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茜:相信、碰撞、认识——湖北南漳调查随感
斯特林堡曾说:幼年时期是相信,青年时期是怀疑,成年时期是——或者应该是认识。
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分分钟都在成长。幼年、青年、成年只是人一生中大致的三个生命阶段。但凡遇到新鲜的事物、见到新鲜的人,相信——怀疑——认识的逻辑是从没有变化的(注:这里说的“怀疑”,通常缘由是新鲜事物\人与头脑中已有经验和知识的碰撞,因此题目衍生为“相信、碰撞、认识”)。于我,有幸在这个暑假认识了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这个新鲜组织,也认识了湖北南漳调查组20多位同样有志于中国乡村问题研究的同仁。除却乡村人情、公共治理等学术经验和理论上的收获,更耐人回味的是与中心及中心同仁们的相识、相知。
一
知道中心,源于在港大图书馆阅读到《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对中国农村当下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描述细腻而详实,一下就冲击到我这个初次涉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领域的研究生,更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中国农村问题进行实证研究的信心和热情。仔细阅读、学习的过程中,我就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他们这样!如果他们能做到,那末,你想成为一个当之无愧的博士,成长为一个有希望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就应该争取做到那样!
勇气对于一个初级的研究者来说是迈入学术殿堂的第一步。确定了自己做中国农村实证研究的方向之后,我在学术地图上也慢慢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研究题目也由之前学姐推荐的林权改革转移到了湖北农村水利问题研究。原因有二:其一,我身在湖北二十多年,路见过很多水田,却从未深入探究过水是如何到达农田的,不无遗憾。诚如有人所言,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家乡及家乡之事其实是最不了解的。这点在当下的我身上再次得到了印证;其二,水利问题是综合而复杂的,用水利这条线可以牵起整个村庄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同时它作为一个典型的集体行动问题又能辐射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他领域。审慎地拟定完我的关注点之后,我开始尝试与中心联系。
开始时,作为一个外来者还抱着是否被接纳的小担心;可喜地是,中心的正面回复给了我信心和希望,更为我开启了中国农村问题实证研究的大门。于是我更加积极地备战暑假调研,在香港将能找到的水利研究方面的外文文献看了个遍。当发现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不多时,我更坚定了自己要做中国农村问题实证研究的决心。比如,为什么尼泊尔、台湾的水利问题,国际学者都纷纷撰文关注,而miss掉中国这个大样本?如果能克服和弥补语言以及“进入”障碍,我相信中国的农村水利问题,会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更精彩、更值得去解读和思考。而这正是中心和我可以做到的。
带着这样的信心和决心,我特地请假计划了这次调研旅行(在港大,研究生是没有寒暑假的,如要出境必须要请假待批才行)。我相信,与中心这样一群有着丰富实证研究经验的老师与同学们同行,我得到的必定比埋头书本多得多。
二
与队友们相约在武昌站集合时,我在候车大厅见到了贺老师。这次,他是特意赶过来给赴南漳调研的同学们加油打气的。他一出现,学生们就都高兴地围拢过去。只见他身着一件暗红色的衬衣,神采飞扬地站在一群学生中间,亲切地问候着新同学、老同学,引发的话题轻松而愉快。他用他那暖洋洋的微笑、热情的手势带动着每位同学参与交流。毫无疑问,他是整个团队的核心。涂希言同学是中心今年新收的硕士研究生,她把我拉到贺老师身边,我才好意思向贺老师介绍自己。进站的广播放送后,我们匆匆与贺老师话别,满怀着希望和豪情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一路上,与涂希言同学同坐,真是趣味盎然。她原来是农大的学生,专攻植物生产方向。尤其,她同我讲了很多水稻、小麦生长的过程,听得我这个文科生,直呼很神奇。同时,也暗自对中心这种“兼容并包”、“不屈一格纳人才”的教育观很是钦佩。这种开放性保证了中心的活力和思维碰撞,只有这种差序化的人才结构,才有利于知识的生产和创新。
经过两个小时的火车行驶,我们到达了襄樊,紧接着就赶往南漳县九集镇——我们所调研四个村的镇中心,被镇政府热情招待了一组。餐后四个小组就很有效率地开拔奔赴各自的调研点。行动如此迅速,这多亏了桂华和袁明宝同学的前期踩点和联络,他们经过两天的辛苦探查为我们四个调研队恰如其分地找了四个紧邻的村落,使得我们大部队赶赴现场时有得去处。听说这种组织安排方式是中心长期调研的经验之一,是中心在历次合作调研中细心总结出来的。这些细节无疑给大家增添了很多便利,同时节省了大家的时间、提高了调研效率。
三
真正的调研生活开始了。这次我们小组分到的点是襄樊南漳县九集镇王花园村。我们的小组成员有5人,分别是:杨华、袁明宝、余练、张永超和我。沿着305省道,我们跟随村支书赵新城书记一路驱车从镇上赶往村里,沿路都是绿油油的稻田,水渠里的水汩汩地留着,如生命之泉不断流入每块田地,给土地以滋养、给作物以成长的力量。公路右手边有一条1999年取直的河道,河底和两边的坡面都硬化了。现在正是水库放水的时节,因此河道里水很大,迎着我们向下流奔涌而去。到达目的地,我们收拾整理一番。次日就正式开始了访谈调研工作。每天早上我们在金医生家用完早餐,就踏上寻找受访人的“征途”;上午的访谈结束后,又回金医生家吃午饭,小憩一下,下午重新出发;晚上一块吃完晚饭后,就开始各自总结当天的访谈笔录,以备待会儿组内讨论用。
第一周寻找Informant并不难。村支书每次在出发前都会应我们的要求,先帮忙电话联系好人,我们再过去家里直接找人。但一周以后,赵书记就开始忙得不见人影(据说是上面要下来检查“五五普法”的执行情况),我们只好累计上周在访谈过程中勾联到的相关人物,靠第一周的“混脸熟”去“碰运气”。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很多情况是无法预料的,我们不仅是单纯地做社会调查、收集资料,同时我们也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所调查的村庄里,在这段时期村庄里的大情小事都与我们直接关联,任何因素(天气、人文、社会、地理、政治、经济甚至历史等)都会影响我们调研的进程和结果。
回顾二十天里对30多名受访者的访谈,我粗略地总结了一下,发现这个村庄的受访群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多数男性村民比女性村民对接受访问的态度更开放、也更积极。男性村民有关注公共事物的习惯,因此他们回忆起村庄的“公事”时(如村庄集体资产承包、转让,土地政策及使用情况的改变),其细节掌握得更清楚明白;而女性村民擅长的通常是对家庭内部生产、生活的描述,有时还会带着情感发泄。这种男女知识差异与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分工有关。但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村庄,有些家庭妇女(尤其是30-50岁之间)已慢慢开始当家,同时她们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也逐渐增多了[1]。这些变化有利于我们扩大采访范围。
当然,有的农妇态度很现实,会在我们采访其丈夫过程中不断进行言语干扰:一方面是认为这些事情对我们大学生讲了也没用,另一方面也是担心所讲的事情或意见被传出去后对家里有负面影响。这些问题考验到我们的两项能力:其一,科普的能力。如何解释和传达,让更多普通村民理解和明白什么是田野调查,以及它与普通民众的联系、作用。其二,严格遵守学术伦理和规范。在Academic Ethics Regulation中,基本原则之一就是保证自己的研究不会对受访对象产生伤害。在港大,研究生的第一门课就是学术伦理和规范。另外,每次做田野调查时还必须先向校级学术道德委员会递交申请,阐述自己的研究计划:最重要的就是,对待调查中涉及到的人或动物,有何可预见的影响,及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保证伤害最小。因此,只有我们弄清楚学术伦理规范,并提前预备方案尽可能保证受访对象的合法权益,才能进一步打消村民的顾虑,让他们放心地接受我们的调查。固然中国农民都非常热情而朴实,大多数人还是很欢迎我们大学生到农村做社会调研工作的;也为了不伤害到这份热情,我们心里仍然要时时挂起学术伦理这杆秤。
第二,年纪大的村民(70岁以上)较中壮年的村民(40-70岁)在叙述及回应问题时,反应较迟缓,有时也常常出现“答非所问”的情况。这就需要采访人有足够的耐心和访问技巧:我们去访问1组一位老支客[2],他现年已经83了。采访时,几乎每个问题,我和另外两名同学都要用各种近义词重新组合近五遍,才能采集到有效信息;在技巧上,我们要懂得迂回。一开始时,老人说自己没有当过支客。于是我们从他的个人经历谈起,发现他竟还曾担任过队长,我们趁势了解了一下当时公社的生产组织情况。讲完这些,我们再提起支客时(附带各种通俗化解释和演绎),老人明白过来了又饶有兴致地和我们继续聊起他当支客的情况。于是,此次采访我们在完成预定目标的基础上,也了解到了更多信息。总的来说,访问年纪大的村民对于采访者来说是吃力的,需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而效率上很难与常规访谈相比。不过,这些老一辈人拥有更多的村庄记忆和经验,他们独有的乡土知识对于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而言是非常宝贵的,而这些不是通过采访更多普通村民所能取代的。因此,如何做好年纪大的村民的采访工作,是我们将来可以继续探讨的重要议题。
当然这点总结对于才访问过一轮的我来说,只是个人的“思维消遣”。性别差异、年龄差异嵌入在“七月的王花园”这个特定情境中,自然有他们的局限性。其一,可能这个村庄是这样,换另一个村庄,完全是另一种情景。这就为我们做比较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为什么这个村庄是这样的特点,而另一个村庄却是别样特点,这从一个侧面回应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研究村庄的性质。其二,这个村庄此时是这样的特征,可能过往和将来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农村保持长期关注。如果只是一时兴起去调查走访,固然会收获很多新鲜信息和经验;但如果不坚持下去,我们将很难找到经验背后最本质的原因和规律,无法生产出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理论知识,也就无法完成一个社会科学实证研究工作者的本分。
四
通过这次暑假调研,我个人收益良多。一方面,二十天紧锣密鼓的访谈,使得我对经验材料和事实逻辑的把握更丰富和准确了;另一方面,我与小组成员之间通过调研过程中的紧密配合形成了高度默契,同时在每三天一次的大组讨论中与各组成员也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先来说说我们的小组成员们。杨华师兄是我们小组的组长,他在整个调研过程中起到了很好的领导带头作用。白天调研时他会先做好分工,访谈时则充分发挥个人积累的采访技巧为其他同学作示范;晚上的小组讨论,他不仅负责组织协调讨论进度,还会提纲挈领地将当天调研的重点整理出来,敦促我们进行逻辑建构。从他身上,我们每个小组成员都学到了很多很多。比如,在最初几次调研时,我们几个采访经验少的同学问问题时急于收集信息,又没有协调好不同问题的次序,结果整理笔记时发现问得很乱。到晚上总结时,杨师兄就语重心长地说:“问问题要集中,沿着一个逻辑进行下去;不能东拉西扯,随便跳”。更把自己的采访经验传授给我们,教我们“一般开始时从一个人的个人经历说起,掌握地方的知识背景,以便于后面问题的展开”。他还强调记笔记的重要性,敦促我们在访谈中要保持记笔记的良好习惯。访谈的节奏要把握好(一般中速),不能过快;不能过于快地从访谈者口中插话,要等访谈对象寻思完,等到他表达完意见后再继续。如果谈到哪个兴趣点,你觉得对你的访谈有帮助的,可以鼓励对方。比如,“我觉得你谈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地方我不明白,我想多了解一下”等等。这些宝贵的经验使我们在之后的访谈时游刃有余了不少,也使我们每个人的访谈本领得到了提高。至今回想起来,仍想说杨师兄真是我们的“良师”。
余练同学是中心二年级的硕士生,她曾经去过大冶和荆门调查过。在这二十天的朝夕相处中,她对我生活上照顾颇多。如果没有她,我这个打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还真是没法在“空降”农村生活的过程中“软着陆”。是她同我说中心的很多趣事,让我对中心有了更加立体的了解;是她最初带着我和小组长、组员们熟悉,与房东太太沟通生活细节;是她一直对我“嘘寒问暖”帮我解决生活上的不便和困难。尤其在调研末期,我挨不住疲累生病发烧了,也是她陪我一直在医务室照顾我。她的涓涓爱心为辛苦的调研生活带来互助的温暖,更给予我继续前进的力量。
袁明宝同学与余练同级。他是一个豪爽有趣的山东男生,曾经去过辽宁等地方调研,是一位调研经验丰富的组员。每天在安排访谈时,他都会积极配合小组长提供调研线索,路上对我们两个女生也是照顾有加,帮助我们的时候既细心又自然大方。面对村中态度不好的狗狗和牛,他都会第一个冲到队伍前头带我们安全离开。每天吃饭时,他都是我们落脚的户主金医生的“知心酒友”——没有他一起喝,金医生吃饭都吃不香。他善于与村民沟通,能最快赢得村民的好感和信任。
张永超同学是社会保障专业的,他在中期调研时是我的搭档。我们俩虽然都是第一次参加调研,但是都成长得很快。虽然我俩的专业与社会学比较,都有差别,但我们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与中心是一致的,对于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坚持与中心也是一致的。张永超在调研从始至终都很谦虚,每次记笔记也非常清晰翔实。在后期他已经能开始经常使用社会学专业名词来讨论问题,还学会了自己提炼经验材料、构建事实逻辑。在访谈时,他不仅有耐心,学会了有序地组织提问,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的人。我们在访问到一个老妇女主任z时,她提到婆媳关系就伤心(她的儿子因为夫妻吵架自杀了),与我们絮絮叨叨说起自己家事。结果,我们问的问题(不管多努力地反复提问或换形式问)她都置之不理,只想对我们倾诉自己的不满、埋怨。即使这样,张同学还是耐心而设身处地地安慰这位婆婆,到访谈结束时还给婆婆加油鼓劲。我想,一个对农民有同情心的人,一个对中国农村问题有热情的人,加上不懈努力总能做出对中国农民、中国农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
再说大组的各位成员。每次大讨论时,大家都真诚地交流各自的想法和意见。这种讨论不仅有利于加强组与组之间思维和经验的碰撞,更有利于成员间扩大了解,保障了中心内部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同时各组组长在讨论中的“一马当先”也呈现出不同的性格特征。驻村旧县铺的申端锋师兄在调研第一周就旗帜鲜明地将本组的关键词亮出来,给其他各组带来很大冲击,对于我们加强逻辑建构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接替他的王会师姐(申师兄中途回学校培训去了),是一个性格温婉的女子,她会上发表时语速不紧不慢,但是发言内容很有力;驻村泉水堰的何绍辉师兄特点是强调对经验材料的有序收集,主张组长不干预组员的逻辑建构;驻村八泉的桂华同学则是总揽全局型,他们组的发表听说都要排练,每个人在大讨论时说哪个部分也有分工,因此每次听他们组发言感觉要一气儿听下来才完整。
能有幸在这个暑假认识这么多位“良师益友”,我都要大喊“不虚此行”了!通过这些人,我对中心的向往加深了,也认识到不光实证调研是中心的特色和法宝,这些人也是中心的最大财富。
五
与中心的同仁们一起度过这样充实的二十天调研生活,注定在我人生轨迹中留下深刻的烙印。我与中心结缘于志趣相投,带着中心的景仰和信任投身其中,经过与中心同仁们的思维碰撞和分享我们共同成长,更认清了在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前景。
因为各人知识背景不同,碰撞是有的;但冲撞过后,待表面的差异沉淀下来,才发现原来底下的道理是相通的,留到最后的才是真的知识。比如在我的母校,教授们日常总是强调逻辑链条越短越好,但在与杨师兄的交流讨论中他主张逻辑链条越长越好。这份困惑,事后整理起来看,才明白:教授们说的逻辑链条是论证的逻辑,一篇论文在写之前要厘清自变量和因变量,从自变量到因变量之间的中间变量越少越好(或者至少控制住),才能降低其他因素对论证过程的干扰;而杨师兄讲的是从经验抽象到理论过程中间环节的事实逻辑,这种逻辑隐藏在现实背后,只是初步设想,不一定能成为最后论证的逻辑,却是现实-理论之间的必要思考阶段。
另外,我的专业从本科起到现在就围着“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现在是公共政策)”打转。虽然也涉猎过几本社会学的基础书籍,比如James S. Coleman的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但是这种学科差别还是在讨论时体现出来。因为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不同学科,最大的区别在于核心问题不同。这种不同自然地嵌入到每个学科人的思维深处,牵动着他们的关注兴趣和切入点。比如中心的同学们会首先问“这个村庄是怎样的”,我却不由得先想“为什么这个地方政策执行成这样了”。诚如Elinor Ostrom在接受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杂志编辑访问时所说:“We simply study institutions, that is what we do”。虽然各个学科看问题的切入点不同,甚至研究方法也有差异,但正是这些不同,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各个角度都呈现出它层出不穷的吸引力来。正如前面所讲,我们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是一致的,对于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坚持也是一致的,就是志同道合了。
最后,我想引用贺老师在调研期间发来短信中的一句话作结,他的这段话为我们青年学者指明了在中国做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景和方向: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群雄并起、英雄辈出的时代,为了伟大的中国农村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希望各位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再获突破。这个阶段不仅要获取资料,而且尤其要尝试理论提升。
(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