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文化是社会行动价值和意义的阐释。中国农民自近代以来经历了政治和社会生活实践的多重重大转变,因应这些变动的社会事实,农民群体也被动或主动建构 起来了多重文化认知框架。作者认为,其中最大的三重文化板块为传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新传统的革命文化以及在非完整市场经济和小农社会化背景中形成的市场 文化,与之相对应的三种小农形态分别为传统小农、革命化小农和社会化小农。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充分考量这三种文化杂糅的具体情境,化解农民在进 入现代世界中的文化选择失据困境,才能取得积极成效。
    【关键词】 农民文化;传统小农;革命小农;市场小农
      
    近年来,对农民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能动历史作用的关注成为学术界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研究课题。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又史无前例地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急剧地从乡土社会向工商 业社会的迅速转变。这一发展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以农民为主体的人群自然是这个奇迹的重要创造主体。①然而,大量研究者也指 出,农民是现代化转型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即便其产业基础已经消失,而其文化影响力依然将长期持续,并会对特定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当前,随 着统筹城乡发展国策的提出,我国农村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如何应对时代的变化,发展出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文化体系,亦即农民文化重建的问题,不仅是影响 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而且关系到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值得学界关注。
    一、传统小农:传统文化精神的内核与延续
    文化是人的社会 行动的价值和意义的阐释。农民长期生活在由农业生产和土地所界定的社会环境中,世世代代的文化传承和社会生活经验认识等往往凝聚为特定的农业社会的文化观 念和信念体系。但是,农民文化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其伴随着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历史变动而不断嬗变。要克服对农民文化的盲目赞美和极度否定,从而重建农民的文 化精神,必须研究农民文化长程的文化杂糅与互动形成的特殊格局。
    中国具有世界上独特的长期持续不断的农业文明的历史传承。总体来看,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既具有农业文明的一般特性,又具有自身独特的结构和精神内涵,从而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小农形态,即传统小农。传统的农民文化即是附着在传统小农这样一个载体之上。
    那么,何谓中国 的传统小农呢?这需要从中国农业文明与一般农业文明,尤其是与西欧相比的异同点分析出发。我们知道,传统农业文明是一种依靠地产为主要生产要素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文化形式。不仅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是维系政治和社会共同体生存的最重要基础,而且围绕地产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分配也决定了社会中不同阶级和群体 的政治地位与社会生活形态。在传统农业文明中,战争以土地为标的,政治以土地为中心,经济以地产买卖为核心,社会和文化生活围绕土地所限定或激发的空间而 展开。
    但是,不同区域 的农业文明却存在重大的不同。譬如,在西欧,由于军事地理因素等原因,大的垄断帝国难以形成,即使偶尔出现罗马帝国这样的特例,也没有开发出可以覆盖广阔 疆土的行政官僚体系,以建立稳定的统治体系。因此,军事权力中心林立是其重要特征,军事征战对政治而言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封建主因其能征善战而取得封地, 也会因战争失败而丢掉封地,要聚拢战争能力,关键是建立国王与优秀武士集团的之间的特殊关系,以确保其忠诚。王朝长期竞争的格局不断割断、恶化和破坏了国 王试图利用宫廷和随从制度来削弱自己对封建武士和贵族集团依赖性的努力。这逼使国王不得不与贵族和武士分享统治权,达成封臣关系协议,形成国王———封臣 ———农奴的政治和社会体系。②在这种封建体制中,社会政治、经济竞争的主要力量是国王与封臣,而农奴与封臣之间虽有直接的剥削关系,但是,由于农奴对封 臣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封臣并无动力将农奴压迫到难以生存的境地。因此,西欧传统农业文明中,对封建主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小农,即农奴,其历史作用是有限 的,文化创造力也是相对有限的。
    但是,中国的小 农却生存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构造之中。中国历史在秦汉之前还有过一段不是太长的封土建疆的历史。但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封建体系在征战 中瓦解,秦汉帝国以郡县收天下豪杰,逐步建立起一个以专职的行政官僚体系为管理社会之依托的政治构造,国家虽然建基于土地权利垄断之上,但是却并不把圈占 并经营土地作为剩余的来源,而是以租税作为帝国运作的燃料。因此,形成了皇帝和官僚体系以军事暴力为后盾高居社会之上进行政治统治,地产所有者,即地主并 不拥有政治统治权,只是通过租佃契约来雇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满足国家对土地剩余的索取,并在政治机构的保护中获益。
    中国小农与西欧 小农相比,其人身权利是自由的,既具有通过勤俭持家和研习知识而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能够较为自由地横向社会流动,在不同地域从事各种农业和非农业的活 动。我们将其生存形态概括为传统小农。传统小农在文化上是两种互为依存和转化的文化体系的承载体。一方面,在政治清明、风调雨顺的和平年景,他们在地方士 绅和亲族名望的组织之下,形成了土地和血族为中心的村社文化和宗法文化。农民世代生活在静止的村社中,这种习得的文化便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涵化过程内化到 日常生活的每个层面,塑造了每个农民个体和家庭稳定不变的日常生活信念和价值体系,赋予了其确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网络关系。③在这种理想的农民文化体系 中,小农形成顺从天命、保守偏安的文化性格。另一方面,当政权松弛、纲纪涣散、官吏过度盘剥社会、自然环境的脆弱变动导致农民失去生存基础之时,大量农民 转变为流民和游民,或落草为寇,啸聚山林,或歃血盟誓,秘密结拜,结为会党,从原本就缺乏政治强制力的宗族宗法等级体系中散落出来,转变为政治和社会秩序 的反叛力量。④这两者之间看似水火不容,实则相生相克。托庇于宗族之护佑与托身于会党之卫护只是传统小农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中为了寻求安全和秩序而进行的无 奈的选择。这就是为何传统中国一直难以走出定期循环的改朝换代的暴力游戏的根本原因。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农村的这两种文化行动模式都面临严重的危机,世界 格局的演变使得长期延续的文化精神和行为模式遭遇强制性改造的命运,这就是革命小农的崛起。  
    二、革命小农: 动员政治及其意识形态召唤支撑了传统政治几千年的农村文化传统具有深厚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若不是现代政治开发出来了全新的政治工具和组织模式,是难以从历 史舞台上轻易谢幕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指出,现代化是一个对不同社会群体其意义和作用截然不同的历史过程和阶段。研究表明,现代化,尤其是从互惠共同 体(Gemeinschaft)到法理社会(Gesellschaft)的转变构成了异常强烈的社会疏远过程,不同社会中的大量个体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或 经历着文化价值瓦解与重建的艰难时光。⑤尤其是对农民群体而言,现代化既否定了传统的农民社会精神和文化信念的合法性,使他们赖以生存的熟悉的旧世界遽然 坍塌,又通过建立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文化信念和具体的政策和制度实践,使他们在陌生的现代化进程中深受变幻无常的市场风险和外部世界的侵夺,导致他们在 新世界来临之际面临更为深重的经济和社会灾难,从而对陌生而又霸道的现代化世界充满怨怼和恐惧。工业革命所开创的新世界,尤其是其用于征服蛮荒和向农业世 界开路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重商主义的强权国家力量的推动下,像无声的轰炸,粉碎了农民社会传统的旧制度和旧结构,留下的是一种一无所有的“自由”,被 迫成为工业世界中的新劳动力。中国农民所面临的境遇,比这种命运更加惨烈。在进入现代世界的门槛上,中国农村社会内部在人口压力和政治失序等方面已经累积 了太多的矛盾和紧张,内乱四起,皇权衰微,农民社会既有的稳定的自然经济已经趋于破灭,传统小农已经开始大量在宗族之外的游民会党帮派中谋求生计。这种境 况,孔飞力仅用一个轰动朝野的莫须有故事就形象而深刻地呈现出来。在《叫魂》一书中,他所勾画复原的皇权与官僚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为当时那个即将近代世界 前夜的乾隆盛世划下了深刻地断语:这是一个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经无法通 过增进生产来解决,需要的只是“对损失进行分摊”。在传统中国这样的贫穷的农业社会,损失都会分摊给最弱势的小民,尤其最缺乏抗拒能力的农民。⑥与之相应 地,中国是在弱势的国际格局中被迫进行现代世界的,国家权力也失去了可以卫护本国经济和社会安全的能力。而且,农民群体是这场危机中最主要的受害者。
    解决社会危机, 尤其是其占总人口95%以上的农民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就成为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首要问题。在民族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中,后发国家实现国家富强和复兴的唯一 途径便是模仿先发的国家,以民族或者阶级等现代政治概念重构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动员其社会成员产生新身份认同和社会政治理想,从而将分散的社会力量整合 起来,凝聚推动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集中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全面的社会危机中开展的,面临严重的内外部紧张局势,缺乏借以凝聚资源的政治动 员能力,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排除了通过行政集权和市场渗透实现现代化的一般道路的可行性。无论是国民党的民族独立和国民革命诉求,还是共产党提出的阶级解放 和无产阶级革命目标,都是政治精英所勾画的解决这场重大社会危机的不同方案。而最终决定现代中国政治命运的关键性,则是对立的政治势力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将农民动员进自身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中,将传统小农动员为革命小农。历史的发展充分证明了,更能够动员其农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党支部建立到村民 小组以及自下而上的严密组织体系,以土地作为政治筹码,以阶级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深度动员,赢得了农民的拥护,“农民取得土地,党取得农 民”,最终赢得政权。⑦如果说土地制度的变革是从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将农民的利益诉求充分动员起来的话,那么,围绕土地改革而进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动员 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以领袖意志和党的政策为中心的动员体制,则构建起来了将农民从传统乡村田野中的传统小农整合进革命动员秩序中的革命小农。经过三十年的 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动员,农民谙熟了一整套的革命意识形态术语和思维逻辑。虽然在现实中他们依然保留了传统小农的行为特性和思维特征,但是,他们也能够采 用革命术语和意识形态逻辑来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寻找合法性基础。实践表明,革命小农及其激烈的革命诉求和行动只是社会危机中农民群体的一种非常态的表现方 式。有些研究者已经指出,正是农民身上尚未被革命化的小农诉求和行动,瓦解了革命体制在农村的制度基础,由此引发了以部分回归传统小农生活形态的农村家庭 联产承包制的伟大改革。⑧由此观之,农民绝非文化改造中的被动客体,也不是现代世界中濒临灭绝而没有创造能力的历史残余。
    三、社会化小农:市 场渗透与文化畸变然而,1970年代末开启的农村改革并不是单纯的传统小农的复归。其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基本上平等地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则保留了土地的所有权。这排除了传统的土地买卖导致的基于土地拥有的社会分化;二是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地变化,国家从传统时代只要能够 获得足够租税就远离农民的传统消极国家,转变为持续深入介入农村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现代积极国家。
    伴随农村家庭联产承 包制而来的,是由国家主动建构起来的市场机制对农村社会的深度渗透以及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变化。传统乡村社会经济文化伦理是建立在封闭的自然经济以及以静 态化农业生产观念的基础上的。由于经济交换和经济合作主要在长期生活在同一个社区或者血缘宗族关系的范围内进行,农民依托这种面对面的、长期频繁互动和深 度交往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生活体系,建立起社区或亲族互惠的经济文化伦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经济交易只是嵌入双方浓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种社会活动 形式,支撑其良性发展的文化伦理体系是由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维系的。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使得乡村传统道德和经济文化伦理的承载基础不断消解,封闭的、 面对面社区交往形式日益卷入以陌生人交易为主要方式的现代市场交换体系中。
    首先,突破了紧密的 社区联系的市场交易体系所需要的现代契约精神是农民所陌生的,他们往往在走出熟人社会之后,迅速丢掉了长久以来的封闭社区生活形成的传统伦理观念。此外, 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不充分的市场制度意味着没有能使农民与其他群体建立起经济上互相依赖的公平的交换媒介,这一点又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无权地位。社会权 力无力感和相对剥夺感交叠着缺乏文化伦理体系有效约制的个体极端自利追逐,会极大地败坏农民进入社会化交易中经济文化伦理的建构。由经济行为诱发的文化伦 理瓦解使得农村社会失去了道德坐标和文化评价体系,无力建立能够有效抵御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文化失调和道德病变的农民文化认同整合机制,导致很多恶性行为和 不良思潮趁虚而入,蔓延泛滥。⑨
    不少研究者局限于此 种观察,便轻率否定农民对现代市场机制的适应能力,将当前农民和农村在进入现代市场社会时价值失调和秩序瓦解的事实草率解释为农民与现代社会形态的不兼 容,因此主张在乡村社会传统价值或者乡村传统集体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与“邪恶”的现代市场社会相区隔的农民的文化和福利体系。这种看起来维护农民价值和 文化尊严的主张,实质上是拒绝农民和农村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如果说我们赞同重建由于政治运动和市场化发展而日渐碎片化和原子化的乡村社会组织这一主张,从 而需要构造现代国家和民主政治的乡村社会基础的话,然而,在今日中国,排除政治现代化和国家建设所代表的“现代化逻辑”,单纯从乡村社会依然是传统的小农 社会的基础出发来思考乡村社会治理的问题,显然是对时代的误判。随着建国以来国家建设的全面渗透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乡村社会交 通条件、通讯技术、就业形态、消费模式以及农民社会交往形态的现代转变,今日之农民已经完全不再是所谓的传统小农了。尽管当今的农户经营规模小,但他们已 越来越深入地进入或者被卷入到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分工的社会化体系之中,与传统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渐行渐远。⑩由此,单方面试图复兴或者重建传统的农民 村社和宗族等组织和文化网络的尝试,不但不能解决现代条件下基层民主发展中所需要的社会自治能力和社会组织空间问题,而且会进一步将乡村社会和国家对立起 来。其所建立的社会组织和文化网络由于缺乏国家的政治权利和法治保障,极容易演化为外抗国家权力渗透而内侵弱势村民的个体权利的“土围子”。这使得重建起 来的农村社会组织和社会自治能力,可能成为碎片化的社会中相互拉扯和撕裂的力量,而不会成为民主进程中相互妥协、合作和共生的力量。  
    基于此种判断,无论 是思考农民的文化价值重建还是经济发展以及政治民主建设等问题,应该需要从社会化小农的基本状况和内在矛盾出发来运思和谋政,充分把握迅速转型中农民社会 所经历的文化杂糅和价值世界的失重局面,对原有的价值观、心理定势、思维方式、体制等的求解构,也是新的价值观、创度、环境与氛围的重新建构,瑏瑡从而在衔接传统世界、社会主义新传统和市场社会的新价值等的复杂互动中重建新农村。
    注 释
    ①徐勇:《农民改变中国: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对农民政治行为的经典模式的超越》,载于《学术月刊》2009年第5期;徐勇:《农民理性扩张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对既有理论的挑战及新的分析进路的提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②[美]贾恩弗朗哥·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9页。
    ③⑨孙斐娟:《进入现代世界的农民文化命运与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文化认同再造》,载于《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6期。
    ④[加]王大为:《兄弟结拜与秘密会党———一种传统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2页。
    ⑤[英]艾瑞克·霍布斯邦:《革命的年代》,国际文化出版社公司,2006年版,第204-208页。
    ⑥[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0-302页。
    ⑦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⑩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3期。
    [11]蒙秋明、陈真波:《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的思考》,载于《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孙斐娟(1980-),女,湖北赤壁人,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农村政治变迁与农民文化认同研究;刘义强(1978-),男,湖北谷城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乡村治理与农村民主政治研究。

  • 责任编辑:che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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