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凤城农村调查随笔
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随礼在幸福村村民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一般说来,村民1/3的收入都会花在随礼上。而随礼分为赶礼和还礼,赶礼是主动随礼,它是人们因“人情自觉”而积极主动地随礼,还礼是被动随礼,它是人们把人情当作一种债务,被迫在礼尚往来中找寻物质平衡。赶礼和还礼,仅仅一字的差别,背后却有不一样的深意,还礼在村民口中逐渐成为一个高频词,赶礼现在却很少听见。
随礼是人情互动的一种形式,也是加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纽带。正常的随礼应该是赶礼与还礼的合作,情感与物质的相互呼应,也就是情感功能与社会功能的统一。中国人特有的人情观对加强邻里情感联系,加强村民之间生活互助合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幸福村村民谈“情”色变,在不耐烦与不得已的心态中去还礼却让随礼本身成为一种负担。但该村村民对随礼的反感,主要是他们感觉随礼太“频”了。
该村村民并不反对随礼,而是希望废除不必要的随礼,只保留红白喜事等必要的随礼。村民所谓的不必要随礼,一般是指在传统人情基础上经过现代性的淘洗所催生出的没有任何意义与社会功能的人情。村民并不反对考大学随礼,如果小孩考上重点大学,村民是乐意支祝贺随礼的,但现在却是每年7~8月份,有高中毕业生的家都会办酒席庆祝,村民也不知道所谓的“庆祝”是何意。但主人家只要放礼花、办酒席,村民们就要去随礼;翻修房屋或翻个瓦,没花多少钱,也会办酒席庆贺,也要随礼;邻居生病住院,不管病情轻重,只要躺在医院就要随礼;甚至母猪下崽也要随礼。幸福村的人情花样繁多,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三年不办宴,变成穷光蛋”。一个年收入2万多的村民,光随礼就得花去7000~8000元。悖论的是,该村村民不约而同地认为赶礼会把人赶穷,希望一些不必要的人情消失,但农户自身却没拿出行动,尽管不厌其烦却依旧毕恭毕敬地还礼。他们希望国家或地方相关部门出台相关命令或政策,以制度规章的形式杀杀这个不正之风。而问及他们为何不主动停止不必要的随礼进,他们立刻很严肃地说“过日子不能过死门子,如果谁也不认得谁,那就没人情味了,不随礼见面了都觉得不好意思……”。
如果说乡土人情已经“麦当劳化”,随礼也被市场化、理性化所渗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意义,那么频频随礼本身就有些傻气,市场理性的逻辑也会使村民自觉地缩小人情圈,在功利与工具价值层面利用人情。但幸福村的人情却并不如此,他们的随礼是一轮一轮的,有起点也有终点的拉力赛,也就是说,如果A已还清了B的人情,理论上A和B无需再有人情往来,礼金之间的互动也可暂告一个段落。但幸福村的人情并不是如此,尽管B无需再随A的礼,但他会盘算下次要不要随A的礼。每一次的人情往来会淘汰掉一部分人与自己关系疏远的、不常往来的、平时也很少有事请他(她)帮忙的人,可以不去还礼,也不必在乎见面难为情。按照理想类型,这一轮轮的礼尚往来会在市场理性和生活理性的双重作用中逐渐淡漠而缩小活动范围,每个人的人情圈子会相对萎缩至一定程度,人情账异化为一本人脉账,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工具功能。但事实并非如此,幸福村的人情不仅没有呈现萎缩的姿态,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虽然在一轮一轮的人情往来中,有人被淘汰出局,但总体上却保持着一种平衡并且有扩充的势头。
在调查中,有村民说,“赶礼都赶频了”,“频”的意思不外有二,一是相对较小的人情圈,但大家找各种事情和理由办酒席,导致相互随礼相对频繁;二是人情圈子比较大,几乎每家在几年内都会有那么一两桩事情,随礼次数因此变多。而经过我们进一步的调查发现,这两种“频”在幸福村都有体现。幸福村的亲属制度很发达,姻缘和血缘在幸福村村民眼里同等重要,女方一旦嫁给男方,就会多出女方这一支庞大的人情网,打个比方,女方的弟媳的亲戚在男方看来也要走动,也要随礼。这种情况的发生有一定结构性原因,幸福村是个移民性村庄,村庄历史并不长,大多落地户是在建国和分田到户前后搬迁过来的,村子由血缘形成关系网络不是很强大,没有形成家族或宗族,另外,本村本堡子通婚的现象比较多,人情往来并不局限于村民小组,随礼一般都在本村乃至本镇范围内,村民所说的“不好意思”实际意指亲属都在同村或同镇,因为姻缘加上地缘的关系,如果不随礼,不礼尚往来,见面了会觉得脸上无光,被亲戚看不起。以姻缘为主导,血缘为辅助的亲属制度对幸福村村民的生产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随礼两种方式的“频”,是渊源于亲属制度的庞大,9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各种礼,也许是后来人不堪随礼负担,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当然,市场理性的渗透也不可小觑。
据当地人说,以前随礼并不是这样的风气,那时的随礼可以拿钱也可以赠物,还可以去主人家帮忙,形式多样,某人若因故没去随礼,主人家一般也都能体谅。随礼只是个心意,只要心意尽到了,物资的有无与多少并不被当地人特别看重,所谓随礼,其实是左邻右舍到主人家帮忙操持事务,减轻主人家的负担,当然也提供一定的物质支持,包括金钱援助。但慢慢地随礼的性质变了,赠送礼品的人在众人都随礼金的环境下觉得很没面子,也就逐渐变换随礼方式,随礼金了。一般来说,即使在办席那天不知道,也要在事后主动到主人家把随礼钱补上,如若不然,那就是明摆着和办事的人家过不去或宣告关系不好。邻村曾出现过如果不去还礼,办事的人家在事后亲自上门索要,人情成了一种债务,当地人戏称“办事情是无利息贷款,随礼是无利息存款”。随礼变得越发的具有刚性和借贷性质,除非永久迁出此地,否则还礼义不容辞。
随礼在当地成为一种负担,而村民也曾反映过,希望上级出台政策或颁布相关文件杀杀这个风气。但在人情往来中,上级干部在一轮轮随礼过程只赚不亏。一般说来,稍微有点名头的镇干部办事情,各村的村民知道后都会去随礼,随礼以后找干部办事相对方便些。但镇干部并不完全认识随礼的村民,他(她)并不必须去还礼。如此的进出账只会使镇干部乐此不疲地办酒席,他(她)哪有心情和决心去禁止随礼这种不良风气呢。
让我们疑惑的是,当随礼越发地成为一种负担,一种债务,人情越来越没有人情味的时候,村民们尽管心里头一百个不愿意,在行动上仍然很主动地随礼。如果说随礼本身在90年代中期以前承担着一种心理和社会功能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这种功能就慢慢地弱化,仅仅成为一种仪式,人情变得徒有虚名。此时的人情已丧失了基本的生命力,无论是生存理性、生活理性还是市场理性都很容易冲淡和淹没它。但这种变态的随礼风气还是一如继往地存活下来并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实,幸福村村民之间平常除了随礼外,来往很少。村民人均一亩多地,且都是旱地,加上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的使用,农忙也就持续几天,互相帮工的形式按理说也该随之消失,但从80年代开始,绵延至今的生产合作却一直没变,固定的几家在固定的时节帮忙劳作,而其他生产生活方面的互助合作并不多。村民最爱说 “各过各的日子,谁也管不着谁”,平常互相串门的情况也不多。那么他们花重金去建构关系,以随礼作为互相联结的纽带看起来就显示出逻辑上的悖论。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即幸福村是以姻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血缘和地缘关系相对比较薄弱,而由姻缘本身建构的关系是脆弱且不稳定的,这种关系结构如“差序格局”一般随着亲疏关系的远近越推越远,也越推越薄。如果不苦心经营由姻缘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与支持网络,个体和家庭一旦有事,就会变得赤裸裸地孤独和无助。我们分析过一位农户的礼单,邻居随礼一般是50~100元,关系好的朋友随礼在200元左右,而亲戚随礼则在400元以上,该农户所在的堡子有50多户人家,但随礼的人家却有394户,这些随礼成员中,除去不多的亲朋好友,大部分都是亲戚随礼,所谓的办事情,很大程度上是让亲戚破费。该村堡内通婚和同村通婚的现象比较多,使得多数人扮演着邻居又是亲戚的角色。亲戚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依赖于相互走动和不断经营,如果亲戚兼邻居办事情,村民不多去随礼,亲戚恐怕也就不亲了,何况本就比较薄弱的邻里关系,而在人情上不相互往来的后果就是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以及核心家庭的趋原子化。于是乎,我们看到尽管村民对随礼本身怨声载道,但他们还是会努力维持这种社会关系,他们所建构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亲装亲”的假强关联。也就是说,该村村民花重金随礼来维持即是邻居又是亲戚的关系实际上是因为血缘和地缘关系相对比较薄弱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外延伸、建构和发展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当个体没有发达到不依靠亲属关系来保证生产生活的绝对安全和舒服的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抛弃掉这层苦心建构起来的亲属关系的,于是当人情味变得没有人情时,他们也不会主动地缩小人情网络,而只会在随礼的变动过程 中保持一种微妙的人际均衡。
在幸福村我们也看到另一类人建构人情网络的样态,他们就是煤老板和新近富裕起来的个体户,发达之后,他们是有意识地随礼,有意识地发展关系,有意识地摆脱复杂纠结的乡土人情。一些人家办事情,他们并不去随礼,尽管背后有村民对此评头论足,他们也不是很在乎。这些富裕群体苦心经营自己的事业,同时经营以业缘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关系。较之于以姻缘为基础生长出的关系网络,业缘关系虽然也很薄弱,但它比姻缘关系有效且强大的多,但他们建构关系的逻辑是相似的。发展姻缘关系就像“撒开大网捞鱼”,必须在生活的不断磨合中发掘出新的关系,同时摒弃掉不必要的关系。而业缘关系却不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有意识建构,有意识维持,有意识发展,业缘关系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更强,也彻底剥离出人情中的人情味,这种新近出现的乡土人情形式,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人情味之所以成为人情,应该是社会和心理情感双重功能交合的产物。但生存理性和市场理性破坏了意蕴丰富的形式,从中抽离出人情的心理和情感功能,使人情只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而短视的功利和工具意义上的人情能维持多久呢?人情的无人情味与当地村民原子化的心态与生存姿态有着共同的发生机制。
2009.8.16下午 初稿
2009.8.23 晚 修改
刘锐(本科06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