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段羡菊 (新华社记者)   

        城乡人口“同比、同票、同权”的选举法修改,既使得中国农民的民主权利往前迈进了一步,也使得中国农民的民主话题引起社会关注。如何满足农民的政治参与需求?以下是一个在新华社从事多年“三农”报道记者的采访札记。

        农民成为敢于维护自己权益的公民的效应:多赢

        回答如何满足农民政治参与需求这个命题,或许首要明确的社会共识是,在政治参与面前以什么样姿态体现的农民,对社会最有利?

        去年年中,地处湖南西南部的武冈市发生血铅超标事件,上千儿童血铅疑似超标,许多铅超标儿童来到长沙接受治疗,一时震惊省内外。造成这一污染的罪魁祸首是没有办环评手续、非法生产一年多的精炼锰厂。此事不但给百姓的健康造成伤害,也令武冈当地政府蒙羞,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处理善后。

        令记者印象深刻的一点是,这个厂开始是选址在武冈市龙溪镇,但是在遭到当地老百姓的坚决抵制之后,老板转过来回到自己家乡所在的文坪镇。镇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大开绿灯,或许是碍于本乡本土的情面,当地老百姓对这项投资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几乎与此同时,湖南另外发生一起化工厂非法生产铟引发的镉污染超标事件。据记者调查,这个厂原先设在长沙县黄兴镇。上世纪90年代,13家化工企业将这个镇发展成亚洲最大的硫酸生产基地的同时,也将附近村庄破坏成水臭山荒、浓烟滚滚、群众吃水要到外地挑的污染区。企业对百姓的投诉置之不理,镇政府因为每年2000多万元的财政收入,对污染和投诉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被誉为“环保卫士”的村民章志标带领群众抵制化工企业污染,引起环保总局派员暗访、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在老百姓的坚决抗争下,最终县政府顺应民意,督促镇政府全力关闭,转型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章志标除了经营自家“农家乐”、苗木基地外,还经常被邀请参加当地政府在环保、旅游等方面的评议和监督。

        出人意料的是,引起镉污染的这家化工厂被关闭后,居然被相邻县级市的镇政府招商过去了。据当地百姓反映,开始当地百姓也进行了上访,但是派出所派了一台警车守在厂门口,上访百姓受到恐吓,不得不妥协了。这家企业造成的污染事件极大损害了百姓身心,市、镇两级政府派出数百人的工作队,安抚百姓、赔偿损失,所花费的巨额费用,远远超出这个企业上缴的税款。

        比较上述两事件,像长沙县黄兴镇的章志标和武冈市龙溪镇的农民,通过抗争不但维护了自己权益,而且事实上从长远而言也帮地方政府避免了危机,维护了生态公益。而当百姓没发声或发声被遏制,企业污染甚嚣尘上,不仅百姓受害,政府最终也狼狈不堪。不难发现,“章志标式”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行为,实质上对农民、政府、社会能够起到多赢作用!

        上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特征曾被概括为“愚、穷、弱、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是中国农民整体而言社会地位低下、利益博弈能力低下的现象还相当严重。改变中国农民的弱势地位,一个根本途径在于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通过一系列类似“同比、同票、同权”制度改革,真正在政治生活中抬升农民的政治权利。届时,中国农民将有更为通畅的途径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权利:再不需要像湖南农民一样通过越级上访来反映污染问题,再不需要用“开胸验肺”这样极端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再不需要依赖博士教授上书为土地和房屋的补偿利益呐喊。

        农民民主权利增长必然带来的外部要求:放权

        2010年初,当记者就农民的民主权利在湖南农村请教一位老农时,他脱口而言:“我们这里的农民,对投票选举心已经冷了。”让他失望的直接原由是,10多年的海选,每次都有人拿着流动票箱到他家门口请他投票,然后有人守在他旁边像监守一样看他填谁的票。有几次选举乡镇人大代表,都是由村民小组长把本组上百人的选票代填了,其他农民对此也没兴趣、没意见。

        当我们向“上”仰看,畅谈人大代表选举“同比、同票、同权”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也必须向“下”正视,中国农村社会最末梢的村级民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实践多年,但仍然在不少地方形同虚设,甚至反而产生一些农民对民主失望的副作用。也正因如此,湖南省平江县在全国首创,从2009年前给全县800多个村每个村从邻村党员中选派了一个“纪检书记”,监督村务治理。纪检书记在村民当中受欢迎,透露了村内民主的失灵与无奈。

        民主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要求细节必须到位。村级民主的一些弊端,既有世界各地民主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有中国特殊的国情因素。从记者多年从事“三农”报道的经历看,尽管国家的法律制度上有明确安排,中央有要求,农民有盼望,但是与农民最贴近的村内民主,在一些地方落实不好,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就在于与村这级组织离得最近的政权乡镇政府实施了外部干预。

        记者4年前曾经到长沙市宁乡县大成桥镇采访。“想发财包煤矿,想包矿找干部”,在这个产煤镇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村民对乡村两级干部严重不信任,上访成风,有的干部因贪污腐化被查处。新上任不久的镇党委书记刘亮,把扭转风气的重点放在了村委会换届选举上,放手发动、监督支持各村村民公开、公正提名,以秘密画票间取代容易受干扰的“流动票箱”。不打折扣的民主带来很大变化,干部的责任心强了,村民也理解支持村干部的工作。

        刘亮当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其实大成桥镇的民主试验并不是什么创新;民主选举只是严格按照村民自治法来操作,账务公开、民主理财、民主监督也是党和政府一再强调的。但现在乡村的实际情况是,一些基层干部总是担心群众“觉悟低、素质差”,为了维持政府的“控制力”,不惜搞伪民主,进行某些形式的暗箱操作,结果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也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虽然在制度安排上,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事实上乡镇政权对村支部、村委会是领导与被领导。因此,村级民主要健全发育,必然需要乡镇政府的干预行为被遏制,实质即放权。可以预见,随着农民这个群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民主权利的发展,社会其他群体也将被要求在政治上放权。合理的放权,对于社会各个群体利益的均衡维护,对于社会的公正无疑有利。

        从利益最近的领域扩展农民的政治参与:务实

        中国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工如何参与政治生活,是时代涌现的新课题。

        上世纪90年代,记者采访“海选”时还不时碰到不远千里赶回老家参加“海选”的农民工。然而,最近的一两届中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少了。现行制度赋予了他们在乡村选举权利,然而农民工尤其是2030岁左右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显现出融入城市之后对乡村这种权利的淡漠。他们虽然在文化素质、见识、对公共事件的关注、政治参与热情等远远高于上一辈农民,然而在他们效力、栖身所在工厂与城市,却缺乏直接选举的权利。

        尽管广东等地有个别人以农民工身份当选人大代表,但这更多仅仅停留在象征意义层面。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发育滞后经济发展的现状,迫切需要加大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改革力度,使得进城农民工能够落户城镇,这样他们将得以便利在城市参与政治生活——这将是大势所趋。

        关注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能不关注与他们利益最近的工会。

        2010年虎年春节,记者返乡回湖南农村过年,遇到一位小学同学。他中专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台资企业当质检员10多年了。6个人挤一个房间,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差,工资多年基本不涨。更让他无奈的是,厂里有很多像他工作10年以上的老员工,离开工厂时没有按修订后的劳动合同法要求,索取合理的补偿。

        “为什么不同时找厂方呢,如果你们觉得个人力量太弱?”

        “离厂各有原因,有的先,有的后,凑不到一块。”

        “为什么不找劳动保障部门申诉呢?”

        “这些部门你去反映,如果仅仅是一两个人去,他们就尽量拖,而且即使受理仲裁,过程太长我们也等不及。”

        “为什么不找工会呢?”

        “是有工会,但是他是老板任命的副总经理兼任,他可不会向着工人。”

    这段对话让记者久久思考。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工会都曾有维护工人权益的杰出表现。如果在这些农民工集中的工厂,有制度规定工会负责人必须由工人兼任,工会经费有充分的来源且必须由工会独立开支,各地的总工会能够有效帮助、监督企业工会的建立与运转,或许,工会将会真正名副其实。

    如果农民工缺乏直接选举工会的政治权利,如果选举出的工会“代理人”不能维护农民工的利益,那么其他的选举权对这些农民工来说,或许仅仅是一件华美的外衣。(来源: 半月谈 2010-03-03


  • 责任编辑:朱兴家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