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叛乱与外来革命
周祖文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梳理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民研究文献的学术史,讨论地方性叛乱与************主导的革命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触及如何理解农民中国、如何理解近代史的核心问题。讨论并厘清西方学者对于农民起义或者说农民叛乱的解释理论的三种范式:千年王国论、阶级斗争论和地方生态论;在此基础上评判三种理论的解释力和限度。本文强调,************的革命是对于地方性的“创造性转换”,因此成功地动员农民走上了革命之路。
关键词:地方性 叛乱 革命
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的诸多“中国特色”之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外学者都曾聚焦于农民起义,但其焦点的差异则颇具隐喻色彩:革命范式笼罩下的国内史学界关注起义的“革命性”,西方学者则更多关注农民的“非革命性”。前者无须赘述,后者倒是可以稍作介绍。
西方学者对于农民起义或者说农民叛乱的解释理论,可以概括为三种:千年王国论、阶级斗争论和地方生态论。韩书瑞(Susan Naquin)是千年王国论的代表,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千禧年叛乱:一八一三年八卦教起义》(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以及一九八一年出版《山东叛乱:一七七四年王伦起义》(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 )中,韩氏运用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n)从南欧农村运动中抽象出来的千年王国理论来分析中国的农民起义,认为农民主要是在白莲教宗教信仰的驱动下参加起义的。[1]
地方生态论的代表是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一九八○年,她出版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一八四五―一九四五)》(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1845-1945)一书,另辟蹊径,提出农民叛乱是对地方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回应,叛乱是农民的集体生存策略,没有政治目标,只专注于保护地方利益,掠夺或者保卫极其贫乏的生存资源。[2]
阶级斗争论的代表是马立博(Robert Marks),他在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华南的农村革命:海丰农民及其创造的历史(一五七○―一九三○)》(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1570-1930)中,着重研究了十九至二十世纪广东海丰县农民的集体行动,认为西方经济的强力介入加快了商业化节奏,迅速恶化了阶级关系,提高了农民和工人的阶级自觉,农民运动构成了辛亥革命的前奏。[3]换言之,马立博强调的是农民起义与现代革命之间的连续性。
与马立博不同,裴宜理强调,农民只是出于地方性利益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起来造反的,农民叛乱与农民革命之间与其说具有连续性,毋宁说是断裂性,也许两者之间在时间上有一种前后相继的假象,但这是断裂后的相继。就实质而言,革命是外来的,也因此,当其嵌入到地方性的农民叛乱之中时产生的排异现象,大大地出乎外来革命者的意料。
一、捻军与红枪会:掠夺者与防卫者的地方性叛乱
裴宜理研究的是淮北农民叛乱。在地理上,淮北可以归入华北的边缘地带,处于淮河和黄河之间,水利周期常使淮北处于自然暴君的正面打击之下,其经济与社会系统长期处于高风险之中。裴氏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淮北农民面对自然和社会两种压力时,反应模式截然不同,颇富戏剧性。持续且残酷的自然压力将农民的意志消磨殆尽,面对自然暴君,他们态度温顺,听天由命;而对于社会压力,他们则表现出强烈的好战性,倾向于结成团体,诉之于集体暴力。这与清代魏源的观察如出一辙,魏源对淮北的评价是,“土地荒芜,民惰而好斗,习于抢劫,百千为群,各有首领,日有伤害,故该地素称难治”[4]。集体暴力形成了两种互为依存、高度竞争的集体生存策略,即以攫取他人财富为目的的掠夺性策略和努力阻止他人进攻的防御性策略。这两种生存策略都是为了争夺淮北相对封闭环境内极度贫乏的资源,而一旦军队或政府等外来者进入并试图攫取淮北的资源时,掠夺性策略和防御性策略这两种地方竞争形式都可能延伸为反对外来者的叛乱。
淮北农民的行为模式表征了自然灾害与集体暴力的某种共生关系,一旦自然灾害加剧,集体暴力也会随之加剧。捻军就是在自然灾害连续打击下,不断从游民进而发展成裴氏所谓的土匪集团,再一变半永久性匪帮,进而演变为土匪军队。捻军掠夺生存资源的活动持续了半个世纪,但只是到一八五○年代,才具有群众运动的特点,不再以个人,而是以全家、全族和整个社区组织活动。家庭、宗族和家族村落成为捻军组织力量的核心。捻军的主要首领即旗主都出自支配许多同姓相邻村庄的大家族。盟主张乐行家族拥有同宗共祖的十八个张姓村,苏天福是永城望族,据称有上百个村庄受其支配,白旗旗主龚德有同姓十三个村,红旗旗主侯士伟家族约有十二个村,蓝旗旗主韩老万控制了六个韩姓村,除苏天福外,其余四个旗主分居在张乐行老家雉河集周围十英里以内。一般来说,同姓的人在同色旗下战斗。大小旗主的精力主要投放在维持家族生计这个目标上,而不是为了叛乱而发动叛乱。当生计与叛乱发生冲突时,大部分旗主自然倾向于放弃叛乱事业。从这个角度说,捻军在一八五六年及其后来与太平军的军事合作,主要也是考虑进入淮北的太平军对捻军的生计有利,一旦太平军要继续北上,离开淮北,捻军就选择了生计而放弃太平军,甚至也放弃要求北上的盟主张乐行。最终捻军因为分裂而逐渐式微,归于失败。
如果说十九世纪中期的淮北经历了掠夺者唱主角的叛乱运动,那么二十世纪则是防御性策略鼓起了反政府攻势。红枪会是一九二○年代初出现于淮北的乡村农民自卫运动,以其成功地抵抗地方土匪、外来的军阀以及政府征税者而名震遐迩。红枪会按地缘而非血缘关系整合社会组织,把村庄作为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名为“香堂”或“会堂”,基层指挥部通常设在村落的庙宇或祠堂里,几乎都由村庄的精英发起,基层组织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主要取决于村庄大小和受掠夺威胁的程度,家中有地者才能成为红枪会会员,还要有人担保。经费或按照村民占有土地的数量进行摊派,或者交纳入会费,或者两者并用。自耕农居多的村子,红枪会最盛行。红枪会的内部组织分为两部分:文坛和武坛。前者负责文件、财政和奖惩,后者用民间宗教悠久传统的祈求神灵保佑仪式来训练会员,使之具有“刀枪不入”的神力。文坛领袖称会长或学长,掌握红枪会领导权,多由地主、富农以及曾在前清获过功名的绅士充当。
一言以蔽之,捻军和红枪会之间有着诸多细微的差别。譬如,前者是掠夺性的,后者则是防御性的;前者以家族血缘为纽带,后者以村庄地缘为单位;前者与宗教及秘密社会殊少纠葛,后者却蕴含浓重的宗教及秘密社会色彩。但这些细微的差别充其量是一些点缀性的斑斓饰件,饰件的耀眼夺目只是为了照亮其所附着的庞然大物,即是说,细微差别背后存有更深层次的、更根本的共同点:两者都牢牢根植于淮北乡村社会,其行动带有先天的地方性。捻军和红枪会走向公开叛乱的过程都是渐进的,被动的,他们为了生计而在不知不觉中从地方竞争一步步地滑向叛乱。
二、******************:与地方性妥协的外来者
民国初期地方防卫团体大致分为三类:民团、连庄会和红枪会。民团由地方精英领导,为北洋政府所默许;连庄会原是北洋政府创议的产物,作为村际联防体制,地方不堪其繁重负担,引起民众反对;各社区一般的回应是成立红枪会,仍称为连庄会,以契合官方法规。一九二○年代中后期的趋势是以红枪会为主导,合力发动叛乱,既反抗北洋军阀,也抗拒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一九二六年夏,国民革命军进入淮北,甫一接触,就遇到了淮北土匪和红枪会的抵抗,随着国民革命军的不断深入,二者联手对抗北伐军的情况愈益普遍。在与对抗中,原本是防御土匪的红枪会组织不断土匪化,而原来的掠夺性的土匪组织则开始采取防卫性行动。为抗击新的外来者,双方逐渐合流。
防御性的红枪会之所以与掠夺性的土匪联手,直接原因是******************抱着征收高额捐税和铲除“落后的”文化习惯的企图进入淮北。这激起了以保卫地方利益为目标的红枪会的强烈不满,导致红枪会力量达到其顶峰,会众曾达到三百万之众。一九二九年,皖北和苏北的小刀会在地方小绅士的领导下联合暴动,抗议******************在农村破除迷信和民间宗教。这场由乡村精英领导并得到许多农民支持的抗议运动,是对新式的、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府之财政和文化需要的反动。
面对这种局面,******************政府被迫放弃对淮北的高额征敛,转而与红枪会达成妥协。******************政府采取与地方精英合解的的政策,或减轻赋税负担,或提供物质激励,双方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一九三○年和一九三一年,******************政府发布命令,要求所有自卫团体要么自行解散,要么改组为民团。在此后数年时间里,红枪会被编入官方防御体系,一时间,红枪会戏剧性的消失了。这部分是******************与地方精英和解的结果,部分也是******************在农村实力增强的结果。一九三○年代,政府对淮北种植的鸦片征收较重的鸦片税,且强迫农民放弃种粮改种鸦片,因而发生了捍卫地方利益的抗税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地方精英没有参与这些保卫地方利益的抗税活动。抗战爆发之后,******************势力撤出淮北,红枪会重出江湖,防卫地方。到一九三八年夏,自卫性的红枪会在淮北几乎无村不有。
三、******************革命:地方性的“创造性”转换
相对于******************而言,******************进入淮北的时间略早。一般认为在一个悠久的造反传统与现代革命的潜在性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造成地方反抗的结构性缺陷也被认为促成了革命的爆发。不少学者已经明确地将叛乱传统和后来的农民革命爆发的可能性联系起来。在淮北而言,革命者受到了掠夺者和防御者的接纳,造反传统促进了农民革命。一九二五年,******************就曾进入过淮北。一九二○年代中期,******************把反叛的红枪会看作是一种有希望的重要工作对象,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倾向于把红枪会的地方性解释为一种尚未成熟的阶级意识。但在与红枪会艰难的接触过程中,******************发现情况大出他们意料之外:红枪会并不是一个革命性组织,而是一种保守的封建组织。******************要************地主,进行土地革命,而红枪会却是要保护地主,红枪会员中绝大多数都是有土地的,对************地主的口号相当反感。红枪会本身就是在地主豪绅的领导之下的,这与南方各省农民协会主要以贫农为基础不同,地方利益使其坚定地反对任何类型的外来者。******************失望之余,将注意力转向红枪会的死对头光蛋会。光蛋会是由靠抢劫为生的无业游民组成的掠夺性组织,******************干部发现,具有掠夺性的光蛋会是一个更容易联合的同盟者,无地和无业农民成为******************农村激进政策易于吸收的新成员。但是与光蛋会的同盟关系并不牢靠,也缺乏建设性。
抗战带来了转机。******************暂时搁置了土地革命,红枪会开始成为其最佳的淮北合作者。作为红枪会的领导者的地方绅士尽管是反对土地革命的,但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只站在其个人或地方利益上处理问题,其根基是地方性的。******************于是将土地革命放到次要位置,转而尊重红枪会的信仰和习惯,在某些地方,甚至流传着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是明朝皇帝后代的传言。结果,到一九四○年底,75%的连庄会、43%的大刀会和大量的红枪会支持******************,皖北成千上万的红枪会被改编。但这一状况并没维持太久。虽然无论是掠夺性还是防卫性策略,都对******************在不同的关键时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但是******************在淮北的力量一旦取得优势,根植于外来革命与地方性之间的深刻冲突就不断凸显,革命的激进性与地方利益的保守性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这促使******************与地方性组织的和解政策一变而为对抗政策。
按照裴宜理的观点,双方更深层次的矛盾根源在于,******************革命与地方性农民叛乱绝少有共通之处。地方性农民叛乱对于资源匮乏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只能作出机械、被动的反应,看不到有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基本经济结构或者政治结构的意愿。而******************革命决不是对资源匮乏的机械反应,******************革命作为外来者带来了在别处创造和发展的解放斗争新型方式,主动地重新设计淮北的社会结构,实施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措施:通过减租减息为雇工提供工作保障和增加工资;更重要的是,开展新型互助运动,创造性地改变了淮北的社会生存环境,从而也使传统的集体暴力形式不再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互助合作的发展标志着淮北社会行动方式的真正突破,其重要性超过了减租减息。******************的方法是阶级斗争,土地革命,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被置换成资源的阶级结构问题,改变结构对这一方面,作者没有涉及,作者强调的是******************将传统的稀缺资源的竞争改为合作。解放后,毛泽东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四日发出了著名的治理淮河的号召,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三百万农民被发动起来。新的革命政权强烈地意识到,为了用合作的新形式取代淮北几百年来的高度竞争形式,除了已经进行的社会生态变革,还亟需进行自然生态变革。
四、叛乱与革命:如何理解农民中国
淮北的农民主要为了地方性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他们对外来的潜在资源竞争者有一种本能的抗拒。从另一角度说,革命者从外部进入淮北,也有如何回应淮北农民这种地方性的问题。不同的回应,代表着理解农民中国的不同进路。******************没有找到应对淮北匮乏资源的措施,只能简单地与地方性力量妥协,以求相安无事;而******************逐渐地找到了应对措施,通过创造性地改造决定淮北农民集体行为模式的社会和自然生态,从而使地方性服从于革命性,也因此成功地动员了农民汇入革命洪流之中。
******************革命在实践上的成功,给以马立博为代表的阶级斗争模型解释理论提供了强大支持。就中国而言,阶级斗争模型的解释力来自于两个原因:一,财产安排与剥削关系在传统中国农村相对明显,农民有一块小但却是真实的剩余,以地租、商业利润、利息及税收的形式被榨取。利皮持(Victor D. Lippit)估计二十世纪初中国有25%的农村产品是剩余,绝大部分流入地主、放贷者和政府之手;[5]二,阶级斗争拉动了二十世纪的************************革命取得胜利,这一胜利使得认为阶级斗争也潜在于十九世纪中国的假设似乎也顺理成章。不过,阶级斗争模型也面临预想不到的困难,农民起义的决定因素中有太多非阶级因素,而且也很难证明农民有阶级觉悟。
有两种方式可以挑战阶级斗争模型。一是主张传统中国并不具有阶级或剥削;二是承认中国农村有一个阶级秩序,但阶级关系是不明显的、次要的。马若孟(Ramon H. Myers)支持第一种挑战,他在《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gdong,1890-1949)中主张,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基础是高度竞争的,因为商品和劳务市场价格以及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入都由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竞争力决定,垄断从来没有长期存在过,对农户的经济剥削也几乎不存在。总之,自由竞争市场与剥削不相容。[6]不过,《理解农民中国》的作者李丹(Daniel Little)认为,作为一般命题,马若孟的观点缺乏说服力。[7]在理论上,罗默(John E. Roemer)在一九八二年业已揭示,剥削和剩余榨取与自由竞争的要素市场完全相容,剥削依赖于级差的土地所有权与资本,而非垄断价格;[8]在经验研究上,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利皮持和黄宗智也证实了剥削的存在。[9]看来,这一方式并不构成严厉挑战。
第二种挑战是一九八六年毕仰高(Lucien Bianco)在其研究民国时期自发农民起义时提出的。毕氏指出,民国自发性农民运动有三个特点:一是农民中的阶级觉悟薄弱;二是乡土观念即地方共同体归属感强烈;三是几乎一成不变的防御性性质。毕氏认为农民的利益总是地方性的,经常不顾及阶级,要不是******************革命的介入,农民根本不可能完成向革命的转化。[10]
毕仰高与裴宜理的观点是一致的。一九八六年的毕仰高在某种程度上是祖述并深化一九八○年的裴宜理的观点。不过,裴宜理很清楚,淮北只是中国的一小块地方,其生态条件也有一定的特殊性。而地方性或者说自然和社会生态学的视角,虽然是一种新颖和有解释力的视角,但并不具有对其他视角或者理论的替代性,而是一种补充性的视角。在这一点上,裴宜理与韩书瑞有某种高度的默契。韩书瑞在解释八卦教起义时,也强调一种特殊主义的历史方法,只想在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境下理解这些事件,没有打算提出一个适用于解释各地农民起义的一般化理论。[11]农民叛乱更多只是众多的个案,背后有各各不同的复杂因素,很难用某一种理论来涵盖所有个案。这种对于一般化理论的警惕,无疑有助于准确地理解农民中国。
注释:
[1] Susan Naqui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韩书瑞(Susan Naquin)著,刘平、唐雁超译:《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池子华、刘平译:《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以下关于裴宜理的观点均出自于该书,不再另外注明。
[3] Robert Marks,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1570-1930(Madison, WI: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4]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魏源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76),第358页。
[5] Victor D. Lippit,“The Concept of the surplu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working paper series, No.65,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Reverside, CA, 1983
[6] 马若孟(Ramon H. Myers)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7]李丹(Daniel Little)著,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8]John E. Roemer, 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9]珀金斯(Dwight H. Perkins)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Victor D. Lippit,“The Concept of the surplu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
[10] Lucien Bianco,“Peasant Movement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3, ed: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6),p270-328
[11] Susan Naqui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10年10月号,第一二一期
周祖文:农民认知与农地制度可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