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历史的车轮已近90年代中期时,中国的农村改革也在走完15年的历程之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 时期的最大特点是,既走过了8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突进阶段,也跨越了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前期的胶结状态,开始进入由宏观体制和城乡体制改革推进农村改 革的突围阶段。换句话说,今后农村改革越来越依赖于宏观体制环境和城乡体制总体改革的推进。因此,当前束缚农村改革深化的原因不在农村内部,而在农村外 部。
80年代农村改革的动力来自何方?
80年代的农村改革所取得的辉煌成绩为世人所注目。家庭承包责任制带来了农业产量的空前提高。这期间,粮食产量由1978年的30475万吨提高到 1984年的40730万吨,增长了10255万吨仅用了6年时间。而1957年-1978年,粮食产量由19505万吨提高到30475万吨,差不多都 是1000万吨的增长幅度却用了21年。这一点已经足以说明承包制改革的成就之大。
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早在60年代初期,中国刚刚结束三年经济困难进行国民经济的休养生息之时,“三自一包”就已进入农民生活。但是不久它就变为 一个政治用语,成为“资产阶级路线”的代名词。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极左路线盛行,体制创新的冲动被长期埋没了。直至70年代末,由于长期的政治运动和 极左路线的干扰,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农村长期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已经难以为继,农村贫困成了压倒一切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自然条件较 差的地区,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都难以保障了。这种特殊条件下基本的求生欲所萌生的创新意识是无比强烈的。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甘愿冒生命危险,签 定了一个他们要实行“大包干”的生死文书。实行不到一年,他们就解决了温饱。在他们的示范下,凤阳成了全国率先实行大包干的县,同时也结束了“要饭”县的 历史。
小岗村农民的创造生逢其时。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将中国从艰苦的岁月重新拉回到历史发展的轨道。中央决策 者毅然决定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之前,安徽、四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惊人的成效。在此之后,改革的春风迅即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新的生 机。
随着农业的超常规增长,农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民收入明显提高。推动农村改革的内生经济力量在不断成长。我国农村居民储蓄不断增长,目前已经突破 16000亿元,这标志着农村资本实力的大幅度提高。农村储蓄怎样转化为投资,从而使农民享受更多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在长期城乡分割,农民分享不了 城市工业发展带来的利益的体制下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推动农村工业化,发展自己的工业。
80年代是中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时代。1985-1990年,乡镇企业产值由2728.4亿元增长到9581.1亿元,就业劳动力由6979万人增长到 9264万人。它在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解决为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世界都认为中国难以解决的问题方面发挥了惊人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些,乡镇企业很 快得到各界的肯定。
在仅仅数年之后,中国自豪地向世界宣布,我们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当我们回顾历史的时候,不能忘记这是农民的创造。
回顾这一历程,农村改革的路径其实很简单:农民作为农村发展的主体,不断地萌生内在的革新冲动,进行一个个的体制创新,这些创新又不断得到鼓励,变为全国的政策,从而演化为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为什么能自己推动自己?
80年代农村改革所走的是自己推动自己的道路。它给与我们的思考是:为什么能与宏观经济体制相分离,只通过自身的变革就实现了体制的革新?
其原因就在于彼此分离的城乡二元体制。
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时期是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确立的阶段。50年代,我国曾经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工业化时期。这一阶段大量农业资源向城市工业转移。仅 以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为例。“一五”期间,平均每年转移165万人。1958-1959年有2000万农业劳动力转入城市工业领域。这一急速的要素转移过程 很快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伴随三年经济困难的到来,出现了要素的回流。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回流主要是劳动力的回流,1960年以后的两三年内由城市 向农村回流了2000万左右。虽然我们对处理工业的关系也做了较深刻的反思,意识到过去对农业“挖得过狠”,但是工农业的循环流程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 其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之于城市,农业之于工业,都是一种积累与被积累的关系。简言之,就是农业为工业提供大量的资本积累,以完成农业国的工业化过程。 提供积累的数量有各种不同的推算,比较保守地说目前每年由农业向工业提供的积累也在300亿元(现价)左右。照此推算,迄今农业为工业提供的积累应该不低 于6000亿元。为了适应这种需要,必然要以特定的体制构造作保证。简单地说,这一体制可以划分为两大板块。一块是城市。为了实现快速的工业化,需要采取 一个低工资、高积累的工业体制。而做到这一点,就要压低工业成本。有两个选择,一是压低工人生活成本,即压低农产品的价格;二是压低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 的价格。这两点都需要采取一种农产品的低价制度。过去做到这一点是通过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体制实现的。而且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改革之前,长达26年未变。同 时,顺应农业集体化的需要,人民公社体制成为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一种强调计划的微观体制。从生产、劳动、分配销售各个环节都是高度计划的。此 外,我们还建立并强化了城乡人口管理制度,即户籍制度。这一制度把城乡人口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两种,二者之间不能转化。这样几种体制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网络,把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分割成了两大截然分离的板块,农业、农村只是一种资金、产品输出的功能,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逐步退化,最终几乎丧失 了自我发展的能力。
农村在传统体制中所处的层面决定了农村改革是一种体制外力量的成长。也就是说,并不需要进行宏观体制的配套,只要在农村内部变革微观体制,就可以利用长期 被压抑的农民积极性取得农村改革的成效。大包干也好,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好,都是在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基本关系没有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进行并取得成效 的。所以,可以说,第一阶段农村改革所走过的路子是农村自生力量成长的结果,是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 责任编辑:che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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