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的江汉平原,春色醉人。
        顶着阳春的暖阳,我们住进了浩口镇艾桥村,艾桥村位于西荆河南侧,沿着高剅垱河南行2-4公里的地段。放眼望去,两岸坦荡的农田间,盈眼的油菜花散发着扑鼻的清香。
        我们一行三人在村支书杨义彪的带领下,走进了八组的刘词斌老人家里。
        这是一栋明显破旧而有些衰老的三间砖瓦房,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它应该修建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或者八十年代初,约摸三十年历史。
        我们走近的时候,刘老汉正倚着门框发呆,当发现是村支书领着陌生的客人光临,连忙堆起笑容让坐,随即找出几把椅子和条凳招呼我们坐下。
        杨书记一一介绍了我们,并向老人说明了来意。老人稳定了一下情绪,便开始向我们叙述:
        老人叫刘词斌,今年66岁,生有两儿一女,有一个孙子,连老伴全家六口人。目前在家的有4人。即两老和大儿子、儿媳。小儿子和孙子在广东打工。大儿子刘士学68年生,90年成家,媳妇是本镇方嘴七组人。孙子91年出生,已下学四年。小儿子刘士雄75年生,至今单身。按正常情况,这应该是一个光景不会差的家庭。
        刘士学初中未毕业就进了浩口镇办的丝织厂上班,在那里干了十八年,企业垮台后外出打工有四、五年时间,后又回镇上做过搬运工。为人一直厚道本份,也能吃苦。
        变故始于2009年春节,大年初一,刘士学赴亲戚家拜年,突然昏迷不醒,亲戚在惊慌中连夜把他送回自己家。因地域偏远,距浩口镇也有十多公里路程,家人只能在焦急中等待。天明后他醒过来,症状无明显异样。两天后家里人带上少许现金到市中心医院就诊。结果门诊部内科专家没做过细检查,就认定不会有什么大碍,同时推荐了一些什么特效药物,吩咐回家挂针,前后二十多天,花了七千多元。刘士学的病情不仅没有任何好转,反而感觉腹部疼痛。于是家人再次带着他到市中心医院住院部检查,化验检查结果为肝硬化腹水。如此严重病情,必须住院治疗。这一住就是漫长的五个多月,共耗资4万多元。这对于以种田和打工为来源的普通农户而言,自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尽管他们现在参加了“新农合”)。
        浩口镇属我市血吸虫病高发的重疫区,家人自然想到了这是晚期血吸虫病引起的。但到市血防医院检查后,医生认定他有乙肝等多种疾病,不属于纯粹的晚血病人,不能享受晚血病人国家免费救治的待遇。
        这之后不久,家里在乡邻们的推荐下,又带他到毗邻的荆州市花台中心医院,这是一所比较高等级的医院,住了二十多天,共耗资一万二千多元。由于家境艰难,稍有好转后便只能回家治疗。后来刘士学又出现严重便血,家里又安顿他到本镇卫生院就近治疗,断断续续持续了一段时间。等身体稍微恢复后,才带他到市血防医院住血防,做脾脏切除手术,花费一万多元。前前后后上十万元,除去“新农合”报销部分外,家里也积蓄耗尽,靠举债支撑。现在的刘士学早已丧失了劳动能力,媳妇因为要照料他,也一直无法做工。即使不住院的日子,每月的药费也在600元以上。仅靠六十多岁的两老耕种9亩多田完全难以为继,并且这种耕种也不可能安心和正常。最要命的是刘士学的病情何日是个头,一家人看不到希望。
        小儿子刘士雄同样初中未读完就下学,走进了打工的行列。所挣的微薄的工钱也寄回家里用于给哥哥看病。因为家境贫寒,无人上门提亲,今年36岁了,仍然只身一人。现在他还带上了年轻的侄儿,一同劳碌在打工的底线。
        36岁的农村男孩依然未娶媳妇,而且短时间也不会有戏,这对刘士雄本人意味着什么,对年近古稀的刘词斌两老意味着什么,乡里人谁都明白。
        大儿子重病的压力,小儿子情感的债务,这两座大山让这个家庭难以喘息。破损的墙壁、老旧的八架、简陋的家舍、风雨飘摇的矮下去的屋子,就是它最最真实的注释。我特意进进出出打量了一下,家俱基本破损不堪,没有一条光滑的板凳,床铺上的垫絮和被子已没有色泽,一切似乎都灰仆仆的,像老人此时的脸色。唯一拿得出手的大概就是刘士学成家时的一台十五英寸的彩电了。
        就在我们访谈的同时,老人的老伴扛着铁锹回来了。老人叫杨义秀,今年64岁,身体看上去还硬朗。按辈份我应当叫老姐姐。我同老人打招呼,称老人身体还不错,要多多注意自己。老人叹息着说,没有办法,我们还不能垮,打工的小儿子和孙子来信时也再三叮嘱过的。
        我问两老,田就只能你们种了,媳妇会种吗?老人说,媳妇不会农活,有时间找点工做,近几年只能照顾大儿子,也很累。对媳妇,两老不敢奢求,当心万一得罪了媳妇,一走了之,那可就悔之晚矣。
        问到今后的日子怎么过。两老同声叹息道:过一天,算一天吧。声调无奈而凄楚。我的心明显地颤抖了一下,嘴里却只能安慰老人,放宽心,会有转机的。
        我问杨书记,这样的家庭,应该有救助政策的呀?杨书记说,部分家庭可以申请民政部门的“大病救助”,条件是必须是“低保户”,但“低保户”是有指标限制的。那他们家评上没有呢?我继续问。杨书记回答说,他们家虽然评上了“低保户”,但“大病救助”却没有办成,因为他们在荆州医院看病的条据,潜江不认可。这样机械的执行政策,我无言以对。我实在弄不清楚,理论上振振有词地“化民难、解民忧”,一到具体执行时,怎么就困难重重?那么,整个艾桥村,像刘家这样的或者比他们更困难的,多吗?杨书记回答说,不算少。已经被评过的“大病救助”户,就有近三十家。看来,比刘家更困难的农户也大有人在呀。
        这一点,我有切身感受。我的老家有一个叔伯弟弟,叫杨义虎,家境可能比刘家更惨。他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很小就因心脏问题到上海做过手术,花了好几万。前几年,他本人在广东打工期间,夜晚摔了一跤,导致前额塌陷,在武汉人民医院上的钛金板,花了两万多。因为家境困难,妻子前年外出后,至今杳无音讯,算是抛弃了他们父女三人。现在家里同样只有年近七旬的父母帮忙耕种八亩多地。去年春节刚过,正月十四,同村的人招呼他去临近的江陵************院农场,帮一个湖南人承包的工地拆房子,他因为反应迟钝,被倒塌的房子埋住,浑身多处骨折和粉碎性骨折。湖南人家境也穷,只拿了六千元给他治病,其余就只好东拼西凑了万把元。在锁骨夹上钢板不久。人民医院医生说,他的脚部的粉碎性骨折处,因为脚筋也断了,需要到武汉的医院治疗才有把握,那要四、五万元。而他因为实在无钱,于是放弃了治疗。这等于自己把自己送进了残疾的行列。后来,我推荐帮他办了个残疾证,现在他只能一瘸一拐地行走。而他的小女儿才上小学三年级。
        在农村,这种因病或者因为打工受伤等等原因,而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家庭并不少见,尽管现在有了民政部门的大病救助、低保支助等项目,但那依然是杯水车薪,而且只能治标无法治本。往回走的路上,我的眉头依然紧锁着,看着眼前的刘家,想着家乡的杨家,还有许多我不曾了解的家庭,我的心禁不住颤抖。路两旁鲜艳的油菜花,仿佛是在嘲弄我。毫无疑问,在那些家庭的眼里,这个世界没有春天。
         作者系潜江市委党校副校长、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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