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10月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原来是30多年前,我在安徽南陵插队当民办教师时,我的学生李百春打来的,他费了一些周折,才找到我的电话 号码。他告诉我;这些年,他和他的一些同学一直在寻找我。非常期盼与我相聚。这是人世间难得的殷殷师生情。这些农家子弟是我教师生涯第一批学生,虽然,当 时我的身份仍然是一个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知青,在那所大队学校,我只是一个月薪只有18元的民办教师。他们评价,当年是我开启了他们的人生憧憬,明白了只 有知识才能够改变命运,一个人应该有远大的抱负。1975年春天,我在经历了漫长的七年上山下乡插队后,终于招工返城。我与这些学生依依惜别,我在他们的 日记本上,写下这样的临别赠言;“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捡面包屑和烂鱼头|我们向往到大海去飞翔”,这是当时刊登在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上的一 篇美国作家欧文写的散文的译文《海鸥乔纳逊》的篇首语。我曾经将它视为座右铭。虽然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这些学生的纯朴的面孔依旧清晰地保存在我的记忆 中。他们早已成才,大概都已经50多岁了。我欣然答应,在2011年的春天一定重返第二故乡,与他们相聚。放下电话,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在10年文革期 间,全国各地有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同时,把先进的城市文化传播到农村、边疆,把火热的青春年华献给第二故乡。许多知青成为中 国第一批农村民办教师,为农村的教育普及,培养新一代作出巨大贡献。无数农村孩子一辈子都忘记不了这些知青老师,称呼他们为自己人生的引路人,是他们开阔 了农家孩子的视野,向往外面更广阔的世界,为他们插上飞翔的翅膀。这使我想起2009年8月去黑龙江的黑河,参加中国知青博物馆的开馆典礼,在黑河知青博 物馆看到的一组雕塑;在一个简陋的教室里,一个即将离开北大荒农场的杭州知青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的临别留言;“亲爱的同学们,再见了,我实在没有勇 气和你们告别,因为我太爱你们了。记住老师的话,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坚持学业,一个人只要有文化,才能够插上人生飞翔的翅膀。我在千里之外时刻记着你 们。你们的老师虞哲杰”,当时,我就潸然泪下,因为我曾经当了整整4年的民办教师,我永远忘记不了那些可爱的农村孩子。我期待与他们相聚的那一天。
    2011年3月初,我为家事去杭州,返程时,我径直从杭州去安徽的南陵。现在的交通便捷,
    杭州经宣城到南陵的弋江镇只需要
    4个小时。弋江镇是一个千年古镇,极其繁华。通过手机联系,当年我在农村最谈得来的朋友吴守信早就在汽车站等候我,我上次见到他,是在2001年,虽然十 年未见,他依旧是神采奕奕的模样。他比我小5岁,1968年12月5日,我被分配到弋江公社新陶大队上汪生产队插队。他是这个村里的回乡知青,非常聪明好 学,村里人喊他的小名“兔子”,可见他的机灵能干。我们进村当天就成为好朋友。他成了我们知青的小“先生”,他将当地农村的风俗人情一一告知我们,使我们 很快了解了村落社会的基本状况。接下来两天,他陪我们去逛弋江镇和南陵县城。并一一告知我们干农活和待人接物的各种注意事项。他父亲弟兄七个,在村子里是 大姓,很有实力。他父亲是老大,非常能干,会做挂面,豆腐,杀猪,还会烧菜,村子里的红白喜事,都请他掌勺。他母亲非常能干,勤俭持家,对人善良,他父母 对我非常好。知道知青远离父母和城市的种种不易,我经常去他们家混饭吃,他们从来没有冷眼看待我,使我感受到亲人一般的温暖。守信家的屋子在村子外一块岗 地上,屋子前后都种了树和竹林,在塘堰里养殖鱼虾和菱角,所以日子过得比许多人家要好,因此而惹得村里许多人眼红,每次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拿他家当典 型,吴大妈经常为此落泪。他们知道只有让孩子读书,才有出路,老两口日夜辛劳,让5个孩子全部上学。守信已经是可以拿10分工的全劳动力,1972年,他 们送他去上高中。因为在前两年,父母为家中的长子守信说了一门亲事,姑娘是西梅村的。上门来定亲,酒席都摆了,守信坚决不同意,因为他意识到,如果这么早 就结婚,这就意味着这一辈子穷死在农村,这一辈子就完蛋了。父母再三劝告也打动不了他,只好依着他,知道这孩子心气高。决定送他去读书。守信高中毕业后, 两次曾经被大队推荐上工农兵的大学,都在公社一级被卡,他没有回生产队种田,而是选择进了公社的农科所培育水稻良种。我是1975年3月离开农村的,我鼓 励他在培育良种上尽快出成果。那几年的冬天,他和许多南陵的农技人员都要去海南岛育种,非常辛苦,。他每次经过芜湖都要来看我,我们互相鼓励,因为我们已 经预感到一个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即将到来,我们都要作好准备。紧接着,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垮台,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我们都参加了高考,我费了 不少周折考取一所师范学院。而守信仅以几分之差落选。当时在南陵的赵新三、章令照的遭遇都和他差不多。高考失利,随着人民公社的撤销,那个小小的公社农科 所也撤销了,他失去最后的用武之地,令他心灰意冷。后来被安排到到达小学当民办教师,进南陵师范学校学习,后来转正为公办教师,才获得吃公家饭的身份。 1988年和2001年我曾经两次回南陵,我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根本没有时间和守信恳谈。对他这30年来的生活经历知之甚少。
    现在,我们又见面了,才知道他在2009年提前内退了。这样,他才有了可以完全自由支配的时间,全力以赴地恢复他已经中断30余年的水稻良种培育,命运和 他绕了一个大湾子,他又回到老本行。当然,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我佩服他不言放弃的勇气与毅力,他这些年一直在小块田里培育水稻新品种,并且获得新的基因 单本,他的试验田已经从去年的5亩扩大到今年的100亩,已经向省级农业部门申报试验项目。我知道他所从事的农田育种试验是非常艰苦的,而且还要承担一定 的风险,甚至失败。他将像一个农夫在大田里风雨劳作,这对一个即将60岁的人,是难以想象的,同时,资金的投入也是有风险的。但是,他充满信心,勇往直 前。这令我非常感动。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妻子非常支持他。他妻子胡西凤,是天津下放知青,非常漂亮,能干,自从嫁给守信,放弃回大城市的机会,无怨无悔地 守着他一辈子,这里一定有苦衷和不易。我答应回武汉后,请湖北省农科院的专家指导和帮助他。晚上,守信夫妇在一家酒店为我接风,喝的是“口子窖”,我把已 经89岁高龄的陶老和章令照也请了来。还有弋江镇的干部。守信的父亲在80年代去世,母亲已经85岁高龄,身体尚健,轮流在每一个子女家过一个月。守信的 二弟在从事养殖业,生意兴旺,三弟守发,后来去东海舰队当兵,转业后考进芜湖市水产局,是渔政处的干部。老四是个妹妹,在芜湖市开理发店。老五在弋江镇政 府开小汽车。
    是晚住在排湾陶老家。
    3月8日上午,我在守信的陪同下去新陶村。我在上汪插队时的生产队长黄先知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他比我还小两岁,是一个非常有经济头脑的农村有为青年。他 的母亲黄大妈是我在上汪插队时,对我最关怀的老人,她善良慈祥,非常疼惜我远离母亲和城市,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使我在异乡感受到一种无私的母 爱。1970年春天,由于我被乡间的蚊子叮咬,虐疾发作,高烧40度,时热时冷,卧床两天无人知道。黄大妈知道后,给我送来一瓶开水,用一个青花瓷碗泡了 白糖炒米,碗底卧着4个鸡蛋,送到我床前,我热泪盈眶,不知道如何感激她老人家才好。我一辈子都记住这件事。1988年秋天,我从武汉第一次返回南陵第二 故乡,我提着礼物专程去看望她老人家,她已经83岁,身体很好。当时先知在南京卖豆腐,只见到他媳妇水莲。我在上汪插队时,先知就表现出不安分于农业生 产,时时处处琢磨着赚钱,他学会做豆腐,挂面,村里因此开了豆腐店,挂面厂,有了副业收入,所以,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比别的生产队要高得多。以后,他一个 人学会用新鲜的猪肝去塘堰钓野生的甲鱼,当时农村的人还不知道甲鱼能够吃,还能卖大价钱。先知每天都能钓到不少甲鱼,他将它们运到南陵县城去卖给大饭店, 甚至运到30多里外的宣城寒亭去卖,那儿有一个上海军天湖劳改农场,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甲鱼。先知一下子富起来。让周围的村里人眼红。先知是改革开放后,农 村最先富起来的人,他承包了乡里的砖瓦厂,业务做得很大,以后由于资金被人骗了,做不下去。他还有一个毛病;好赌,因此背了不少债,被他母亲不知道数落过 多少回。为了还债,先知带着水莲远去南京卖豆腐,他们在南京的雨花台附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气象学院开了一家机器操作的豆腐作坊,生意兴隆,一干就是20余 年,早已是上百万元的大户,而且戒了赌。2001年,我第二次回新陶村,见到他,他是回来盖房子的,他在村头盖了一栋三层楼,卫校毕业的大儿子夫妇在此开 了一间乡村诊所。前几年他将南京的豆腐店关了,回乡创业。在弋江镇的工业园开了一家木业公司,一家人都在这里干,收购各地的树木,加工成为板材,树梢用机 器切碎加工成为合成版,两台载重汽车送货。他告诉我,虽然很辛苦,每年的收入达百万元左右,先知成为弋江镇回乡创业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陪同我参观他的货场 和加工车间,并且合影留念。我为他的业绩感到高兴。他已经62岁,他准备将公司交给小儿子,他在大学学的是市场营销。我鼓励他一定要在他父亲创业的基础上 有所创新与发展。这位年轻人自信地对我说:“大伯,放心吧,我一定超过我父亲”。先知领着我去他母亲的墓地,黄大妈是1993年去世的,享年88岁,治丧 时,远远近近几十个村子有好几百人来吊唁,因为她老人家善良待人,口碑太好,所以丧事办得很隆重。时近清明,我跪在在黄大妈墓前,给她老人家磕了三个头, 以表达我这个远方归来的游子对她的感恩之情,黄大妈,原谅我来迟了。站在一边的先知眼睛也红了。黄大妈的墓地很简朴,长满青草。我建议先知是否将母亲的墓 地重修一下,他说先人的墓是不能随便动的,她老人家将保佑我们子孙事业兴旺发达。
    接着吴守信陪同我去他父亲的墓地,其父的墓地就在他家原来的屋基上,吴家的几个孩子早就离开村子,老屋早就不存在了,吴大伯是在1980年代去世的,离现 在已经20多年,在他的坟头上早就长起几棵三米多高的葛树,挺拔,在夏天一定绿荫如盖,根据乡下的风俗,这是这家的先人在世上积善成德,所以在身后有如此 吉祥之兆,庇佑其后人,代代成才,事业发达。我们在此留影作为纪念。
    守信告诉我,在汪村曾经出过一个大人才-----我国著名的烧伤及整形医学专家汪良能。这是我以前根本没有听说过的。记得1968年12月到上汪插队时, 就被安排住在一座陈旧的老瓦屋里,听说是老地主汪开曾的老屋,他早在1939年就去世了,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汪忠恕,当时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他已经60来岁,一个人住在这老屋里,沉默寡言,和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和他的儿子汪自超很谈的来,他是从芜湖农校毕业的,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加 上在工作单位犯了一点经济上的错误,被单位开除回乡务农,他经常向我们发牢骚,大有怀才不遇之慨。他告诉我们他二叔汪良能是第四军医大学的教授,是从美国 留学回来的。关于汪良能的详情村里人根本不知道,而且在1971年将汪家的老屋坼了。一直到2006年,汪良能的女儿(现在担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校长)和两 位部队作家来村里,调查了解汪良能童年时代在故土的生活经历,才知道他对中国当代医学的巨大贡献。汪良能早在少年时代就离开故土,一直在外面求 学,1942年,他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曾经先后在成都传染病医院和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1949年3月-1954年10月在美国密苏里州圣克鲁斯医 院,纽约阿本尼医学院,新泽西州海滨医院从医任教,他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位优秀的烧伤和整形医学专家。1954年,他和钱学森等科学家先后冲破美国政府的阻 扰,经香港回到祖国。1954年12月,他奉命去西安去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组建烧伤和整形外科,1962年晋升为教授。他与朱弘荫、张涤生、宋儒鸿 被公认为我国烧伤和整形外科的四位创始人。汪良能生前一直担任中华整形外科学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全军烧伤和整形外科专家组副组长,总后科学委员会委 员,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他于1989年病逝,享年73岁。守信陪同他们在南陵采访几日,当他们向南陵县有关部门了解情况时,南陵县政府根 本不知道,本土还出过这么著名的医学科学家。我这次刚刚拿到一本弋江镇政府在2009年编写的《古镇春秋》一书,在“人物“篇里根本没有”汪良能“的条 目。我对地方政府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无视感到惊讶!倒是守信费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对汪良能家族历史作了草根调查,写出一篇上万字的《被遗忘的地主》。由于地 主家庭出身,汪良能一直没有回过南陵和新陶村,他死后,其女儿回到这块故土,实现父亲叶落归根的遗愿。
    一个上午,我在守信的陪同下,在上汪、李村看看。偌大一个村子,几乎大多数人家关着门看不到几个人,绝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有人说现在留在农村的 是386061250部队,38指妇女,60指老人,61指留守儿童,250指留在农村的智障者。优秀的农村人才都流向城市,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力军, 目前全国有2.3亿农民工,主要流向沿海地区,家乡故土的建设无人问津。村子里的房子盖得很漂亮,大半是屋空人去,人们只有在春节才返回村庄。我们在上汪 村只看到两个农民,一个叫洛金,有杀猪的手艺,孩子都在外地打工。现在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还是1960---1970年代,在人民公社时期,在”农业学大 寨”的高潮在修建的,30多年过去了,已经破损不堪。虽然政府在前几年已经已经免去农业税和各种负担,农民种田,政府给予多项补偿,保证农产品最低的收购 价,但是农民仍然不愿意种田,土地撂荒现象依旧严重。眼下快近清明,没有看到几户人家备耕,他们说等种田大户来承包土地。现在全球性的自然灾害频频发生, 粮食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农村和农业生产如此衰落如何是好,令人焦虑呀!而且我还看到农村极不文明的一面;无论是在村里,路上,河渠里到处垃圾遍地,无人处 理,尤其是薄膜包装袋,已经成为灾害,其在露天的降解极其缓慢。一个拥有20几个自然村的村委会,至今没有一个垃圾处理厂。我曾经在湖北省政协参加农村文 明精神的调查,在江汉平原一些经济发达的农村,已经实现农村垃圾的统一处理,有些村有专职的垃圾处理员和垃圾车,统一填埋或焚烧,以保证农村的公共卫生, 减少疾病的传染和生态环境被污染。而这里居然这样不堪入目。
    我曾经在新陶小学当了三年的民办教师,老校舍早已坼了,在九五期间统一建设起来的标准化的校舍,曾经使各地农村的村委会背上沉重的债务。可是随着这些年, 大量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进城打工,先后进了城市里的学校读书,农村小学生大量流失,农村学校的校舍大多数闲置,老师过剩。只有在乡镇所在地扩大中心小学的 规模,每天学校开车来各村接送学龄儿童上学。这是城市化的进程对农村冲击的另一个表现。虽然这是一直无奈,却又是一种必然趋势。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末,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由于城市乡村二元化的不公正的体制,农民负担沉重,农产品价格低,政府对农村建设投入少,“农民真 苦,农村真穷,农业没希望“成为中国大多数农村普遍的社会现实,当时可谓“哀鸿遍野”,才有了湖北监利农村干部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的一封信,促成党和政府 最高层对农村问题的解决有了突破。记得在1998---1999年,当时我和几位省政协委员曾经去湖北省几个乡镇调研农民的负担问题,最后由我写成一份政 协提案《减轻农民负担乡镇机构必须消肿》,在湖北省政协作为大会发言,引起震动,因为这在当时还是一个超前的敏感的话题,多家媒体对我进行采访。2002 年俞正声担任湖北省委书记,2003年中央在湖北省试点缩减乡镇政府机构,撤销“七所八站”有效地减轻农民负担。接着政府宣布免去农业税和所有的负担,为 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程。这几年,国家对农村建设加大投入,普九教育免费,对农民实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有的地方还对农民实行养老保 险。在这片大好形势下,农村为什么会出现衰退?我想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两难,是用一句话说不清楚的。大量农民向城市转移,离开甚至脱离土地,失去农民身 份,成为真正的城市人,这是城市化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农村社会发生巨大嬗变的过程中,农村的衰落是其必然的痛苦过程,就像一个母亲在 分娩一样。
    不少老乡告诉我,整个新陶村,20多个自然村都面临着整体搬迁,这是南陵县城市化的一个大动作,是安徽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试点之一。光土地平整费就是 1500万元,所有自然村将坼去,统一搬迁到公路边建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有街道,有花园,有学校,有超市。现在省政府 组织的专家组经过调研,通过论证,即将开工。但是,许多农民对集中搬迁持有异议;因为农民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块土地上,已经习惯了独门独院,可以养猪,养鸡 鸭,种树,有自己的菜地和场院。特别像新陶村靠近青弋江的沙河宋等几个自然村,环境优美,农民无法割舍与故土的亲情。他们说坼村,坼去的不是人民公社时期 的土墙茅草房,而是他们用打工赚钱盖起的楼房,再去建新房是对资源的巨大浪费。他们对大面积的土地平整也提出意见。北方农村土地广阔平坦,适合机械化的大 田耕作。而南方水稻种植区,大多数土地高低不平,水田表层只有几寸土壤能够长谷,平整这些高低不平的土地,必然会将地下的生土翻上来,是不能长谷的。他们 的担忧不无道理。
    中午,新陶村委会在蒲桥的一家饭店请我,这里恰是以前弋江公社的办公楼。几位村干部都很年轻,其中有的是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村支书姓颜,是沙河宋村的。他 们请我吃的是地道的弋江农家菜,像刚从地里长出来的韭菜,豌豆,蒜苗,香椿土鸡蛋,非常可口。在席间,我向这些父母官反映了农民对坼迁的意见,对在城市化 冲击下,大量劳动力外出,特别是农村人才的流失,而造成农村的衰落的担忧。对农村垃圾遍地,严重影响农村公共卫生和环境的恶化的不安,并且向他们提出一些 合理化的建议。他们也向我诉说,他们这些当村干部的苦衷。城市化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民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新陶村 能够获得这个省里新农村建设的项目非常不易,要相信专家们的科学论证,而且经费是省里给的,南陵县只有三个村试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耕地面积。我知道 国务院一直在强调要保证全国18亿亩耕地这根红线。我向他们建议,将汪良能的生平材料整理上报弋江镇和南陵县政府,获得认可,修复上汪汪家老屋,而且是修 旧如旧,将新陶村定名为
    “中国烧伤与整形医学创始人汪良能故里”,这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乡土文化资源。也是新陶村,弋江镇和南陵县的骄傲。这是一张闪闪发光的乡土文化的名片。如果 对这样的文化资源的漠视是非常可悲与愚蠢的。他们非常感谢我的建议,尽快启动这一工作。表示在两年后,城市化的新陶新村建成后,一定邀请我这位从新陶村走 出去的学者回来参加剪彩典礼。
    下午,我在守信的陪同下,参观蒲桥初中,1974年,我和夫人韩云谱都曾经在这里任教,我教语文,她教英语,我们也是在这里相识,开始相爱,最后有情人终 成眷属。漫步在校舍里,感慨良多。这里留下我们青春的足迹,我们为弋江公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守信告诉我,其中有我们教过的学生叫谢北一,现在是新陶 村的首富,他80年代去上海作油漆工,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上海华成集团,资产近亿。他致富后反哺故土,他给他家周围几个自然村60岁以上的老 人每月发60元养老金,他还承包了新陶村大片农田,实行机械化耕作。我提出要去看看李百春,他现在在奚滩中学任教。守信告诉我,他刚刚获悉李百春查出癌 症,手术后正在芜湖二院化疗。这令我感到非常遗憾,因为我这次故土之行是他提议的。我们只能够在电话中向他问候了。
    晚上,黄先知在弋江镇最豪华的“新柳州大酒店”宴请我,新陶村委会的干部和守信,魏守法也参加了,先知全家人都了。酒后,新陶村颜书记开车送我去排湾村陶老家。
    陶老今年已经89岁高龄,身体非常好。他是我这一辈子最尊敬的人,他出身在一个农家,1947年参加革命,60多年来,一直在农村担任基层干部,他是我们 弋江公社的五七干事,对待全公社400多名知青像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他们,保护他们。他像一位父亲关怀着我。让我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他的善良正直影响 了我一辈子。我曾经在《南陵忆旧》一文中介绍过他。陶老现在享受离休待遇,每个月有4000多元的离休工资。20多年来,我几乎每隔几年要来看他一次,虽 然,武汉离南陵这么远。对我的每一次来访,他兴奋不已。2009年5月,与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去世,我和云谱闻讯,从武汉赶来看他,是武汉大学刘再起教授开 车,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俄罗斯南联邦大学的米沙教授。他家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他从早到晚在这个花园里劳作,一个人守着这栋小楼和院子。乡间的空气新鲜,吃的 是自己种的菜,他的心态特别好,所以健康长寿。儿子一家住在南陵县城,条件非常好,他不去。陶妈妈的墓就在这个院子的后面。我每一次来,他最喜欢的是,泡 一壶茶,听我讲外面的新闻和国家大事,他时而像孩子般大笑。今晚,我们的话题转入一个以前从未涉及的内容;我问陶老;在1959—1961年所谓的“三年 自然灾害”期间,你在南陵县农村担任基层干部,有没有饿死过人?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当时,安徽省是曾希圣担任省委书记,在全国是饿死人的重灾区之一,全 省饿死了500万人,饿死人最多的在淮北,皖东和无为县。南陵县是粮食产区,应该要好一些。我们认识40多年,我是第一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我读过新华社 记者杨继绳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书中披露的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的事实,令人非常震惊,这是“三份天灾,七份人祸”造成的血淋淋的历史,将永 远载入中国史册。陶老沉痛地告诉我;南陵县当时也饿死不少人。他当时担任九连乡党委书记,由于工作中跟县委不紧,被批判为“右倾”,被贬到东河乡的东七大 队担任书记。当时,各地虚报粮食产量,湖北、广西放卫星水稻亩产3万多斤,南陵县还不敢虚报这么大的数字,但是将水稻亩产定为2千多斤,春天下种,强行规 定每亩田下100斤稻种,以保证密植,老陶是种田的老巴式,知道一亩水稻下10斤种足够,上面是违反科学在瞎指挥。于是老陶玩了一次“阳奉阴违”,他让每 一亩只下20斤稻种,其余80斤存放在仓库里。其他地方按一亩下100斤稻种的,秧苗长出了,根本栽不完,又害怕县委来检查,追究责任,命令农民将没有栽 完的秧苗挖几个深坑埋了。造成严重的浪费,结果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粮食饿死了人。陶老将存放在仓库里的稻种按人头,每家每户都分了口粮,因此没有饿 死一个人。至今东七大队的老人们还在感恩陶书记:“没有他,我们早就饿死了。”,1961年,县委任命他担任燕山水库工地指挥长,数百人集中在那儿会战, 当时正是大饥荒时期,他明白,首先要解决这几百人吃饭问题,他一次次往县里,地区有关部门求援,打通环节,终于拿到国家200担大米的调拨,解决工地民工 的吃饭问题,没有饿死一个人,保证燕山水库如期完工,50年过去了,它依旧在灌溉农田。陶老告诉我:在那几年,最让人不理解的是说假话,他多次接到当时南 陵县委的各种统计报表和检查数字的电话;有一次,他接到一个电话,汇报东七大队水产发展情况,问他:“你们养了多少鱼?这些鱼在有多少是公的,多少是母 的,母鱼产了多少小鱼,这些小鱼中又有多少是公的,多少是母的?”陶老说,无法辨认鱼的公母,更无法辨认小鱼中的公母。对方在电话在向他大吼:“你傻呀! 公母的数字你不会编造,你思想太右倾,和我们的党不贴心!”,听了陶老的叙述,我感到哭笑不得,这就是那个荒唐的时代的真人真事。我为陶老一辈子为人民服 务,一直保持一颗纯洁的心灵而感动,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
    我和陶老商量,明天,我们一同去南陵县城,看望另一个令我们尊敬的人,曾经担任县上山下乡五七办公室主任的董慧敏,她已经79岁了,当年她以轩然正气,坚持原则,爱护并保护知青,我们不能忘记她。
     夜深沉,万籁俱寂,青弋江畔的乡村-----我曾经生活过七年的土地,两天来的所见所闻,让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在今天不可阻挡的城市化的进程中,它经受痛苦的嬗变,无论是繁荣昌盛,还是必然经过的衰落,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土地,有曾经待我像亲人的父老乡亲,我爱这块土地!
    这一夜,我失眠了,因为,我听到在远处有布谷鸟的叫声,春天来了! 

  • 责任编辑:sxh
  • 相关文章
  • 发表评论
  • 评分: 1 2 3 4 5

        
  • ·请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