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模式”是什么?


      “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是颇具特色的政策?就关于民生的许多重大政策而言,仅三十年,我国已发生了一轮“否定之否定”的变迁。政策不仅“渐变”,还 经常“突变”。为什么有如此大的政策变化?更深刻的争论存在于能催生政策和包容政策变化的体制。在体制层面的分歧是“中国模式”争论的核心。


      说西方要“捧杀”中国是毫无根据的瞎说。西方的共识是:中国模式就是被操纵的市场机制加专制政体,简称“市场专制”,是要“骂杀”。国内也有不少人拒 绝承认存在中国模式。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个远未完成的“过程”,目标是扩展市场机制,西化政治体制。因此,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被归结为: 市场机制尚待扩展,政治体制尚待西化。他们担心,谈论中国模式会使改革“停滞”,甚至扭转他们认定的“改革方向”。热炒所谓“国进民退”和中国模式 “可持续”问题,意义就在这个“改革方向”。类似的主张是要中国改成(北欧式)福利社会加西方政体。但这类学人对税率没兴趣,不肯说明税收与福利的关系, 不过是拿虚幻的“福利社会”来包装西化中国政体的主张。


      自1840年始,我国明显积贫积弱,传统知识界为“体”制问题争论不休。过了八十年,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学界主流全面否定传统体制,坚定地转向 了以西方为师,包括苏联和美欧。这个主流持续了八十年。到21世纪初,中国建设以成绩单震惊了世界,中华民族的复兴成为事实。于是有人开始关心如何解释中 国的成功。中国的快速进步是“西化”的结果,还是“山寨”了苏东和美欧的种种模式,结合自己的实际,继承了自己的传统,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百年西化努力,走出的还是个独特的中国


      如同在中国传播佛教,西化派在中国现代文明的进化中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使得政学两界和全体国人重视西方成就,将其山而寨之,消化为中华体制的一部 分。然而,无论持续了四十年的中国革命,还是持续了六十年的中国建设,百年的经验昭示了一条铁律:迷信洋教条“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实事求是,就必然导致 挫折乃至失败。


      不仅如此,从所谓“自己的路”里,从“当代中华体制”里,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传统中华体制”的基因,即延续性。这里说的“体制”是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总称。西方体制和中华体制都在不断演进,但还是可以区分出两类体制的核心特征,否则也就谈不上“西化”了。


      在社会组织上,西方以个人的阶级或利益集团归属为基础,组成独立于政府的市民会社,经由党派竞争来争夺社会资源。中国则以家庭为基础,依单位和社区组织起来,社会网格与政府管理网格在基层互相嵌入,重合成立体的“社稷”。


      在政治组织上,西方相互竞争的政党按照“多数决”原则实行“选举民主”,并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实行“分权制衡”,保障政党竞争体系稳定。中国则以“绩优选拔”为原则,实行统一执政集团领导下的“民本民主”,并靠“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错误。


      在经济组织上,西方以股份制民营企业为基础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府行为与强大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联,以资为本。中国则以民为本,实行“有指导的市场 经济”,分成功能互补的国有和民营两大块,政府以较小的国有部门为杠杆,促进技术进步,调控市场,规避市场失灵,并在海外与西方大鳄争夺地球资源。


      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不是句空话。当代中华体制延续了中华传统体制,是中华文明持续的核心。百年西化道路,走出的还是个独特的中国。


      与同属西方的苏联体制不同,中华体制既不否定西方体制的正当性,更不以摧毁西制,一统世界为目标。笔者无意贬低西方体制,更无意拒绝向西方学习。然而,各大文明的历史基础和社会条件不同,中华体制适应中华社会。两者并存,相互竞争,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岂不美哉?


      苏联体制对西方体制的挑战催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结了西方的所有殖民帝国,促进了西方体制的进步。苏联体制垮了,当代中华体制接踵兴起。世界大同来 日方长,国家兴衰交替,此起彼伏,历史很有活力,怎么就被西方体制给“终结”了呢?世界上不少人信奉世界上只有一个神,但信的却未必是同一个神,还有信多 神的,有怀疑论者,有信不信两可的,更有不信神的。把一种信仰叫做普世的“唯一正确”,把一种体制赞为体现“人类普世价值”,责骂另一个体制违背“人类普 世价值”,相当的“中世纪”。


      药方治不好病,问题在药方,还是在病人?


      从1600年算起,西方称霸全球四百年了。器物层面的物质文明,虽然有种种羁绊,还是学得来的。美欧称霸的主要武器是体制信仰,靠非西方国家信奉西方 体制排他的“现代”、“理性”、“正当”。非西方世界里好像没有成功模仿西制的国家。但非西方的世界是否学得会西制根本不是问题,关键是要有“西制迷 信”。学不会这体制,不是因为西制水土不服,而是因为这体制太精致,得付学费,得不断地学,不断地折腾“改制”。于是非西方国家就只有“过程”。药方当然 没问题,问题都出在在病人身上。


      当然有人会以中国由穷变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来说明中国模式的“不可持续”。然而,不“改制”就不可能解决那些问题?拆了故宫建白宫就能解决那些问 题?知识界没有耐心、热衷于“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把一切问题归结于没有效法西制,动辄嚷着要自杀,这恰是美欧之所以能称霸的原因。


      是国家就有困难,是大国就有大困难,并在解决大困难中获得大进步。出色的体制不在于不出问题,而在于学习能力,在于有能力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及时调整方针政策,有效地解决问题。


      中华体制树大根深,生命力旺盛。山寨了西文字母,山寨了苏联和美欧的民主,山寨了印度佛教……,为什么中国依然很中国?我想,密码就在中华体制之中。这个体制树大根深,有超强的山寨能力、有超强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脑子里充斥普世主义,就会死死盯住“模式缺陷”而看不到解决问题的可能,就不耐烦研究具体的解决方案,就浮夸和犯“幼稚病”,指望靠“改制”改出个能 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乌托邦。于是,在中国还没失败,尚且欣欣向荣之际,就有学人急着去西方宣布“中国模式的终结”。其实,宣布中华经济、政治、社会体 制的“终结”,娱乐地球另一边的大众幻想,是西方媒体的常态,年年都“宣布”,今后也一样。(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北大未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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