是走的农村包围城市,就把这一概念在时空上加以放大,以为党在农村拥有统治地位,以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湖北甚至整个华中地区在建国初期的情况就提供了一个反面教材,上文提到的“以农村为重心同时兼顾城市”的工作方针的确定就是基于这一点而作出的。此外还可以提供一些例证:“由于人民解放军的不断胜利,广大农村在政治上是初步解放了,但实际的统治者却仍然是表面上失势的地主恶霸与反革命的残余势力,在经济上则几乎完全掌握在封建地主手里。”(参见《华中局“七一”纪念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湖北省除东北部应城、随县及黄陂、孝感一部分为1947年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时解放外,绝大部分为今年进入武汉前后的新解放区,即使大别山区亦因国民党匪军两年来的疯狂挣扎,大部分处在敌我反复争夺的局势下。”(参见《湖北及陕南各地在夏征中通过反瞒田斗争提高农民政治觉悟》,《长江日报》,1949年7月25日B1);“把湖北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的湖北。现在我们还不敢这样说,在总的方面是我们统治的,但下层是人家的,群众未发动,农民未起来,封建势力未打到,土匪未肃清,因此,还不是彻头彻尾的人民的天下。”(参见《湖北当前的基本任务》,第194页。)
    [20] 《华中局“七一”纪念会上林彪同志的讲话》。
    [21] 湖北省档案馆:SZH-1012,第1页。册子中并未标明具体日期,阅后,据笔者推测,应该写成于1950年底——因为其中有这么一句话“废除旧保甲已经半年以上或快近半年”,而全省普遍废除保甲是在1950年中上旬,见下文。
    [22] 1949年3月3日至6日,中原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在开封召开,成立了中原人民临时政府。1950年2月5日至15日,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会议在武汉召开,宣告中南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为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中南地方政府工作的代表机构,中原人民临时政府结束。参见李先念:《李先念建国初期文稿选集(1949.7-1954.5)》,注释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3] 参见《湖北当前的基本任务》(1949年8月26日),《邓子恢文集》,第197页。
    [24] 《中南区1950年民政工作任务》,《长江日报》,1950年4月16日B2。
    [25] 《中共湖北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李先念同志的总结》,《长江日报》,1949年8月31日B1。
    [26] 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页。
    [27] 《湖北十月来胜利完成支前任务》,《长江日报》,1950年1月6日B3。
    [28] 它们分别是(题目应为编者加):1、《注意保甲的旧作风》,6月18日B2;2、《‘保甲长’不得私自收费》,6月28日B2;3、《查办个别保甲人员违法行为》,7月14日B2;4、《伪保甲人员必须立功自赎》,7月14日B2;5、《检举保甲人员违法派粮随便罚人的罪行》,7月17日B2。
    [29] 原文数字为大写,为方便书写和阅读,本文中均改为阿拉伯数字书写,下同。
    [30] 《湖北各地通过群众运动进行改造乡村政权》,《长江日报》,1950年6月11日B4。
    [31] 《湖北各地通过群众运动进行改造乡村政权》。
    [32] 下面三种类型的农村之和仅有16881个。
    [33] (一)所谓不彻底,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由于反霸减租群众运动发展速猛,而发动并不充分,不深入。在这个基础上急激改造和建立起来的基层政权与农会,遂发生了领导成分的不纯,主要是思想作风不纯。出身虽是劳动人民,但一被选拔到基层政权与农会的领导岗位,遂尔忘本;欺压人民,作威作福,贪污腐化,或者由于经不起发动造谣与地主威胁利诱,而致接受地主的挟制,包庇地主,危害农民;同时,混进某些个别地富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叛徒与反动分子,从中分裂斗争,破坏革命,压制群众,为非作恶。在这些基层政权与农会组织中,虽不无热心的雇贫中农积极分子,但由于有作风不纯与部分成分不纯情况的存在,将依这种不纯程度的大小,是或多说少损害了政权的性质,即不能尽其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坚决反封建的农民政权。
    (二)所谓假改造,这是比较少数的现象,就是在形式上取消了保甲,而实质未改造或假改造,农村基层政权为地富分子,投机分子,叛徒与反动分子或为地主派遣之狗腿所把持操纵,组织假农会,压制反霸减租群众运动,发动假运动与假斗争。
    [34] 《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第2-3页。
    [35] 《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第75页。
    [36]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9页。
    [37] 《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第7页。
    [38] 湖北省档案馆:SZ1-02-0034-014。需要说明的是档案馆数据库上显示的标题是《关于培养农民干部建立基层组织的指示》,尽管档案原件是《省委关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指示》。
    [39] 湖北省档案馆:SZ1-02-0034-017。
    [40] 湖北省档案馆:SZ34-2-133()-109。
    [41] 《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第14-15页。
    [42] 《农民协会组织通则》,《长江日报》,1950年7月19日B1。
    [43] 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
    [44] 《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66页。
    [45] 《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第120页。
    [46] 塞谬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64-365页。
    [47] 《湖北省委关于培养农民干部改造基层组织的指示》。
    [48] 《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第8页。
    [49] 《湖北大部分地区建立乡村政权》,《长江日报》,1950年11月18日B3。
    [50] 一般包括:1、雇农、贫农、中农、农村手工业工人及其他农村劳动者于贫苦革命知识分子;2、长年劳动,历史清白,为人正派,没有压迫剥削过人;3、能照大家意见办事,热心公众利益,不恃势欺人;4、不贪污,不腐化,不被收买。见《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第12页。
    [51] 《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第11-13页。
    [52] 《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第11页。
    [53]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改造与建设基层政权的指示》。
    [54] 《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第13页。
    [55] 《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第163-164页。
    [56] 《湖北农村人民政权建设问题》,第10页。
    [57] 《湖北农运日益开展农民组织逐渐壮大》,《长江日报》,1950年4月4日B3。
    [58] 《为土地改革准备力量湖北省农协会员发展到五百余万》,《长江日报》,1950年9月4日B3。
    [59] 这一数字与《湖北农运日益开展农民组织逐渐壮大》报道的有很大出入:“50年3月中旬全省拥有会员92万余”。
    [60] 《湖北农运日益开展农民组织逐渐壮大》。
    [61] 《李先念建国初期文稿选集(1949.7-1954.5)》,第158页。
    [62] 《湖北省人民政府半年工作报告》,《长江日报》,1950年9月26日B2。
    [63] “全省共2400万人口,其中农民占有2000万”,见《湖北省农代大会开幕》,《长江日报》,1950年3月6日B1。
    [64] “全省如果没有组织600万以上的男女劳动农民的农协队伍,要想秋后打好土改仗,是很困难的”,参见《湖北省府李先念主席在省委农代会上的总结报告》,《长江日报》,1950年3月25日B3;“在秋征以前,全省要组织起来600万男女农协会员”,见《湖北省农代会决议》,《长江日报》,1950年3月16日B3。
    [65] 《湖北省农民协会发出指示整顿乡村农协组织》,《长江日报》,1950年6月28日B3。
    [66] 《湖北省委关于认真开展总结复查运动,整顿基层农协的指示》,《长江日报》,1950年7月13日B1。
    [67] 《湖北省农民协会发出指示整顿乡村农协组织》。
    [68] 《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的建构——山东省郯城县个案研究》,第39-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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