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仰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确定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在推进农村经济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要加强新时期农民思想道德建设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农民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心,树立科学的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道德观念。 

        信仰是人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或人等的信服和崇拜,是带有个性倾向特征的心理状态。他包括了意识、情感、态度以及行为的多层次、复杂的系统,是人的一种主观认识、价值观念和情感等的综合表现,它为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确定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调查显示,大多数农民对党和政府有着很深的感情,坚信共产义主信仰,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信心。但目前农民的信仰状况不容乐观,广大农村出现了道德失范和局部道德信仰危机。因此,通过正面教育,深究其根源,校正其倾斜,使农民信仰走上合理、健康、正确的轨道,应成为各级政府和组织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

        一、目前农民道德信仰危机的体现

        一是孝道的沦丧。目前很多地方,农村的老人都是与儿女分开居住。在多子女的家庭,一般是成家一个儿子就分一次家。有学者认为这种分家制度是新成家子女对父母和大家庭的一个赤裸裸的变相掠夺的过程。他们结婚后组成的新的核心家庭最初的财产积累主要是通过分家从父母和大家庭那里分得的,而我们在农村的经历让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的青年农民除了负担父母基本的口粮外,其它的什么也没有了,甚至有少数农民不赡养甚至虐待老人,连让父母活命的口粮都不愿意负担。这就促使农村的老人只能过着孤独悲苦的生活。

        二是对财富的追求缺少正确的伦理观念,自私观念、利己主义、投机钻营、个人主义、唯利是图使得许多农民为了私利不顾集体和国家的利益,私开煤矿、滥砍滥伐、过度垦牧、制假售假、坑蒙拐骗,赌博现象普遍、严重存在,娼妓,自古以来就被人歧视的,在新中国建立后就被彻底地扫除了。然而,现在它又开始复活了,更严重的是社会舆论变了风向了,羡慕从事性工作的女孩能挣钱发财。有些人为了钱可以不顾廉耻。

        三是宗教活动比较活跃,甚至存在邪教活动的空间。农民信仰普遍转向基督教信仰主要是为了求得身体健康,因此信教者老弱病残比较多,事实上这给有些邪教势力提供了空间,往往打看强身健体的幌子,而从事非法的活动。目前封建迷信、赌博、不讲卫生等不健康文化与不良习惯,不少地方致富、医病、升学,不是靠科学努力,而是靠迷信、靠风水、求仙拜神。究其直接原因就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民的精神生活受到社会条件和收入条件的制约,只好诉诸于宗教和迷信。

        四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淳朴民风日渐消失,人种种社会恶习、不良风气的出现。农民在亲情观念上有所冷漠,婚姻家庭伦理观念淡化,婚姻关系稳定性下降,邻里关系趋向冷淡和陌生,重婚离婚、不赡养甚至虐待老人、遗弃子女、家庭暴力等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地方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

        五是精神生活困乏,面对社会转型,缺少基本致富技能的农民沉迷于赌博和色情活动等,例如前些年,地下六合彩像飓风一样,像飓风一样,席卷了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很多人的血汗钱被卷了个精光。在公安部门严厉打击下,地下六合彩像飓风一样,又开始转移阵地,向中西部地区蔓延,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也出现了地下六合彩像飓风一样,重灾区。而同时在河南省固始县段集乡传统的庙会和旅游文化节期间,竟有人公开跳脱衣舞,影响恶劣,全国焦点访谈也有此深入报道,可见事态之严重。虽然政府对该类犯罪的打击不断,确仍有蔓延之势。

        二、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重建农民信仰

        虽然说是农民信仰危机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因为三农问题,但是农民信仰危机却在当前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绊脚石。首先,在信仰恶化的地区,党对农村的宣传政策落不到实处,甚至基层乡镇政府亦丧失了基本的施政道德,各项利好的政策无法深入人心,无法团结处于弱势的农民兄弟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次,中央政府的补贴资金到农户得不到有效的利用,不能转化为再生产的资金,而因为消费欲望与赌博成风而用到了别处;再次,信仰的混乱造成了原本原子化的农民,更加无法形成合力,建立起有效的经济合作组织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总之信仰的恶化是贫穷和乡村治理缺乏造成的最严重后果,在国家对三农问题如此重视的当今,如果我们不把握好这样的契机,扭转乡村信仰恶化,文化衰败的的情形,而肤浅的一味投入资金,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必将会更加使三农问题的解决走向反面。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农民信仰危机的严重性,唯有从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共同用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三、重建农民道德信仰的对策建议

        重建信仰是一个很难的问题,一个人的观点一旦形成,若不是经过长久的宣传和现实状况的真实刺激,是很难逆转的,在这场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政府仍然必需占据主导地位,从政府自身改革中,探索新时期农民思想教育的新思路,必需要有充分的智慧,利用好国家政策,在当前好的政策条件下,扩大农民的参与度,促进形成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和谐局面。

        一是基层政府亟待加强,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处于面对农民的第一线,更需强化。分税制改革造成了县乡财政能力的薄弱,造成了地方政府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也具备了逐利的性质,由于缺乏资金来源,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被大大的弱化,可以说严重的地方,取消农业税后农民处于失控状态,思想的混乱也就在所难免,这也就不难发现,为什么这个时代还有“黑煤窑”的存在,基层政府盲目招商引资而农民却不得利。是到了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而且皂首认为一味的机构精简,简单的搞一刀切,造成有经验乡村治理人才的缺乏和年轻人乡村治理能力薄弱,必需通过更合理的方式来调整基层政府的结构,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能。

        二是建立科学的价值观和信仰体系。首先要建立以灌输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信念、责任为宗旨,做新型农民为核心的思想道德建设体系。要提倡崇尚科学和“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理念,针对大多数农民的亲善、从众心理,用爱人、爱己、爱家庭的信仰初衷,宣传爱党、爱社会主义,引导农民选择科学的信仰方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通过开展创“文明村镇”、“五好家庭”、“四有农民”等活动,提高其素质和生活情趣,使农民树立健康的价值和信仰观。其次要重视对农村未成年人的信仰教育。农村未成年人使农村未来的建设者,是实现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要重视加强对中小学生的“信仰课程”教育;广泛开展崇尚科学文明、反对迷信邪教的宣传教育;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精神教育,使他们从小树立远大理想,乐观人生态度,确立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道德观念。再次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第四要加强科普工作,重视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各种实用技术的推广提高农民素质。

        三是转变行政理念,真正做到政务公开。不得不说目前政务公开更多的地方停留在口头上,该公开的不公开,无关紧要的事务天天挂在墙上,这是政府能力虚弱的表现,也是有些地方领导暗箱操作,腐败的结果,严重影响政府形象,挫伤农民的积极性,觉得政府很虚伪,因此加强农民群众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度,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落实下来,这既是增强农民积极性和处理农村事务的好方法,也是转变政府作风,降低基层政府因为政府不公开带来的腐败风险。

        四是加强农民文化建设,多从农民内部挖掘资源,不搞形象工程。在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指引下,各地政府也加强了对农村的文化建设的力度,加大了在这方面的投入,列入“送电影下乡”“农家书屋”“科技下乡”“万村体育工程”等等各项活动,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活动,是一时的效应,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制度和实质化的效果,我们也看到送到农村的篮球架闲置,甚至有的地方都没有地方放,都摆到了学校的操场上,农家书屋的书也是送进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没有更新,也没有人浏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官员的官僚气太浓,不深入基层,不主动去了解群中就是没有从农民的内心深处了解农民的真实需求,只图搞活动求得一时的新闻效应,向上级交待一个工作。所以作为政府应当在农民群众中发现对宣传精神有益的实例加以升华,用农民自己的故事来创新农村文化宣传的新内容。

        五是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加大对邪教的打击力度和震慑力。农村法治建设直接影响着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在农村,农民在心理状态及行为方面如不能自觉相信法律,又对法律缺乏需求感,就会产生法律信仰危机,这种危机将严重制约着农村的法制建设,迟滞依法治村的进程。因此,必须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实施村民自治,倡导村规民约,使法律成为保护其最高利益的根据,成为社会正义的权威根据,成为农民生活中的必需,真正营造一种法治的社会氛围。普法宣传教育是农村反邪教警示教育的一项持久话题,要使法律乡村化,法律生活化,使其从纸上的条款,变为活生生的农村生活准则,让法的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注入农民意识之中。要运用法律的手段规范农民的信仰,使其能认清自己的信仰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从而自觉地远离邪教。运用法律武器同邪教组织进行斗争,加大对邪教的打击力度和震慑力,以保障、维护农村的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

        六是推动农民文化组织的发展,对于农民中自发形成的文娱团体和相关组织要积极引导,给予支持,扩大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农民群众参与进来,自发的形成更多的良好的文化团体,如:秧歌队、老年健身协会、读书会等给农民群众参与文化活动更多的创造自主的空间,政府在这之中要少台前露面,多幕后引导,培养农民文艺骨干,用农民自己来影响自己,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总之,农村信仰危机来源于中国制度的转型,而解开此症结的良方仍然是基层政府治理的转型,在中国这个传统的政府主导性社会中,唯有通过政府自身的改革,提升农民在政府治理中的参与程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信仰危机,达到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和谐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任务,让“三农”不再是问题。

          黄长安系双峰县成就商贸有限公司农民技术员;方燕系双峰县文华装饰材料超市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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