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建国到现在,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中国的农民为这个国家贡献了太多低价甚至是免费的农副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对农业和工业采取的是一种剪刀差方式,提高工业产品价格,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以此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农产品原料和资金,用于发展经济。在这个曾经以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农业国家,农民在特定年代成了这个国家的中流砥柱。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像一头无私的老牛为这个国家做着贡献,为领导者的错误买单。尽管自己辛辛苦苦种地都没得吃,还要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把自己生产出的粮食绝大部分交给国家,以度过所谓的"自然灾害"难关,缓解一个民族的生存饥饿。可农民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是铜墙铁壁般的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农民不能离开土地,自由流动,这一代是农民,下一代还是农民,要想改变"农民"这个身份,途径实在是少得可怜。基本上是农民的称号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相对于农民,城市人成了天生的贵种,城市人被农民供养成了天经地义。那时候,农民要是听到某人是吃"商品粮"的,实在是羡慕,那意味着有很多农民享受不到的特权,农民的子女要是找了个吃商品粮的,那真算攀高枝。都是生长在一个国家,但彼此的境遇实在是大相径庭。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肚皮开始慢慢吃饱了。此时国家已经不仅需要农民贡献农副产品了,还要农民贡献廉价的劳动力。毕竟都开放了,既然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自然要让人家有利可图,除了政策上的优惠,还要给人家提供极廉价的劳动力,而供给廉价劳动力的任务无疑要落在农民身上。城市人是不愿意给洋鬼子们干的,那时许多城市人都有个国家单位的稳定工作,又怎么可能去给没有任何保障的外资干活呢。农民成了天然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的劳动者,这是一帮由于体制的原因造成的没有多少文化,没见过多少世面,没有太高要求的劳动力,外资企业的老板们通过这帮劳动力赚了个满嘴流油,国家也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不过城市人是不喜欢农民工的,农民工兄弟们被称为"盲流","没素质、脏"是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最佳看法。似乎农民工天生就是"低贱"的,是天生应该被城市人瞧不起嘲笑的对象。
如今,在城市的许多行业都有农民工,大量的城市财富是由农民工创造的。假使有一天城市中没了农民工,恐怕任何一座城市都可能变成一座死城、臭城。农民工以廉价的成本为这个国家创造了数量难以估值的财富。可是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国家对这些进城的农民工采取的政策要么是限制,把其看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要么是根本就无视这些农民工的权利,漠视农民工的权益被私人、外资企业肆意侵犯。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中国会出现很多压榨农民工的血汗工厂。试想自己的政府如果都对农民工用二等公民的方式对待,又怎么去期望外国人善待农民工。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有人说是法制不健全的错,是难以避免的发展之痛,这显然是在给政府推卸责任找借口。
时间不知不觉过了30多年,政府对农民工的政策也越来越人性化了。从有的地方开始打破城乡的二元体制,允许农民进城落户,到准许农民工的子女在城市与城市孩子一起接受平等的义务教育,再到政府通过各种政策防止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等等,不管实际执行的怎么样,起码从形式上今天的农民工开始纳入政府的关注视野。有人讲,这是政府以人为本的体现。但笔者想说,与其说是人性化,到不如说是城市化的推动。
当今的中国,正在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城市化的步伐异常迅猛。要想城市化,必然要减少农业人口,另外城市化离不开一个重要的物质载体,那就是土地。城市要想发展必须要有土地,但现有的城市用地已经很难满足城市发展,只能打起农民的主意,向农民要地。于是农民们发现,政府刚刚把压在农民身上名目繁多、苦不堪言的农业税废除,享受了一下农业补贴的好处,就发现,政府又开始打起了自己土地的主意。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侵占农民土地,造成农民失地还是不普遍的话,那么现在,强行征用侵占农民土地变为建设用地的行为已经司空见惯了。政府出台的保护农民土地的条文倒是不少,但农民手中的土地还是以狂飙式的速度在大量减少,如何解决这些失地农民的出路生计,显然要让农民去城市,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当下农民变成城市人的门槛越来越低,甚至于政府还积极鼓励农民进城落户。为何?城市户口现在不值钱了,反倒是土地的价值越来越大,土地财富让政府绞尽脑汁、想尽一切办法剥夺农民的土地,不过还要给这种剥夺起各种名目繁多的漂亮口号,给农民些精神上的安慰。
在中学历史的教科书上,一提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首先就会讲到资本的原始积累。西方的资本积累是血腥的,是赤裸的,主要是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土地、人口、资源获得的。我们是文明的,没有侵略别人,可是也要发展,怎么办?向自己的同胞开刀,具体来说,就是向几千年来一直勤勤恳恳但却始终过不上舒服日子的农民下手,向农民要吃的、要喝的,要劳动力,要土地,最后农民能剩下什么,或许是一个城市户口的证明,除此之外将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