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谈』 2010过年回家,再谈我所见的农村
虽然,我曾经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面前,表达过我对家乡的热爱。捉过鱼的小河,翠绿的麦田,甚而是田野里的一座座坟,都曾是我无数次情感停留的所在。但是,我也知道,这些都只是回忆,已再也无处可以去找寻。河水已经干涸,河道里满是花花绿绿的塑料垃圾袋,麦田虽然还在,但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里横穿而过,像一道伤口,将那片田野硬生生撕裂开了一般,至于坟头,也早已经失去了对死亡的尊重和对祖先的纪念,低矮的土丘,像一个个干瘪的高粱馒头。甚而在过年的时候,也很少见到坟头前有青烟散起,人们或许是过的太忙碌和紧张,而忘记了过年前要去坟头烧两把纸钱。
当对家乡的情感成为一种凭吊的时候,或许家乡在远去,我也在远去。每年一次的返乡,像是在履行一种责任和义务,回去看一看逐年老去的父母。也像是去祭奠,祭奠逐渐病去或已经死去了的村庄。
我无意执迷于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我也知道工业化的席卷,或许是现代化的必然之途,也是目前唯一的“解救之道”,我亦然知道,中国的乡村之沉重,农民之艰辛,非是一朝一夕就可治愈。但是,我更知道,甚而是确信,我所见的农村,并不是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农村景象。
去年回家,曾写过一篇散记,有些问题也就不再重提了。如见: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497960.shtml
一、观念正在改变。
或许农民观念的改变可以视为是农村一些问题的症结所在。挣钱,捞钱,能挣多少钱,在农村已经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谈话内容所在。这也可以视为市场经济对农村造成的最大的影响。
在家几天,听父辈乡邻们之间的谈话,大多是关于是谁在外挣了多少钱,谁家挣钱在县城里买了房子。无论你人品怎样,即使你之前是个流氓泼皮无赖,倘若你能挣到钱,也是会被尊重和肯定的。你出手阔气,抽的烟好,穿的衣服好,家里房子盖得好,就可以将其他的一切都给遮掩过去,这真可谓是一钱遮百丑了。
回家,常听父亲说到村上谁时有这样的感叹:“唉,无论怎样,人家现在能捞到钱哦”。古人云,一文钱憋死英雄汉,现在则是,无论是英雄还是狗熊抑或是奸诈小人,有钱才是真好汉。
我跟父亲说,人活着不能单单为为了钱考虑。父亲说,人活着不为了钱,还能为了啥呢?
说到这,不由想起了二十年前,所谓的“黑猫白猫论”,这的确是一件吊诡的事情,倘若以能否抓住老鼠为衡量是否是好猫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或许有其特定的时代合理性,但并不应该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真理。长此以往,中国将来不愁没有本土宗教,“拜金钱教”或许有可能。试想一番,当全民都陷入一种对金钱的狂热崇拜之中时,这样的一个民族,或许是可怕的,也是危险的。
一切向钱看,无论其他。诸如目前在家乡特流行的观点:谁家让孩子上大学,谁家倒霉。花了钱,出来还没啥大作用。又不是铁饭碗,现在到处都是大学生。还不如及早出来打工,打工一个月也能挣好几千。想到之前《南方周末》报道的教育致贫现象,以及“蚁族”一词的流行。或许可以诠释这一切。
而观念的改变,恰恰是最让人触目惊心的,由此而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固然大学教育目前有很多的弊端,乃为大家所诟病。但试想一番,倘若将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主要是城市的孩子。而农村的孩子只能高中毕业就以出卖劳动力的身份出去打工,或是受过一两年技术培训就被输入进现代化的生产线上,那么,长期如是。农民只能是一代打工又一代打工,这与以前的那种一代放羊,生了孩子养大了还是放羊又有何异?这从目前大学生中城市与农村出身的孩子的比例就可见一端倪,尤其是一些名牌高校更甚。
当然,我并非是歧视体力劳动者和打工者。但我想,一切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就由农民和农民的孩子来从事这些工作。
但是,他们不去城市打工,不拿青春去出卖劳动力又将如何去呢?谁会天真地以为,取消了农业税,对于农民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福音?只不过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罢了。
二、观念正在改变(之二)
观念的改变,有些的确让人欣慰。诸如计划生育问题,起码在我们那里,年轻的一代,已经有大多可以接受只有一个孩子,认为男孩女孩一个样。当然,在他们谈及的时候,更多是将原因归结于养不起太多的孩子。
观念的改变,还表现为农村人也正在抛弃农村,甚而是厌恶农村。或许这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二十余年来逐渐被拉大的结果,或许是持续二十年的打工潮,使得农民对于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向往,无论是年轻的一代,还是五六十岁上了年纪的人。村庄更像是一个驿站,每年只有夏收、秋收和过年的时候,人们才会回去几天。等忙完了之后,又迅速撤回到了城市之中,只剩下孩子和老人,有人甚而将孩子也带走了。
在美国的华裔,有一个词叫“香蕉人”,而农村的这些年轻一代,在进入了城市之后,也迅速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城市人,甚而是更像一个城市人。如是的行为,是在掩饰自己的农民的身份,还是隐藏着一种巨大的渴望?
对城市的渴望,也带来了我们县城的城市化的巨大推进,尤其是房地产的兴起。而这些房子有很大一部分是卖给了农村的那些打工富裕者。由此而形成了他们长年在外打工,住在县城。家里的土地交给六七十岁的父母打理。等收获的时候,才回去一趟,将粮食收了之后就迅速卖掉。或是把名下的那份土地承包给别人。
说到打工,再多言几句。回去之后,父母有时抱怨,说不如让我当初不读书,说我现在还不如村上那些比我年轻的,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的(我要为自己的住宿吃饭自己开支,而那些在外打工的,基本都是包食宿的,生活成本相对很低。我父亲冬天的时候就跟一个包工队干过活,每天三顿只有五元钱的伙食费)面对父母或真或假的失望,我只好忍不住地说上一声,说他们的下一代或许还是出去打工,而我的下一代起码不会再打工。
做工,到城市里去。城市并不为他们的养老,医疗负责。想到之前读的一本书《英国工人阶级的兴起》,比照而言,不为悲观地说,中国的打工者,基本上无法形成一个新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凝聚,因为他们处于一种畸形的“商品经济”之中。当然有新词曰“打工阶级”。至于打工者的明天,打工者的下一代问题,热议了好些年了,仍然基本如是。
甚而为了让自己被剥削,还要自己支付高昂的成本,学缝纫,学纺织,学焊接。这些年,我们县城里多了好多这种职业技术学校,或挂着某职业技术学校某县分校的牌子。县电视台可以牛叉到在我家有线电视的所有频道下方,都打上本县的广告。诸如某学校招生,某厂招工、某楼盘开售,某药品优惠等等。
其实,有些时候想一想,我也如是罢了,和他们一样,只不过是城市里的民工。
三,黄赌毒
黄,正所谓“本不是爱风尘,却被风尘误”。无论是我所在的上海,还是内地的省城抑或仅仅是一个偏僻的县城。每个夜晚的粉红色灯光下,坐着多少年轻漂亮的女子在那里等待着客人?这些女子来自哪里?我想,大部分是内地的农村。
她们也只是打工者罢了,到城市里来赚钱。我们村就有一户人家就如是。其孩子和男人都在家里,她常年在外,基本上不回去,家里今年冬天新盖起了楼房。村里人私底下都晓得她是在外做什么的。只有一些老人说到的时候,还会表示出一种不屑,其他人也大多默许了。常言,笑贫不笑娼。的确如是。
我对于她们更多的是同情,或夹杂着一些哀怜。她们只不过在出卖她们最有价值的商品——年轻的身体罢了。这已并非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经济问题,没有一个女人天生愿意做妓女的。
说到这,还要提一个乡村卖淫问题。真事暂且隐去不提,则是一些四十岁左右,业已成家生子的女子,稍为一些姿色。在乡村之间卖淫。这样的家庭,大多男人常年在外打工。“谁去都行,五十块一次。不然打电话叫上门也成。”这是我从一群男人的谈话中所听到的。
赌,则是一种常态化现象。尤其是过年这几天。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有了钱,赌得都很厉害。村上一个小青年,在我们那一片的十几个村里的商店里都安放了一个老虎机。每天开着车子去倒硬币。我想,留在农村的那些上小学初中的孩子,应当是玩老虎机的主要顾客吧。
毒,我原本以为离我们那里的农村很远。这次回家才听说这样的事,也是我们村的。免不了提一下,我们村,好像是一个奇妙的景观世界,浓缩了一切,像一个缩影,成为三十余年来中国农村巨大变化的表征。
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有一户人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辍学后,外出打工,在浙江某地,短短四个月,带回了十七万。至于这钱的来路,其父母不仅不去过问,反而责骂其大儿子无能,最后让大儿子也跟着小儿子去了,钱是被其父母拿来盖了两层小楼,以备将来给他们兄弟俩娶媳妇用(目前,在我们那里,农村的男孩子娶亲,基本上是要盖两层新楼的,这与城市里买房倒是如出一辙。)结果后来事发,两个孩子目前都无踪影。楼房还没盖好,只是毛坯。父母也外出,年没在家过,有人说是去寻儿子了,有人说是出去躲着了。回去听父亲说,原来那小儿子在外是跟人贩毒的。至于其两个儿子的下落,有人说被逮捕了,有人说是被同行给“做掉了”,具体无从知晓。
父亲在说到这个事情时,叹气说,打工就打工,怎么能不走正道呢,虽然来钱快,但犯法的事情怎么可以做呢。母亲说,那家人也真是的,也不想想,小儿子带回来的那些钱是怎么来的,不仅不过问,怎么还可以把大儿子也赶去呢。
至于吸毒,目前在我所看到的农村,还没听说这个事情。但我想,或许也会发生的。
四、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政治的冷漠
说到对金钱的崇拜,不得不提农民对权力的崇拜。通俗而说,就是对当官的羡慕和崇拜。
“当官的哪有不腐败的?还是当官好啊”村人如是说。“乖乖,你看人家胡锦涛,家中的祖坟一定冒青烟了。”村人亦如是说。“当今的天下是谁的,胡锦涛的。”村人依然用朴素的皇权意识来看待政治。
当官不仅意味着有钱,还意味着有势力,甚而可以仙及鸡犬。时常可以听闻有讲述某村上的某人在外当官,然后将全家都接走了,又帮谁谁安排了工作,又几个电话就摆平了某件事情。
这样的观念,大多停留在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那里,至于年轻的一代,由于长年迁徙式地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似乎自主远离了政治。或许更是因为,他们自知自己无缘于政治参与而主动放弃。至于基层民主化建设,更是空谈。村庄中的权力还大多把持在一些旧有的“政治精英”手中。目前我们那里还没有所谓的大学生村官,不知道别处这样的一种措施,能否在基层社会中培育出民主的土壤和一批新的政治权贵出来,对此,我并不持乐观态度。
但是无可否认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之农村,正在出现一种“政治真空”的情形。国家权力的触角自集体化制度瓦解之后,便逐渐从农村退出。农村似乎不仅在经济上被城市被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所俘虏,沦为附庸。在政治上,也在逐渐地被国家所抛弃。放肆地言一句,所谓的一些人大中的农民代表,更像是沦为了一种摆设性的景观装置。暂且不论特定的时代因素,陈永贵现象,只是一种历史中的风景。当然,或许在当时而言,其也是一种风景和陪衬。农民也将永远地成为被代表的大多数,政治上沉默无声的群体。
韦伯曾批评德国边境的一些农民,不关心国家政治,是市侩。中国当下之农民,似乎也如是。当然,对此我无意地批评,或许他们是聪明地远离了政治,或许他们为了生活之艰辛,只需要对金钱的追逐。
父亲一直对我没有入党的事情耿耿于怀,这次回家,又提到了这个事情,我没有置辩。政治的天花板距离头顶是那么的近,我又怎么能长袖善舞呢。
最后说一起发生在我们县的杀人事件,某人的一个儿子在省内的某个市做一官职(据说好像是政法委副书记或其它),其依仗儿子的权势,俨然成为村中一霸。后村内一人愤然将其杀之,沉尸水塘,案破,其曰,我是为民除害。这则故事,在乡里传为奇谈。
五、合作医疗与农村养老
农村也有了合作医疗,这的确是个好事情。每人每年交一些几十块钱,在村卫生所看病可以报销30%。这次回家,却听闻好多人提到合作医疗的时候,却有怨言。诸如虚开药价,同样的药,在县城的药房买只需要两元钱,在村卫生所开出来却要三元钱。诸如即使是个小病,也先让你打几天吊针。
年中在家喝酒的时候,还听说这样的事,村上的卫生所,每次开药是从来不出具电脑打印的明细账单的,而都是在每天的营业结束后的晚上,重新做一份新的明细账单,以被上报或检查之用,因为有些药是被纳入合作医疗的,有些药没有被纳入。至于农民最后用到的到底是什么药,是否享受了国家的福利,无从知晓。
合作医疗的卫生所是自负盈亏的。医生的收入,据说是每人都有六七千元,而附近另一个村的卫生所因为交通便利,那里的医生的月收入,每月都有近万。而我们县城的房价是2000/平方米,县城高中的一个老师的月工资是不足2500.
此外,由于农民长年迁徙在外,你不可能让一个农民工在外得了病而跑回去治疗。所以,村卫生所的主要病人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妇女和孩子。至于医疗条件,医生的水平则是另一层面问题。
农村养老,老人的生活还是要靠儿女的赡养,靠自己名下的那或多或少的田地,而这交给儿女打理的土地收入,并不能足以承载他们的生活成本,以至于养老在农村逐渐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或迫使得老人的生活质量下降。我们那里,而更多的情况是,老人还是自主生活,除非是衣食完全不能自理,不然还都是一人或老夫妻两人住在一处小房子内,儿女每年给些粮食和零用钱。有些老人得了癌症一类的病,其本人和家人基本上是主动放弃治疗,然后等待死亡。甚而有些被病情折磨的老人,恳求自己的儿女用农药将自己药死。
儿女赡养老人,的确是天经地义也无可推置,但我想,或许还会有更好吧。顺提一下,我父母常与我笑言,他们把我送出来读书,而他们将来则面临老了的时候无人赡养的局面。对此,我只能沉默,或许努力在这个城市挣些钱,买个房子,再存些钱,再祈求父母的身体可以一直健康。十几年后,将年迈的父母接出来在身边,才是唯一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办法。这固然是一条正确而艰辛的路,责无旁贷吧。
从这一点,也足以可以说明为什么农民对孩子,尤其是供儿子读书的兴趣逐渐下降。不然,将来儿子不在身边,土地无力耕种。让年迈的他们蹒跚在乡间村里,谁来关心他们?
六、直面还是回避?
看美剧或美国电影的时候,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镜头。一个白人在大街上多看了一个黑人一眼,然后那个黑人就说那个白人是带着种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歧视他。或有时候往往是白人在回避谈论种族主义,而黑人自己却每每认为自己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看了大家的回帖,如是而想到的,就像有人谩骂我写这些文字是在歧视和瞧不起农村,是带着一种所谓高傲的姿态去对农村指手画脚,是所谓的忘本。
出外求学十余年来,我并没有任何时候掩饰过自己的出身农村的身份,甚而对这样的事实,带着一份骄傲。无论是农民,还是农村抑或是城市,还是所谓的城里人,在我这里并不具有价值上的高低。我只是在陈述农村的一些问题,并没有站在城市的位置去审视和打量农村,也并没有由此而肯定城市/城里人,而否定农村/农民,这并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问题。我是在说农村的问题,并非是肯定城市的好,没有问题。而只是因为,我仍然是一个农村人,而不是一个城市人,因为在农村生活着我的父母,我的乡亲。
写下这些文字,或只是因为内心的一抹挥之不去的情怀。外在的殖民或许并不可怕,内在的,自我的殖民,才是可怕的。不仅有经济和政治的殖民,还有文化的殖民。就像我回去的时候,常能听到一些在外打了几年工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向我抱怨农村的落后,农村没有路灯,农村没有大型商场,农村老一代人的思想太封建,于此同时,他们却表达了对城市的羡慕与渴望。于是,他们年纪轻轻就被吸引到城市中去了,但城市是否就是温情脉脉地给予了他们温暖?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升级,他们年老了之后,他们又怎么办?
而那些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人,在谈到这个的时候,只能将这一切归结于无可反抗的宿命——谁让咱生在农村呢?
亦如某些学者所言,中国目前的城市与农村,是一个孽债,是“现代化的原罪”,固然,现代化发展是不容质疑的,但这是否就能够剥夺我们质疑和反思的权力,是否就应该回避一切?
去年写的另外的一篇
这次回家。呆了几天,在返回的车上,突然有一丝惊醒:农村没救了。之后,这个念头愈发地萦绕,总是挥之不去,坐在燥热的车里,竟然有一些凄凉。
好吧,姑且这是我大胆的妄语。我在此断言:农村没救了。即使再过五十年,农村还会如是的面孔,农民还会如是一样。农村若是一个症候,那么,这个症候,基本上是无法根治。只能继续沦落,继续按着其自身的法则匍匐前行。纵然,再多上几层崭新的小楼,也只能是沦为点缀的风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的病变。
并非我是悲观主义者,而是因为看得通透之后的绝望。先贴上昨天晚上回来之后所写的回乡记,再整理一下思绪,为我的这个断言,做一些阐释。
回乡记
如果把故乡比作一个女子,那么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两句诗,用来形容这种情感,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年轻的时候,渴望做一个肆无忌惮的浪子,喜欢远游和逃离,迷恋一切的毅然决绝。可当时间的曲线爬满了整个手掌心,曾经不羁的心,也开始渐渐变得懦弱,失却了勇气,而变得惆怅起来。
或许本不是爱故乡,只是为了仁慈,给予他人一些慰藉。抑或是为了满足内心深处的那一点小小的欲望,找寻和失落,纵然即使知道一切都已经无法再找寻回来。就像是扑火的飞蛾和向死而生的贤者。
当然,我全然不是。如是生活卑贱的我,理所应当拒绝一切虚假的崇高和矫饰的虚伪。所为的,只是心间的那一抹情怀——不是倾国倾城和风华绝代,也不是缠绵悱恻和前世今生。
可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呢?我也不知道,就像所有萦绕的念想,终究会是在面对的时候,化为一滩彻底的虚无。
如若这是一张纠结的网,而我只能是看得穿,而撕不破。
面对如是的境遇,最终只能于深夜的时候,坐在电脑面前,恣意地敲击键盘,聊以排泄出剩余的力比多,就像是精神的自慰,贪恋或有或无的一份快感,煞是荒诞到一种可笑的地步。
回家,家前屋后地看。带上善意的面具,对每一个人笑,努力笑得很真诚,十足的戏子。在一群庸常的观众面前,演一出旷世悲凉的独角戏。
第二天清晨六点,和母亲下地做农活,将肥料洒在割过黄豆的田里,以备耕了之后种麦子。秋天的早晨,很凉。
那是我童年时候曾经奔跑和嬉戏过的土地,有蟋蟀和小蟾蜍。它们曾经都是我的玩伴,我可以随意地扯开一只蟋蟀的身体或掐掉它的头。但我现在已经不再如此残忍,我看着它们在清晨的阳光下爬行,竟然有了一些怜悯和爱意。
我只洒了一盆肥料,就被母亲笑着斥责了。她说我把肥料都倒进了田里,让我给她打下手,端肥料送给她就行。古人说读书人是不辨菽麦,可我纵然是尚且可以分得清杂草和禾苗,但我却无法像母亲那样将肥料洒得优美而均匀。
火红的太阳升起,田里劳作的人越来越多,似乎故乡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有我的身份变了,像是一个偶然的客人。父母和邻人待我也是如此。
一条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横穿过田间,高高隆起的路基,向远处蔓延,像一个巨大的阳具,刺入故乡的身体,如是的现代化,终究是将一切的田园牧歌和记忆都强暴。在早晨的阳光下,是那么的刺眼和让人憎恶。
回去的时候,我绕道去村里的商店买一支牙刷,遇到一个曾经的玩伴,抱着孩子站在不远处的门口。他比我并不大几岁,可变得却很苍老抑或是成熟。我没有和他打招呼,彼此都已经变得陌生。
当然,倘若十年前,我没有离开那个北方的小城,或许我如今也会和他一样,在一个早晨,抱着孩子,站在路边,表情麻木或是没有表情地看着。
可人生和命运都是没有或许和无法预测的,倘若可以,也许我宁愿选择这样的一种生活,在一个早晨,抱着孩子,站在村口的路边,看着,带着一些惆怅的情怀或想着来年该种一些什么。
饭后,父亲和母亲去耙地,我在家里将屋内的黄豆弄出来晒。幸而在童年时,曾经做过农活,使得一些农具用起来,还算是应手。爷爷见只有我一个人在做,也过来帮我。我劝阻他,可他还是执意。我心委实不忍,他已经八十六岁了,衰老的身体正在等待死亡,我的奶奶也是如此,身体弯成了一张弓,弯向终将要埋葬她的大地。
村里那天有人办喜事,晚上,有唢呐声传来,月色是分外的明,诚如唐人的诗句“月是故乡明”。夜晚,整个乡村都睡去了,在蟋蟀的叫声和犬吠中安稳地睡去了。而我,站在庭院里,抽烟。似乎想了很多事情,但现在也都全然忘记了。劳作了一天的身体,有些疲惫和酸痛。
这大半年,村里只有一个老人死去。当然,新出生的或许有很多,但都不是我的关心的。他们不会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我也不会将他们带入记忆。纵然在许多年后,我再回家,他们会问我“客从何处来?”
家里的那只黑狗,母的,没有名字。刚回家那天,她竟然冲我恶意地叫,离家大半年,她已经不认识我了。之后的两天,我给她喂食,偷偷地喂她好的吃,她终究和我善意了起来,站在我的脚边,对我摇着头晃着尾巴。邻居家的那条公狗,想来和她调情,每一次试图,都被她拒绝了,我坐在门口的空地上,饶有兴趣地看着。这或许才是乡村的世界。
在家呆了三天,扫尾的农活也基本上做完了。每天晚上和父亲喝了点白酒,都可以拖着疲惫的身体睡去,带着一点满足。努力把自己降到尘埃里,即使知道尘埃里不会开出花来。
之后,回到上海,走在这个城市里,竟然有了些许熟悉和温馨。或许,我已经在不经意间把自己当做了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文化人,其实,在这外壳之下,我仍然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乡逼——这的确是一件很讽刺和吊诡的事情。
『天涯杂谈』 过年回家、我所见的农村
作者:落月先生 提交日期:2009-2-1 11:50:00 访问:190856 回复:1612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十余年,无论是学界的一些学者专家做出怎样的学术分析(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论文,从社会学到传播学,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惊人高论(如农村土地私有化等),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但似乎都与真实的农村相距甚远。“农村”正在逐渐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方式,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种陪衬。就像财主家办喜事的时候,总会叫上几个穷亲戚一样,诺大的荣国府也有几个破落的远房,当然,这些装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关爱。
盛世之奥运会与农民何干?金融危机、股市楼市低迷貌似闹得城市里是人心惶惶,而在农村,一切似乎并没发生过。该赌博的还赌博,该打女人的还继续打女人……
前些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一纸风行的时候,我也看了,并且是在其还没有出单行本,还没有红火的时候,在《当代》杂志上看的。看完之后,也并不为然,因为,作为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人,我认为这本书,距离真实的农村仍然很远。当然,若说两位作者是用农村这个题材而行沽名钓誉之事,有乱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说,这本书中的诸多内容,只是一种常识。在农村,大家都知道,只不过,这种常识,许多人不知道罢了,于是也就成为了一种“有力量、有勇气的文字”。
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是,我说的农村,是我的家乡,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地方。至于你若拿华西村来作为中国农村的证明,我也不与你争辩。
好吧,接下来,就将陆续写上这次过年回家的一些见闻,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农村。对于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学习并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场寻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壮的返乡,更是从后现代进入了前现代,从21世纪进入了中世纪,个中滋味,有愤慨,有悲凉,有心酸,有无奈,不一而足。
一、 早婚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这也是最让我震惊又感到悲哀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农民的愚昧,是农村的落后。但无论用怎样的字眼,这些事情的确是在农村发生了。
根据我国的婚姻法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
可是在我们村,1991年出生的一个男孩,准备在正月里结婚了(这个男孩,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县另一个女孩,女孩的年龄我不知道,回家后过一次,那天很冷,其围着围巾包裹着脸,没看出具体年龄,但我想,应该不大,因为在我们那,结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相当地震惊,当然更震惊的还有,这个女的,还在冬天里打过一次胎(由此也反映,农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识的匮乏)
回去之后,打听了一下,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一般都在20岁之下。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不然,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
有一天,我遇见了前面所说的那个男孩(在我读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P孩,并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问其,结婚领证了没?他说没有,我说,没领证你就结婚啊。他说:不碍事。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
又有一天,和我们村的大队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这个书记如是说。
早婚,在我们那里,现在可谓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或曰是产生了群体仿效反应,一个看一个。你20结婚,我就19结婚,你19结婚,我就18结婚。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学坏了。
我们村的一个女孩,年龄就在19岁的样子,年底的时候,回家办了婚事。而孩子已经几个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
结婚证无法证明婚姻,只有在村里办了酒席之后,才是结婚。
因为早婚的现象,回去之后,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结婚。按照他们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上,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早婚的现象了。
至于上面有人说要交代背景,我们村,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县的一个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许多村庄一样。千余人左右,全是一个姓氏,有四个房系,有点像宗法制的乡村,人均4亩地左右,除了田里的收入之外,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说,村民的生活并不是很穷,在我们村,这几年就竖起了几座两层小楼(造价一般在15万左右),有人还买了一部夏利车(6万左右),当然,村子里穷的人也很有。
二 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现象。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我们村的一对夫妻,结婚四年多了,没有孩子,男的就经常殴打女的,不过,据说,女的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而男的死活不愿意去检查)
农村的这些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岁一样。
听说,村上一个女子,年龄刚20,08年春天结的婚,冬天里,小产了一次。
在农村,一向都是结婚之后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貌似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纷纷去重新做手术,然后再生一个。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经40,儿子94年生的,今年已经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这次回家看见了,才1岁大。
90年代计划生育抓紧的时候,农村的妇女都要强迫去结扎,我一直认为,结扎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细想想,也没有其它办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没法指望农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药。
可现在呢,这些结扎过的妇女,而且都接近40岁的年龄,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
父亲说“这几年,一个看一个,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边的路上走来一个步履蹒跚,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认识,问母亲是谁,母亲对我说是某某。本来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儿,三年前因病死掉了,(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曾经路过她的坟,死的时候才十五六岁的样子),家里只剩下一个男孩了,于是又去做手术,现在又怀上了。
可她的年龄呢?我没问,不过根据我的推测,应该在45岁之上了。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这也就是新农村,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可以说是与城市接轨了。
在村口的那个房子的一面墙上,赫然粉刷着一行防治艾滋病的大字(具体的标语内容忘记了)。
三、死亡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的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当然,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去。墓地,我都选择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将会埋葬在那块如今满是青绿麦子的田里。
而我从来不关心,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里降临,因为他们都与我无关。起码与我的记忆无关,
08年,我们村子里死去了三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除了那个女人,是因为偶然事故,从我们村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摔伤了头部,不治身死),我想说得是那两个死去的男人。
两个男人,死去的时候都才60左右,一个59,一个60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晚期。然后,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的很厉害的人,当然,没有医保的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这两个男人,那个60出头的,我不是很熟悉,暂且不提。而这个59岁的男人,则是需要说一下。按照辈份,是我爷爷的父亲辈。
他有兄弟两人,他是老大,家里有个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远近十几里都很闻名(手工制作的那种,炒了芝麻,用石磨磨制出来的、然后三斤芝麻换一斤麻油)。
年轻的时候因为穷没娶上媳妇,后来在80年代,买了一个云南的女子,后来,在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跑了。之后,他就一直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单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妇,有两个孩子,不过,在我读初中时候的某一个夏天的午后,在自家的梁头上吊自杀了,据说,死的时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亲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后,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妇组成一个家庭,但因为年龄相差较大,弟媳妇没同意,后来,弟媳妇又招了一个男人进门。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于胃癌。夏天被检查出来,元旦的时候死的。
暂且不去叙述村上的这些往事,毕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轻浮的。(初二那年,我们村一年之内,有三个年轻女子,喝农药自杀了。恰巧的是,她们的坟,分别在在村子的三个方向上,一时间人心惶惶,说剩下的那个方向上,还会再有一个)
年前的一个午后,我去田里溜达,远远地看见一座新坟,上面还有几个花圈。回家之后,赶紧问父亲,那是谁的坟。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间又会多出几座坟来。
说到死亡问题,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之前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厂纷纷倒闭之后,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初三的暑假,曾经作为娘家人,去过一次。
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虽然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讲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地。
后来呢,这里面就产生了猫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
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
之前几年,还闹得要在村里设置统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后来也不了了之。现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里。成为乡村田间的一种点缀。区别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坟头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县,成为了一种形式,甚而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竟然连死人的钱都挣
四、教育(1)
据官方消息说,目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年前,参加一场婚礼,酒席上与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年龄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认识,喝酒,开始聊天。
桌上一个人,掏出一款手机,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计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左右。另一个人问:刘主任,这又是从哪里搞来得新手机?那个叫刘主任的说是某某送的,校长一个,他一个,后勤主任也有一个。
那个问话的人,笑着大声说道:腐败啊,党都是让你们给毁了的,看来我要退了。
然后众人继续喝酒,吹牛,我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一个中年老师,刚做过手术(据推测,估计是痔疮一类的),说自己前几天喝酒,只能站着,说“我现在就像孔乙己一样,站着喝酒”。众人大笑。
孔乙己,这个词让我当时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农村也许常有,而鲁迅却没有。
这些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老师,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后来去读了师范专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师的,大多出去打工。当然,没有关系农村的这些学校也很难进。
后来我放开了和他们喝酒,肆无忌惮地说着一些粗俗的话,最后我醉了。
虽然,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谈。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或是熬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个邻居下的一个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的,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我问她,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她说不一定。有时候都到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麦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5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抱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才15岁,头发也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的像个老人一样。都是伤口和茧子。
15岁的年龄,所谓的花季雨季的岁月,所谓的青春,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让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农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很汗颜和惭愧地说,我是我们村上这十年来,也可以说是自78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第一个读研的人。可就这样的一个诺大的村庄,近十年内,算我在内,考上大学的(本科)也才三个人而已。(说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铁屋子里,没有醒来的人一样)
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XX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底,很难想象,估计是安徽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是80多万,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我是2000年高中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复习到2004年,才考取一个省内本科,)
小学教育差,导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完全没有实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学的,也都基本上是县城的孩子)
我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县里一个高中当老师,今年带高三毕业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说,班上70人(文科班),学校给他的基本指标是一个本科,三个本科是超额指标(只要分数够三本就行),我问他估计能考上几个,他说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子
因为是高三,初四就开学了,初四上午,我同学非得让我去给他班上的学生们说上一些什么。让我给那些孩子勉励一下。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孩子,我无法给他们说启蒙,说自我救赎,只能给他们描述大学的美好生活,勉励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学习。
目前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了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就将他们输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
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我对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期望你们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我也不希望你们沦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们能够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时候也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布的观点。
五 农村低保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来说
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这样的官方消息:
通过个人申请、评审评议、审核、报批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制度在实施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由乡镇、村委会具体受理。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低保。(当然,以我们家的状况,赡养爷爷奶奶不成问题,但这件事,让人委实很生气。)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所谓的申请、调查,公正都成为了纸面的笑谈。
低保成为了权力这个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大队书记想给谁就给谁,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为了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我家没有,虽然,我爷爷今年85、奶奶80了
六 农村的政治问题
“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们村一个70岁的老人站在我们家门口,所说的话。
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连党员都不是,经常热衷于参与村上的事情,诸如核查村委会的帐,去县里上访等等。
我父亲说这个人现在还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我问都写得是写什么?
——还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呗。
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列的书,但他经常会把马克思挂在嘴边,说起话来振振有词。
“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问题,这个社会已经变了80%”,我拿出手机,将他的这些精辟的语言记录下来。
从县城里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一个村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红条幅,在冬日的村口,显得特别醒目。条幅上写着: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这样的条幅,我哑然而笑。民主,直选,多么诱人的字眼。
回家之后,问父亲,在选举的时候,拉选票的现象特别严重。“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是谁干”,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大队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占据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此外,还有农村的发展党员问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了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政权,再这么折腾,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捣。而当权者随便安排一个罪名,就可以将其搞定。
当年我们村有个光棍汉,特别地仗义执言,经常一个人去县里和市里上访,反映问题。他在路边的沟渠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时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农药。别人都给用,就是不给大队的几个干部家人用,为此还打过一架。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一个光棍汉领养一个女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说其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还让镇子上的派出所将其带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来后,变得老实多了。
“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说一些稍微愤慨的话时。
七 土地问题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每亩660个平方),95年的时候,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95年动过土地的时候,说是30年内不再动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来,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方,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谈到此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们说,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买卖了,他们说,那很快就有人卖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的热情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们家曾经就种过近10亩的棉花、也种过近十亩的薄荷,和三五亩的西瓜),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
虽然没有土地买卖,但在农村可以租土地来耕种(300元/亩/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
再说一下,去年的卖地问题。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貌似是从许昌到宿迁的),修路要占用农田,这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
前一种的价格是18000元/亩,后一种的价格是12500元/亩(价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还可以用来养鱼获利等,但我怀疑这个差价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了4.5亩)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至于说土地抛荒的现象,我们那里没有,因为自己不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戏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次修路卖地的问题。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
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这些卖地的款拿出来村上平分,然后再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呢?还是集体主义时期思想的残留呢?
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了了之,但的确很吊诡,值得反思。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了农民的束缚,成为了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而如今,这块土地也许正在沦为鸡肋。
八 文化问题
我一直认为在农村/农民那里,不仅有政治、经济问题,而且还有文化问题。暂且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我认为,这个文化问题,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形式,影响着消费行为的选择,也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我也一直很困惑,农村的文化是什么?有没有农村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在农村发挥着作用?
都说儒家文化在影响着国人,但在农村,你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你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里去了?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
打架、吵架、通奸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春节里,因为赌钱、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后是闹的头破血流。
有的人喝了酒之后,可以绕着村,骂一圈,想骂谁就骂谁,语词低俗。谁家兄弟多,拳头硬,谁就可以欺负乡邻。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留着长发,染了颜色,并且还带了耳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李宇春,在课本前面写上“非主流”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不知道WTO,但知道麦当劳,知道网恋,会用qq找女朋友。
农村没有报纸,基本上每家一户电视,最近两年刚通了有线电视网络(许多人家因为收费,而不装有线)。县电视台里永远都在播放着性药和丰胸广告,用词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几年,我们那里(基本上隔壁几个县都是)还兴起了一种很另类的唢呐文化。遇到红白喜事,基本上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谁家不请,就没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时候,唢呐班子吹的真正的唢呐,有好多种乐器、都卖力地演奏。而现在,只有三两个唢呐,配之以电子琴。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三十之上,姿色稍微有上两三分,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高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我都在台下看过脱胸罩,脱内裤的——非全裸,不是从里面脱,就是从外面脱得剩下三点为止)。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处,都齐声叫起好来,或高喊着“脱啊、脱啊、脱啊”。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悲伤。若不脱,众人都会说这个唢呐班子不行,不过瘾。我想,鲁迅笔下的看杀人事件,也莫若如此。
前面有人说到信仰问题,的确,基督教最近几年在我们那里(不仅是我们那里)很兴盛,尤其是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每到星期天,都是去做礼拜的。
九、关于教育再补充几句
以身作则的说吧,从小时候,父亲就告诫我,农村人,要想跳出农村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考大学。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保障,意味着洗干净泥腿子,进城做个“体面人”。
可现在呢,很少有人再有这样的想法了。
那个时候的农村,相比较现在,真的很苦,几十亩的麦子,都是用镰刀玩着腰一刀一刀割的,打场是用牛拉着石滚碾的,十几亩的薄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大铁锅熬上好几天。
我读初中时候,成绩好的同学都去考中专了(97年左右),那个时候,农村人还满足于中专,因为高中并不代表着大学,而且还要多浪费一些钱(那个时候,我们村有两个高中生,一个复读了好几年也没考上,回家后先是搞养鸡,失败后外出打工了,一时被村上传为笑柄,另一个是学体育的,也是复读了几年,终于考上了省内的一个师范专科,毕业后,竟然去了中学做数学老师了,真是一件比较神奇的事情)。
由于我们县的高考升学率较低,就有很多人去读一些职业或民办学校(尤其是集中在西安和江西南昌这两个地方,那两年,这些学校简直是去高中门口抢人,招生了一个都有提成的),农村人不懂,反正以为都是大学。这些学校毕业之后,无疑还是打工,于是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所谓的大学的神话了。与此同时,一个个外出打工的神话也在迅速地膨胀和传说开来,“某某高中没毕业,外出打工,一个月八千块。”,我当然,相信,这其中有的是真实,但我更认为,虚假要大于真实。
说一个笑话,前几年,后面村上有个男生考取了北华大学的国防生。他们家连放了两个晚上的四场电影来庆贺,还制作了大红条幅挂在门口。周边几个村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北华大学是什么大学?”
“——谁知道,估计是北京清华大学吧?厉害”
“——啧、啧、听说人家这个大学不仅要钱,而且还给钱”
这些都是回家之后,我听父亲转述的。
以前,我总是坚持启蒙论调,认为改变农村的根本在于教育。要让农村的每一个孩子都觉醒,都认识自己,认清这个世界。然后,一切就会好了。可现在呢?与其谈启蒙,不如谈救亡。破败的农村,该是需要一种拯救了。
的确,现在很少的大学毕业生读书后会愿意回去建设家乡。你可以指责是忘本,是没有良心,当然也可以指责我。但谁又理解这其中的苦衷?(这次回家听说,目前正在选派大学生到基层任村官了,我恐怕这政策虽好,但估计又是半途而废,流于作秀,农村的工作,岂是一两个书生可以胜任的,农村的水很深!)
我一个同学,大学本科毕业,最近很想回县城做生意(我们县城,目前就像是80年代初期的深圳一样、一年开个批发部也有一二十万的收入,而我们县城的房价,目前是1500/平方米左右),但其父母死活不同意,认为这丢面子。
就像我,坦然地说,四年前,当我从家到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的身后,就像一颗腾空而起的蘑菇云一样,有一个正在膨胀升起的神话。常说,历史的洪流在挟裹着个人前进,就是这种感觉。我无法回去,戳破那个神话,即使我在外面活得是怎样的辛苦。我想,起码给后来者,留一点希望也是好的,倘若我也回去了,毫无疑问,我在众人眼里就是一场悲剧。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反面教材,读书无用论的案例。
这是该叫做偶像的黄昏?还是悲剧者的诞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值得赞扬的,姑且不论其下场如何。
当然,你也可以指责我的软弱。这次回家,有时候半夜里蓦然醒来,总感觉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沦为魏连殳、吕纬甫一样的人物。
不是不想回去,而是走得太远,没有回去的路了。当我转过身去,发现身后已经没有一条可以回去的路——以这句话与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