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具有符号、标竿性意义的行动者——刘老石同志因车祸离开我们,让我们倍觉悲痛,全国各地关注乡建、投身乡建的人士,特别是年轻人纷纷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哀悼,在哀悼的同时,也更多的表现出继承老石遗志,将乡建道路走下去的决心,这不仅让我稍觉欣慰,也替老石同志觉得欣慰。
这些日子以来,我也一直处于伤痛之中,总想写下些文字,但一直难以捉笔。对逝者的颂歌只有生者才可以听闻,而生者还需要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与勇气,所以,对逝者说什么已不是太重要,而生者还在路途,需要鼓点与歌声。对于我所敬重的老石同志,表达伤悲也显得苍白,更为重要的是,回忆交往的琐事,在老石面前,也让我觉得有些矫情。我们都是被别人称为理想主义者的那种人,在当下,给人以“理想主义者”的称谓,是多少带有些怜惜与嘲讽的意味的。我等的悲鸣,或者正应了某些人的判断,倒不如化悲痛为力量,坚持作一些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说一些自己认为对的话。促使我写下这篇文字的主要原因,是看了笑蜀先生写的一篇《理想主义者不该穷途末路》的文章,文章在伤老石离世的同时,表现出了他对乡建道路上坚持的这群理想主义者的悲悯,特别是最后,将老石的同志们内部募款说成是自救,让我这个也自诩为乡建人的一份子,不得不出来说一些话。不是为谁辩解,而是为那些坚持在路上的人。
我差不多十年前听闻老石之名,和老石相识相交也有好几年的历史。说实话,当时我对老石推进的乡建之路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也和老石有过好几次深入的交流,交流的过程中甚至有争论。最后一次较深入的交流是近三年前在中山大学,我们谈到最后,老石对我说:“刚强,你说,除了能作这些,我们还能作些啥呢?”言毕,双方都一下子黯然起来,四目相对,大家眼里都隐隐有泪光。在那一刻,我认为我是真正理解了老石,也真正理解了温先生、老石他们领头推进的乡建之路。
以前,我对老石带领的乡建之路的微辞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到乡村去,很有可能将自己的需求强加给乡村,将自己对乡村的图景描画转为乡村的前途指向,结果一不小心,就很容易将乡村作为自己理想实现的工具,将自己的工作道德化,这有可能强化城乡不平等、社会权力结构失衡的状况,对农民而言是不公平的。然而更多的了解乡建的工作以后,我将他们的工作贡献总结为两点:一是推动农民的合作,二是推进青年学生的自觉、自省的责任意识,从方向上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离散化、相对均质化的中国乡村社会,合作是第一重要的;而对于当下中国青年人的成长而言,对农村广阔天地去学习、去服务、去了解,是负责任成长的重要环节。乡建工作,从我个人的研究及认识层面来看,方向是没有问题的,真正需要解决的是方法和行动路径的问题,而恰好,在这一方面,是有很大的成长与学习空间的。
在中国,从民间的角度从事乡村建设,甚至整个民间公益之路,都是十分艰难的,这固然与国家在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不足及政策问题有关,也与整个社会对这一领域的认识、支持与参与现实有关,更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形成的中国社会人格有关。多数通过民间行动推动公共利益发展的人士,确实都有悲情故事,换另一句话来说就是冷暖自知。但即算如此,我们也会发现,在民间公益道路上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就我了解的情况看,或者都可称为理想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永远不会穷途末路,恰恰相反,理想主义会越来越来成为追求自身生命意义和存在价值的人的需求,理想主义者也将成为中国社会伤痛自愈过程中的身体力行者。中国社会在急速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矛盾积聚越来越多,社会问题也越来也突出,这样的过程中,个人在“裹胁”的状态下,越来越处于“不得不”、“不由自主”的状态。越来越多思考、追求人生意义和生活价值的人,从思考转为行动,从批判、抱怨转至建设,从等待、随波逐流的状态中转至积极的、建设性社会行动参与。
理想主义者恰恰是那些能真实的面对自己、跟随自己的内心需要的人。在我看来,理想主义者本质上是行动主义者,是通过行动来改善社会生存的积极的群体。任何一个开始思考并进而采取负责任行动的人,都可称为理想主义者,这样的人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从所谓的现实主义者转为理想主义者只需要作一件事情,即从纯粹的批判转为行动——对自己、对他人负责任的行动,这才是当下社会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并非不理解现实,更不会远离现实,他们恰好是在理解、认清现实社会之后,从出于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对生命负责的角度选择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及社会存在方式。罗曼.罗兰说过这样的话:最大的英雄主义是你看清了这个世界还在爱它。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恰恰也是这样的人,也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人。
至少从个人的角度看,自由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也最应该成为理想主义者,但吊诡的是,我倒很少看到“自由主义”者们的理想主义话语及行动,很少看到“自由主义者”们象“理想主义者”们那样对自身生命价值和责任的身体力行的坚持(也许是“伪自由主义”大大多于“自由主义者”的原因吧)。我个人的理解是,也许当下的“自由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最大的差别在于“权力”与“权利”、“制度”与“价值、意义”的差别罢了。从另一层面来讲,“自由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差别在于嘴巴与行动的差别。如果说理想主义者真到了“穷途末路”,那么就是行动者的穷途末路,也就是嘴巴的胜利了。但事实上,我看到的情况是,“理想主义者”是越来越多。笑蜀先生谈到的“穷途末路”的“理想主义”者,或者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在我看来,顶多是变味了的“英雄主义”者。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会选择坚持的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动存在既是出于自己有价值生活的追求,也是负责任生活的需要。从能作的事情作起,从每一点可以改善的事情作起,他们本身就是有力量的;虽然面临挫折,也面临现实生活的许多压力,但是通过行动解决了自己的无力感,在与所有与之有关联的人和群体的互动中建立了对自己、对他人来说有价值的社会关系。这样的人,不会有太多哀叹,至少,他们能够选择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恰恰是不需要别人的悲悯的。
笑蜀先生说理想主义者不该穷途末路、给人的感觉好象是已经“穷途末路”了。但理想主义者“穷途末路”的依据是老石、邱建生等人的生活、收入状况的窘迫,理想主义者在“自救”!我以为,这样的说法,对老石来说是不公平的,对邱建生和其他还在乡建道路上前行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对更多真正坚持的“理想主义者”而言也是不公平的。理想主义者也是常人,也有各种必须的支付,也在面临各种人生的窘境,但理想主义者最需要的支持恰好不是这些。理想主义者在追求对自己来说有价值生活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回应社会问题,回应公共利益层面的问题,这些行动是有很大的成本的,理想主义者需要的“帮助”,是需要这个社会来共同承担这一成本,需要社会每个成员负责任的参与,这恰好是理想主义者们的“理想”。理想主义者不需要谁去“救”,支持、参与理想主义者的行动而非支持理想主义者本身,不只是理想主义者的需要,而是整个社会的需要。
乡建的旗帜能打多久?我想,只要中国的三农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乡建的旗帜就会一直打下去。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乡村建设是谁的乡村建设?如果只是乡建中心的乡建,这个问题当然值得一问。但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认为,乡村建设只是乡建中心的乡建。中国的乡村建设,不只是农民的需要,也是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更是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乡村建设的责任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责任,这个旗帜如何打不下去?老石个人只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一员,乡建中心也只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一个机构。老石和乡建中心在乡建领域内作了大量的工作,亦有很多有益的尝试,成为这个领域内的领军者和有突出贡献者,这是无庸置疑的。但事实上,真正的乡村建设是由农民来完成的,任何外来的人和外来的机构都不可能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都不过是起到了催化、动员和促进的作用。民间公益同样如此,只要每一个公益行动者不再只是以“施舍”、“给与”作为行动的出发点,而是将自己的行动理解为社会问题解决的一份子。如果中国的每一个乡建人、每一个公益人、每一个行动中的理想主义者,都认识并作到了这一点,不仅乡建的旗帜能打下去,理想主义的旗帜也能永远打下去,而这,正是我能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 责任编辑:s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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