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村子四周盘山、山有茶树
——大冶市保安镇调查杂感
(王欧)
20多天的农村调查已经结束,心却还留在保安镇西南边上那个四周盘山、山有茶树的村子里。回到学校已经好几天了,心里总是难以平静,夜里做梦满是皮肤粗糙拗黑的农民、隐没在高山杂树中的屋舍,以及那条贯穿起全村八个湾子、东西走向的长长的“村村通”公路,还有拉我们上上下下的“麻木”、被我们咒骂过无数遍的沙土充盈的水港、令我们感叹的众多荒芜的稻田……这些情景连着农村的前景、农民的出路、传统的变迁,以及自己的为人为学态度、理想、安身立命之道等等更加深沉厚重的东西,在我的思绪里翻江倒海,终于让我决定用文字把这段生命中难以磨灭的日子记录下来。作为一段行程的终点也好,作为另一段旅行的起点也罢,关键是它的意义。其实人生不过是不满百年的不断赶路,重要的是明确方向,克服困难,以及赶路过程中所留下来的那种能将有限生命连接起无限意义的精神。
一
故事还是要从我何以成行开始。大学四年我是在理学院的数学系度过的,去年弃理从文转到这边来读教育学研究生,促使我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是我的理想主义、志趣性情。读研究生一年,我发现现实与理想存在着巨大落差,当我看到名牌大学中的教授、研究生被市场与权力牵引着蝇营狗苟,看到教育学研究中教条横行、一潭死水的状况时不禁悲观失望、愤怒消极。更加令我苦恼的是我发现自己竟然丧失了思考批判的能力,甚至阅读严肃的学术名著都成为困难。这种状况导致了我严重的精神焦虑与延绵不断的失眠,也让我不断拷问自己理想是什么,安身立命之道是什么,安身立命之地在哪里?曾经为之激动不已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理想如今只能原地踏步地高山仰止,力不从心使我像塞万提斯笔下的骑士一样绝望。研究生的第一年是我彷徨的一年,找不到可以指点我的师友、可以与我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同学,也找不到精神动力的源泉。这一年我基本上荒废过去了,在最无助之时,我甚至向佛教寻求心灵的抚慰。
不过再长久的梅雨天气也会有放晴的时候,我毕竟还在不断地寻找、不断思索自己的出路何在。此次农村调查得以成行,正是我不断寻找、思索的结果。这就要追述到我与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几次缘分了。最初的缘分来自于我的宿舍,我刚好住在社会学系2007级研究生的旁边,并且室友正是一位社会学系的大哥。在这一环境下,我不断耳闻中心的一些情况,得知中心的几位教授的名字,加上自己对教育学课程的厌恶,便选了中心的吴老师与贺老师的课程。真正使我对中心发生兴趣的是贺老师的两次课程以及从他那里对读书会情况的一些了解。之后我参加了中心的三次活动,一次读书检查汇报会、一次对《中国不高兴》一书的讨论、一次硕博论坛。三次活动对我的触动很大,我也曾下决心苦读经典著作。只不过所在学院课多作业杂,加上导师门下的各种琐事,自己彷徨焦虑的精神状况,我对中心始终敬而远之,总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是不可能融入中心那个群体的。
直到暑期临近,各种琐事皆已完成,听闻中心要组织集体调查,我才下决心去体验一下中心的“经典著作与经验研究”。我很冒昧地给贺老师发了一条申请信息,没想到他竟然答应了。
二
调查之前我给自己定下了三个主要目的:一是对农村获得一定经验上与学理上的了解,二是学习调查方法,三是从与中心的人一起调查、讨论与生活中体会为人为学的态度,进而思索未来的人生方向,洗涤彷徨、焦虑、满是灰尘的心灵,为新的旅程做好准备。
从调查动员会开始我便对本次调查充满了憧憬。在会上,听到最多的是本次调查是一次规模宏大的集体调查,规模宏大是指80多个人同时奔赴三个省,每个省一个大队又分为若干小队,并且要在农村调查20多天,这是全国农村研究绝无仅有的;集体调查是指各小组白天调查晚上讨论,小组每天晚上讨论,三天至四天集中进行大组讨论。集体调查不但是要研究农村,而且要实现教学功能,即老师与经验丰富的师兄师姐带队,在调查、讨论与生活中帮助新手成长。我自己是个“两无青年”,在学校时没有读几本经典著作,也没有农村调查的经验,既无理论又无经验,这次到农村完全是以一个“自然人”的身份去学习的。
此次调查的目的地是湖北省大冶市。去之前我仅在网络上对大冶有一些粗略的了解,知道其属黄石市管辖,是个离武汉不足一百公里的县级市,因为矿产资源丰富,在集体时代曾经十分辉煌,为共和国做出过巨大贡献,不过由于资源的持续开采,该市已经被国务院列入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名单。至于本次调查要去哪个镇哪个村,我茫然无知。我起初被分在刘师兄那组,同组成员有一个与我同级的研究生,据说他阅读异常丰富,理论功底极深,并且有过好几次驻村调查经验,我正可以凭借此次调查向他们学习。
7月13日上午九点,调查组一行人在南大门集合,坐车南下。我这个人生性内向,不善言谈,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很差。当我提着行李站在南大门的人群边上等车的时候,看着中心的人说说笑笑、精神矍铄,加上自己因“两无青年”而产生的不自信,一种陌生人与边缘人的感觉油然而生。幸好同行的成员中有自己学院的一位女生,后来又听说有两位来自中央党校的研究生,心里才安静了一些。研究生一年来的荒芜状况让我很容易就陷入一种自卑状态之中。天气十分炎热,我心里幻想着,到了乡村火炉的酷热就会摆脱了吧。近十点时我们上了车,从关山路拐向光谷大道,慢慢地离城市越来越远了。一路上风景甚为平淡,延伸着的江汉平原没有一座起伏的远山,道路两旁见不到水田的影子,旱地里大多种着棉花,也有花生等作物,但荒芜的也不少。唯一引起我好奇的是一座佛塔,高高耸立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原野上,大约是古代的遗迹。汽车下高速公路以后便路过鄂州的一个小镇,镇上的道路正在修整,灰尘漫天,一片喧嚣,坐在车里颠来颠去,听着来自海南师大的同仁与同院的女生侃侃谈着海南的各种好处,我的心思却被小镇、乡村与田野吸引着。来调查之前,我曾细读过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那是一本作者在河南考察乡村状况的书,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国农村在现代性、市场经济的侵入下该向何处去,作者的忧思充满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人文关怀,中国的上层建筑矗立在农村与农民身上,农村与农民的变迁终究会触动整个中国大厦,更何况当时正是税费极重、干群关系紧张的时代。不过从2003年开始,国家渐渐取消了农业税,甚至开始向农村注入资源,国家行政权力也开始慢慢从村庄中撤离出来,市场经济持续把农民从村庄中离心出来,现代性观念通过电视传媒也在悄悄地改变农民的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正在经历哪些变化?这是我最为关注的。
这样胡乱的一堆遐想,突然望见一带远山横在路的尽头。汽车到达山的前面向东拐去,不久就到了保安镇政府,对我来说到得有点突然,一看时间才十一点过一刻。中午的烈日炙烤着大地,提包从汽车上下来,看到政府大门边的石碑上刻着毛泽东题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从大门进入楼内,墙壁上有一张很大的毛泽东像。镇政府主楼有四五层,外嵌绿蓝色玻璃,颇有些陈年气息。接待人员把我们带到三楼的会议室,楼梯的墙上贴着防止腐败、监督权力、执政为民等标语。中午政府在主楼后面的餐厅招待我们,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到农村挂职锻炼的副市长,在我对面坐着专门接待我们的镇委副书记。桌上酒菜丰盛,同行与两位官员觥筹交错,各自说着些赞美对方的话,人情浓重。我不胜酒量,两杯下肚就面红耳赤。在这翻景象中,我感觉到此次调查得以成行,可能靠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饭后回到会议室,镇长为我们简要介绍了保安镇的主要状况,特别强调了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几个企业,如尖峰水泥厂、散热器厂与针织厂等,之后给我们放了几个视屏短片,一个介绍保安镇概况,片中特别强调保安镇风景秀丽、资源丰富,并且对保安湖的开发进行了憧憬与规划;另一个介绍沼山村的狗血桃,而沼山村正是我们一个组将要进驻的地方。让我吃惊的是此次农村调查吃饭住宿条件极好,据说镇里准备好了菜单,所住农户家里都有空调,简直比我在学校的生活好了许多倍。之后镇里把我们分批带到各个村去。我的分组出现了一段小插曲,原来分在刘师兄那组,饭后又改在杨师兄那边,等到出发时刘师兄他们已经先下去了,不久又打电话让我跟他一起到先锋村。我在先锋村呆了不到一小时,杨师兄所在的盘茶村的书记又开车来把我接过去了。
三
盘茶村距镇上步行约四十多分钟,因四面环山、山有油茶树而得名。与距镇上仅一千多米的先锋村相比,这里更封闭、更具有乡村气息。盘茶村的八个湾子便绕山分布在四周的山脚下,因此屋舍背山向谷,大门并没有统一的朝向。
明书记把我带到明家巷他的堂兄家,我到的时候同组成员仅有四位,博士师兄杨华、硕士林辉煌,外加一位大三的女本科生王海娟与一位大一的小男孩程国峰,另一位女硕士生邓欢还在到保安的车上。杨华师兄是湖南人,博士二年级,人不高,却很强壮,因为常年在农村调查,皮肤黑暗,后来我们研究房头的时候他被我们戏称为黑着脸的人。林辉煌老家在福建,人却长得高瘦,说话也字正腔圆,给人的感觉是精明而踏实。王海娟的家在与大冶相连的阳新县,因为大冶话很难懂,她成为我们组的翻译。邓欢则来自广西,十足的城市女孩,身上的城里气息足以与乡村习惯碰撞出火花。最后一位程国峰来自武汉,因其年纪最小,又好说话,被我们称为小朋友,但他看的书很多,是个时时刻刻要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随时准备为后现代主义进行辩护的人。相比而言,我的外系与江西人身份,加上读书不多、不善言谈,平添了不少外人的气息。这便是我们小组的队伍,是将要一起调查、讨论与生活20多天的人。
我们的住处是一栋去年新盖的两层楼房,外贴白色瓷砖,屋顶盖有浅红琉璃瓦,室内冰箱、热水器、自来水、饮水机等现代化消费品一应俱全,并且因为我们的到来在楼上特意装上了空调。我们被安置在楼上,男生三张床睡在大厅,女生住在空调房子里。户主四十余岁,是位消瘦背弯的农民,据说他手艺很多,会打井、装潢等,现在在煤矿中工作。户主的妻子是位性格大气的当家人与佛教徒,负责给我们做饭。他们家有三个孩子,中间一个女儿在广东打工,大儿子刚刚从黄石打工回家休息,等待下一个工程,小儿子还在读高三,正在学校补课。
当天下午我们并没有开始访谈。天气同武汉一样炎热,我们一直呆在室内,傍晚时分,我们才绕着湾子转了一圈。湾子内的路并不是国家“村村通”的范围,如今只开了路基,并铺上了石块,还没有硬化,不过这条粗糙的路却成为我们研究理事会的切入点。村庄背后照例是一带高山,湾子里的田地就在山与山之间形成的谷地里,梯形状的田地由窄到宽地伸向远方,令我诧异的是看似不充裕的田地却荒芜了许多,杂草蔓延,映着落日的余晖,加上近处屋舍徐徐上升的炊烟,颇有些荒凉的古意。村中的房子分为土坯房、砖瓦房与楼房三代,土坯房已不多,大多空着,住人的多是老人;砖瓦房多为红砖,据说是80年代的产物;而楼房几乎都是两层,全湾子七八十户中约有一二十栋。另一个直观的映像是村里人似乎很少,很难想象这是个四百余人的大湾子,所碰到的人以老人小孩居多。在村口,我们碰到一位刚从镇上买东西回来的老人,他竟然是本地小学的前任校长、本湾子理事会的重要成员、所在房头的代表、白喜事的礼生,也成为我们此次调查的第一个访谈对象,只不过访谈是在第二天上午开始的,并且是他自己主动联系我们的。
当天晚上,户主阿姨为我们准备饭菜至八点,桌上一汤数菜、荤素兼有,足见我们的吃饭条件极好,并且这种规格一直持续到离开的那天。
四
正式调查从第二天上午开始,20多天的访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变数不定,似乎是遇到一个可以同我们交谈的人我们便去访谈,有时还出现了整个半天或整个一天都在找寻访谈对象的情况。访谈既不是按照我们预先规定的主题而限定访谈对象,也没有延续行政力量介入的方式列出一个名单去逐个访谈。不过,我们这种带有很大原生态成分的访谈方式现在看来也许并不比其他访谈条件优越的村收获更小,因为我们的访谈方式更加接近村庄的逻辑,是由经验一步步向外拓展的。在其他村,基本上说来,村级行政力量是他们寻找访谈对象的主导,他们基本上没有出现我们组“寻人”的状况,甚至不用出门,访谈对象自己就找上门来。我们组的原生态访谈方式使我们付出了许多艰辛,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访谈经验。
不过,对我们所进行的访谈做一个事后的分析,似乎也可以理出几条粗略的线索。最大略的一条与中心的调查方式吻合,即前大半部分时间用于对村庄的总体把握,涉及到村庄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给村庄的性质定性,之后就有几个固定的主题,将所发现的个案放到村庄的性质中去理解,从而抽象出一些中层或宏大的理论。在这条线索中,给村庄定性是个关键点,是前后两个阶段的分水岭。在前一阶段,我们从选举、理事会、房头、修路、沟渠,到养老、计划生育、祖堂、族谱、红白喜事、牛与厕所等等,都进行了关注,可谓涉及到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村庄的定性工作是中间一次集体讨论会上由贺老师完成的,他将房头作为村庄的关键词,用公私观念(具体为小私、大私、小公与大公)来分析村庄中的各种行为机制,并且上升到现代与传统、公正与权威的高度去理解整个村庄的博弈与变迁。后一阶段,我们关注的重点转向了婚姻、婆媳关系、婚外情、自杀与打人命等更加微观的主题上,并且将其放到村庄的性质中去理解,对这些现象进行抽象的解释,如婆媳关系变化的背后是家庭结构的变化等等。这种两阶段的截然划分当然是相当粗略的。
从我们小组20多天的访谈情况来看,似乎可以理出一条更加细致一些的线索。我们一进村庄,首先进入我们视域的是去年11月份的村干部选举,明家巷的书记上了台,颠覆了柯楼湾继续独揽村庄政权一把手的神话。在此次选举之前的近30年中,盘茶村的书记几乎都出在柯楼湾,似乎在该湾子实现了书记再生产的机制。我们从选举中看到了不同姓氏湾子之间的对立,明姓与柯姓之间的矛盾被杨华师兄称为世仇政治,被邓欢称为在朝与在野的关系。在盘茶村的八个湾子中,明姓与柯姓是大湾子,各自有三四百人,而其他六个湾子最多的也不足两百人,甚至有一个徐姓湾子只有十几户几十人。对小湾子在政治上的依附状态,王海娟将其总结为小湾子心态。这种由姓氏的不同而引起的争斗引发了我们强烈的兴趣,林辉煌从中抽取出国家行为与宗族行为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而理事会是观察这两种行为互动与博弈的最好观测点。为了追踪这种由于姓氏不同而引起的斗争,我们头几天的访谈重心放在明家巷,其次扩展到柯楼湾,再到汪家湾、胡家湾、徐家湾,最后张福四与胡家垅这两个杂姓湾子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对不同姓氏之间斗争的关注也由湾子与湾子之间的斗争进入到杂性湾子内部不同姓氏之间的斗争。在访问过程中,房头、理事会与修路等公共品供给的关系一直是我们的切入点与关注的焦点。令我极为诧异的是,不管你走到哪一个湾子,你问任何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人,他都可以对你说出湾子各个房头的现状与演变历史。而理事会恰恰是整合起各个房头力量的组织,另一方面理事会又将村干部、小组长等体制内的人物整合进去了,从而可以为湾子提供各种公共品。这样由选举看到的各姓氏之间的斗争,深入到由理事会联结起来的各房头之间的博弈,从理事会提供公共品的情况看到国家行为与宗族行为之间的相互利用。在这条线索中连带出村庄精英问题、养老问题、生育问题、红白喜事的仪式与人情问题、自杀问题、外出务工问题等等,并且由这些问题的变迁状况看到现代性对传统的侵入以及传统的变迁状况。我觉得,贺老师之所以能对村庄进行快速而决绝的定性,我们组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最后几天的访谈我们也进入了更加微观的几个主题,杨华师兄在郑家湾着重研究了自杀、离婚、婚外情等等问题,我和林辉煌几个人主要关注一个叫李季雨村的已经消失了的村子,在那里我们打破了教科书上宣传的一个神话,我们发现在集体时代卖淫情况一直存在,并且那个时代存在着市场,林辉煌将集体时代的卖淫行为称为非典型性卖淫。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完全调查清楚该村的情况调查就已经进入尾声了,那个叫李季雨村的村子也许从此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当然以上对20多天访谈线索的提取仅仅是一种事后的分析,真正支配我们按图索骥找寻访谈对象的除了学理上的逻辑以外,还有不少无意识的成分,甚至客观条件起着主要的作用。而访谈过程中找人的经历也颇值得记述。
五
20多天的调查中寻找访谈对象的时间大约占去了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容易找到访谈对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以下几个方面比较主要,并且也能从其中反应一些村庄的问题。首先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处去打工了,留在家里的除了老人就是小孩,并且上了年纪的老头还有不少在外面做事,或者在保安、大冶,或者在黄石、武汉,甚至有六十多岁的人随建筑队到东北去的。据村里的汪会计说,盘茶村目前至少有70%的人在外务工。所以我对村庄的总体感受是寂寥与荒芜,在村庄中随处可见杂草丛生的道路、紧闭的房门与荒草及身的田地。加上正赶上“双抢”,本来就为数不多的留村人口就更加难寻踪迹了。我们为了了解一些村里的统计情况,数次拜访汪会计,可是每次我们到他湾子里,他不是在挑稻子就是在打农药,或者去放水、耕田,在我们对他的近十次的走访中,他在家中仅陪我们聊了不足一个小时,后来他觉得实在拖不过去,便决定在我们调查结束的前一天到我们的住处专门接受我们的访谈。事实是,那天他只给我们谈了半天,中午就喝喜酒去了。因为农忙的缘故,我们曾经到田里去拜访一位对改革开放极为不满、对集体时代充满无限留念与赞美的人,那个人被我们误称为“细哥”(即黑社会中的混混)。第一次遇见他是在路边,他刚从田里出来,见我们跟他打招呼,便十分不客气地说:“你们调查不到什么东西,这个年代不会有人对你们说真话,谁敢对你们说真话”。我们深表诧异,问他的名字,什么时候有空。他起初不停地抱怨当下官员的腐败,农民如何被控制。从他对我们这堆大学生的不屑中看出,他似乎也不屑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后来在我们真诚的追问下,他终于说:“我坐不改名,行不改姓,我叫朱其兴”,并且答应我们明天可以拜访他。第二天我们寻到他家,结果他不在,又找到他干活的田里去,同他谈了一刻多钟,并且约定了下次访谈的时间。经过这一番曲折,我们几天之后才到他家里正式访谈了。
除了外出务工与农忙外,我们动用行政力量不够是找不到人的另一个原因。刚进村的时候,书记在忙着盖村委办公大楼,接着书记又在忙计划生育,并且追踪去了广东。在整个调查期间,书记没有正式接受过我们的访谈,仅陪我们吃过两顿饭,一次是我们到来的第二天,另一次是我们回来的前一天晚上。起初的几天我们利用户主的身份在明家巷访谈了几个人,随后书记派了一位当助理副主任的徐大姐帮我们联系人,她是柯楼湾的媳妇,娘家在隔壁的徐家湾,她的作用也仅限于这两个湾子的部分人,数天过后她不主动联系我们,我们也不太联系她了。我们一行六人进入村庄,没有行政力量的介绍,我们是很难在村庄立足的,我们就没有合法性。一方官管一方民,自古就是如此。此外,即使是行政力量把我们介绍到村庄之中,村庄作为一个熟人社会,有自己的一套地方性知识,我们在村民的眼里始终是陌生人,是过客,是呆几天就要走并不能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所以不少村民不愿意跟我们聊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说了也没有意(义)”。如当过二十多年村长的化工厂老板就始终不愿意跟我们多谈,甚至我们找到他家里、他厂里,他也是说几句之后就将我们拒之门外。另有一位是柯楼湾的两位长老之一、师范学校毕业、年轻时在外面闯荡、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也不愿意跟我们细谈。
此外农村妇女对我们有强烈的戒备心理与排斥感。有一次到张福四采访一位理事会成员,我们几乎是被他妻子骂出来的,后来有一天我们在路上碰到她,她还问我们怕不怕她。此外我们住处隔壁的一位集体时代的老村长在同我们谈葬礼中作斋与作祭的时候,他的妻子像放爆竹一样隔不了几分钟又响一次。最让我们诧异的是我们下榻的户主妻子。她每天辛辛苦苦给我们做饭,我们在与她二十多天的接触中想来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但是她对我们的戒备是严密的。在调查行将结束的倒数第三天晚上,户主到我们讨论的房里,我们邀请他说一说选举的事情,因为现在的明书记是他的堂弟,他也是全盘参与、策划、做工作的当事人之一,对选举情况比别人清楚的多。他才给我们讲了不到一刻钟,他的儿子就上来把他叫下去,说是去接电话。下去的时候我们反复叮嘱他接完电话一定上来继续谈,并且说他讲得相当精彩、对我们的学术研究相当重要,可是我们等了许久,他终究没有再上来。对于我们自调查以来就持续关注的选举问题,他的缺失无疑是个重大伤害。从我们的分析中,应该是户主妻子把他叫下去的。令我们更加费解的是我们离开前两天的晚上,我们刚从外面看完闹洞房回来,正兴奋于灰公的耙子与帽子,正在向户主儿子询问洞房主持人用大冶话说的顺口溜的内容时,户主妻子上来让她儿子去睡觉,而自己留下来跟我们聊天。而在我们的印像中,她儿子一般九点多是不会睡觉的。
杨华师兄对妇女的上述防御背后原因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他认为随着现代性的侵入,房头结构对小家庭的约制开始松动,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婆大媳小变为媳大婆小,妇女的归属感由房头转向小家庭,妇女开始当家,开始把丈夫从房头拉回家庭。房头代表一种大私或小公,小家庭代表的是小私,丈夫接受我们的访谈,是一种超出家庭的公的行为,丈夫的一些话可能会给小家庭带来风险,为维护小家庭这个小私的利益与稳定,妻子是不愿意丈夫参加公共事务的,拒绝我们对丈夫的访谈也是理所当然的。
找不到人聊天,当然很是失落。林辉煌说他一找不到人就非常焦虑,晚上做梦都在访谈,作为白天访谈缺失的一个弥补。他的焦虑反映出他是个学术心极强的人,不愿意放弃一点了解农村、向农民学习的机会,他爱说的一句话是:“既然来了,就要把它做好”。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为人为学的态度。在20多天的调查、讨论与生活中,每天第一个起床的几乎总是他,分组访谈后提问最多的也是他,访谈结束后思考最多的恐怕还是他。从他身上,我可能学到了不少让我终生受益的东西。此外,当我们找不到人时总是要从这个湾子走到另外一个湾子,有时甚至把村里的湾子转了个遍还是找不到人,只能悻悻而归。不过,有时找不到人也并不全是坏事。当我们穿梭在各个湾子、走在那条长长的路上的时候,队员之间的谈话、讨论不但益助于学术,还益助于我们的友谊。同时我们游览盘茶水库、沼山水库的经历也是在找不到人的时候才有的。
盘茶水库位于村庄的最西面,是那条横贯村庄、东西走向的长长的路的西尽头。路端开外便是库堤,爬到堤上,一片开阔,微风过处,波光粼粼,顿时令人心旷神怡,一扫未找到人的失落与炎热盛夏不住奔波的劳累。水库靠着沼山,是为保安镇最高峰,阴雨天气之时,起伏延绵的山脉笼着烟雾,烟雾随风漂移,有如仙境。在调查中期那些阴雨不绝的日子里,我常常悔恨自己荒废国画多年,否则连着这水库的山脉该有多少意境呀!游沼山水库也是在一次找不到人的午后,那时整个调查已经接近尾声。我们沿着村村通公路南行,先过明家巷,再过杨文昌,向西拐向一个长长的山坡便见到了一排高大恢宏的堤坝。我们到的时候正是傍晚太阳西斜之时,不少游人专门开车到水库游泳垂钓。站在长堤上,西对斜阳,从高低起伏的翠色山峰上空斜斜的落下晚照的光辉,静静的折在爬满縠纹的开阔湖面上,泛起粼粼波光。水库四周,依水傍山地隐没着几个村舍,据说是水库未搬走的移民。每当湖水上涨,他们的家就岌岌可危,可是是什么使他们不愿意离开这个在我们外人看来十分危险的地方呢?他们的祖祖辈辈在这里又繁衍了几代几年呢?此时暮色渐起,湖滨村舍升起了几行炊烟,更加平添了些荒凉的古意。站在长堤上向东望去,则是一个巨大的峡谷,谷地渐次开阔,密集的村庄就背山面谷、错落有致地向前延伸到我视线的尽头。大概这就是中国村庄的典型样子吧,层层不断的瓦舍背后是人多地少的矛盾以及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还有小农经济上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可是这些在现代性、国家、市场的影响下会走向何方、该走向何处呢?带着这堆疑问与满身的暮色,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沼山书库的长堤。
六
除了找人的困惑,我自己在20多天的调查、讨论与生活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过不少挫折,而正是在克服这些挫折的过程中我曲折的前行,若是用线条把这些挫折点连接起来,便是我成长的曲线了。这中间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小组讨论中队友的批评与鼓励,以及大组讨论中贺老师那些掷地有声的话。
刚开始调查的几天,我异常兴奋,感觉到原来一直被文人墨客描述成最麻木无知的农民身上原来充满了智慧。例如当我听到老校长说今天的教育还比不上毛泽东时代时,我异常诧异;当他总结道每个时代的老师都认为他那个时代的孩子难管时,我觉得甚有哲理。此外还碰到一个老干部,他对我们详细讲述了三年困难时期干部怎么瞒报产量、私分粮食以防止村民饿死的经历,以及一位红色干部在下台后的悲惨遭遇,他在任上的时候不遗余力地组织群众修水库、植树造林等工作,做了许多群众至今还受惠的事情,可是因为“役使民力太过”,下台以后他竟被村民赶出村庄,晚年客死他乡。这些都激发了我的想象,也是我在书本上读不到的知识。只不过我的高昂兴致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一次集体讨论时我带病上场,头晕肚子痛,在会上苦撑了四五个小时。接下来几天的状态是一日不如一日,先是上午困顿难消,后来嫌大冶话难懂,干脆不用心去听去记,结果引来了第二次大讨论会上贺老师对我严厉而公开的批评,是为我的第一个转折点。
那天晚上我靠窗户坐在会议桌的外层,天气异常炎热,我的情绪甚为低落,发言时简要讲述了厕所问题,苦闷于自己不能像其他同学一样用逻辑链条把经验背后的东西勾连起来。会议最后,贺老师让我们对一个多礼拜的调查与自己来之前的预期进行比较,我在很满意、相当与很不满意三个选项中选了后者。贺老师让我说明原因,我说每天讨论的时间太长了,几乎都要过十二点,第二天早上不到六点就被太阳晒醒了,基本上没有足够的休闲时间,此外,访谈中经常重复一些基本没有多大意义的问题,比如有天下午时间已经过了六点,杨华师兄还在问自杀的问题,并且才问到十几例自杀的前几例。没有等我说完,贺老师就打断了我的话,他说讨论是不能搞得太晚,但要保证足够的时间,早晨被太阳晒醒一块窗帘布就可以解决问题,难道你们连买窗帘布的钱都没有吗?没有就到我这里来拿!能够碰到一个可以同你详细讲十几例自杀的人就是不吃晚饭也要听下去,调查哪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我顿时变得面红耳赤,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人在如此公开的场合这么严厉的批评我,我简直无地自容了。会议结束后,坐在回村的“麻木”中,内心此起彼伏,觉得自己对不住团队,还让师兄连着受批评。透过“麻木”的噪音,望着远处黑暗下斑驳的丛影,我开始思索我所表达不满的理由的背后的原因。其实我的那些理由的背后,是缺乏克服困难、吃苦耐劳的精神与坚忍不拔的意志,没有对农村、农民、农业的真正关怀,更加深层次的说是没有把自己当作小组的自己人,而一直把自己当作陌生人、局外人。
接下来那天晚上的小组讨论,第一个阶段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我很奇怪,怎么几十年前毛主席用来整顿党的作风的方式还可以用在高度原子化的受高等教育的人的身上?杨华师兄第一个开始,他说他一直没有尽到组长的责任,一直认为小组的其他成员与他讨论不起来,所以在经验中思考的一些想法不愿意拿出来讨论,看到一些成员出现了问题也不愿意说。他的自我批评真诚而深刻,使我大受感动。我第二个自我批评,我说这些天我的访谈态度很不端正、很消极,背后是我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我在会上当场表态,以后一定要将十分的精力放在调查与思考上,请大家监督。当我说道“你们中心”一词的时候,林辉煌马上对我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不能把你自己当作一个外人,把自己当作自己人与当作外人看待的收获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头一天晚上我意识到自己人与外人的区别,但是潜意识的话语证明我骨子里还是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直到他一语点醒。他的一番话对对我的触动是振聋发聩的,他还以自己法学院学生的身份现身说法。从那次以后,我才渐渐地找回了调查的主体性,精神面貌为之一变。那天晚上,我们还批评了邓欢的城市大小姐脾气,如看到筷子直接放在桌子上不习惯,对好心拉我们去镇上的卖西瓜老板发火等等;也批评了程国峰随时蓄势待发准备插话的缺点。在调查期间,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正式的开过两次,更多的提醒却是还是在生活中。正是通过这种开诚布公的方式我们小组才日益融洽,团队意识才一步步地凝聚起来,我们也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不断成长。而我的从外人向自己人的转变,无疑直接决定着我此次调查的心态与收获。
七
之前说过,参加此次农村调查我带有三个目的,一是对村庄有一些经验上与学理上的了解,我想通过20多天对农民的访谈、晚上的小组与大组讨论,这一目的是实现了。尤其是对我这样的“两无青年”,不但对宗族村落有了一定的了解,用一位师兄的话来说,这里的村庄可以代表一类村庄,是以后调查可以用来比较的理想类型;而且不断听到将经验勾连起来以及对经验进行中观与宏观层次抽象的各种概念,有了一点在经验与概念之间来回穿梭的能力。二是学习中心的研究方法,我想这一目的也部分的实现了,因为自己就是整个调查的全程参与者,有时也独挡一面成为访谈的主要提问人,在讨论会上有时也蹦出一个可以引起讨论的疑问以及有些见地的观点。中心的主要方法是先进入村庄,试图把握村庄的方方面面,在此基础上给村庄的社会性质定性,然后在村庄的性质中理解村庄的各个现象,这在前面已经详细的说过了。问题是我的第三个目的,因为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复杂到要寻求自己未来前进的方向,涉及到理想、安身立命等能够动摇整个生命的东西,就显得复杂与曲折了。
调查开始的几天,在饭后闲暇之时,我便向林辉煌请教读书的问题,把自己的困惑说给他听。他是个读书很多、思考能力很强、异常自信而又踏实刻苦的人。他分析了我硕士第一年思维上的困惑,被各种琐事牵绊的无奈,以及力不从心的苦闷,让我看到想要在某一方面有比较精深的造诣,就必须放下其他,专心致志地做那件事情,譬如读书,要达到一个月读六本以上的经典,就必须放下其他事,而时时刻刻想着读书,他的状态是一个月读十二本经典。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不住地向他请教问题。记得有一次我们参观沼山水库回来,他对眼前的景象感慨良多,他同我说了他自己是怎样走向农村研究这条路的。他说他保研北大失败,后来一位从中心毕业到他学校任教的博士把他介绍到贺老师那里,当时他与贺老师长谈了一次,有感于贺老师的人格与理想,就决定留了下来,之后便有了研究生一年级每个月十二本经典著作的读书状态与此次农村调查的优秀表现。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关怀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满怀着理想主义的年轻人,正是我所谓的可以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人。以前我总觉得这样的人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已经绝迹了,同时看到名牌大学里的学子也被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牵引着蝇营狗苟,我失望了一年,甚至当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差一点就走向了崩溃。而他告诉我,中心里就聚集了这样一批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于是我狠下了决心,决定在未来一年时间里抛开一切琐事安安静静地读一年经典著作。我觉得中心形成了一种氛围、一种精神,使得每一个中心的人在遇到困难时都可以从团队里获得一种力量。他并且用自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打消我进一步的顾虑,他认为只要你学问做得好、做得扎实,市场是不会遗忘你的,贺老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其他老师通过各种手段找钱的时候,却有很多钱自动找贺老师。
在调查即将结束的一天晚上,我们小组开了一个畅谈理想的务虚会议。在会上,每个人都谈了自己的理想,都是些志存高远的人,有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有的要增进人类的知识,而我尽管说得吞吞吐吐,但也表达清楚了意思,我想做的是研究中国,看看有着几千年历史文明的民族在西方现代性的侵入下会向何处去,这个民族的前途在哪里。尽管我现在说这个理想一点底气都没有,我甚至没有找到切入点,甚至连严肃的经典著作都读不进去,甚至连自己以后要学习哪个专业、哪个学科都是一堆迷茫。从队友那里,我听到的是鼓励的声音,鼓励我读书,鼓励我突破学科的界限,只要是在读书就好,读书获取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知识甚至可以到六十岁去学,重要的是训练人的思维。他们反复向我强调,中心是开放的,杨师兄还特意列出了参加本次调查的十几位中心外的同行,而我自己没有任何关系就可以不花一分钱就下来调查的事实也说明了中心开放的程度。我也当场表示下学期要加入读书会,接受中心的压力与鼓励,与大家一起成长。
通过这20多天队友的帮助与鼓励,我计划中的第三个目的也部分的实现了。之所以说是部分实现,是因为那不是一个阶段性的目标,而是我这一生每时每刻都要面对的问题。但是通过调查,我至少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收获也是极大的,不虚此行。
八
中国的乡村似乎有一种魅力,牵引着代表着社会良心、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脱下皮鞋穿上草鞋到村庄来。我想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正是每个时代都有那么一批忧国忧民、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人,这个民族才会克服各种困难,延绵不绝。在这个物欲横流、消费主义至上、一切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这种精神就尤为可贵与必要了。这次驻村调查,我的身份是知识群体边界以外的,我的经验与理论水平都是稚嫩的,但是这一切却档不住我对现实的关怀,村庄让我的心里也装满了忧思。
首先是农民的出路问题。我访谈过一位胡姓村民,是个养兔专业户,今年已经37岁。他是那种思维清晰、能够进行自我反思、具有雄才大略的人。他同我们一样在关注农民、农村、农业问题,他想的很远,比如怎么规划新农村建设,怎么将土地集中进行果园化生产,怎么将兔业的市场链条拉长、占据全国的兔业市场等等。可是当我们去他家的时候,发现他的住房还是几十年前知青住过的房子,而他的妻子似乎满脸忧虑与无奈,两个读小学的孩子在一旁活蹦乱跳。他说他因为养兔而名声大振,上过《湖北科技报》,镇政府管组织的书记对他器重有嘉,并且在前几年成为党员。他的养兔技术很高,曾经将让一批别人怎么养也养不活的兔子妙手回春。但是这些悬浮起来的东西并没有给他带来实际的好处。去年跟随一个读了MBA的老板到襄樊养兔,结果亏空五六万。从2004年养兔至今,他已亏空十余万。在投资兔业之前,他曾开过十年的拖拉机,积累了一批资本金。他并没有像大多数农民那样用这些钱去盖房子,而是想着投资,实现钱生钱的目标。可是几年下来,他似乎已经万念俱灰了。去年年底从襄樊回来后,因为没有销路,兔业的规模已经缩小到了一百多只,并且开始到工地上做体力活,开始种田。他说与其让酒精麻醉自己,不如让劳动来疲惫自己。他对我们说起这番经历的时候满是无奈,甚至有些悲凉。今年隔壁桃树村发展旅游业,开了一座桃树山庄,他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山庄上,一直想让政府牵线搭桥。我们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还对此事满是憧憬,可是当调查快要结束、我们去向他告别的时候,他的最后一线希望已经破灭。他基本上打算放弃家中的兔业,准备去襄樊打工,帮另一个老板养兔。
我一直对胡大哥这样精英式的人物在农村的悲惨处境困惑不已,他的故事仿佛是一出英雄末路的悲剧。他一直在市场、政府留给农民的夹缝中寻找出路,但是屡次的挫折却让他耗尽了青春。他已经近四十岁了,事业的根基还是一片平地,没有建房,孩子一天天见大,将来教育婚嫁都需要巨大的花费,而同甘共苦的妻子美貌已经不在却没有享什么福。按照农村的评价,他无疑是个失败的人。可是我们思考是什么让他一步步走向绝境呢?分田到户以后,农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化肥、农药、种子、水利等条件好转促进了产量的提高,农民从此解决了吃饭问题。但是直到21世纪初国家还在以各种税费的名义向农村提取资源,并且粮食价格持续低迷,农民的土地也只能解决吃饭问题而已。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农民开始外出务工,数亿农民工为中国的制造业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对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农民一般是在外面打工数年,积攒了一定的钱以后便回家盖房子,盖好房子后他们接着处去打工,或者为还盖房子所欠的债,或者是为了子女的教育婚嫁费用,甚至是自己的养老费用。总之,对农民来说外出务工只能解决安居的问题,至于常年在城市漂泊、位移,夫妻分居的心酸,孩子教育的忽视,则是打工生活的另一个层面。问题就归结为农民怎样才能实现乐业。用胡大哥的话来说,此地是丘陵地区,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除非实现土地集中种植果树并且达到一定规模才有希望;养殖业风险太大,各种疾病接连不断,并且你养我也养,挣不了钱;办小工厂只能投机倒把,基本没有竞争力;做小商小贩,中国人实在太多,城里人都融不下,还有什么空子给农民?按照他的这番解释,似乎农民要实现乐业几乎没有希望。这也是整个调查期间一直困惑我的问题,我调查了村里的养鸡场、板栗厂、膨润土厂,一直试图找出农民创业步履维艰的原因。可是由于我的学力实在浅陋,最后不得不带着这个困惑回到学校。其实,农民直接面对大市场充满着风险,市场变换不定,农民的资本、知识难以应付,这就要求在农民与大市场之间有一个起连接与缓冲作用的组织,如胡大哥提到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这些企业一方面与大市场相连,把握市场行情,稳定销售,另一方面连接农民,减少农民的市场风险,使农民专心于产量。这个中间环节或许就需要政府行为的介入。可是从我的调查情况来看,政府一直扮演着一种消极的角色,并且还通过土地、工商税务、卫生等名誉向农民提取资源。这些是我仅能做的一点解释。
另一个对我触动很大的问题是农民的信仰与价值出现了危机。调查期间,当我们走村过巷的时候,总会看到许多家庭正厅的墙壁上贴着红色的十字架。为什么传统宗族房头势力如此强大的村庄地下基督教会如此盛行,一直让我困惑不解。我曾访问过一位我的江西老乡,从她身上或许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这种困惑。她年近60岁,60年代丈夫到江西去倒插门,在江西生活了四十余年,四年前江西的父母皆已作古,由于树老千年、叶落归根,她随丈夫一起迁回湖北。她对湖北的一个总的评价是“江西的人真正好,人心好,湖北的人心都坏了”,并且举出了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是她种的是四弟的田,四弟已在外有收入较高的工作,但国家的农业补贴一直未到她家中而是被三弟拿走了。在访谈过程中,说到她离开江西的情景,她说当时家家放鞭炮,亲人邻里拥着她不让她走,说到这里她竟然对着我这个老乡哭了起来。我们做问卷的那几天,有一次我们走在那条长长的路上,她在田里看到我们便丢下手中的活,快速地向我们跑来,向我们要了一份问卷去看,她担心世界有大的变动。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得知她的大儿子只有一个八岁的女儿,她又十分强烈的想要一个孙子。
从我的这位老乡身上,我看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传宗接代、叶落归根的观念与信天父、不信祖先、清明不祭祖同时存在于她的精神世界中。从信仰层面说,信天父与信祖先或者信观音、关公等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如保健康、保平安等,当信这个不灵时很容易去信另外一个,实现功能替代。可是让我困惑的是农民一旦信了天父就很难拔出来,并且信仰的强烈程度到达了一种足以让人彷徨的程度。从价值层面来说,传宗接代是农民的意义所住,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农民的有限生命就在这种子孙代际的延绵中得到了无限的意义,实现了超越,到达了永恒。与此同时,基督教也为人的有限生命提供了一个永恒的世界,那就是天堂。我的那位老乡说天堂明晃晃,四处亮光光,墙上是珍珠,并且当官的、有钱的与淘米的一样、老的和少的一样都有福。尽管她认为自己亏欠了天父,但是她还是认为自己也能得到天堂的一部分。传宗接代与天堂在她那里同时存在,或许同时在生产意义。一般的理论认为当社会价值出现松动时,社会结构迟早是要发生变化的。我在农村却看到了基督教开始入侵传统的祖先与传宗接代观念,这是否预示着乡村社会将要发生一场巨变或者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变,或者像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一样强大的传统可以像当年吸纳佛教一样改造基督教?由于各种原因,本次调查并没有把基督教作为重点,我的困惑也就带回了学校的书斋之中了。
不管是农民的乐业问题也好,还是信仰、价值问题也好,都是关乎农村的根本问题。在调查中我曾跟着胡大哥一起感叹一起忧虑,也曾跟着我的老乡一起难过一起彷徨。每当有访谈对象质疑我们调查意义的时候,我们都会对他们说一通冠冕堂皇的道理,比如为了学术研究,甚至要为政府提供农村情况,影响政府的决策。可是当我们要离开村庄了,我却发现我们能为他们做的事情实在太少太少,他们还是会那样延续他们的生活。中国农村太大、太复杂了,又岂是一次调查可以解决了的!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人不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至少也要在社会出现问题、发生巨变的时候提供解释吧!
九
调查最后一天下午集体讨论,贺老师数番豪言壮语,在会场上我非常激动。以前只要中午不睡觉,下午就睁不开眼、精神迷糊,可是那天下午我却情绪高昂。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说道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此次调查发现中心聚集了一批志存高远、关注国家兴亡的人,因而具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具有开放的特点,吸引着志同道合的人,最后我表态,回去要扎扎实实、抛开一切琐事读一年经典著作,并且不要让学科、体制限定了学问的边界。我的发言引起了贺老师很长的一段评论。
当天晚上盘茶村全体村干部陪我们吃饭,桌上酒菜异常丰盛,人情味极其浓厚。六号一大早,户主阿姨就为我们准备好了面条。饭后接我们到镇上的“麻木”尚没有到来,我自己独自又绕着所住的湾子走了一圈。想起一个雨恨云愁数天后变晴的傍晚自己写的一首歪诗:
连天阴雨晚来晴,人心初定是黄昏。
一带远山横翠色,几屡残霞渡浮云。
草舍烟囱聚暮多,田埂黄牛唤字鸣。
不是愿为茶山客,村前溪水绕村行,
上午坐八点多在镇上驱车直抵武汉。
王欧
二00九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