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的讲话
非常高兴在蕉岭跟大家进行讨论。我们中心从90年代开始就把实证调查作为主要方法,强调实际的调查和社会实践。我们感觉到,过去做学问往往大胆设想比较多,小心求证比较少,所以往往是发表大而不当的言论。基于这个理念,我们中心大力推行实证研究,期望通过零距离的社会实践去获得真知。严格地说从组织法颁布以后我们中心就进行了三次村治实验,这三次实验的具体过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展开了,我主要是谈谈个人的看法和体会。
20世纪30年代,关注农村的一些人都做过一些实验,我们这十来年做的实验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第一个是以制度建设为主要内容,第二个是以组织建设为主要内容,第三个是以能力建设为主要内容。
第一次实验是97年,我们再黄梅选了一个村进行实验。那个时候村民自治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事物。所以,那个时候对村民自治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很多的争论,到现在这些争论都没有停止。但是,这些争论怎么处理,我们别急于做出结论,我们先到农村实地看一看。我们可以感觉到,农村实行民主自古有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中国农民有一个理念:天下为公。公平正义是其基本追求。所以说,村庄治理就存在公共资源的配置,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事务的处理问题,由此就有了民主的需求。有了需求就有了配套的民主制度,从传统中国社会来看主要是乡村自治和宗族自治。
20世纪,由于村庄开放了,便有了后来的村民自治。我们实行基层民主和土地公有以及农民的公平追求有关系。在这个过程中,资源配置、利益分配会产生一些矛盾,这个矛盾过去怎么解决呢?自古以来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长期矛盾积压,不能够得到解决,最终导致的周期性的暴力战乱。这是中国古代的解决方式。第二种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所实行的不断的政治运动,这是一种防患于未然的民主制度。我们目前实行的村民自治是第三种方式。政治运动伤害过大,所以我们才实行这种方式。我们当时到黄梅实验村去,这个村的干群矛盾很突出,这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个村里有两种干部,一种是毛式干部,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干部,这种干部的特点就是一心为公,能力不强,即思想觉悟很高,但是没有什么能力;另一种是邓式干部,这种干部的特点是能力很强,一心为私。但这两种干部都不是老百姓心目中理想的干部。所以,一提到理想中的干部,大家参与讨论的热情都很高,但是参与的成效不好,为什么呢?真正到了选举时刻,大家都不来了,原因是村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选来选去选了一个二把手,他们要求自主选举一把手,真正的一把手是当家作主的一个人。这个实验就使我们领悟到,公共权力的执掌者是我们的村支书,所以村支书的选择更要实行民主,村支书当选也要经过民意投票,这是我们第一次黄梅实验最重要的一个成果。
第二次实验是我们在安徽蒙城进行的一个实验,这次实验我们就感觉到,有了制度提供的可能,可是老百姓能不能真正的参与还需要一个组织。村民个体还是弱小的,所以村民们真正参与公共管理必须借助于某种组织,那就必须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所以,我们这个实验是以组织建设为主。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村民要参与公共管理必须要实行组织化参与,个体化参与往往产生的是政治无力感,即他无力改变这个现实。无力感带来挫折感,挫折感带来对民主的失望。所以,这就需要强化组织参与。村民自治很重要的一点是村民通过各种组织来自治。
第三次实验就是这次的南农实验,这一次是我们花费时间最长,也是取得成效最明显的一次实验。有了制度就有了空间,有了组织就有了参与的依托,但是仅仅有这两项还不行,因为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参与。现在我们民主化治理是大的趋势,在这个大的趋势下,各级政府提高执政能力、领导能力,我们村也得要提高村民的参与能力,没有能力的话会议就开不起来。农民开会开不起来,一开会便吵吵嚷嚷,这是我们前两次实验当中的一个体会。还有一种情况便是,开了会后形成的决议无法实行。这就说明我们中国的农民确确实实还缺乏现代民主的素质。可能我们过去的生产队长的一声号令效率就可以很高,而现在得村委会主任的感召力、号召力可能还不如过去的生产队长,这样的话,我们村民自治的进程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第三次实验着重于能力建设方面。村委会干部、村民代表、各种民间组织负责人和村民,要提高他们的参与能力。
最后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通过制度、组织和能力建设,可以使我们的基层民主从墙头走向地头,由文本走向实践活动。我们现在的民主,它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无到有,就是有法律;第二个阶段是从法律到每个村,就是到墙头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第三个阶段,变成人们的日常生活,从墙头到地头。所以,让民主运转起来,这需要我们各个地方根据法律精神来探索、创新。所以,我在中南海讲解基层民主的时候,总书记有两个观点我觉得非常有道理,第一个观点:民主是跟着利益走的,利益延伸到哪里民主就扩散到哪个地方;第二个观点:中国的民主的特点就是靠基层探索,是土生土长的,由好的探索到好的经验,由好的经验再到好的政治,好的政治再到好的法律。所以,我们对这些地方的民主推动者和创新者怀着深深的敬意,因为你们搞的基层民主对个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实验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我们这次实验为什么搞得比较好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实现了政府、村民、媒体、学者四方的沟通,这是我们这次实验能够持续下去,能够取得丰富经验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条件。在这里,我对蕉岭县的领导对这次实验的关心和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谢!谢谢大家。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问题主任、教授、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评议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