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来要到上海图书馆去借这本《弱者的武器》,但是因为历史所城市史方向的一位同学愿意主动借给我这本书,所以也就不用费很大功夫便能够得到文本了。而且当写下这篇读书笔记的时候,距离本书阅毕已经三天时间了。从物理时间的角度看,这个时间确实非常短暂,但是这三天的时间对于我来说却是发生了太多的事情。所以当这短暂的物理时间已经被赋予了社会文化意义的时候,它就转化成了社会时间,而对于社会时间的定义却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是不同的。在我所熟悉的这样一个文化规范境况下,这三天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实在太多了。这期间我个人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不过这冲突却带给我很多的思考,包括研究者和被研究的行动者的关系到底如何,研究者所关心的和作为当事人的行动者是有何不同的,并且我是如何将斯科特的某些分析比照正在发生我身上的诸多现实材料的。这个暂且以后再去讨论,现在暂时趁热打铁的记下这本书的主要阅读感受。不然又会落入《大转型》那种境遇,关于《大转型》的读书笔记到现在一直没有写出来,不过因为毕业论文的需要抑或者自己的关于这本书的承诺,看来第二次阅读都是必须的。

     

    传统的互惠网络

    在新的灌溉技术和联合收割机这样新型的技术方式没有引进赛达卡地区之前,这里虽然存在着各种分化,但是这分化的的确确还没有形成足以导致阶级对立的地步。因为那时候的人仍然不是单向度的,仍然不是以理性工具计算作为主要的行动类型的。在传统的封闭农村社区,因为农业生产的风险,所谓地主和佃户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彼此依赖关系和庇护关系。但是传统农村社区的关系并简单是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实际上如果单纯按着单一维度的经济划分的话(也就是土地产权),农户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大自耕农、小自耕农、大佃户、小佃户、大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等等,但是因为传统农村社区单一私利性驱动还并不是广泛存在的,所以我相信那时候分层的标准不会是今天个人财富的多少(不管这财富是马克思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还是韦伯的市场能力)。但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还是暂时接受这种按照土地产权进行的划分。或者我们可以更直接的将农户划分为穷人和富人。在赛达卡,富人包括那些大土地所有者、那些大土地种植者,那些单纯的经商者,后面两类华裔占了很大成分;穷人大多包括那些土地较少的小种植者、佃农甚至雇工。在斯科特的那本《道义经济学》里面,佃农和雇工的地位是最低的,这是农户自己的关于社会地位高低的划分,人们把土地看得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恐怕并不能单纯归结为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它还是农户作为一个合格的农村社区成员的重要标志(实际上在我们的文化规范中也能找到这种痕迹,很多时候,大家庭分了家,但是父母双亲还在的时候,子女卖地并不是单纯依靠自己的决定)。至于雇工则是无依无靠只能独自面对市场的风险。他们真的随时可以追入万丈深渊。他们同时是村庄内部最边缘化的一类人。在赛达卡引入双耕技术之前,大土地所有者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农业生产,农忙时候他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也就是这个时候富人是有求于那些穷人的。相对来说,穷人当然会更求助于富人。但是这样一种社会地位的悬殊并没有妨碍穷人和富人观念中的平等地位。所以斯科特介绍说,穷人和富人这个时候无论谁需要帮助,都是以商量的口吻要求“帮助”。并且在这里形成了一种村庄的规范,即富人应该主动帮助穷人,在富人收获之后赠送的扎卡特和村庄宴席以及其他诸仪式实际上都是在彰显富人对于穷人的这种义务和回馈以及穷人对于这种回馈获得的正当性,在穷人眼里,这不是一种恩惠,而成为一种权利。在双耕技术引进之前,大体存在着这样一种农村社区的均衡和稳定。但是社会大系统中的技术层面的变化破坏了这一均衡。传统的互惠网络开始打破,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将要发生,或许在津津乐道于阶级分析的学者看来,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我们有必要发问,这种阶级斗争是如何发生的?阶级意识真的形成了么?指引农户行动的规范真的是所谓阶级意识与阶级认同么?还是说,太多的概念和分析范式并没有捕捉到真正的历史,我们研究者过于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想象并且怀有强烈的将这种想象的逻辑强加于现实的冲动?作为重要当事人的富人和穷人是如何经历这种双耕技术带来的变化以及如何解释这种变化的?这些问题恐怕都是非常有趣的。

     

    发现隐藏的文本

    现实恐怕令那些激进的结构主义者非常失望,物质分配的不平衡并没有带来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的发生。问题的关键恐怕不是要去探讨为什么被剥夺的人没有去公开的抗争,这样的询问本身就带有预设,那就是经济收益的多少会带来阶级意识的形成,阶级为其自身很快就会促成大规模的社会行动。但是斯科特在赛达卡发现的最大规模的集体抗议也不过就是关于村庄大门的存留问题的抗议罢了。而且那次抗争很难说是村庄的穷人的一次胜利,毋宁说是村庄的中等社会地位的农户的胜利,那些人有摩托车,他们可以运送稻谷到村外的主干道上,而且我们不要忘记,那次成功背后还多少带有外部介入的国家权力的发挥作用。戈夫曼曾经讲过,人生就好比一个大舞台,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进行表演,有台前、台后,还有台词。在台前人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象征性的,并且在整个剧场中被认为是带有极大的正当性的。所以,为了了解行动者的真实状态,我们必须从前台前走到台后,发现那不被精英书写、默不作声但是却地地道道存在的抗争形式。这实际上就是斯科特的农民抗争的“隐藏的文本”。因为公开抗争的风险,因为经济关系的压力,因为富人集团的意识形态和话语压力,农户们采取了以守为攻的策略。并且他们的这种抗争也并非基于阶级意识,而是更多的依据先前存在的道德规范,讽刺的是这种先前存在的道德规范更多的是被富人集团所制造出来的,今天反而成了穷人们的最有力的武器。从这一层面上,很多学者说,农民是向后看的。实际上汤普森对于工人阶级的研究也证明工人更多的是向后看的,他们想回到过去的那种均衡状态。实际上从富人对于农户的攻讦中,我们也发现,实际上富农也面临着一种规范的两难。也就是当他们越来越趋于牟利的农业资本家的时候,他们如何证明自己的这种行为的正当性。在韦伯那里,正当性是任何支配形式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即使是建立在暴力和强制基础上的控制。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告诉我们:“作为支配的基础,单靠习惯、个人利害、纯情感或理想等动机来结合仍不够坚实。除了这些以外,通常还需要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正当性的信念。经验显示,从来没有任何支配关系自动将其延续的基础限于物质、情感和理想的动机上。每一个支配系统都是土开发其‘正当性’。”富人集团试图正当化自己行为的努力很生动的体现在他们攻击穷人的方式,他们总是攻击某个穷人或某类穷人而不是整个穷人集团,也就是这种对于穷人的攻讦和穷人对于富人的攻击是一样的,它更多的带有个人化的色彩。例如,富人对于穷人的攻击就是懒惰、偷奸耍滑,并且总是树立那么一两个完全符合他们心意的并且仍然保持传统的互惠网络之下的各种习惯做法;对应地,穷人对富人的攻击也是更多的带有个人色彩的,他们怀念传统互惠网络下的那些仁慈的地主,那种大家长似得地主,他们攻讦的是那些吝啬、贪婪的地主,因为在他们眼中“大家长”似得地主不应该在别人濒临饥饿边缘的时候坐视不管,不应该在本村还有富足劳动力的情况下却雇佣本社区外其他比较廉价和顺从的劳动力。在这里,很显然的是,富人和穷人的彼此攻讦大都依据的是先前传统社区内部主要有由富人确立(斯科特并不认为是铁板一块,在规范层面上,始终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着冲突)的象征性规范,在他们那里都是作为一种道德性资源被使用了。所以这里我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阶级意识。但是这实实在在发生的指引农民的弱抗争的意识和价值却是结构主义者设想的下一步即将到来的轰轰烈烈所谓“阶级斗争”的真实基础,这才是他们对于阶级斗争的真实经验。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农户抗争的次文本,这种文本是藏而不露的,但却是暗流涌动。实际上,斯科特在这本《弱武器》里面更多的提到的是象征性规范、共享的情境或者意识形态,他没有用道德性资源这样一种说法,但是我却觉得穷人和富人所依据的正好就是道德性资源。我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陈映芳教授的一篇文章,那就是《行动者道德性资源的兴起》。

     

    走进规范层面的分析

    实际上,之前虽然没有采用道德性资源这一概念,但是按照以上对于道德性资源的理解,实际上在张静的一些研究和前一段时间看得吴飞的《浮生取义》一书中却也渗透出这样的视角,只是还没有联想到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张静在《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一书中讲到很多农村上访的例子,实际上很多农民上访的理由所依据的虽然是国家的法律,援引的是各种各样的公共规则,但是那只是象征性的工具。真正指引他们上访的依据在于利益的分割不公平或者是说对于利益的某些不合理的诉求。关于农民上访,这些年研究的也比较多,但是利益指向过多,忽视了农民抗争或者上访的另外一个面向,那就是伦理,比如乡村中的“要面子”“争口气”这样的农民自己的关于伦理的定义。但是不管是利益指向还是伦理指向,共享的象征性规范总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秋菊打官司也是一样,在秋菊看来,村长可以踢她丈夫,但是不应该“踢他那个地方。”虽然秋菊生孩子的时候,村长帮了大忙,但是秋菊还是依依不饶。原因就在于秋菊所坚守的那份道德性资源。同样吴飞在《浮生取义》一书中关于自杀的分析,也不例外。家庭政治、亲密关系、权力游戏、道德资本可谓是这本书的四个关键词。以亲密关系为目的的家庭政治中充斥了大量权力游戏,权力游戏的重要工具是道德资本的积累。实际上这都是从规范层面对社会行动进行的分析。回到我所要指出的重点,长期以来,我们关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更多的是比照西方去发现国家的实体、社会的实体,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对应部分的互动。我们很少从规范层面上探讨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现在的中产阶级社会运动(更多的是房地产业催生的业主)以及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很多时候使用的资源都是国家曾经正当化并且现在一直正当化的资源,比如公平正义等基本原则夏德各种政策的出台,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并且在国内社会力量比较小的情况下,这种道德性资源或者斯科特所说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是最有力的工具。规范性情境的引入实际上会极大拓宽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实用性。

     

    走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微观社区研究

     

    虽然在本书的一开始斯科特就提前声明,他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围观社区内部的考察,并没有更多的将外部的宏观制度背景,比如殖民主义的影响,政党政治等外部因素。但是我们还是在他那里发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书的最开始,非人类学家的他正是从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的故事开始他的分析的。他好奇于村庄种不同人的行动(比如同样年龄孩子葬礼的规模、同样困苦的拉扎克和哈姆扎的不同评价),好奇于人们的窃窃私语,好奇于穷人和富人的互相攻击的方式等。但是这种好奇并没有使他驻足于欣赏这种奇闻异事,至少在他那里,他联想到了政党政治、联想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想到了更大范围的规范情境。这是一种将微观社区研究和更大范围的政治社会结构相连接的可行的路径。实际上,在近些年国内人类学的研究(我个人关注的是郭于华主编的那本《仪式与社会变迁》)已经极好地将这种学术研究手法应用成熟。同时这也是一种从日常生活引发的思考。这种研究并没有带着任何预设进入现场,而是在现场中不断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这种研究路子应该为正在大肆强调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与主体性的国内学术共同体所借鉴。单单源自某一种理论,在理论的框架中进行研究或者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经验材料,我们永远都是已有理论的小的注脚,这或许就是华中那些学者所鄙视的“麻袋上绣花”的工作吧。

     

    回到规范的学术研究

     

    规范的学术研究要求研究者要熟悉自己所研究的整个领域,前人已经开拓过什么工作,有哪些工作还需要完善,自己所做的工作是炒冷饭?还是充斥新的经验材料?还是要丰富已有理论的解释。斯科特通过在赛达卡地区的田野研究,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结构主义者进行了对话,也重点和挽救了马克思理论的葛兰西的霸权意识形态进行了对话。这种对话正是要彰显自己的研究在整个学术史上的位置。“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学派假定能够直接从一些表征——支配性生产方式、进入世界经济的模式与危机、占有剩余的方式——推断出社会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中阶级关系的性质。这一过程具有高度简约化的跳跃性,直接从一个或极少的经济指标跳跃到从这种指标中推断出的阶级状况。这里没有行动者,有的只是机制和木偶。”“一种生产方式除非竟有人类经验和阐释的中介,否则它如何能影响到阶级关系的本质?只有把握了如此丰富的经验,我们才能对一个特定的经济体系如何影响了构成它、维持它或取代它的事物进行有意义的分析。”“阶级通常在本质上被定义为是在与生产方式的关系中占据一个同等位置的个体所构成的集合体。但是如果这样一个客观的、结构的定义在那些被认知者意识和有意义的行动中得不到反响呢?取代简单的‘客观’阶级结构和意识之间一一对应的假设,去理解那些结构如何为有血有肉的行动和所理解不是更好的方式么?”“加入理解恰当,任何霸权意识形态本身在其内部都包含了矛盾和冲突的素材。”“当葛兰西宣称从属阶级的激进主义更多地存在于其行动而非信阳时,我确信他是被误导了。事实几乎完全相反,行动领域——特别是在负载权力的情境下——正式被支配阶级最受制约之地。而恰恰是在信仰和解释层面——在这个层面他们可以安全地冒险——从属阶级有才能最少受到束缚。”也就是革命的行动未必是由革命的意识所带来的,不具有阶级意识的抗争次文本有可能爆发为激烈的行动。

     

    最后,我愿意以斯科特的方法论观点来结束这篇关于《弱武器》的简单回顾:

    在此意义上,我们既关注行动者的经验,又关注行动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的历史;既关注阶级如何被认知被理解,又关注“客观的阶级关系”。

  • 责任编辑:s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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