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县乡干部论坛简讯

    第三届县乡干部论坛于2009119日—10日在湖北武汉举行,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由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承办。来自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北、重庆、四川、浙江、山东、辽宁、广西、贵州等十余省市的县乡干部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100余人参加了会议,在两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当前农村形势、乡镇体制改革、新农村建设、土地制度和农村发展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交流。

    与会人员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的形势,主要围绕劳务经济、集约发展和财政投入展开:劳务经济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积聚人力资本,但同时也会在农村社会产生诸多连锁反应,认识到其对农村发展稳定的重要意义就要求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思考;集约发展可以实现产业集聚,对于协调好县乡两级关系,改变传统小农经营方式,发挥规模优势具有积极意义,这也为我们理解合村并组提供了一个视角,但同时要注意到,合村并组不只是空间意义上的集聚,也不能只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角度来考察,还要关注其对农民生活等方面的深刻影响,要慎重对待;国家涉农财政连年大幅增加,使农民得到了实惠,但要看到目前资金监管仍存在问题,资源配置方式也亟需调整,因此,应该改变分散化的补贴方式,将部分财政投入直补到基层组织。

    围绕公共品供给、土地制度、上访等问题,与会人员展开了积极的对话。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状况,基层干部指出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体育文化建设投入很大,却脱离农民实际需求,发挥作用不大,另一方面是群众迫切需要改善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因此应改变公共品供给的决策和投资机制,关注农民需求并将资金直补到乡村两级组织;4+2工作法将村民纳入决策、监督和管理中来,同时注重发挥村级组织的作用,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虽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不失为一项有益的探索。对于当前农村的土地制度,既要看到某些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存在违背农民意愿、侵害农民权益的问题,更要注意到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因为土地并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对于农民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即土地制度往往与农民的生活方式、关联模式等紧密相关,必须慎重对待,同时农村作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蓄水池和稳定器,土地在其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进行大规模流转,可能使许多农民无地可种,在宏观经济形势出现困难时,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国家稳定。谈及上访问题,与会人员认为不能只是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进行简单化的理解,甚至将其道德化,而是要置于宏观社会背景下分析其复杂面相,要注意到引发农民上访的具体原因,进而追问其何以发生,以及基层干部的截访和其他一些“摆平术”的使用反映了基层政权越来越无力解决这一问题。许多研究者的分析最终都指向了乡村治权弱化这一主题:在公共品供给中,有的地方将乡村混混等灰色势力引入,这是由于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都无法有效约束搭便车行为,导致集体行动无法达成;原来的土地调整制度遵循的是农民的村庄成员权从而分得土地的逻辑,现在的土地流转制度遵循的是市场交换的逻辑,名义上具有土地所有权的集体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权利;税费改革后信访体制将乡村体制改变,基层政府面对大量上访问题无法定性,缺乏分类技术,实际上就是治权弱化的表现。

    在乡镇体制现状与改革、基层组织建设等论题上,与会人员进一步展开了讨论。来自基层的县乡村干部结合自己的经验介绍了目前基层组织状况,涉及干群关系、村民自治、党组织建设、乡镇机构改革等方面:干群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有干部个人素质低、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教育培训欠缺等;村民自治的实施目前存在一些障碍,比如机制软化、民本因素弱化、外生力量进入等,在合村后村庄陌生化、碎片化的无序状态下,村民自治实施并不乐观;基层党组织存在年龄老化、服务能力弱化吸引力和影响力不强等问题,亟需加强建设;而乡镇体制改革是妥协与协调的结果,多位论者认为目前的改革没有触及根本问题,只是整改形式而缺乏内容,且出现干部官僚化、改革公正性与风险性等问题。与会人员就基层组织建设和乡镇体制改革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有论者认为要发挥党员和有正气的人的带头作用,发动群众参与进来,共同维护社会正气,即走群众路线;有论者提出从改革基层公共服务投入机制、打造文明发展的村治环境和转变基层政府职能恢复村民组长三个方面完善村民自治;乡镇体制改革要使乡镇成为地方的生活中心,有论者还从国有农场改革的经验提出乡镇向企业建制转变等。同时,有研究者指出目前乡镇只是自上而下的权力派出机构,缺乏常规的权力运作机制,缺乏回应乡村社会自身的真正问题的能力,因此其改革的基本方向应该是加强它的常规性运作的自主能力,有学者也认为只有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增强乡村两级的公共服务能力,才能使乡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延伸到村庄内部。

    会议还讨论了乡村建设和农村未来发展问题。目前乡村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有政府主导型的新农村建设,比如有的地方的社区改革等;也有民间组织的乡建实验,注重从乡村社会中发现希望,拉大城乡二元差距,建立农民的自我价值体系,培育一种生命与生活结合的绿色信仰;还有知识分子的行动,通过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承接国家资源下移的低成本的农民自主性组织,形成农民的组织主体性。与会人员非常关注社区性农民互助合作金融问题,在指出目前许多类型的合作社陷于困境后,认为与养老结合的金融合作是一条事半功倍的路径,可以在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提供而私人银行又存在巨大风险的情况下,为农民提供所需的金融支持,同时还可促进农民其他方面的合作,为村民自治提供新的经济基础,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另外,有论者从妇女的意义世界切入,提出村庄作为一种精神家园,而不只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村庄不再是精神家园,而中国人又没有宗教,于是就丧失了归属感,意义世界异化。与之类似,有学者提出乡村建设要确立留在村庄的农民的自信和自尊,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城市化,应该培植本土文化和本土记忆,尤其需要发展自助组织,要让农民认识到自己是有能力的。对于农村未来的发展,有论者反思现有公务员制度,提出要采取措施将农村社会精英吸引到体制中来;也有论者认为应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与会人员还提出了“改革先行反而发展滞后”的“安徽悖论”问题,有研究者从钉子户治理切入分析了造成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基层治理失效,改革的起因与落脚点脱节。

    第四届县乡干部论坛拟定于2010年在安徽大学举行。

                  (陈锋,王德福,《探索与争鸣》2010年第1期

  • 责任编辑:陈锋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