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问道:“在取消户籍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农民工为什么‘不愿’落户城市?”“优秀农民工”李玉平的话发人深省:“谁不喜欢城市呀,但舍不得老家的地,没有地,户口有什么用?”李玉平的话证实我们的一个判断,“取消户籍制度”对农民来说并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
在当代中国,农民其实才是精于盘算的“经济人”,他们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算得一清二楚:“老家还有8亩地,老人在家种地,如果户口迁走,地就要被收回了。”李玉平算了笔账:每亩地至少收350公斤小麦,现在收购价是每公斤1 .6元,8亩小麦能卖4480元,庄稼一年两熟,再加上8亩地一年的分红1600元,种地的收益每年超过1万元。“这笔钱足够老人在农村生活了。”
正因为有如此算计,才导致“本省优秀农民工‘打死’都不肯入户”;而外省的农民工,“动员来、动员去只有几个人动了心,都是出于小孩读书的考虑”。这说明什么呢?农民工心里很明白,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国民待遇”,而不是那个其实没有什么用的“户口”。反过来看,“出于小孩读书的考虑”而动了心的农民工,希冀的是享受教育方面的平等待遇。
遗憾的是,很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都把“取消户籍制度”作为改革的方向来推动,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在有些省份,还出台了让农民“以土地换(城镇)户口”的政策。令人怀疑的是,这样的政策其实是用一个“户籍”的空头支票来谋农民的土地。正如报道中所说,当户口背后的福利,比如孩子入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就业、廉价房等方面的壁垒依然森严时,大多数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城市也是一种奢望。因此,这样的“农转非”被农民戏称为“空转”,而所谓“经营城市”则被农民看穿“就是经营我们农民”——— 如果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为此而“大跌眼镜”,那么应该说,跌得好,跌碎了更好,因为那本来就是一副“有色眼镜”。
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土地,只有土地,对于农民才是“最后的保障”。这是因为,农民的土地或者说土地使用权(承包权)不仅是一份财产,更是一个“可持续生计”。有了土地,农民只需春种秋收,就能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这样的保障可以世世代代永续不断。所以,从理论上说,要征收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就得用新的可持续生计来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给安排工作,是可持续的,因为一旦有了工作,就“生老病死有依靠”了。但后来,就业变得不稳定了,动不动就要下岗失业了,农民怎会看不明白?再后来,“货币安置”表面上好像很公平(“强征”的且不说),但更加不可持续,“坐吃山空”,谁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什么时候才可以将农民的土地“置换”出来呢?用什么来“置换”农民的土地呢?答案是:其一,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改变,其家庭的生活基础已经或者有可能完全转移到城镇;其二,用于置换农民土地的是完整的“国民待遇”,包括城镇居民已经享受的所有福利。
当然,以上所述,是一个理想化的政策原则。但是,这些问题也是当政者不得不考虑的基本原则。从当代历史看,凡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如土地改革、如包产到户,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前进,反之……
现在有这样的认识可能很重要,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使星罗棋布的“小城镇”遍及全国的“城镇化”计划,但如若不重视以上所提出的原则,那就有可能会让数不胜数的“强征抢占”毁了我们的“全面小康”。(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
在惠州打工的四川农民张正国,最近拿到了他的新身份证,成为广东实施鼓励优秀农民工落户政策后,据此落户惠州的第一人。然而到目前为止,除了张正国,还没有其他优秀农民工自愿申报落户。
在取消户籍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农民工为什么“不愿”落户城市?
在记者的走访下,一个个农民工的故事展现了出来,而这些具体的顾虑与考量,无疑应该得到决策者的重视。
割舍不了土地的农民工
“没有地,户口有什么用?”
惠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中心李主任介绍,在广东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做好优秀农民工入户城镇工作的意见》后,惠州市政府专门为优秀农民工准备60个入户名额,其中本省30个,外省30个。
然而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本省优秀农民工“打死”都不肯入户。外省的,动员来动员去只有几个人动了心,都是出于小孩读书的考虑。
他们为什么对落户城镇不感兴趣呢?
同样符合条件的李玉平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谁不喜欢城市呀,但舍不得老家的地,没有地,户口有什么用?”
从河南新乡农村来惠州打工13年的李玉平夫妻俩,一直租房住。去年,李玉平被评为优秀农民工,可以落户,但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没把户口迁到惠州,因为成为城镇人就意味着土地没了。
“老家还有8亩地,老人在家种地,如果户口迁走,地就要被收回了。”李玉平算了笔账:每亩地至少收350公斤小麦,现在收购价是每公斤1.6元,8亩小麦能卖4480元,庄稼一年两熟,再加上8亩地一年的分红1600元,种地的收益每年超过1万元。
“这笔钱足够老人在农村生活了。”
其实,户口不在惠州,对李玉平一家的生活还是有很大影响的,最直接的就是孩子上学。
他15岁的儿子现在上初中,上小学时交了5000元择校费,小升初又交了一万,上高中肯定还要择校,而且中考、高考都必须回老家考试。
尽管如此,李玉平还是宁愿把户口留在老家,因为“只要农村有块地,就还有退路”。
他们仍然说起现实的苦恼,孩子的学费太贵,如果实在撑不下去孩子还是要回去上学,但孩子却适应了广东的教育,回乡下读书教学质量差,孩子无法接受。
广州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谢建社教授认为,“舍不得土地”,其实是现在的农民感受到了城乡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
一方面,随着三农政策全面推行,农民得到的实惠日益增多,他们看到了在农村发展、致富的前景;
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城市统分统包的政策“红利”日渐消减,而城市生存压力又在不断增加,这就使那些有资格进城落户的农民不愿意或者不敢提出申请。
另外,他认为虽然户籍坚冰正逐渐消融,但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具有不稳定性,如果“转战”其他城市,永久居住权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放弃土地收益,显然不划算。
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乡愁
有户口无保障,还是“没有根的人”
记者了解到,虽然土地吸引力大于户口,但是户口背后的福利,比如孩子入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以及就业、廉价房方面同等待遇,这些方面的壁垒目前依然森严,大多数农民工长期居住在城市也是一种奢望。
农民工们认为,认为与其给户口,还不如提供一些比如子女教育、经济适用房方面的保障,这样即使没有户口也不影响成为城镇人。
全国人大代表佛山三水新明珠陶瓷厂车间主任胡小燕可谓是农民工中的佼佼者,然而多年以来,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入学问题一直是她的心痛。
她和老公在佛山打工多年,无法照顾女儿。前几年女儿到了读书的年龄,没有户口,两个孩子的赞助费奇高,不得不把女儿留在家乡读书。随着女儿年龄的增大她希望能在身边受教育,召开两会时,她谈到了自己的亲身感受,让不少人受到震动,为此三水区政府特为她批了两个入学名额。
她告诉记者,到广东打工学到了很多的技能,有了生存的本领,对土地并没有什么舍不得。按照她的条件,在当地落户不是问题,况且她自己也愿意做佛山人。
然而现实却不得不让她放弃,因为就职于民营企业,没有房子落不了户。夫妻俩要养两个孩子,挣的钱只够日常开销,昂贵的房价,让她的“城市梦”无法实现。她说,即使我拿到了户口没有自己的房子,还是一个无根的人。
什么样的农民工入了户?
“做不到高级工,不敢要城市户口”
什么样的农民工才能实现自己的“城镇梦”呢?
曾星辉,来自福建农村的广州本田高级技工,去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外来工,并受到温家宝总理的接见。他告诉记者,前不久刚刚把户口从福建农村转过来广州了,因为孩子马上要到入学的年龄。
曾星辉成为城市人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靠在本田的收入在番禺买了房,高级技工和车间主管的资本让他很自信能在城市立足。他说,如果在本田打工不到高级工的水平,都不敢要城市户口的,谁知道哪一天会把工作丢了,要是经济不景气工作还难找。但是没有户口的麻烦实在是太多了,不要说孩子的入学问题,当地政府每年都会要求妻子回去作妇检,作计生登记,实在是太麻烦了。
谢建社说,在广东农民工中像曾星辉这样同时拥有经济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的人是凤毛麟角,如果只有他们这种人才能实现“城镇梦”,城市化进程将会停滞不前。
他说,现在虽然广东把暂住证改为居住证,政策规定农民工交满了五年社保孩子就可以入读公办学校,但农民工流动性,强交满五年社保的人不多。再说公办教育资源的紧缺,也得先解决有户口的居民。
老家还有8亩地,
每亩地至少收350公斤小麦,一年两熟,再加上8亩地一年的分红1600元,种地的收益每年超过1万元。
这笔钱足够老人在农村生活了
———农民工李玉平
就职于民营企业,没有房子落不了户。
夫妻俩要养两个孩子,挣的钱只够日常开销,昂贵的房价,她使拿到了户口没有自己的房子,还是一个无根的人。
———农民工胡小燕
城里的月光真的很“贵”?
说出你的“入城故事”,户籍制度的改革如何才能解决“无根一族”的困惑,你对农民工兄弟有什么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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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记者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