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廿七,冒着立春后的那场大雪,我踏上西行的列车,铁轨的那一头是我的故乡。
火车在早晨到站,天还没亮。沿着路灯下寂静的水泥大路,我慢慢走着,看着村子的方向渐渐露出鱼肚白。曾经的庄稼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座挨一座的房地产项目。曾经的村庄,已经看不见太多泥土的痕迹,混凝土美学的城市化已经轻易地将我故乡的记忆抹去。
一
我是在我娘的织布机声中长大的。曾经的故乡是温暖的,也是贫穷的,从民国三十八年到1980年,关中一直保持着这种贫穷:人们住在几十年前父辈 凿成的窑洞或土房中,半饥半饱地吃着高粱红薯,女人纺线织布缝衣纳鞋,仅有的衣服上打满可笑的补丁,大多数人的鞋子都露出一两个脚趾头,也常常可以看见没 鞋穿的人;除过一个用土坯垒成供一家人睡觉的大炕,许多人家没有家具,因此大多数人没有坐的习惯,而是习惯蹲。
关于贫穷的原因,我一直感到好奇:一年里人们都很忙,地里种满了麦子玉米,可是为什么人们却吃不上臊子面和白馍,甚至要饿肚子……后来我多少知道了一些:那些麦子都被国家、公家、或者官家拿走了。
关中是中国农业文明的发源地。秦晖先生在他新著的《田园诗与狂想曲》中说,关中一直以来就是自耕农的世界,基尼系数极低,一直保持在2左右,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差距很小。即使现在,我仍然认为关中是中国社会文化较好的地方——至少不贫穷。
贫穷的含义就是财富缺失。财富包括物质的,也应当包括精神的。财富是幸福的基础,而人的最终追求是幸福。
与老城市相比,乡村的城市化过程必然需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和成本,这种蜕变的代价和成本简直可以用一个人的变性经历来比喻。
二
我并不认为窑洞时代的关中是田园诗化的,事实上那是极其悲惨的——因为剪刀差的政治盘剥所产生的贫穷。比贫穷更可怕的是政治暴力和民间暴力,而暴力的根源在于贫穷。贫穷和暴力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
窑洞时代的关中是一个暴力世界,暴力支配了一切。在一个封闭的时代,地少人多的资源矛盾只能用战争、械斗、暴力来解决。在那个年代,一块被作为 肥料的驴粪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家破人亡的斗殴。我对那个年代的印象常常在我的噩梦中重现:傍晚时分,女人和孩子们悲恸可怜的哭声在每个村子里回荡……
温州的土地矛盾导致大量的人力输出,而关中人则喜欢固守家园。关中人的这种保守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关中之水土肥美也使其成为黄土文化的中心。相对而言,人们以为其它地方则是贫瘠苦寒穷山恶水了。
关中是农业的关中、乡土的关中。关中是中国的重要出处,也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在这场城市化浪潮中,农业和乡土一起土崩瓦解,但城市还没有建立起来,或许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对于物质的重建,精神世界的重建更加艰难,而后者极有可能导致中国城市化浪潮的不幸结果。
在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我故乡的兄弟姐妹与城市人并没有质的差别,家用电器、钢木家具、自来水天然气、汽车新房……但精神层面却令人感到忧虑。
三
我母亲那一代的大多数人依然保留着传统文化的皈依精神:克制、节俭、恻隐、谦卑、爱人。他们这些在大跃进时死里逃生的老人应当是当下最具幸福感 的人群,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安逸富足自由过。就像一个村里的老人给我讲的:“毛万岁活着时,想着这辈子能住上几天不漏雨的土房子就知足了,没想到 现在竟然住上了全砖到底的楼房,做梦都想不到啊。”这一代老人是四处林立香火茂盛的各种庙宇的虔诚拥趸,也是戏曲乱弹的主要观众。
比我母亲年轻一些的人基本都是在文革中识字的,他们是在破四旧反迷信忠字舞中长大的,与传统文化有隔,与现代时尚文化也有隔,因此他们与城市老红卫兵一样,似乎通过扭秧歌唱红歌找到了一种皈依,但这种穿红戴绿涂脂抹粉招摇过市的举动常常被人耻笑,沦为一种怪异的笑柄。
与中国其他地方超发达的口腔文化和餐桌腐败相反,关中人对吃有一种暧昧的罪恶感,认为吃什么都要变成屎,吃珍馐美味是一种罪孽和浪费,对食物的 挑剔是没出息和没教养的表现。关中的特色美食不过都是些锅盔、麻糖、擀面皮、臊子面、油泼面之类的普通面食。而作为西凤酒的产地,酒在关中仅仅是一种象征 性的礼节,实际消费量很低。人们认为,饮酒和醉酒是一件不节制的坏习惯。而在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人们常常以饕餮醉酒为荣。比如河南平顶山每年人均能喝掉 17瓶白酒。
这种牙缝里的节俭和闻鸡起舞的勤劳结合在一起,在避免了肥胖病普及的同时,财富获得了最大可能的积累,这也使得关中的民间工业迅速崛起。因此年 轻人大都可以在附近的民营企业中找到工作,其收入决不逊色于南方的血汗工厂。对成家的年轻人来说,也没有性饥渴和背井离乡之苦。
三
物质财富的积累在这一代年轻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一些胆大的通过办厂办公司迅速致富,另外一些则通过打工逐渐积累。这些勤劳和节俭产生的财富在关中以房屋和存折的形式体现出来。
和中国所有地方一样,炫富文化也成为关中主流的社会信仰。只有在炫富的过程中,无数暴富起来的人们才可以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建筑作为最直接的炫富方式,无论是显赫如北京,还是平常如关中,都得到了不遗余力的滥用。
所以当下的关中楼房林立,人均居住面积应当超过中国大多数地区,因为人们是以楼房的高度和面积来判断主人的财富(社会地位)的。当然,这实际也是一种浪费,因为大多数房子没人住,甚至许多人家还是习惯一家人睡在一个炕上,尽管他家有很多房间。
席卷全国的人口流动大潮同样出现在关中,一种是通过高考出去的,一种是出去打工。这两者有一些共同点:一是大多数都把孩子留给年迈的爷爷奶奶, 二是大多数都没有发财。留守儿童产生的根源在于其父母难以支付孩子在城市成长的成本。这种困境反证了外出和外出者的艰难和失败。
四
窑洞时代的关中从某种意义上是开放的,一个村庄基本就是一个大家族,虽然兄弟反目祸起阋墙屡见不鲜,但邻里关系基本是松弛的,远亲不如近邻,借 盐还醋彼此彼此。财富的剧增产生了深宅大院,电视随之成为每家最显赫的户主,邻里之间用紧锁的大铁门割断了原始的互动和共享。电视的介入,使人们足不出户 就可以驱除无聊。与大多数城市人一样,他们对一个电视明星熟悉的情况远远超过对自己的邻居。
除夕夜突然停电,许多年轻人冲出家门大骂国家电网。如果没有电视和春晚,他们已经不知道如何过年了:过年的一切东西都是买现成的,无论千篇一律的门神和千篇一律的春联,还是超市里的馒头和南方蔬菜。
在物质问题基本解决掉以后,官方垄断的电视成为中国普通民众精神问题的拯救者和布道者。电视把城市人那种过分发达的消费文化和欲望文化杂交出的物欲生活逼真地展现给这些有钱的农民后代,逼迫他们赚更多的钱和买更多更贵的工业品。
在农村,从喝的到吃的,添加了大量工业原料而更加可口的工业食品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过分包装导致的垃圾泛滥和工业添加剂的滥用导致的食物污染已经给中国带来严重的麻烦和后患,这种灾难波及的不仅仅只是农村,更不仅仅只是关中。
电视和工业食品也使没有经验的年轻父母庆幸自己可以摆脱孩子的纠缠。孩子们在电视的教育和塑料袋食品的喂养下成长,而他们父母不是去忙于赚更多 的钱,就是去忙于把这些钱花出去。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麻将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最刺激的消耗多余钞票和多余时间的理想渠道。当很多父母身心疲惫地从麻将桌上 回到家里时,电视机前已经没有了孩子的踪影,他们只能去网吧里去找寻。
五
当我带我娘看了好几次医生仍无法确定病因时,我才知道全村有数十人得了这种“头昏症”。这是一种只有症状而无法确症的莫名疾病。我怀疑是地下水 污染。因为方便而被普遍使用的杠杆式手动压水井在毒化的中国显得非常危险可疑。尽管已经通了自来水,但大多数节俭惯了的老人还是更接受免费的压水井,结果 他们纷纷得上了“头昏病”。去年不远的凤翔县曾经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严重铅中毒事件。即使附近没有化工厂,仅仅现在普遍超剂量使用的化肥、农药和除草剂,就 可以通过污染土壤进一步污染了地下水。更何况我们紧邻着被严重污染的渭河。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是贾岛的名句。可以说,渭河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真正发源地,从诗经文化、西周文化、先秦文化到长达1100多年汉唐文 化,中国历史的舞台就是物华天宝、号称“八百里秦川”的渭河流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 居其六。”数千年来,迤逦向东的渭河也是关中人民的母亲河。但如今的渭河早已经成为关中城市带和工业带的下水道和排污池,渭河水质已经变成臭气熏天、接近 毒药的劣五类。可以想见,或许不需要多久,渭河流域就会和臭名昭著的淮河流域一样,出现极其可怕的生态灾难。
尽管这个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型普遍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但精神生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调整。在身体残疾者(小儿麻痹、大脖子病、麻子 等)减少甚至绝迹的同时,精神病人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除过遗传以外,儿童成长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心理关怀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心理疾病也普遍得不到 像身体疾病那样的足够重视。
如同中国官方推行的所有改革方案一样,殡葬改革最终也沦为官方利益集团的谋利手段。民间传统的土葬被官方明文禁止,所有死者均须购买官办垄断经 营机构的火葬和陵位。面对四处撂荒的坡地,民间一直以秘不发丧悄悄下葬来逃避官方的盘剥。这种“偷埋”竟然节省了大量的接待成本,使以往如同奥运会一般大 操大办的丧葬费用完全省了,达到了“薄葬”的效果。当然,这也有地方官吏恻隐厚道的缘故。相比之下,国内其它一些地方正腐为了敲诈钱财甚至不惜掘尸见日, 手段令人发指,实在丧尽天良。
六
我是在山坡上一个画满壁画的庙庵里开始小学教育的,课间还可以饮几口清凉的泉水。那时一个年级80多人,如今村小学是公路边漂亮的小洋楼,一个 年级不足20人。以前或许人们望子成龙,期望孩子读书上大学“吃商品粮”,如今供孩子读书不过是让他识几个字,会算账。至于上那些不学无术的大学,很多父 母并不以为然,除非有当官的亲戚可以帮助上完大学的孩子找到“铁饭碗”,否则举债上大学将产生一系列严重的问题:找不到工作、挣不到钱、还不起债、回不了 家、娶不了媳妇……比起没上大学的农民工,这些“大学生”往往眼高手低虚荣心很高,却无法给父母任何回报。
我小时候是没有钟表的,只能听着公鸡报晓声起早上学,这种不精确的报时常常导致我迟到或者起来得过早。如今钟表之普遍已经不值一提,养鸡也只是 专业养殖户才做的事情,普通人家几乎已经不再饲养鸡猪。现在鸡场里被工业饲料喂养的公鸡已经不会打鸣报晓了,变成了哑巴鸡;而且母鸡下蛋也不会“咯嗒咯 嗒”叫了,甚至常常把自己刚下的鸡蛋啄开吃掉。一切都变得令人匪夷所思。
我颇为欣赏关中轻礼的风俗。礼轻情意重,人际关系应当看重的是情意,而不应当是重礼。尽管人们富裕了,去亲戚家还是带上一把自制的挂面,或者一 盒手工作坊制作的点心即可,而亲戚也不过用几碗面条招待。吃饱了,泡一杯香喷喷的茉莉花茶,坐在炕上拉拉家常,这是多么快意的一件事啊。磕过头,羞怯的孩 子们可以从慈爱的长辈那里得到10元压岁钱。有年轻人结婚,同村人奉上5元即可参加新人的婚礼,流水席上的面条一碗接一碗地往上端,热气腾腾,香气扑鼻, 人声鼎沸,这是多么快意的事情呀。
但新一代年轻人正在破坏这种轻礼的风俗,轻礼重情的乡土正在被功利势利的城市颠覆。在中国城市,日益高涨的重礼在制造了大量腐败的同时,也令无数人苦不堪言,打肿脸充胖子的虚伪和趋炎附势的伪善已经将人的真诚厚道腐蚀殆尽。
从民国24年,铁路第一次穿越关中,如今高铁又马上要修到河对岸的五丈原了,我的故乡被时间抹平了空间上的最后一点距离,而这个故乡已不再是那个故乡了。
七
在这种城市消灭乡土的历史进程中,生活于其间的新一代年轻人无疑是最郁闷最焦灼的一群人,他们缺乏真正城市生活的视野和体验,也缺乏乡土生活的忍耐和质朴。金钱之外,他们无依无靠,甚至对家庭、孩子和自己,也常常找不到一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觉悟和责任感。
他们可以出卖自己换取金钱,但却无法通过出卖金钱找回自己。或者说,他们学会了挣钱,却还没有学会花钱。他们常常将祖上传下来的榆木八仙桌当劈 柴卖给城里人,然后买来海绵皮革玻璃做成的新式家具。官方眼里,他们就是一群可以不停干活的农民工,只会干活而没有任何其他要求的农民工。
中国近30年的新工业革命带来滚滚财富,而这一群来自农民的新工人阶级就是主力军,他们将劳动奉献给了国家和社会,却将成本留给自己、带回老家——生老病死子女教育都是自己独自埋单。
在城市这部巨型抽水机面前,中国大多数农村陷入一片灾难性的空心化。而自强不息的关中经济带使这些中国最古老农民后裔的处境要好得多,大多数村 镇依然保持着活力和生机,这里没有如同潮汐一般的民工潮。这无疑是一件颇值得庆幸的事情,我在很多省份见过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几近荒芜的可怜村庄,古老乡 土的这种灾难性沦落往往会使人对美轮美奂高楼大厦的城市产生莫名的罪恶和厌恶。
无论多少年以后,我们再回头看,乡土的失落总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在金钱战争的硝烟中,娱乐和物欲夺去了所有人的童年和故乡,每个人都变成了 相似而没有出处的赚钱机器。真正的生活被奢侈虚荣的生存炫耀所替代,人们更加忙碌浮躁和焦虑,担心明天失去这暴富的世界。面对吃不完的食物和住不完的房 屋,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喜剧还是悲剧。
当这块土地上的兄弟姐妹都去超市里买菜买粮吃的时候,乡土已经失落了。这里留下的,只是长满荒草的垃圾堆,塑料垃圾和荒草填满了没有盖楼的土地。没有人愿意去料理土地了。在这个国家60年的历史中,农民从来都是一种耻辱,而不是一种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