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勇:新时期下的新三农问题

     

     

    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有其特殊的背景和原因,其中农民数量多、人均资源少、没有话语权又是制约三农发展的瓶颈。王政农桑,近年来,中央一直将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中央的努力似乎并未见多大成效,笔者以为,除了上述瓶颈制约外,还在于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新三农问题”。

    1、农村缺乏切合实际的三农政策。

    三农问题提了多年,出台政策不少,却很少有切合实际的。如“公司+农户”的猫腻;大学生村官的尴尬;远程教育的闲置;农业保险的高成本、低保障;家电下乡的劫贫济富;《种子法》成了市场欺负农民的帮凶;土地流转成了加大贫富差距的推手;粮食保护价成了种粮农民致富的障碍等等。现实看出,这些政策并没有给大多数真正需要帮助的相对弱势的农民带来多大好处,对农业也没有多大作用。相反,多数政策在加大贫富差距、导致资金和资源不合理分配、加重农民负担、破坏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却有现实和潜在的风险。

    造成这些政策失灵甚至出现副作用,一是我国农村的地理、人文千差万别,很难制定出普适性的政策。二是有话语权、能影响政策制定的人往往没有深入农村了解三农的全貌和问题的实质。包括很多所谓的专家,在了解某一时期或局部或表面的情况下,就得出所谓的三农理论,误导国家政策制定。更有甚者,一些专家出于一己私利或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鼓吹一些私有化的三农谬论。而在社会底层长期从事三农工作,熟悉三农并了解问题的人却因位卑没有话语权,无法给决策层提供正确的信息,他们即使有想法,也只能是自说自话。

    2、农民缺乏主体地位。

    三农的主体是农民,而自上而下的农业政策制定和施政的单轨方向,使得我们的主体不论是制定政策还是解决问题,都成了局外人,完全没有主动参与的途径和平台,甚至连诉求的渠道也没有。这样难免上下脱节,政策的制定也是一厢情愿,脱离农民和农村的实际,惠农政策也就成了“误农政策”;自上而下、从外向内的解决问题也因忽视农民主体地位,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土地流转的上(政府)热下(农民)冷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3、农业缺乏又红又专的人才型基层领导

    完全自上而下和“市场化”的人事任免制度造成乡镇缺乏“又红又专”的领导。在笔者印象中,九十年代初以前,大凡农业工作搞得好的基层干部不需要什么背景和资本都容易被优先提拔为乡镇领导甚至主要领导,因而那时的乡镇领导大多是懂农业也重视农业的“又红又专”的领导。但近年来,乡镇的党政一把手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安排,民意座谈和“民主选举”已成了****民意的形式,且大多在潜规则下与市场接轨了,职位的明码标价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加上从县上下派一把手,导致大多数乡镇主要领导根本不懂农业和农村工作。在这种人事任用制度下,一来我们的基层领导为了保全上面的领导给的帽子,已经习惯性、制度性的和上面盲目保持一致,而没有胆识、也不可能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去指出上面的失误。即使是错误的政策,到下面也会变成“形势一片大好”!二来“吃谁的饭给谁干”,基层领导也就理所当然为自己的领导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了。加上农业的低效、低财政收入和低政绩回报,他们就更不可能重视农业了。

    自上而下的人事任用也许是中国特殊国情的需要,而一旦市场化或被潜规则而完全不考虑民意和基层三农工作的需要,要改变基层领导干部的政绩观,使其切实为三农服务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基层领导岗位中“重农”、“知农”人才的匮乏必将加剧本已严重的三农问题!

    中国的三农问题虽然严重,也并非不能解决,只要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敢于直面失误,不迷信所谓的专家和精英,多听取农民和基层农业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惠农政策;只要我们的政府能转变三农工作自上而下和从外到内的单轨方向,给三农的主体——农民以主人翁地位,为其搭建参政议政的平台;只要我们在任用乡镇领导时不被潜规则,能多考虑我们的服务对象——农民的意愿,并真正象古人一样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给热心三农、熟悉三农的有志之士提供施展才能的机会,那我们的三农问题就有可望解决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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