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最初导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中国研究”经历了诸多观察视角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并因为现在越来越迅猛的全球化浪潮和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跨界流动和分析问题的国际视野,赋予“中国研究”以主体多元化,并使得不同的研究主体,以及研究主体与行动主体之间有可能通过“视界融合”再造有关中国的新的认知模式;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使得获自“中国研究”的本土经验资料,不仅有可能成为检验既有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力的试金石,而且也可能成为解决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提出新理论的学术源泉。由此,“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意义,为催生一种主客体并置的多元范式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研究 国际视野 本土意义 主客体并置 范式转换

     

     

     

      随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日益快速的变化,尤其是由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不断增长所凸显的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这个原本落后的东方大国现在越来越引起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关注。无论是出于善意或是敌意,“中国崛起论”、“中国威胁论”、“中国独秀论”……,这形形色色的有关中国的观点在基本立论上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三十年来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德国不莱梅大学 史明教授的话来说,“就今天的西方社会而言,‘中国崛起’已然成为地缘政治学上一个重要的利益关涉”①。

     

    显然,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全球影响力的提高,不能不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端于美国的、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或论述客体的地域研究———“中国研究”或“中国学”———产生多重影响,其中包括这一学科的相对学术地位、研究的国际化程度、研究范式的转换、理论的原创性意义,以及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的大批加入而产生的学术主体性问题等等。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之中,当属“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意义这两个问题最为重要。前者涉及如何在从事“中国研究”的多元主体之间形成某种超民族的国际视野,从而真正能够在一种全球语境中讨论中国问题;后者则涉及“中国研究”的路径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和中国社会。显然,“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和本土意义的获得将会有效地促成这一学科的原有范式实现成功转换。

     

    一、“中国研究”:范式转换与学科历史

     

    “中国研究”又称“当代中国研究”,它是自1949年后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科学界形成的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诸方面的多学科研究,今天它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参与的有关中国社会变迁与发展的一门综合性社会科学。①

     

    “中国研究”与传统“汉学”之间的关系近来一直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议题。在2010年6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有一期有关“全球视野下的汉学热”的“特别策划”,其中有相当的篇幅涉及这两个称谓间的关系讨论。严绍-认为,应该将现在流行的“汉学”、“中国研究”和“中国学”等概念,统一定名为“国际中国学”,并且认为新的名称不仅有利于反映这一学科近代以来“在内涵的价值层面与外在的研究材料层面”的重大变迁和改观,而且还能够关照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现实格局,以避免“汉学”的单一民族局限。②但异议同样理由充分。刘梦溪就认为,源自欧洲传统的“汉学”和发端于美国的“中国学”或“中国研究”从来就不是一回事,“美国‘中国学’的特点是比较重视问题意识,欧洲‘汉学’整体注重资料”。③因此,统一上述学科称谓的倡议并没有获得一致的意见。

     

    我同意刘梦溪的观点,“中国研究”或“中国学”确实和“汉学”不一样,一般也不宜作强行的称谓统一,尽管两者间事实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学”与“中国研究”的区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上,而且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具体说来,“汉学”是一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科,即英文所谓的“humanities”;而“中国研究”或“当代中国研究”则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即所谓“social sci-ences”。“汉学”与“中国研究”在学科性质上的区别,是由它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所决定的。具体说来,“汉学”主要以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主要为训诂考据等人文学科的手段;“中国研究”则以广义上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作为研究对象,涉及的学科主要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传播学以及心理学等,其研究方法是现代社会科学所倡导的实证手段。如果说“汉学”研究的历史已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④,那么“中国研究”的历史则不过六十余年,它是因“冷战”而起的美国地域研究的直接产物。

     

    我们可以将“中国研究”六十年的学科历史划分为前后相续的两个主要阶段,并且这两个阶段从科学史的角度说都经历了重大的范式转换。“中国研究”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后历时三十年。在这第一个三十年中,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说,最为重大的范式转换,当属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研究”的转换,而这一转换的助产士是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费正清最早也是一位秉承汉学传统的历史学家,他与中国结缘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从哈佛大学转学到牛津大学的费正清,为了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在罗兹基金会的支持下来到北京,学习语言并查阅与中英外交关系和海关贸易有关的档案资料。我以为,促成费正清这样一个汉学家转向创建“中国研究”与其个人经历有关:其一,1932—1936年在中国的四年研究和游历(其中包括对山西和河南农村的考察),不仅使他对中国“普遍存在的贫困和堕落……感到震惊”,而且也使“他发现了作为一种文化和一个社会经济实体的中国的新含义”;①其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美国战略情报服务处的中国代表,费正清于1942年重回中国,这一机遇使得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现时的中国社会呼应起来。1948年,后来为费正清赢得了崇高声誉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出版,他出色地论证了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苏俄的影响,而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领域的变化的逻辑发展。②

     

    再往后,转向“中国研究”的动力就更多地来源于由“冷战”决定的国际关系,以及战后社会科学的发展。客观说来,“冷战”对“中国研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冷战”中两大阵营的对立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的爆发,促成了美国了解中国尤其是体制高度整合的新中国的需求;另一方面,同样因为“冷战”,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使得包括费正清在内的最早的一批中国研究者举步维艰,以致如傅高义(Ezra Vogel,1930—)所言,“1950年代是中国研究缺席的年代”③。不过,从学术的角度说,此时兴盛的科学统一观,以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能否产生”的问题,启发了费正清将“中国研究”锻造成与传统“汉学”不同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此后,“中国研究”开始沿着两条路径发展:在历史学的路径中,关注近代中国变迁的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在同一向度上引发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1920—1969)的“传统—现代论”和佩克(James Peck)的“帝国主义论”;而在社会科学的路径中,关注1949年后新中国的国家起源、性质和结构的社会科学家们,如舒尔曼(FranzSchurmann,1926—)和傅高义等人,则将“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作为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叙事主线。

     

    “中国研究”的第二个历史阶段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在这第二个三十年中,同样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而言,最为重大的范式转换,则当属“中国研究”从一项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利益的地域研究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术工作④,或者说从“海外中国研究”成为“中国研究”。⑤促成这一转换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1978年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这一方面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体系中成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⑥,另一方面促进了原先限于海外的中国研究进入中国。后者带来的交流和融合产生了诸多新的变化,其中包括中国学者对这一领域中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吁求,以及非中国学者为了真正理解中国这个“他者”而作出的沟口雄三所说的“他者化”的努力。进一步,具体的研究范式也在发生转换:在历史学的路径上,保罗·柯文(PaulA.Cohen,1934—)开始思考是否有可能“把中国历史的中心放在中国”⑦;而在社会科学的路径上,人们则以各种设计精当的经验研究来论证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多元复杂性。这三十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狂飙突进式的飞速增长,中国社会的转型越来越复杂,加之全球化带来的研究主体的多元化,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研究”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创造性和挑战性。

     

    二、全球化与“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

     

    “中国研究”导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常常容易使人误以为这一研究领域天然地具有国际视野,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主宰世界的历史使人常常容易在西方和国际或西方和世界之间划上等号。其实,这种状况的形成也与1949年后中国与世界或主流世界长达三十年的隔绝有关。记得1978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之际,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中走出的中国人,一时间都觉得自己离世界很远,当时最为流行的担忧是:我们会不会被开除“球籍”?甚至连在英国获得过博士学位的 费孝通教授,也因为“和西方学术界长期隔离……跟不上他们在这三十多年里的变化”①而产生过深深的“苦恼”。显然,面对外部世界,主要是面对发达的西方世界,一百多年来一直欲奋发图强但依旧落后的中国,在国门洞开之后,十分容易产生将西方视为目标、视为现代化本身追赶的冲动,即黄万盛所说的那种以西方为准绳的“现代性冲动”。②

     

    现在已经清楚,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最早发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学术界的“中国研究”或“当代中国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形成什么“国际视野”。尽管“中国研究”的现代创建者费正清对中国充满热爱,而第一代美国“中国研究”的观察家们像傅高义所言,也“都不属于激愤的冷战斗士”③,但“中国研究”及更为广泛的“地域研究”(AreaStudies/Regional studies)本身在美国的创建和兴盛确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冷战”政策的一部分,它受到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主义政策的影响。这一切使得包括“中国研究”在内的地域研究像加加美光行所言,自然“就成了‘国策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④。至于“中国研究”为什么会成为地域研究的核心组成,大概与这样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战后与麦肯(Donald C.Mckey)等人在哈佛大学组建“国际与地域研究专业委员会”(Facult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RegionalStudies)、积极推进地域研究的费正清本人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国通”,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成了他观察世界的重要窗口;⑤其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50年代爆发的朝鲜战争及中国的“抗美援朝”运动,在强化了战后美国的“冷战”体制的同时,也使美国人眼中的新的“红色巨人”或“极权大国”———中国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

     

    除了美国的战略利益以外,从学术立场出发,在“中国研究”领域一直未能形成“国际视野”的另一个原因,自然与长期以来在“中国研究”以及整个地域研究中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立场有关。尽管在“中国研究”领域形成了历史学和社会学两种分析路径,其下又有各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但认真分析能够发现它们都有鲜明的相似之处:即不但都是将中国仅仅作为研究客体,而且有关中国的讨论都是建立在某种相互对立的传统—现代的二元分析结构之上的。其实,这种偏好不仅为“中国研究”学者所独有,它也是整个西方社会科学的胎记之一。现代社会科学孕育于欧洲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之中,那么十分自然的是,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之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具体在“中国研究”中,既然西方世界最早体验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并且对这一转变的普遍性深信不疑,那么,无论从认识还是实践的角度,他们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的经验来看待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有关中国研究的东方学视角。⑥

     

    造成“中国研究”中“国际视野”缺失的第三个原因,是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不仅长期以来作为研究对象或客体的中国学者一直处在缺席的状态,而且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受西方或美国影响的“中国研究”学者如竹内好和沟口雄三所言,实际上也一直处在一种亦步亦趋的“主体缺席”的地位。⑦1994年,傅高义曾直言,在他四十余年的中国研究生涯中,基本上从未考虑过北美和其他地方的“中国研究”学者会有什么不同。因为美国学者占据了“中国研究”中的相当比例,以致在中国研究领域硬行区分美国学者和非美国学者就有些不自然。⑧但是,这一为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却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学者多少显得不那么自然:1982年,台湾的 叶启政教授就出于民族自尊心和对美国学术霸权的不满说过:“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的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①而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读着‘洋书’去认知中国的场景”②大概既会像刘东一样感到奇妙,也会多多少少感到难堪。显然,这种建立在对他民族自说自话的基础之上的西方人的“中国研究”,因为研究主体的一元特性,加之缺乏来自研究客体———中国的反馈与交流,是不可能具备真正的国际视野的。

     

    “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问题,是在现在越来越深入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正是因为全球化,因为中国有几分主动又有几分被动地卷入这个“整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单一的场所的过程”③,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正在积极介入国际学术界、寻求其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的“国际化”,并因此察觉且不满于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尤其是国际中国学界所处的“边际性地位”(因为这毕竟是关于自己祖国的知识体系),他们开始积极吁求在“中国研究”中恢复表述的双向性或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④另一方面,随着研究视角的改变,更主要地是随着西方和非西方国家接触中国便捷性的提高,在海外中国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两种有助于国际视野形成的趋势:其一,20世纪80年代后由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论”的观点尽管仍然存在“主体悬置”的问题,但毕竟已经看到了先前的中国研究存在将中国以及整个东方视为不属于自己的“他者”(the other)并加以定义和阐释的不足;其二,与柯文十分相似的是,非中国的研究者为了真正获得理解中国这个“他者”的能力,也在尝试通过沟口雄三所说的“他者化”而成为“中国研究”这个国际性的学术活动的思考或影响对象。

     

    应该承认,不断推进的全球化确实对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也为在这一领域形成一种国际视野提供了可能。具体说来:(1)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的形成,如石之渝所言,模糊了先前“客观的区域界线,以地理疆域界定的研究对象,已经溢出了疆界……迫使研究课题由国家行为者转向低层次的行为者”,民族国家象征的意义消解,使得中国与西方或中国与世界的对峙相对弱化;(2)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混淆了社会科学家的主体意识,而在海外中国研究中大批华人学者的加盟,又“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⑤;(3)全球化的推进不仅带来了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理解和认识的必要性,也为实现这种理解和认识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原先处在劣势的中国学者期待通过“文化会通”⑥,“在不同文化之间达成相互理解,进而谋求某种价值共识”⑦,即使原先处在优势地位的西方学者也能够从批判的立场出发,产生建立一种“超民族”的分析视角的希望。⑧

     

    需要说明的是,全球化为“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但国际视野的形成并不是一个自发的学术积累过程,而是一个需要我们有意识建构的问题。显然,建构一种真正的能够称之为“国际的”学术视野,不仅需要提升中国学术在“中国研究”中的主体性,打破西方在“中国研究”中的学术霸权,而且也不能仅仅限于致力于确立“双向”或“多元”表述(多元主义的视角并不能够真正调和各种不同视角之间的矛盾),我们还必须像史明所说的那样,力图超越民族国家的立场,在全球语境中形成一种“超民族的视角”。⑨只有通过在不同的研究主体甚至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之间实现“视界融合”,我们才能再造具有国际视野的有关中国的新的认知模式。

     

    三、“中国研究”的本土意义

     

    再造有关中国的新的认知模式,除了国际视野的考量外,还必须关注它的另外一个向量:那就是“中国研究”所具有的本土意义问题。这里所说的本土意义可以有两层不同的含义:其一,发源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海外中国研究,究竟有没有本土意义?即它对我们理解和分析中国和中国社会有无帮助?其二,更重要的是,在西方或美国学者创建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研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通过对中国社会现实资源的运用,对国际社会科学或人类认识系统的发展做出自己的本土贡献?显然,这两层含义都涉及帕森斯提出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两种价值倾向。就第一层含义而言,它涉及受西方社会科学的普遍律则所支配的“海外中国研究”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的特殊现实的问题;就第二层含义而言,它涉及来自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的经验与知识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理论衔接”①的问题。

     

    先来看“海外中国研究”的本土意义问题。诚然,自20世纪50年代费正清创建这一领域开始,作为区域研究的“中国研究”一直受到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影响或左右。不仅韦伯的“理性资本主义在中国能否存在”的命题影响到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的提出,而且当时他还邀请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学家卡尔·费里德里奇、经济学家爱德华·梅森和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用最简要的词汇概括各自学科的基本原理,用这些原理简要解释中国的具体情况,并坦陈由此获益匪浅。②费正清之后,无论是历史学的路径还是社会学的路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都存在着通过西方来看东方、看中国的偏颇。借用萨义德(EdwardWadie Said,1935—2003)的观点,在这种含有东方学性质的知识体系中,有关“中国”的表述实际上是镶嵌在西方研究者的语言中的,因此也是镶嵌在他们所处的制度、文化和政治环境中的。这使所有对东方主义怀有警惕的学者都不能不对这套知识体系与中国现实间的吻合程度发生怀疑。

     

    不过,无论是怀疑还是不满,我们还是不能全盘否定“海外中国研究”对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本土意义。这样说的理由在于,首先,无论是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成员,还是作为处在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结构中的人,中国人及由中国人所组成的中国社会,和包括西方社会在内的人类群体之间除了可以肯定的差异以外,一定也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与普遍性。我觉得,先前的“海外中国研究”以及各种不同的区域研究中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都是通过将中国或东方的普遍性特殊化,以及与此同时将西方的特殊性普遍化形成的。因此,在力求“还原西方普遍性话语的特殊性”③的同时,我们一样有必要揭示或承认自己的普遍性的一面。否则,中国或东方就只能永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他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觉得在先前的海外中国研究中,并不都是盲人摸象的分析与结论,研究者们根据西方社会科学的一般流行概念和方法所做的中国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还原或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或内在规则。以在“中国研究领域一直广泛存在争议的历史学路径下的“传统—现代模式”(包括此前的“冲击—回应模式”和此后的“帝国主义模式”)与社会学路径下的“国家—社会模式”为例,前一种模式虽然存在以西方经验来替代中国道路、将西方化视为现代化的偏颇,但它毕竟部分揭示了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冲击”(或侵略)下被迫转型的历史事实;后一种模式虽然也存在以西方历史中派生出来的分析模式来说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倾向,并且在许多研究中为了契合国家—社会的分析范式而虚拟或夸大了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实在情景,但它毕竟同样部分揭示了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与其权力运作的对应部分(你可以称之为社会或市民社会,也可以称之为民间或民间社会)一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紧张。

     

    其次,对社会心理学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自我的建构过程中他人或他者是不可或缺的,任何主体性都建立在对相关客体的了解基础之上。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用“镜中我”(a looking-glass ego)的概念来说明,每个他人都是自我的一面镜子,而每种社关系也都反映着自我。费孝通形象地将自我的获得途径称之为“我看人看我”①,而米德(George HerbertMead,1863—1931)则进一步提出,这个他人常常不是一个而是一组,他将这种“赋予个体以自我统一性的有组织的共同体或社会群体”称作“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②其实,更早一些,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1)在《精神现象学》中就描述过,自我或自我意识是如何经过它的对象而获得自身的存在的。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既然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源自西方,关于中国及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中国社会的表述也只能在这一概念框架中进行,那么,我们大概确实“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③。一句话,海外中国研究对我们认识自我或建构自己的主体性还是具有本土意义的。

     

    再次,退一万步说,即使用西方中心论和西方经验来解释中国的东方学视角,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中国的误读,但这种误读如任剑涛所言也并非没有价值。④误读的价值除了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粗略的线索,并进一步使人们意识到理解中国或中国文化的艰巨性外,它也推动了中国学者尝试着转换解读的立场,即在“中国研究”中力求采取中国主位之立场,或者确立中国在“中国研究”中的主体性。现在我们看到,积极吁求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学者,大多都有留学英美或-译西学的经历。也就是说,对中国及中国学术主体性的追求,确实首先是通过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反思凸显出来的。⑤

     

    接着来看“中国研究”是否有可能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本土贡献。这样的讨论基于中国社会这三十年来的巨大转型以及因此获得的中国经验的意义提升。对“中国研究”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重要性不过是西方的“冷战”对手,它既没有参与全球事务,对西方人的日常生活更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中国研究”的观察家们像傅高义所说,除了是“冷淡的冷战斗士”和“过于自信的道德家”外,还是“边缘化的社会科学家”。⑥但是,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其全球影响力提高的同时,从中国社会的转型中获得的所谓中国经验开始具备了向外推演或表述的意义,这使得“中国研究”的边缘地位获得了鲜明的改善。人们开始意识到,获自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或许也能够为解释或解决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发展问题提供有效的思路。如此,“中国研究”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1948—)教授所言,就有可能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⑦

     

    从对社会科学和人类一般性知识体系的贡献而言,我们起码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去理解“中国研究”的本土意义:(1)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就与进步,不仅影响到现有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而且也使人意识到从中进行学术转换的潜在可能性。熟知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内在的主要成就和基本律则基本都来自于从17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为止的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革。说简单一些,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既然现有的社会科学知识是西方社会的变革之子,那么你就会像黄万盛一样十分自然地想到:“中国这么巨大的变化不能转变为学术,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⑧(2)中国的崛起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因其发展和意义的独特性,使人们尤其是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们意识到能够成为他们从事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提升的经验来源。如此,我们也能够像林南一样深信,“对这些东方模式的认知,不仅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线索去建构或再建构理论”。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承认中国经验同样也有(不同程度上的)普遍性的价值和意义,那么,“一个理论图式无论在西方或是在东方形成,它都有可能超越社会界限去解释经验现象”。①我深信,东方和西方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的不同,以往在西方形成的理论图式和未来在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的差异,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面而已。

     

    四、朝向一种主客体并置的新范式

     

    如果说“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建构,那么这一研究领域的本土意义同样不会是一个自然的学术积累过程。无论是将中国的社会转型转化为学术资源,还是从中国经验中概括出具有原创性的社会科学理论范式,都一样需要对现有的社会科学范式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具体到“中国研究”中,一种具有本土意义的国际视野的形成,有赖于在不同的研究主体甚至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之间实现“视界融合”,这就是主客体并置的新范式。②

     

    提倡在不同的研究主体之间实现“视界融合”,首先需要在“中国研究”中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改变长期以来唯西方马首是瞻,以舶来的概念构架和西方经验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研究路径;其次需要在“中国研究”中承认多元主体性,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研究”逐渐成为一种国际社会科学的共同论域的过程中,我们不应以一种主体性取代另一种主体性。就第一点而言,确立中国学术在“中国研究”乃至现代社会科学中的主体性问题,并不单单取决于有多少中国学生和学者从国际性大学获得学位、参与国际性的学术活动,甚至也不取决于包括语言在内的从事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以及研究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程度。从本质上说,它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运用中国的经验或沟口雄三所说的中国的“方法”,重新界定已经为西方学术话语界定的那些涉及人类社会行为的普遍性律则。而就第二点而言,我和沟口雄三一样,也认为并非只存在一种主体性,“认识中国”的重任也并非只能由中国学者来独立担当。③既然“中国研究”已经逐渐成为一项全球性的学术活动,在不久的将来包括韩国、越南、印度和俄国在内的研究者都有可能产生在“中国研究”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性的吁求,我们就应该在承认各式各样的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多元文化的交流实现视界的融合。

     

    提倡在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之间实现“视界融合”,首先涉及在“中国研究”中,非中国的研究者为了获得真正理解中国这个研究客体或“他者”的能力,是否能够通过沟口雄三所倡导的“他者化”,在作为“中国研究”的主体的同时也成为这个国际性的学术活动的思考或影响对象;其次涉及包括中国和非中国在内的研究者即研究主体,是否有可能与被研究者即研究客体(同时也是行动主体)之间达成某种认识上的共通性,即形成研究者(认识主体)和被研究者(行动主体)之间的“视界融合”。就第一点而言,客观地说,沟口雄三所说的“他者化”并非始于今天,即使在殖民主义盛行于西方之际,那些对非西方文明抱以同情之心的人类学家们也做过这种有意识的系统努力。比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1884—1942)就一直倡导“主位研究”,即以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去“洞悉土著民族的内心世界”。④客观地说,这种“他者化”的努力在西方研究东方的过程中一直没有间断,以致石之渝会感慨万分地说道:“令人回味的是:关于中国中心的研究观点不是以中国为母语的学者提出来的。”⑤我觉得,在“中国研究”中,或像沟口雄三所说“把自己作为异国文化中之人”,或像柯文所说以中国人的立场看待中国,确实有利于研究主体(外国人)和研究客体(中国)之间的视界融合。不过,相比之下,第二点可能更为困难,那就是如何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达成“视界融合”。我这里所指的研究者不仅包括非中国人,也包括中国人,即使中国的研究者与其研究对象普通中国人之间的差异,我想也不会小于中国研究者和非中国研究者之间的差异。赵旭东在反思中国乡村研究模式时指出,我们所以无法摆脱将中国乡村视为有问题的乡村的思考模式,是因为我们这些研究者一直在运用自己接纳的现代性观念表述农村,并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农村塑造成了与城市文明相对立的他者。在这样的结构关系中,乡村和农民自然都成了需要表述或“被表述”的对象。显然,在这样的案例中,中国的研究者们离西方的研究者更近,而离他们欲图研究的人民更远。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意识到这点,意识到也应该站在乡民的立场上看待现时的中国乡村及乡村治理的策略,就像加加美光行所说,在环境污染的研究中只有全面考察造成污染的化工厂、当地居民、中央和地方政府、当地大学的研究者以及外国研究者表现出的不同的立场、价值和态度,也许才能发现真正的解决之道,①并使我们所参与的“中国研究”成为赵旭东所说的“自己看自己”的生活实践②。

     

    上述思路一方面承认在“中国研究”中研究主体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呼吁将研究客体或实践主体与前者相并置、互为关照。因为这种主客体的并置实现了多元主体性,或者说没有用一种主体性取代另一种主体性,才使得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主体之间获得某种共通性,抑或如胡塞尔所说的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形成“视界融合”,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理解他人(也包括理解自己),由“交互主体性互相地构造客观的世界”。③并且我也相信,通过“视界融合”获得的那些共通性的知识,一部分有助于人们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一部分有助于人们将其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在这样的路径下,“中国研究”就一定能够获得自己的创造性转化和新的生命。

     

     

     

    [作者简介]周晓虹(1957—),男,浙江省杭州市人, 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参考文献

     

    ② 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载《社会科学》,2009(2)。

     

    ③ 倪梁康主编:《胡塞尔选集》,第89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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