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这是在“世界危机背景下的重庆模式”研讨会上的发言。会后根据录音整理，有删节。
对重庆模式，我有这么三点想法。第一点，我觉得重庆这个模式的产生和推广有客观必然性。从这个国际背景来看，这些年发生的经济危机就是这个美国啊耍钱、甩蛋，这些原因导致的。更重要的是，它找不着北了，就是找不着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出路。从国内的背景看啊，这几年广东模式——以我个人的看法——为代表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主要依赖外贸，结果造成三大差距的扩大，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经过30多年来暴露出很多问题，我觉得很难继续下去。正是在国际国内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重庆模式就出现了。它在08年以后越来越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我们明确这一点，就可以看到，重庆模式走到今天确实和薄熙来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偶然性。但是从这个大背景看，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就是不出现重庆模式，它还可能出现别的模式。即使暂时不在08年初，也可能在稍后出，因为它是一种历史的需要，是一种形势的需要，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重庆模式的核心是实行了——我个人的看法——一种新民本主义。根据司马南同志所说的，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叫做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些提法很有启发意义。我觉得向社会主义法统的回归，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庆化，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的一个重要观点可不可以这么概括？就是重庆模式很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的很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在今天讲很有现实意义，就是说它的新民本主义。
对新民本主义，可以分这么五个方面。
一个就是毛主席讲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宗旨，有了这个思想才能谈得上民生导向、民生为本。
第二个就是民有，所谓的民有，我把它理解成公有制为主体。在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这才是民有。最根本的就是生存资料。所谓民主，最根本的大众民主。在这个方面，重庆我觉得也有些探索，尽管它是初步的，但是，例如公安系统的干部可以上的、免职啊、重新登记啊、群众的评议啊，都是民主的一种形式。这个民力啊，就是毛主席讲的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在这个方面，重庆相信群众以后，群众三进三重之类的，也做了很多工作。对于维稳，这也是一种治本的措施。最根本的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这是抓住维稳的根本。对于民族问题，就是实行马克思、毛主席讲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在今天，也就是爱国主义。这一条，我觉得重庆做得也很不错。薄熙来在纪念抗美援朝胜利60周年的时候，那段话讲得——我觉得——很有气势，可以说气壮山河。多年不提美帝国主义了，他就敢提。维护国家主权，在当前也很有现实意义。正因为实行这个新民本主义，深得民心啊。我也到重庆去过，那个普通老百姓对重庆模式、重庆新政真心拥护的，确实有这样的场面，说起来可以让人想到以前。就是薄熙来坐群众场合，老百姓是自打欢呼的，也令我感动，我觉得这是，好像感觉到老八路、共产党又回来了。
第三点，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这场争论的实质。这两种模式啊，实际上关系到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前途，意义重大。现在双方都很重视。你看这个 茅于轼 先生就这么公开讲，对于这两个模式，不是拿价值来衡量的，看那一个模式符合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按这一套来衡量，显然他认为重庆模式就像为李庄案辩护的这个律师讲的，重庆模式就是时光倒流，那就是彻底否定的。更不用说汪洋同志了，公开在省委全会上讲，是针对着薄熙来的“蛋糕论”讲的。重点还是做大蛋糕，不是分蛋糕，提出了有名的汪洋的“蛋糕论”。
对于薄熙来的“七一讲话”，西化派批判为重大政治问题、重大政治错误。还有政法界的一个元老级的人物——江平，在北京大学公开讲，汪洋要管政法——实际上就是进常委，当政法委书记——中国一片光明。我觉得，他们都体现着西化派的一个核心口号，叫做启动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这个口号啊，实际上是配合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一个战略意图，那就是把中东波黑模式引向中国，制造混乱，乱中夺权。为了粉碎这场进攻，在18之前，我们一个非常有利的武器、一个重大的力量手段就是宣传重庆模式、推广重庆模式。为了推广好重庆模式，动员更多的群众来参与，我觉得提出一些口号，群众更容易理解，群众更容易操作。我提出的口号就是人民共富裕、熙来当总理。我觉得这是民心民意的表达。因为我也是一个党员、一个群众、一个公民，我觉得这样一个口号直接地，如果薄熙来能当总理，在重庆施行这一套新政，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同时能更深层次的，就是推进大众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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