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海英:国际公共管理面临着两类挑战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实现公共管理的有序、高效,进而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里的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个国家内的公共,又可以是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全球化条件下,公共利益的紧密关联性和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各国学者、政治家对公共管理日益重视,于是国际间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交流变得频繁开来。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强烈呼吁开展国际间合作,以应对经济下滑趋势。公共管理界也不例外,积极寻找促进管理改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某些联系,不可否认,科学而高效的管理的确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危机的影响是全球化的,导致经济危机的原因也有相关性,所以各国在管理层面探求帮助经济恢复、发展的原因时,就往往易于倾向于“共通性”和“一致性”。例如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大国就明显表示出了赞成进一步完善政府调控,来救济市场。这样以来,使得公共管理的全球性特征得到进一步凸显,但是这种思维逻辑恰恰掩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问题,具体来讲,全球背景下的经济相关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必然会受到美国经济“感冒”的影响,但究其本质,中美在经济领域面临的问题是存在天壤之别的,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分析,今天美国国内,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公共问题是由于自由市场缺陷导致的,具体讲,就是现有市场体系与信息条件下的虚拟社会不适应,而中国国内,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公共问题则应该归咎于政府对自由市场过多干预导致。所以,应对危机的根本思路就不应该是一致的,美国应把更多的注意力和精力、财力放在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理性自由竞争上,而中国则应该更多地关注如何减少政府干预上。反映在公共管理层面,一面是趋向强化政府责任,另一面则是淡化政府职能。

        历数美国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莫不是因为经济自由化所导致,在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价值原则指导下,人们对利益的渴求是无限的,特别是在自由竞争不完善、不理性的资本积累阶段,自由竞争中的盲目、浪费就不可避免。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就是非理性自由竞争的恶果,为应对危机,罗斯福政府积极推进政府管理方式改革,完善自由竞争法规,先后颁布的法律法规包括《紧急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住宅贷款法》、《1933年银行法》《农业调整法》和《全国工业复兴法》、《联邦紧急救济法》、《公平劳工标准法》、《社会保险法》,后来,进一步修订《银行法》、《证券交易法》、《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等法律。随着社会文明进程持续推进和科学技术革命爆发,自由竞争的盲目性得到资本家自身意识的不断修正和技术性操控,一方面,人们不再唯金钱利益最高目标,提倡合法合理的利益理念,另一面信息技术保证了消息的有效及时传递和交换,为自由市场决策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理性的市场为非市场化的行为获益提供了保障,例如只有理性竞争条件下,知识产权获益才有保障,而非理想市场竞争中,知识产权的保护就很难实现,所以理性竞争推动着社会进部,而随着社会进步,利益来源的多渠道有力得遏制了人们非理性参与市场的冲动,在市场理性急剧扩张的社会氛围内,社会活动必然是多元的、丰富的,多元则有利于制衡,制衡则可以促进社会理性竞争,其结果是社会必然步入良性运转。当然,我们也必须同时承认,社会的完美永远是相对的,平衡被不断的打破,寻找新的平衡就是人类存在的使命。信息技术和交通变革促进了自由竞争的完善,甚至一度成为解决私有化与社会竞争矛盾的有利武器,但快速的信息和便捷的交通也使得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虚拟性越来越强,社会高度的虚拟化要求信息必须有高度的透明和最大限度的公开,以维护虚拟社会的存在,具体来讲,扭曲的、不透明的信息就是不诚实的、不可靠的,这与虚拟社会要求的精神、情感、意志等虚拟存在就是财富的价值主张相背离。不可否认,高度的透明和最大程度的公开又必须建立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因为意志和行为自由本身就是公开,而监督则可以促进公开和自由。遗憾的是,社会的公开、透明进程远远跟不上社会虚拟化进程,反映在市场领域,新的时代条件下,由于自由竞争体系落后于虚拟社会膨胀规模,市场缺陷就会影响经济运行,最终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危机也通常是经济调整的有利时机,所以危机过后,经济活力必然重现,一次危机孕育一次生机。

        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深受干扰,特别是出口方面严重萎缩。这是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结果,但透过表面的影响,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的硬伤,即所谓的众多“两难境地”,这一点与美国经济危机截然不同,从根本上说这些“两难境地”不是自由竞争导致的,而是政府长期过分干预经济的恶果。政府主导经济,的确具有集中力量办事的效果,但更不可避免的形成毒害社会肌体的恶果,比如导致严重的贫富差距,而且这种差距中同情心受到压抑,再比如滋生严重的腐败,腐败又严重毒害着社会肌体,还有就是极易把经济增长的结果当作目标,最终形成畸形的“重商主义”,等等,这样以来,社会秩序就堕落为恶性循环。并集中表现为“两难境地”,试想如果当初不是过分依赖出口,不是过分依靠低(廉)价优势,不是过分的依赖资源和环境,怎么会有今天的“两难境地”呢?

       问题发生的时间具有高度一致,后果也大致相同,但本质并不一样。公共管理工作者必须对这种隐蔽的差别做清楚、理性的判断。首先牢记,美国的金融危机是自由竞争的市场存在不完善导致的,其工作重点是进一步促进自由市场的完善,而中国经济领域的困境则是政府过分干预所致,其对症良方是减少政府干预,追求市场自由;其次要牢记政府的使命,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到底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政府的作用在于保护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得到更加完善,比如规范和促进理性投资,在道德基础不断夯实前提下、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打击危害自由竞争行为等等,即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种种公共问题最终要依靠市场解决,而不是政府,政府只是手段,是过程。

       从本质上分析,促进市场完善,特别是科学地处理虚拟社会系统下的市场自由竞争,这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分干预,促进市场在社会活动的作用发挥,是一致的。它们可以看作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减少干预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保证市场健康完善的基础,没有干预的市场才最终为市场发展提供机会,或者说,减少国家力量对市场的干预,才能调动社会对市场的热情和保护力量。否则把市场人为的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市场就是残害社会的武器。

       科学理性的公共管理事业应该关注市场的自由化进程,并为它做出积极的贡献。就美国现实而言,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政府,不是依赖政府,完善虚拟社会下的市场体系,避免危机再次爆发;就中国现状而言,当务之急是先植好市场这颗树,再考虑如何施肥浇水。市场是课树,而政府主导下的市场是另外一颗树------

  • 责任编辑: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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