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中国模式”里的形式与内容
最近几年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中国模式”也不例外。没有无内容的空洞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纯粹内容,对“中国模式”甚嚣尘上的思考也应当从形式和内容两个维度展开。
一、“中国模式”的形式维度
讨论“中国模式”的形式,有必要首先这一词汇时兴的渊源上进行一个梳理。从西方对于中国的研究来看,“中国模式”并不是最近的新产物。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其中就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20世纪70年代末编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集中分析、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利因素及障碍。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则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对多重样现代性的反思:欧洲的、中国的和其它的诠释》等著作中,从传统社会文化的秩序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路向。但从总体上,那个时期的“中国模式”探讨是在对苏联模式研究的大框架之下进行的,其热度有限。改革开放以后,西方观察家、理论家普遍倾向于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与前景。具有代表性的如:布热津斯基在1989年出版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中以“商业共产主义”为标题来概括中国的改革及其前景,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更是欢呼“历史的终结”来庆祝自由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其后西方世界“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异彩纷呈,此起彼伏。及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探讨才重新严肃起来。而后便是大家共知的雷默于2004年几次提出的“北京共识”,再次揭开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序幕,并在发展中于话语上确立了“中国模式“的固定提法。但是,应当注意到,讨论的高潮是在2008年掀起并持续至今的。以上是西方关于“中国模式”认识的不同阶段的一个概览。
仔细琢磨可以发现,讨论的热度是与国际共运的历史和整个国际政治形势密切相关的。当下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以及其他有关新兴国家,如“金砖四国”、“钻石十一国”(也译“新钻十一国”)的讨论,无一不是西方国家发起的。凑巧的是“金砖四国”和“钻石十一国”这两个概念同源出于美国高盛公司。如果说三大评级机构掌握了世界经济的话语权,那么以高盛公司和每年发布所谓“失败国家指数”的《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杂志为代表的美国企业也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世界政治的话语设定。如果这些企业的作用还显得比较幕后的话,CNN等美国媒体在其中的表现就毫不隐晦了,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CNN的作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回过头来可以看到,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亦是如此,树欲静而风不止。最初雷默提“北京共识”,国内专家学者极力否认这一极具扩张意义的词汇,最终“中国模式”勉强成为各方讨论的共识。然而中国官方从未认可,温家宝总理甚至出面否认。但金融危机以来,境外媒体关于“中国模式”的报道可谓是黑云压城,国内十七大以后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提法反倒是彻底淹没在了国际舆论的漩涡中。以注重“共有观念”塑造的建构主义观点来看,西方媒体这种去社会主义化的偷换概念,以国际舆论的喧嚣来搅动国内媒体的统一步伐,隐藏了其在内容上不可告人的演变企图。在相当程度上,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兴起与起伏反映了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的缺失与不足。从这一意义上,很多国内学者和官方媒体多次提及要警惕西方“捧杀”是看到了根子上的,“棒杀”也是不错的。
因而,从“中国模式”讨论的形式维度上,可以看到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和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国际话语权的操纵企图给中国制造不利舆论环境的动机,也发现了我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与大国地位的不相称和软国力上的薄弱现状。毛泽东主席早在1955年就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9月9日接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时,也特别用英语强调“Voice is power”。这一课,看来还没有做好,还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二、“中国模式”的内容维度
“中国模式”的内在和外在含义究竟是什么?这或许是比“中国模式”的形式更加令各方争论不休的焦点。关于“中国模式”的基本内容,国外过去是基本统一的,从两极格局下被认为是苏联模式的翻版,到改革开放后被期待是走向自有资本主义的“商业共产主义”、“集权资本主义”。但自雷默提出“北京共识”引发讨论新阶段后,关于“中国模式”内涵的总结五花八门,雷默提出了“三定理说”,安德烈阿尼则有“六特点说”,海贝勒归纳了“七特征说”,国内学者俞可平、田春生等亦提出各自的主张,数量之多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毫无疑问,国内外学者的争鸣有助于我们认清中国发展的得与失、利与弊,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今后的发展;但总的一个特点,似乎“中国模式”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讨论之外的一条平行线。
官方的态度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2009年底,《学习时报》连发包括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在内的四篇重量级文章驳“中国模式”说。到了2010年9月15日,《人民日报》以对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程恩富、研究员辛向阳的访谈形式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存在,并评述了国内学者的观点,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含:经济建设上“四主型制度”,即公有主体型的多种产权制度、劳动主体型的多种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自立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政治上“三者统一、四层制度”,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文化上的“一个体系、两个主体”, 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方向的公有制为主体、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格局;社会建设上,“一个格局、一个网络、四个机制”,也即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人民日报》的分量可以看出中央希望引导国内混乱的争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框架下讨论“中国模式”的努力。只有在内部形成了基本的统一认识,才能在与外部的思想激荡中不致迷失方向,在讨论借鉴中反客为主、做到洋为中用。
“中国模式”的价值,郑永年的一段话很经典:“作为改革开放产物的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对于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是一种经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模式更多地是一种价值。但对于中国来说,它意味着现代化本身。”这也是各方热衷这一讨论根本利益立足点。另类价值模式的存在就意味着竞争,但是作为任何一个有大国雄心的国家,只能也必须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开辟并引领一条与众不同的独特道路。从苏联集团下的中国到中苏论战后作为战略大三角一方的第三世界领袖的中国,这也体现在世界对“中国模式”认知本身的历史中。
三、关于“中国模式”讨论的方法论启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正确把握这种统一,是正确认识和成功改造世界的必要条件。在认清了“中国模式”讨论的内容与形式之后,方法论上的哪些启示,能够更好地指引我们继续为之奋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第一,自觉运用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辩证法,利用多种形式为内容服务,策略性地处理好“中国模式”内容与形式的对立。关于“中国模式”的世界性讨论中,既有值得我们警惕的西方媒体政客的别有用心,但世界范围学者探讨研究“中国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的决策发展提供免费智库作用。为避免在舆论的软实力竞争中处于被动,官方文件和领导人可以避免谈及敏感的“中国模式”,但对中外学者学术、智库的探讨、对话则尽可以放手,以使“洋为中用”。
第二,坚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实际工作既要反对一味夸大形式的形式主义,也要避免形式虚无主义。我们很多国人的确看到了西方,特别是媒体,大谈“中国模式”背后“捧杀”中国,扼杀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转移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趣与认同的企图,但一味夸大这种威胁同样不利于中外正常观点、学术交流,和听取国外局外专家的一些客观意见建议,是一种极端的“形式主义”。然而,只看到讨论的集思广益作用而在话语体系中放弃了必要的警惕性则是处于另一个极端的形式虚无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