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探讨这一个大问题,原因有许多个。以下这几点要特别提到:
第一,近若干年来的春节前后,因大批农民工返乡过年总要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春运大潮。这种春运大潮自出现以来逐年愈演愈烈。2010年的春运大潮中,各种交通工具运送的旅客达十二亿以人次以上。(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数据则是25亿人次:“每年一个短短的春运就有超过20亿的人次上路。2010年春运的客运流达到25亿人次。”“这意味着把美洲、欧洲和非洲的人口在一个月内挪动了一下。除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比较高效运转的政府体制外,没有任何一种体制可以处理这种挑战。”)这还不包括自己驾车与乘摩托车回家的。这种春运大潮使得中国的各种交通工具在短时间里负荷骤然陡增,大有不堪重负之势。此外,从中央到各级政府还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作安全上的、畅通上的保证。这其中的成本是无法计算的。当然大潮所至,还有其它作用。有人说,春运是中国独特的一道风景线,亮不亮丽呢,没有人敢说。我只是在心中苦笑。我相信,在旅途中奔波着的农民工们也未必都是高兴的心情。因为辛辛苦苦打工挣的本来就不多的钱没有用在刀刃上啊。我要说,春运是大多数人的一种无奈选择,是中国现代社会的一种政治的和经济的负担,不值得光荣与自豪。我要问,春运现象何时能够消除?用何种办法才能消除?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如外国一样没有元旦运、圣诞运?
第二,经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许多农村,在平时,甚至在节假日,只有老人与儿童在坚守。年轻的父母们,家中的壮劳力们,能打工的都外出打工。据有关资料,2000年,广大农村,6~16岁留守儿童为2000万,60岁以上留守老人1800万,留守妇女2000万。2005年,留守儿童增加到5861万。平均每4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留守儿童。(韩俊主编:《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有意思的是,中国农业新闻网在2011年3月30日上公布的妇联调查统计数字也与上述2005年的相近:全国农村留守儿童5800万,占农村儿童总数的28.29%。没有增加反而有点减少!
留守儿童存在带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亲情缺失、家庭教育缺失、生活营养不良、充当少年劳工、身体被不法分子侵害,以及由此产生的性格缺陷、身体发育缺陷、道德缺陷、文化程度低下等等。阮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儿童是国家的未来与栋梁。现在这5800多万的儿童情况如此令堪忧,这不意味我们国家的未来也令人堪忧吗?我们若干年后优质的人口资源不是要短缺吗?
留守儿童问题其实不单单是个儿童留守的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其实后面隐藏的是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难怪有专家称:“与西欧和美日等国家在不同年代出现的农村人口劳动力的外流及其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相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的状况都更加独特:一面是外出者无根飘零,遭遇着黑心老板的压榨、城管队员的驱赶以及城市市民的白眼,一面是留守者们同样的紧张、孤独、痛楚和无助。正如‘后院起火’这一中国式的语汇所包含的意蕴那样,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劳动力流动引发了如此迅猛、广泛和深刻的家庭解体,乃至于形成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危机。家庭结构形态的变化,各种矛盾的发生,自然还会对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带来冲:击。” 阮梅:《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
岂止是留守的儿童要关爱啊。留守的父母要孝敬,留守的田地要耕耘,留守的家园要建设!因为爱摄影,我经常跑到农村中去采风。许多农村的颓败与荒芜,让我心中很是吃惊。我们讲安居乐业,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不安心于农村农业,一心想往外走,往城市中求生存求发展,何谓乐业?许多农村地方破破烂烂,几十年没有多大变化,何谓安居?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改革没有让大部分人做到安居乐业,而只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我们的改革之路还任重道远!
第三,现在的城市越来越拥挤。房子挤,车子挤,人也挤。这种挤,不仅在大城市,也在中城市,小城市。城市拥挤,产生的问题越来越多,于是对城市的投入也越来越大,而城市因此也越来越优越和现代,同荒凉冷落的农村形成了鲜明对比。城乡差别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
据《中国国情读本 2010年版》(新华出版社出版)介绍,中国大陆的人口分布,以哈尔滨至昆明为一线划分,在该线的东边,人口密度平均100人以上,许多地方超过400人;而在该线的西边,人口密度平均50人以下,许多地区在1人以下。又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东部地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上升,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比重下降。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东部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比2000年上升2.41个百分点;中部占26.76%,下降1.08个百分点;西部占27.04%,下降1.11个百分点;东北占8.22%,下降0.22个百分点。
城市经济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但这个火车头是如何带动农村这些车厢前进呢?在农村这些车厢中的人都不呆在车厢中,而是跑到火车头上来了。中国的东部要带动西部发展,但实际情况是东部把西部的人、物、资源都吸引到自己东部来了。肥了东部,瘦了西部。用什么方法能够提升农村,缩小城乡差别呢?缩小中国西部与东部的差别呢?要知道,城乡差别的扩大、中国东部与西部差别的扩大,不是我们发展的目标,不是我们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向。虽然有人认为中国东西部人口分布的差异扩大是一件双赢的好事,但笔者不这么认为。因为从国家发展的战略考虑,中国西部的发展(包括人口的稳定与增加)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相当重要的事情。
第四,去年秋天至今年春天在中国中西部5省发生的连续五六个月的百年一遇的严重干旱。这些旱灾以云南、贵州两省最为严重。旱灾对城市的影响好像并不很大,但对农村的影响就不一般了。山火四起、庄稼枯死与绝收、水库及河流水塘干涸、人畜饮水都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帮助抗旱。社会力量送水送物资,帮助打井找水。但也只能缓解人畜饮水的困难。不少村庄有劳动力的都外出打工,只留下老弱病残在家中,抗旱都没有人抗。(据贵州电视台《百姓关注》媒体画面介绍盘县某村情况)
顺便提一下同时在新疆、内蒙等地区发生的雪灾。这些灾害同样也牵扯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及军队的大量精力。有时甚至住在很远的一两户人家,也需要投入直升机救援(据中央电视台播放画面)。当然这种救援是应该的和必须的。但年年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我心中就想,能不能避免呢?譬如在雪灾发生之前或在平时,就应该让这些单家独户的牧民们相对集中到一定地方,避免雪灾发生时造成危险,另外即使出现危险也相对好求助,降低救助成本。
第五,中共中央在现阶段提出的有关加快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意见。我们认为,考虑这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时时候应该结合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要求,结合中国仍然是个农业大国的特点,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放在农村,农业和农民上,它应该解决中国如何全面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从而实现现代化的问题。
中国在现阶段的快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很多。每天拿起报纸、打开电视,或者打开电视走进网络世界,除了日新月异的成绩与成就之外,便是发展中带来的诸多问题。走在都市的大街上,走进乡间的农村,目光敏锐的人们看到各种成绩的同时也会看到不少现实的问题。有了问题,解决问题的主意、方法、行动也伴随出现。譬如出现旱灾,就有政府的财政拨款,企业或好心人的送水行动,还有打井队的找水行动,以及村民们的抗旱自救。又譬如,农民工子女在城里上不了学,就出现了政府部门出面协调与解决。再譬如,城市住房太紧,房价太贵,就出现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等等。不过,许多问题的解决却断不了根,或者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一句老话讲,叫“按下葫芦漂起瓢”。例如天灾问题,今年此地方,明年彼地方。于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年年都在救灾当中来回奔波,特别是国家重要领导人。又如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此地方政府解决了,彼地方政府却难于解决,张三的子女解决了,李四的子女没有解决。等等。时间长了,问题重复性多了,于是使许多人认识到,中国当前的许多问题,必须要换一个思路,要统筹地解决,要从根子上解决。
本人以为,中国现阶段所有问题的根子问题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核心是农民问题。一百年前是如此,一百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一百年前,孙中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六十年前,毛泽东解决了耕者有其田这个问题。三十年前,邓小平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三十年后的今天,解决了温饱后的农民何去何从呢?是继续往富裕方向发展,做个富裕的农民吗?中国的农民真的能整体上富裕起来吗?
本人以为,中国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阶段,农民的问题不是走向整体富裕的问题。因为你再富裕了还是农民,你再富裕与城市还是有差距。在当今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问题是如何“消灭农民”的问题,即农民作为封建社会的基本标识在今天要蜕变的问题。所谓蜕变,就是要摆脱与甩掉一家一户的、分散耕种与经营的、以落后工具和方式生产的小农经济。以养蚕作例子来说明之。一百年前是无桑叶喂养蚕的问题,六十年前解决了这个问题。三十年前则解决了蚕宝宝吃好桑叶生长问题。现在是蚕宝宝长大了,不能再继续喂下去,蚕要吐絲蜕变为蛾子的问题。中国不能带着农民实现现代化。中国要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灭”农民。换句话说,中国不“消灭”农民,便不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为什么?这里只能简单说,这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我们的先哲们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中早就说清楚了。
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民”是由资产阶级历史地消灭的,用市场经济与大工业的办法消灭的。
中国的农民难道也要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由资产阶级用市场经济与大工业历史地消灭吗?!我们许多从西方学成归来的海归派主张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他们现在拥有话语权,目前许多农村出现的情况正是他们期望与主张的。可是这条路子是走不通的。他们要碰壁的。现在已经在处处碰壁。用农民自己的话讲,就是“国家政策是越来越好,而我们农民的日子咋越过越难了?”(见粮民:《中国的农村会消失吗》复旦大学出版社。网易读书频道)另外,据新华网2011年3月31载,中国在未来十年内,贫困人口可能重返一亿。尽管2011年的扶贫新标准大幅上升,但和国际水平相比仍然较低,甚至仍低于印度。印度的扶贫标准大致是接近人均每天消费1.2美元的水平(按照购买力平价)。而中国 2008年、2009年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只相当于每天0.89美元的水平。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子。中国六十年之前的革命是如此,中国现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也要如此。只有走结合中国自己特点的路,中国的现代化才有出路。
那么中国的路子在哪里呢?
一、我心中的农业现代化
据有关资料,中国大陆目前有256万个自然村,计70万个行政村(李昌平著:《大气候》)或60多万个(宋亚平《中国三农问题的突破口在哪里》)。据新华网2005年5月30日载,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副会长余展29日在上海说,目前全国总计有68万个行政村、9亿农民、500万名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在内的“村官”。 网上说,根据1998年国家行政局统计的数据是自然村1865247个(186.5万)。
本人认为,这256万个或186.5万个自然村应该合并为约70-100万个新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每村600人至1000人左右。据统计,中国大陆人口在2007年底为13.2亿左右(《中国国情读本 2010年》),现在按14亿计,并且其中七亿生活在农村计算。有的资料说,现在农村人口有九亿,这里考虑转移一部分到城市中。(据2011-4-28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中,全国大陆地区人口13.4亿,其中城镇人口6.6亿。因此相应农村人口尚有6.8亿)每个新农村1000人至700人。
每个新农村应该由以下部分组成:厂房化种植业,圈养化畜牧业,山林化果木业,城镇化规范化居住地,以及适当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条件的也可搞专业化的大型农场或养殖场。如后面图中所示。新农村的行政中心是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经济中心应该是农村总公司。政企分开,不搞政企合一。
1、种植业厂房化 主要的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小米、玉米、高粱、大豆、花生、土豆等都放在永久性的厂房里种植。因此全国主要粮食产区各乡村都应该建立相应的厂房,实行工厂化种植与管理。蔬菜也基本上进入厂房栽种。其它虽不是粮食产区,但要种植粮食的也应该实行厂房化种植。另外蔬菜与花卉的种植也可以由临时性的塑料大棚改为永久性的多层厂房。
2、畜牧业圈养化 各村种植业工厂化同时,也应该建立相应的畜牧业饲养业和其它养殖业如水产、特种养殖,并进行圈养和划定场地饲养。在畜牧业占主要支柱的地区,畜牧业都要实行圈养化,不要散养。
3、果木业山林化 果木业应该规模化、集中化,专业化,可在山头,平地,每村都要有,与环境绿化结合起来。有的可搞农场,与酿酒、果品加工结合。
4、专业大型农场及养殖场 如棉花、油菜、大豆的规模种植,及海产品的规模养殖可在适宜建立农场的地方进行专业化操作。
5、居住城镇化、规范化 现在农村散漫居住与建筑都要相对集中,重新规化并大体标准化。与工厂化生产及圈养化养殖相适应并与城市接轨。
6、以上我们可以用规范化生产一言以蔽之。农业在规范化生产之后,节省的人力、土地及其它物力,可以进行第二产业如农产品的深加工与运输经销、农机的制造与维修、酿造业、其它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如乡村旅游业、乡村幼儿托儿教育、乡村老年养老的开发等。
7、上述几种生产方式可在公司化市场化运作。

二、这种农业现代化的可操作性
(一)
在上述几种生产方式中,难度最大的是种植业厂房化问题。因为这是亘古未有的事情。也是颠覆传统的事情。但应该说是在地球这个大村庄里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只不过谁来先走这一步。因为随着人口膨胀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用地的增加,用于农业用地会越来越少。同时由于环境恶化和科技进步,种植业厂房化已经成为可能的事情。中国应该先走这一步,给世界看,给生活在广大农村的农民们看。谁叫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并且目前还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呢?又谁让中国人多地少,让世界各国老是担着心呢?
1、首先有的人会问,是不是要把所有的用地都遮盖起来呀,可能吗?
我们认为,是要遮盖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都遮盖起来。并且是逐步实施,不是一步到位。
以一个一千人的村庄为例。假定平均每个人一年消耗粮食150kg(300市斤),这在肉类食品充足的条件下是足够的。一千人一年的消耗量为15万kg(150吨)。假定这个村子有一千亩土地(一人一亩),每亩产粮300kg。则全村需要500亩土地维持粮食生产才能保证需要。
这是不是说我们因此要把500亩土地都盖上厂房呢?
不是。
因为我们刚才计算的前提是在目前自然条件下生产的情况,即一年种植一季,并且主要是靠天吃饭的传统情况。当水稻或小麦进入厂房生产后,就不是一年一季的问题了,至少是一年两季的事情了。按一年两季考虑,我们要盖的厂房其实只有250亩!如果我们的厂房不是单层的,而是楼层譬如两层的。那么实际上需要的厂房还要少,125亩或130亩!如果是三层呢?另外,在农作物改良产量增加如单产到400kg后,这个用地还要少!
一亩是多少平方米呢?667平米。130亩约合86710平米。即约220×400平米。
如果依250亩算,则需要166750平米厂房。即约410m×410m大小的地方。
当然,除了消费,还要作商品卖买与加工。所以实际厂房面积应该还要大。并且,粮食首先要成为商品。即使是自己使用的,也应该首先是商品,而不是用于分配。
所以看起来,土地不是全部都要盖起来。同时考虑到操作过程,种植业厂房化的过程也是一步步来的。不是一年二年的事,可以在若干年之内完成。
2、材料
种植业的工厂应该是永久性的建筑,不是目前大棚蔬菜采用的临时性的塑料棚,也不是温室那样单纯的玻璃屋。
框架应该是钢筋混凝土材料,采光及保温部分应该是采光性很好的房屋,应该是能将太阳光转换为热能电能的材料。在当前科技水平条件下,这样的材料应该是不难解决的。
3、资金
资金是个最大的问题。
以由台湾慈济基金会援建的甘肃省靖远县刘川来窑乡慈济移民新村(大爱村)为例:该村210户计1050人。总投资2466.9万元,2008年3月27日签约实施,共建住宅26040平方米,将居住在上百里外干旱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活贫困的若笠乡210户1050人通过移民搬迁至此。每户占地面积426平方米,建成半框架砖木结构平方10间,面积124平方米,围墙42.6米,厕所,沼气池,猪羊圈面积20平方米,大门一座。两年建成,于2011年元月14日正式启用。(见靖远县人民 政府网站)我们以此为例,并按一个新农村2500万元计算。70万个新农村大概需要175000万元即17.5亿元。我们的把这个推算的数字扩大四倍,即每个新农村需要1个亿的人民币,70万新农村需要资金大约为70万亿元人民币。如果以三十年为完成目标,则每年需要资金为约2.3万亿。中国去年(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397983亿元,即39.79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按上面个案推算,我们每年要用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来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际分析下来,用不了这么多。
首先是计算每个村的投入上。仍以上面台湾慈济基金会援建的甘肃省靖远县刘川来窑乡慈济移民新村(大爱村)为例。其约2500万元的投入主要是解决1050个农民的生活居住问题(人畜房屋、太阳能灶具、道路、照明、饮用水、学校)。如果牲畜集中饲养,如果居住的房屋是双层建筑(小二楼),则占地面积和所用材料及资金会相应减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以2500万乘以系数4得1个亿,是考虑到要搞工厂化种植投入、沼气工程及食品加工和其它投入。这方面的需要是要重新计算的。如果发挥好农民的积极性与劳动力,每个村不会超过一个亿,应该在7000万左右。
另外,在上述的70-100万个村庄中,已经有一部分是已经富裕起来了的村庄。他们有能力自己搞,不需要政府的钱。当然需要国家的技术和其它支持。中国大陆目前有行政县2862个。按每县一个有能力自己搞的计算,就有2862个可以不要国家财政支持的。另外一部分是可以国家与个人按比例投入的。还有一部分在旅游或矿产富裕区的,可以采取社会资本与个人按比例投入的方式。这三部分的总数没有任何统计资料,需要组织相关人员摸底调查。剩下的就是需要国家、社会与个人三者共同投入的。当然这要占大部分。至少要占60万个以上。每年2万个左右,约2万亿元人民币。按每村7千万的话则为1.4万亿人民币。
另外,据有关方面公布的资料,我国到2010年底,外汇储备为3.05万亿美元左右,约合18.5万亿元人民币。每年取其中十分之一用于这种新农村建设,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最后,这个账还应该从另外几个方面算。
一是国家每年用于救灾资金的投入方面。建立上述新农村,当然使农村摆脱了对靠天吃饭依赖,减少了自然灾害的影响,从而减少了国家的每年的投入。应该指出,现在的自然灾害是频频发生,间隔周期越来越短。国家为此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
二是让农民就地安居乐业,解决了春运问题、留守儿童问题、现有城市过分拥挤问题、交通堵塞问题、住房困难问题、子女读书与就业问题,以及社会治安环境恶化问题。这些方面花费的国家财力、人力与物力也是相当大的。
三是解决社会资本投资路子少的问题。现在社会民间资金因为投资渠道少,不少人于是拥挤到房地产去炒,造成房价年年高涨,许多人买不起房,同时又有不少人握着房子搞投机。要不大量资金用于挥霍浪费,要不就是到周边境外赌博。
四是通过“撤村并居”、“农民上楼”等措施,置换和清理部分土地,转化为可耕种土地与山林。
五是提升农村消费水平,真正实现扩大内需,扭转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出口的局面。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叫喊扩大内需的口号已经有许多次了,并且也采取了不少刺激措施,但效果特别是长期效果不明显。为什么?因为消费是需要手中有钱的。手中钱越多,越敢消费,手中钱越少,越不敢消费。这是一个三岁小孩也懂的最简单道理。在农村,人生最基本的消费有二条:盖房子与娶媳妇,吃饭和穿着都可以省(不是不要),但这两条不能省。现在许多农村,男子三四十岁了还娶不上媳妇,女人都往有钱的地方跑了。住的房子也破破烂烂。人生这两件大事他们没有解决,你让他怎么有钱去购置农业机械、中档生活用品?更不要说出门旅游等等了。不错,现在有些农民工出门打工挣了点钱,但除了返家路费、亲情花消、看病吃药、小孩读书之外,还剩多少呢?我们的资本家们在给农民式发放工资时,是不会考虑这些的。
六是防止阶级分化与阶级对立的扩大,保证社会变革中比较和谐与稳定。
鉴于前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也鉴于经济改革的需要,有些人不提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了。但这不等于现今的中国没有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存在。恰恰相反,后三十年的改革与开放,使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更趋于尖锐与激化。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有康2011年5月4日在会见阿根廷最高法院院长洛伦塞蒂时就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产生了大量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地进入司法程序,各级人民法院每年受理的各类案件上千万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压力前所未有。恰当地与艺术地处理好这个问题,是我们国家既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又保证社会制度不改变其颜色的关键所在。这一点,有共识的人士是越来越多。例如温家宝总理就多次提醒和告诫我们要防止“人亡政息”的苏联式悲剧在中国出现。当然温家宝总理主要是从腐败与奢侈浪费角度来说。比如,在2010年8月27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深刻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的性质就会改变,就会“人亡政息”。从研究前苏联垮台的经验教训来说,其中有一条就是在前苏联中,出现了一个既得利益阶级。这个既得利益阶级由前苏联中一大批的当权腐败者及他们的亲朋好友构成。他们实际上是一个窃取了国家财富的新兴资产阶级。他们通过前苏联的垮台,让自己窃取的财富在洗牌中合法化。因此他们是前苏联垮台的直接参与者,也是直接受益者。而广大的老百姓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在农业的现代化进程中坚持相当的集体经济但不排斥私人经济,是为了保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空间与地位,保证最广大的原来的农民在转轨变型中和转轨变型后的利益,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不受到伤害与影响。
4、技术 种植业工厂化绝不是上面说的那么简单。它对农作物的高产、浅植、矮化都有新的要求。对农机具小型化,多功能化也有要求。更重要的,粮食生产进厂房,是个系统工程。虽然我们搞玻璃温室种植、塑料大棚种植有若干年了,但粮食的工厂化生产比蔬菜的大棚种植难度要大得多。例如授粉问题。大部分粮食作物都是需要作物的果实。这需要植物先开花,然后授粉,再结籽,灌浆,成熟。在厂房中怎么授粉就与自然状态下不一样。没有风,没有昆虫。另外各阶段水分控制、肥料控制、温度控制、湿度控制、日照问题等等。这需要以计算机为头的自动化系统参与。尽管如此,但是由于计算机技术、棚栽技术、滴灌技术、沼气技术、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等技术的日益成熟,农业工厂化是可以逐步做到的。
5、生产与经营管理 除了技术外还有生产与经营管理问题。这是一个关系事情成败的大问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与公社化的集体经济走入死胡同,没有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人以“吃大锅饭”简而言之。认为不能调动农民积极性就是因为吃大锅饭。承包到户,打破大锅饭,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这就造成了一种集体经济、集体生产没有搞头,只有包产到户的单干才有搞头的思想认识。于是在农村和许多地方,集体经济、集体生产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场面,谁都怕提集体经济和集体生产。可悲的中国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不应该排斥个体经济和市场经济,但因此就应该排斥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吗?!
现在是应该理性地对待和总结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与公社化的集体经济走入死胡同的原因的时候了。不如此,中国还要出问题,中国农村仍然没有出路,照搬外国没有出路,照搬西方没有出路。中国农村的现代化道路只能是中国自己的模式。
现在站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与历史的高点上,我们不应该全盘否定集体生产方式,也不应该全盘肯定单家独户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应该辩证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不应该形而上学地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来使用集体生产方式和专业化生产方式。
应该说,我们现在具备这样的条件了。
首先,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经历六十年的摸索,已经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较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本人这里只着重强调几点:
①社会主义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比资本主义有较大的提高,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提高人民的就业水平从而提高物质的与精神的生活水平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与信心,最终形成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②社会主义要坚持以共产党为核心的领导地位,但这种坚持不是只搞计划经济不搞市场经济,只搞集体经济不搞私人经济,只搞国内经济不搞贸易经济。或者反过来,只搞市场经
济不搞计划经济,只搞私人经济不搞集体经济。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现在仍处于探索阶段,探索的任务还没有完结。这种特色的社会主义,不等于有人主张的共产党的领导加全盘的市场经济与个人经济,也不应该是原来的共产党领导加全盘的计划经济与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
应该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包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及私人经济的混合经济。
③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私人经济是中国现阶段的需要,是符合社会主义时期发展要求的东西。不能用一种模式排斥另一种模式,而是应该将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农村加于实践之,应该是我们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中需要长时间勇于探索的。
有人在解释和理解社会主义时,认为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就是搞计划经济或国有经济,资本主义就是搞市场经济或自由经济。这种理解是不太正确的。因为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是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即已经充分工业化与市场化了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那种社会主义实质上相当共产主义阶段。但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在落后国家产生的。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与市场经济都没有完成或成熟。即使是前苏联也如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仅是在政治上解决了问题,经济上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何况这些国家的周围都是资本主义世界包围着的。它们要与资本主义世界打交道。我们可以称这种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但没有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国家为初级的社会主义或准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国家,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任务,就是: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二利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加快国家的工业化与市场化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总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前苏联在后期没有注意第一条,执政党脱离群众并且变质。第二条呢做得不太好,没有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老百姓生活不好,不满意。社会主义因而没有搞下去,垮台了,让西方世界幸灾乐祸。中国呢,开始注意了第一条,做得也不太好,搞过头了。第二条呢也做得不太好,开始也没有注意市场经济,现在注意了,搞了二三十年,但开始忽视第一条了。这也很危险。搞不好,资本主义仍然可能在中国复辟。所谓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
④六十年来中国农业的探索之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经验与教训。
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来看。
前三十年也大体分为两段:头十年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于个人的小农生产阶段。农民因为有所有权与经营权,所以热情高,投入也多,故在一定时期提高了生产率。但由于是单家独户生产,抵抗不了天灾人祸,也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投入,随时间推移,出现了两极分化,也出现了土地转让现象,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于是出现了后二十年的集体化道路。
从上世纪五八年至七九年里二十年的农村集体化,是对头十年的一种历史的极端否定。
因为这种集体化伴随着政企合一的性质,所以实际上是一种半国有半集体化。为什么是一种极端否定呢?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仍然没有分离,只是从个人一方转到了国有与集体一方。
土地的国有化与生产经营的集体化,开始是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的热情与动力,许多农田与水利建设都是在那种条件下完成的,另外也给处于城市建设的工厂与其它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与土地资源。这种提供也基本上是无偿的。
但随时间推移,加上政治运动的卷入,使这种国有化与集体化也走向极端化,这就是排斥市场经济、排斥个体经济、排斥专业化分工生产,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生产工具长期得不到改进和提高,仍以落后的为主,生产率低下,使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农村包产到户成为当时的必然与必需。从而形成了后来的三十年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
后三十年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践又给人们带来了哪些经验与教训呢?
1)土地问题的两方面
土地问题的两方面分别是土地的归属问题即所有权问题,土地的使用问题即如何经营的问题。
为了使问题更明白,我将自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称为近代史,而将1949年至今的中国历史称为现代史。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土地所有权在地主富农及官僚资本家手中,而经营者主要是贫农、下中农及部分农村无产者。经营方式主要是个体小生产经营方式。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分开的(当然不是绝对的)。
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到五十年代的新民主主义,主要是解决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主要靠共产党的领导,土地从封建地主手中归到了农民手中,从官僚资本家手中归到了国家手中。土地的经营方式还没有变化,仍然是个体经营方式。即小农经营方式。
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土地归国家与集体所有,经营方式也相应采取新的形式即政企合一的带集体特点的经营方式。
从七十年代末到现在二十一世纪初,土地则继续归国家与集体所有,经营方式则为个体经营方式,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才又开始尝试分开。因为有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所以我们才能够说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探索,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复辟,不是倒退。
也就是说,我们后三十年来的农村政策,主要是将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再分开来的政策。此外我们没有前进多少步,因为经营仍然是小农经济式的生产。当然这种分开不是将土地所有权又分给地主或出卖给有钱人,而是留给国家与集体,经营权则通过包干形式给了农民。这种分开的做法,在当初有积极的一面,刺激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决了紧迫的温饱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负面作用越来越突出。主要是:经营者对承包的土地投入少,责任心差;经营者随意改变土地的使用性质,例如在土地上建私房,或者撂荒,或者作制砖的原料基地,或者作厂房;此外私自破坏植被,开辟荒地;甚至有私自转买他人的。当然还有其它情况。
2)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在旧中国如此。在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中,也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例子。例如某个公司或工厂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又如西方有些国家有些土地所有者将自己的土地租给他人耕种或经营。
中国土地问题的要命地方在于,国家把属于自己的土地交给单个的小生产者以落后的生产方式经营。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还可以的东西在现在则不行了。必须要加以再改革了。因为能解决一时的温饱问题,不能解决农民长久发展与总体的富裕问题。用当年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事人之一严宏昌在2008年的话说就是:“分田到户后,一年跨赿温饱线,三十年未过小康关”。(《三农中国》第十三辑)
小生产者以落后方式经营土地的利弊,在六十年中的第一个十年即上面提到的头十年已经表现出来。在土地承包联产责任制实行三十年来,还增加了一些新的特点。
例如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太分散,不集中,不便于机械化操作(包产到户操作中为了保证土地承包的公平性与合理性,对土地需要进行好与坏、肥与瘦、山地与平地、远地与近地的撘配处理)。例如资料介绍某个地方有个农民承包的20亩地,分在九个地方(见李昌平著:《大气候》)。机械化操作在五十年代不是突出问题,因为那时中国的工业水平还相当落后,农民想买农机都没有地点买,也没有资金。现在是城市工业化水平上去了,造出的农机需要有人买,农民也有一定经济实力,国家也有政策扶持。
土地经营分散还限制了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生产的发展。
土地经营分散还限制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的发展。
譬如虽然国家对农民的优惠政策增加了,扶持措施加大了,投入也加大了,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却下降了,投入也下降了(因为土地不是他们的),责任心也下降了。
另外农村与城市发展的差距拉大了。大部分农村仍然相当落后(少部分则又富得像坐火箭似的超前发展)。而城市的发展却日新月异,一天一个样。
农业生产的投入产出比拉大,投入成本增加很多,但回报增加很少。
年轻一代农民中这一点表现特别明显。因为对土地投入与收获的效益,不如放弃土地到城市打工的效益高。他们于是纷纷放弃土地而进入城市谋生,并且逐步在城市扎下根来。而留守农村的主要是缺乏劳动力与文化科技知识的老年人和少年儿童。
3)在当前的中国,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即土地承包给小生产者以落后方式经营的做法,还是现在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即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历史上,乱砍乱伐严重的有两个时期,一是二十世纪中期的大炼钢铁时代,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这三十年。前者是为炼钢寻找能源,后者是私下开荒拓土。三十年来的私下开荒拓土有几个原因,一是人口的迅速膨胀导致承包的土地已经不够用,二是承包的土地已经转作它用譬如盖房、墓地、征占、污染放弃,三是灾害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四是用以投机譬如准备一旦用于征占开发会有补偿,五是散漫居住与乡村管理落后。当然根本原因是国家对国有土地的监控不严甚至流于形式。开荒拓土使植被严重破坏,地表沙化、石漠化、荒芜化。恶化的生态环境当然要反过来加重小生产对靠天吃饭的依赖程度。从而影响农业生产的产量,加重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根本上降低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总而言之,六十年来中国农业的探索之路告诉我们:
第一,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分开的,这种分开不一定就是要将土地重新交给地主与官僚资本家。但国家集体掌握土地所有权后并不意味着只能是国家经营或集体经营与计划经济形式。可以国有私营、国有集体营。甚至外国公司介入经营(例如不少台湾人到大陆承包土地搞养殖、种植开发的那样)。
第二,农业经营既要引入市场经济与私人经济,但也不应该排斥集体经济与计划经济,要大力发展与鼓励集体化与专业化生产。因为只有恰当的集体经济、恰当的计划经济及恰当的专业化生产,才能够容纳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够解决许多个体经济及小生产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才能够提升中国农业经济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水平。
其次,经六十年的奋斗,我们国家的国力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民间也积累了相当大的资金。把国家的力量与民间的力量结合起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可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集中力量打一个一个的歼灭战解决问题。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很难做到的。
再其次,现在中国人口的素质特别是文化与科技素养有了很大提高。受过高等教育与中等专业教育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比以前不知提高了多少。另外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数量也很大。经过较短时间转行培训,可以基本满足农业现代化生产组织与经营管理的需要。
又其次,我国科技工作者几十年来在小麦、水稻等主要农作物的高产化之路上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基本解决了十多亿中国人的生存与温饱问题,也充实了个人储备与国家储备。中国农民的基本问题主要不再是生存问题,而是要发展要提高的问题。当然个别地方还是存在生存问题。
又其次,在世界范围内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环境恶化催生的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概念,也促使我们必须要尽快改变目前农村落后和单一的生产模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保持高速发展的迫切需求。我们必须有所突破,我们必须所有创新,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因此必须把新经济增长点的目光放回农业,放回农村,放回农民。但要用新的思维、新的目光,新的胆略。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科学发展观,核心是发展,要义是科学。现在许多人,言必谈低碳经济。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在中国,离开农业现代化,离开“三农”来谈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未免有些滑稽。因为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核心问题是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的问题。离开核心问题谈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或者只是为了哗众取宠的需要。
6、难点怎么办?在采用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同私人经济相结合、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结合进行上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许多难点。下面讨论一二。
难点一,如何处理农民现在手中的土地。
农民现在手中的土地,是承包到农民手中的,按中央的政策,承包期是三十年。也就是说,三十年内,这个土地是承包者使用的(虽然产权是集体的甚至是国家的,譬如某些森林与矿山)。
既然是公司制,农民的土地可以以股本的形式入股,最后参与分红。同样因为是公司制,你有土地入股的,不一定要亲自参加公司的生产,可以只是年终分红。而没有土地或土地少的农民,你可以参加公司的生产,领取薪酬。除了实物入股,也可以以资本入股。
现在有些地方在搞所谓土地流转。即外面的公司可以到农村去租农民的土地(保证此地使用性质不变),然后每年给土地流转的农民多少回报。
这种土地流转的作法,虽然能保证土地的承包者农民有一定的收入,但不能调动土地承包者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去流转土地的公司要搞的东西不一定是农民能搞的和愿意搞的。同时农民不一定能以劳动者身分参与其中。还有,譬如张三有三块土地,两块流转了,剩下一块没有流转,怎么办?让它闲置着?让它拴着承包者?承包者的劳动工具和牲口闲起来怎么办?另外,因为限制了公司对土地使用范围,也不能全面调动公司积极性。还有,理论上讲,如果全国的农村用地都被公司流转了,也不能保证用于粮食生产,从而影响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这一点已经有若干的例子存在了。
难点二,公司的主体与农民的积极性。
新农村的对象和主体是农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公司的主体也应该是当地的农民。不能说,某个公司向国家或当地政府承包了新农村的建设开发工程(譬如种植业的工厂厂房建设),我建好了,交给你农民用,我赚了建设费跑了,你农民闲在那里看吧等吧。
同样,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也应该是当地的农民。不能说由外面某个公司去投资承包了种植业工厂,然后再招你当地的农民进去打工。
中国这块大地上,在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条件下搞集体化公司化的农村搞得不错的还是有的。李昌平在他的书里说有7000个(占全国70万个行政村的百分之一),如江苏江阴市的华西村、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山东烟台市南山村等等。这些新农村的主体就是当地昔日的农民。这些7000个新农村的方向,就是全国其它地方那99%的农村的明天的方向。
难点三,资金或资本
基本的应该是三部分:农民自筹,国家银行贷款,城市民间资本参与。
难点四,理论与政治上的突破问题
进行上述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最难的就是理论与政治上的突破。为什么呢?
这里有两道坎。一道是毛泽东的集体化经济的坎,另一道是邓小平的小岗村的联产责任制的坎。也就是大致前三十年的坎与后三十年的坎的问题。
我们在上面已经作了一些叙述。这里再讨论一下。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化经济之路,整体来讲,不论对领袖们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是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都是在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勇敢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没有这种探索,也会有其它曲折之路存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新朝代在建立之初,总要交学费,总要有个积累经验的过程。何况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新社会的诞生!那些现在还站在一旁指手划脚,说前三十年如何如何不行的人,不是缺乏历史知识、涉世未深,就是别有用心,不怀好意。
其次,毛泽东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之路,有它的发展过程与时代背景,所以是当时历史的必然发展。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先是土地与生产资料归个人所有的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从长江以南算起大约有7~8年,从北方算起时间更早。例如从边区算起有十多年,有的有二十年。从东北算起也有十年以上。我们扯个平均数,全国平均十年吧。十年来小农经济暴露出的问题促使共产党人寻找更好的农村经济生产模式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共产党人对当时出现的卖田卖地和两极分化都不管,那么帮穷人闹翻身就成了一句空话。更好的农村经济生产模式在哪里呢?在当时,当然有西方的镜子和东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镜子。两面镜子,在当时换着我们自己,会选哪一面呢?何况在朝鲜战争之后,西方所谓文明国家们对我国从日本,经台湾,至今天马来西亚形成了一个包围链。许多西方国家跟台湾建交,拒绝承认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请问在当时换着你我,两面镜子,会选哪一面镜子呢?
再其次,当时的农村集体化经济之路,是在全国都搞计划经济的情况下进行的。至于当时中国为什么要搞全盘的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呢?这既有理论上对先哲们的理论的理解与探索,也有苏联计划经济显示出的优点,还有中国的当时国情。
全面计划经济下的农村集体经济,为当时城市的工业化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为当时农村的很多公共设施如水库、沟渠、道路等建设发挥了很大作用,甚至为60年代至70年代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所谓五七干校农场)作出了贡献。但是,广大农民并没有在这种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经济中得到多少好处,反而被捆住了手脚,束缚了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经济终因极左的政治运动的卷入而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栲。最后在三十年来的改革中首先被小岗村的农民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家独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抛弃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其实,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农村集体经济不能解决吃饭的问题,笔者在60年代末下乡时就已经体会深切了。那时笔者在一个小山村插队,还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干一年到头分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年终分红只有十三元钱。当时不少大胆的农民就在议论和向往包产到户。笔者有一次在赶集日到集市上为生产队买几斤青辣椒,被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人抓住要没收,说是搞投机倒把。这种绝对排斥市场经济的渗入了政治因素的极端左倾色彩的计划经济下的集体经济怎么不被人抛弃呢?
但这是集体经济的错吗?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是国家政治的选择问题。集体经济、国有经济、个体经济,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客观存在。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就是多元化的一个现象。原始社会主要是集体经济(因为还没有国家,所以没有国有经济),但是难道没有个体经济?奴隶社会盐、铁的专营,就是一种国有经济。秦王朝在统一全国过程中专业化兵器的生产,就是一种国有经济。而不少作坊的合股生产,就是一种集体经济。现在散布世界各处的股分制生产与经营,就是集体经济。
毛泽东时代的不幸,就在于把农村的集体经济绑在了计划经济上的时候排斥了市场经济。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有其各自的优点与缺点。但是,这只是到了交了学费之后,两方面都实践过之后才认识到。西方世界许多人至今仍鼓吹市场经济好得不得了,但历次的经济危机,总暴露出全盘市场经济的缺陷出来。特别是去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更是对全盘市场经济的一个打击。相反的,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却风景这边独好。
(二)
上述农业现代化是包含着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的一个系统工程。因而有很高的科技含量及现实意义。
1、首先我们来看其中的循环经济过程。
在上述方块图中,沼气工程处于中心环节的位置。沼气工程应该说不是一个新东西,许多地方在很多年以来就在不少农村推广。这里我要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