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迟福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提出,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在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特定背景下,我国有没有可能建立与消费大国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如何以建设消费大国为基本目标推进新阶段改革的战略性突破?我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涉及到经济、社会、行政等各个领域。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那么,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哪里?如何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
著名改革理论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教授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消费和创新是新一轮发展方式转型、第二次改革的实质,而要实质性地转变发展方式,关键在于推进政府转型。
精彩观点:
●从中长期来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大、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
●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内在一致性越来越明显,如果没有公平就很难有发展。实质上,把改善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是解决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不可能长期把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奠定在外部市场需求上,必须适时地由生产、投资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转变。
●农村潜在市场的释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把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有序地向城市转移。
●低碳经济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范畴,因为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的约束条件,更是一种现代生产方式。
●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是推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的政府转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大亮点是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7日闭幕,您是如何看待这次会议的,您认为此次会议的最大亮点和重点有哪些?
迟福林:首先,从明年的经济工作部署来说,整个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变,并且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宏观经济着力点进一步放在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改善民生这个力度上来抓。但是从中长期来看,经济工作会议最大、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第一强调了由于国际国内因素的变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第二就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第三,就近期转变发展方式、促进发展方式转型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突破点,比如说,扩大中小城市的发展,放开中小城市的户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对明年做出了一个总部署,而且对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几年的经济工作,提出了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并且把方向目标定得很清楚,这表现出我们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的冷静与清醒。
其次,从这次经济工作会议可以看到,我们不仅注重短期的保增长,更注重中长期的发展。
最后,本次经济工作会议对突出的矛盾问题看得比较清楚,而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举措。
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内在一致性越来越明显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提出,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增强经济发展拉动力”。您认为扩大居民消费对当前彻底走出危机、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转变发展模式有什么样的作用?
迟福林:这点十分重要。我们国家经过30年的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解决了生存阶段遇到的问题,进入了发展阶段。进入发展阶段以后,我们整个国内的需求结构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比如说,从私人产品短缺转到公共产品的短缺,从日用消费品需求到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需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
第一,我们的消费结构开始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如何根据消费结构变化来相应实行一些相关政策,使得消费结构趋势相一致,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一件事。
第二,从结构性变化出发,特别重视改善民生和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这既是发展目的,即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这些措施的目的本身正是应对这种发展趋势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就是从我们现实的发展阶段出发,把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出来。公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内在一致性越来越明显,如果没有公平就很难有发展。实质上,把改善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是解决一个公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个思想很明确。
第三,我们政策上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投资,由向基础领域投资逐步向改善民生、消费型投资转变,这既体现发展的目标,又体现我们今天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报告中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这句话是完全符合我们发展阶段整个趋势的。
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
记者:中国走向消费大国,需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由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战略性转变。您认为这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迟福林:首先,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外部市场需求的萎缩,恐怕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我们要努力地扩大外需。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后危机时代,外部市场的萎缩不是短期的,是中长期的。这样就使得我们过去长期适应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要有所改变,否则我们很难走下去。中国需要尽快扩大国内的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
这说明,我们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不可能长期把自己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主要奠定在外部市场需求上,必须适时地由生产、投资型大国向消费型大国转变,更何况中国消费市场的潜力是巨大的,潜力的释放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空间。
其次,中国已经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转变,相应地,需求结构也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比如,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需求升级、由物质追求到人的自身发展追求升级。扩大公共产品的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
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时应推进五个相关领域改革
记者:随着中国内部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外部需求的萎缩,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增长是必然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加快调整消费和投资关系的同时,需要加快推进哪些相关领域的改革?
迟福林:相关领域的改革,我想要从转变发展方式这个方面,恐怕有几件大的事情要做:
第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全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提高居民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结构调整的力度。这件事是我们未来几年改革的重头戏。
第二、要加快改变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
第三、要尽快地改变某些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体制,并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第四、推进垄断行业体制改革,拓宽民间资本进入渠道,进一步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我想这件事情也是十分重要的事。
第五、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尽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引导居民消费倾向。
当然,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我们还需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需求,以及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产权制度的改革需求。
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应在四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记者:您刚才提到城乡一体化,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我们该如何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推进城乡一体化应该在哪些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迟福林: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是中央今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的。
第一,农村消费潜力的释放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能否有序地向城市转移。要看到未来几年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最关键的时期,因为我们要扩大内需,农村潜在市场的释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把农村多余的劳动力有序地向城市转移。
第二,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重在打破城乡二元制的结构。要形成新格局,最重要一点,我们现在城市和农村发展的水平是客观的,也可能是中长期的过程,但是现在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要尽快打破,比如说城市有社会保障,农村也要有社会保障,只是保障水平可以有差距,但不可能长期安排两种不同的体制。我们现在实行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重在打破城乡二元制的结构。
第三,大力发展城市化,尤其是中小城市。只有城市化的发展,才能形成城市支持农村的局面。我们过去的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前提。新阶段的城市化一定要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这样才能够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格局。我想这也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最后现在恐怕要务实地推进省直管县的改革。有一些省直管县既有利于促进县一级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因为有的县,比如说农业为主的县,可能要实现省直管县,有的县的发展程度很好,比如说东部沿海地区的百强县,有的可能就会形成中等城市。
第四,有的县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全融合在一起,也可能就形成大中城市的一部分,所以务实地推进城市化,对形成新格局有一些重要的作用。
认识低碳经济的三个要点
记者: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您如何看待低碳经济?我们该如何主动应对减排挑战、发展低碳经济?
迟福林:我想,我们对低碳经济的认识应该把握以下三点:
首先,我们不能把低碳经济的发展简单等同于过去讲的一般的环境保护。低碳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它既同过去我们所说的一般环境保护有直接联系,又远远超出环境保护的范畴。
其次,低碳经济之所以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范畴,是因为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的约束条件,更是一种现代生产方式,这点十分重要。
最后,发展低碳经济、节能减排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但从我们的情况看,更重要的是形成制度约束、体制约束,体制机制约束是实现节能减排的最重要环节。我们现在的体制约束有三大块,一是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的约束,如果这个没有合理机制是很难约束的;二是环境产权机制的约束;三是碳交易体制的约束。
这三点认识对我们推进低碳经济的时代转变和改革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需要提高对低碳经济的总体认识。
记者:那么,您认为中国经济能否在明年走上一条低碳的转型之路?
迟福林:中国做出了公开承诺,表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在低碳经济的转型和改革中,低碳经济会是我们整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内容。从明年开始,将成为中国实现低碳经济的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会在多方面有明显突破。
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解决对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有四大意义
记者:正如您刚才所说,扩大公共产品的消费需求已成为适应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内在要求。从总体看,新阶段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由私人产品短缺变为公共产品短缺。这一变化对形成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迟福林:从私人产品短缺走向公共产品短缺是时代发展、进步的表现。我们老百姓基本生存问题总体上得到解决了,而涉及到大家共同的基本公共产品问题开始出现了,这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历史前进的必然表现。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从私人产品开始到基本公共产品,这就说明:
第一,解决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可以改变人们的消费倾向,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
第二,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解决,是扩大消费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加大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和消费结构。
第四,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所说的,解决基本公共产品短缺就是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的举措。
新一轮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和总体思路
——新一轮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是推进政府转型
记者:我国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涉及到经济、社会、行政等各个领域。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那么,您认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在哪里?如何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
迟福林: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可以包括如下几条:
第一,发展理念要转型,要以形成消费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我现在提到两点:出口增长方式需要转型;我们以追求GDP总量为目标的增长方式要终结,但是没有理念是很难终结的,所以要使我们发展理念同时代趋势相适应。
第二,公共需求变化的社会体制改革。推动新一轮——我把它叫第二次转型和第二次改革。我们现在的转型和改革和过去不一样,我们改革开放30年来的第一次转型,是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今天我们的转型面临着如何从投资型、生产型大国向消费型、创新型大国转变,消费、创新构成我们新一轮转型最实质的四个关键字。在这个阶段,我们的改革更多是消费主导时代的改革,城市化时代的改革,低碳时代的改革,和过去的改革既有联系,又有所不同。
第三,最重要是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是推进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主线的政府转型。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政府改革,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要搞好第二次转型,关键是政府要真正成为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否则的话,我们的第二次改革是难以实现的。如果公共服务型政府框架建立起来了,那么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会比较顺利地推进第二次转型和第二次改革的进程。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