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 是社会的主题与主体,对社会的研究归根到底就是对人的研究,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的运行与发展。马克思不是把“社会事实”以及“个体行动”而是 把“现实的人”作为社会的起点,“现实的个体”不仅是家庭的一员,而且也处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之中,由此将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紧密地结合 起来,形成特定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进而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奠定基础。共产主义也就成了“现实的人”不断追求的理想境地。为此,我 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现当代西方社会学家展开对话,不断夯实社会运行与发展理论。
关键词:社会运行 社会发展 社会结构 现实的人
社会学是揭示社会运行与良性发展的一门科学。19世 纪以来,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国家逐渐兴起并得到了较快发展,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理论派别与理论体系,构成了我们认识社会、解释世界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作为经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他的社会学思想同样成为我们研究社会的理论指南。今天,系统地总结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内容,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 与其他社会学家进行对话,辩证地把握现当代社会学家的社会运行观点,努力指导我们开展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社会起点:马克思对其他社会学家超越
任 何一种学说的产生与发展都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它构成了这门学说的逻辑起点,为这门学说的体系构建、内容展开以及理论主旨奠定了基础。马克思的社会学揭示了 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始终把“现实的个体”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起点,探索人在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中的角色、地位与功能,并由此逻辑地展开了整 个社会结构的运行、社会变迁的发生、社会建设的开展以及未来社会的图景等。
在 社会学史上,经典社会学三大家们对于社会学起点的理解与认知有所侧重。迪尔凯姆从整体主义出发,把“社会事实”作为认识社会、开展社会学研究的起点。在他 看来,所谓社会事实就是指“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都叫做社会事实,而“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 何”[2]。也就是说,这样的社会事实存在于个人之外,但“又具有使个人不得不服从的强制力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构成”[3]。 因此,社会事实不是个体的心理现象,而更多地指向“阶层”、“组织”、“社会比率”等客观存在。与此相左,韦伯则坚定地举起个体主义社会学大旗,把建立在 个体行动基础之上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起点。韦伯认为,社会学这个词含义很多,它是一门“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其结果 予以因果性的解释”的科学[4]。这里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韦伯对于社会行动的偏好,把它作为“社会学的中心主题”与“建设性要素”[5],表示行动者的主观意义“关涉到他人的行为”,因而社会行动具有了主观性、能动性以及相互关联性等特征,它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也构建了他的“理解社会学”大厦之基。由此可见,社会学的起点问题在迪尔凯姆与韦伯那里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观点。
马 克思实现了迪尔凯姆与韦伯的批判性统一,把“社会事实性”与“社会行动性”相统一的“现实的个人”作为社会学的起点。这个“现实的个人”不仅具有能动性和 解释性,同时还具有客观性与社会事实性。在马克思看来,个体作为社会学研究的起点,是一种生活在特定时空情境中、从事特定经济社会活动的“现实的”、人格 化的个体,而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因而,这样的个体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6]。 从个体的属性来看,作为社会行动主体的“现实的个体”本身是生动而丰富的,是自然物质性与社会历史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自然物质性是个体得以存在并开展 社会行动的前提,个体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须依赖于自然并从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然后才能从事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离开了自然、离开了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 个体将不再成为活生生的个体,而是游离于世界之外的神灵鬼怪。这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另 一方面,自然仅仅是个体获得社会性、展示能动性的基础性条件,个体获得自然物质性之后主要是为了结合成其它各类群体等社会组织,开展社会互动,进而从事改 造对象的经济社会行动,以便实现个体的目的、愿望与要求,把原来那种纯粹自然的对象变成一种社会性存在,努力把整个世界变成“为我的存在”。由此使得行动 者本身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
从 社会结构来看,人生活在特定的时空关系与时空结构中,时间和空间作为一种情境或“场域”构成了人的生活向度,离开时间或空间的行动对人而言是不可能存在 的。这就是说,行动者在社会行动中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受到某种客观的、既定的、外在的、超个体的社会关系与社会情境所影响和制约。其中,社会关系是什么 样子,人也就被塑造成什么样子;社会关系一旦发生了变化,人本身也就随之而发生改变,离开了社会关系必将无法理解人的社会生活,也就无法理解作为一种社会 性存在物的人的存在方式与存在价值。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才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个体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因 此,这样的社会关系决定着一个人的发展程度与发展水平,也就逻辑地决定了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与发展程度。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马克思强调社会关系对行动者 的决定作用,把社会关系当成人本质生成的“不自觉的无条件前提”,并不是否定个体行动对于整个社会的建构性。在马克思看来,行动者的思想与活动及其复杂, 他对于社会、文化以及情境等要素不是无动于衷、无能为力的,而是以具体丰富的思想、行动参与了整个社会的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把个体结合为群体、组织与社 区,形成特定的社会地位、社会流动、社会分层和社会运动,推动着整个社会的发展。为此,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9]。从这个角度看,整个社会运动与社会发展就自然要以人为本,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当作“一切人地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而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社会运行:马克思对其他社会学家评判
“现 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起点,通过行动者有目的、有意识地改造对象的行动,个体在把自己的愿望、意志与要求灌输给行动对象的同时,也拓展了自己的 生存空间,把自己与对象、自己与他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阶层,进而推动着行动者的社会行动,促进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于 是,以人为起点建立起来的社会学理论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核心内容。
第 一,马克思把“现实的个体”作为社会的起点,而家庭则是个体凝结为群体走向社会的中介与桥梁,因而它构成了社会运行的基本单位与重要条件。在社会学史上, 功能主义把家庭看成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具有生产、生育、教育、性、抚养与赡养、情感交流、休闲娱乐等诸方面的功能,家庭内部成员之间通过角色分工、 社会互动以及社会化承担着特定的社会责任、实现特定的社会功能,由此使得家庭成为社会运行的载体。当然,按照功能主义的理解,在前工业社会里,家庭的功能 非常全面,涉及到物质、精神、心理以及生活等各个方面,家庭俨然是社会的缩影,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子系统。但是,工业社会以来,家庭的生产、 教育、抚养与赡养等功能有所弱化并逐渐让位于其它社会组织,家庭的功能越来越局限在情感与休闲娱乐功能等方面。与功能主义理论不同,交换理论则把家庭所发 生的行动当成家庭成员的彼此交换,其中一个成员开展某种行动,另外一些家庭成员则要以相应的行动作为交换。例如,婚姻、生育以及赡养等行为就是基于这个原 则而进行的劳动分工。按照布劳以及女性主义者们的观点,这种交换关系中体现着权力配置的因素,是不同权力在家庭成员内部之间的配置。
与 功能主义、交换理论不同,符号互动论从“镜中我”出发,把家庭理解为一个自我与家庭成员互动的符号体系,身处于其中的成员设想自己在其他家庭成员面前的行 为方式,从而调整自身的行动,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意义,进而理解家庭其他成员的行动。这样,家庭更多地赋予了主观的意义。遵循这个理路,社会支持理论强调家 庭可以提供精神或物质上的帮助,有效地调节家庭成员的心理压力,增进个人福祉,促进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和谐。与此相反,冲突论认为,家庭是成员控制经 济、权力、地位以及情感等稀缺性资源的场所,围绕这些资源,家庭成员始终处于争夺之中,因而对稀缺性资源的控制与争夺就使得冲突成为家庭的副产品,因为适 当的冲突可以起到减压阀功能,而且冲突也可以促进家庭功能的变迁以及家庭结构的调整,尤其引起大家庭以及联合家庭的解体,核心家庭乃至丁克家庭的兴起。尽 管冲突论认为自己的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但是它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先天决定论模式,无法揭示出家庭变革的根本原因以及一般规律。
按 照马克思的观点,家庭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个社会与历史范畴。家庭的产生与形成、家庭结构与形式的变化,家庭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改变等都要受制于特定 的社会生产力,由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引起的。因此,家庭绝不是一个自在的组织,也不是一个自然的体系。恩格斯认为,家庭本身是不断变化的,人类的早期并 没有婚姻和家庭,整个社会处于杂交之中并由此进入到群婚时代。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人类的家庭形式逐渐从群婚制走向了血缘家庭、普纳 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以及一夫一妻制家庭等形式。恩格斯站在家庭与社会发展的高度科学地预见了家庭的未来发展,认为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私有制已经消灭的共 产主义社会里,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家庭、婚姻的功能更主要基于爱情的需要,男女双方真正获得了自由与解放,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 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10]
第 二,“现实的个体”不仅作为家庭成员的一部分,而且本身也处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与阶级之中,他由此将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社会群体与社会集团之间紧密地结 合起来。马克思认为,在阶级社会里,个体总是从属于某个特定的阶级,体现着本阶级的利益诉求,进而能够把具有相同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利益倾向的人整合起来 形成相对稳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阶级便成为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结构的关键要素。因此,阶级也就成为理解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诸方面的一把钥匙。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每一个社会都会存在着诸多社会阶级,各个阶级内部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个阶层,他们形 成完整的社会阶级结构。例如,农民阶级本身又分为“富裕农民”、“小自由农”、“封建佃农”以及“农业工人”等四个阶层;资产阶级则包括“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等。只不过,进入到私有制以后,它们逐渐分化为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其中一个阶级占有生产资料并在这个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掌控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资源,维护着自身的统治。
20世纪80年 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收入可能与一个小资本家的收入相当,有些工人还拥有企业的股份,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对 立似乎不复存在。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阶级对立仍然存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之间,这些阶级与形形色色的工人阶级之间的 矛盾始终存在。即使在第一产业领域里,农场主阶级、农业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乃至各个小农阶级也没有消亡。正如马克思所言:“既然数百万家庭经济的条件使他 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11]也 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阶级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现象,对他们的分析可以很好地把握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面貌,因而它就成为一个十分有用的分析 手段与分析工具。当然,马克思发现,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 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小农阶级[12],小农只能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于第一产业领域。
第 三,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个体之间的交往行动将会形成特定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关系,并由此形成了社会关系。西方社会学史上,行动者与社会之间如何进行 有效地整合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有机整体是社会学家们反复思考的一个话题。围绕这个问题,不同的社会学家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帕森斯认为,个体是社会的基 础,社会则是个体的整合,个体总要发展成为社会。因此,分析社会行动就应当从个体行动着手,把握了个体行动则有助于全面认识社会行动。当然,行动者在行动 过程中首先碰到的就是自身与情景之间的关系问题,处理这个问题自然就会涉及到行动者与社会秩序、社会制度、社会文化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念等社会结构之间的关 系。他认为,行动者往往借助于“社会地位”与“社会角色”把自身与其他行动者结合起来。于是,“单元行动”就演变为“社会行动”。
哈 贝马斯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转型,使得原本连结个人与社会、形成特定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社会交往出现了种种不合理因素。例如,一味地重视物质 交往而忽视生活意义的追寻,存在着为了物质生产而进行的“目的性交往”、追求制度认同的“规范性交往”、着眼于社会互动的“戏剧性交往”,而缺乏纯粹的 “交往行为”。在他看来,只有抛弃了功利性的交往才能进行真正的社会交往,因为这样的交往形式更能够增进社会理解,产生社会合作与社会信任,促进现代社会 的转型与社会再塑。当然,哈贝马斯试图用交往行动概念整合社会学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但是,离开了物质生活而把那种所谓的“尚未分化”、“纯粹”的社会交 往当成社会运行的落脚点是难以形成足够的解释力与说服力。为此,吉登斯借助于自己的结构化理论进行了探索。
吉 登斯认为,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而是一种“二重化过程”。“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既是其不断组织的实践的条件,又是这些 实践的结果,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个人的,它不应该简单等同于对主体的外在制约,恰恰相反,它既有制约性又同时赋予行动者以主动性”[13]。 吉登斯由此就把行动者看成一个能动者与受动者的有机统一体:作为受动者,他要受制于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社会结构以及环境因素,行动者的行动无法超越于特 定的时空范围;而作为一个能动者,他则具有“知识”、“实践意识”、“存有安全”以及“结构化”等特性,进而展示出自身的超越性。那么,单一的个体行动如 何整合为社会行动?社会结构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吉登斯认为,结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反复涉及到的“规则与资源的结合体”[14],结构既外在于行动者的行动,它对人们的行动产生制约;同时,结构的最主要特性却是主观性,它“仅仅是一种人们头脑中的记忆痕迹”[15], 引导着具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行为。所以,结构就体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从行动与结构的关系视角看,任何一种社会行动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进行 的,总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结构,结构是行动得以开展的中介,没有游离于结构之外的行动。另外,行动者在行动过程中能够把自己的想法、愿望贯穿于其中,形成 了新的行动结果,行动进而也就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所以,也没有脱离于行动之外的结构,任何社会结构都来源于行动者的行动。
马 克思认为,社会行动是整个人类交往活动的一部分,而这种交往活动的基础、形式以及内容等都离不开特定的物质生产。马克思曾经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 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交往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决定着其它一切活动,如脑力劳动、政治活动以及宗教活动等。从结构本身来看,它不仅包含 着吉登斯所说的“规则”、“资源”、“文化”等社会性结构要素在内,它更多的包含着生产、消费、分配以及交换等经济性结构要素,而且“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 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离开了这些经济性要素根本无法谈论所谓的社会性结构要素。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个体的社会行动 受制于特定的经济条件以及社会条件,它们共同制约个体的行动;同时,社会行动又是以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为基础,离开个体的行动将使得整个社会行动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于是,马克思在客观物质性基础上就实现了个体行动与社会行动的有机统一。
三、社会发展:马克思对社会学的愿景展望
社 会运行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是社会运行的目的。社会运行是为了推进社会发展,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形态,它体现着社会发展的未来景象。因此,社会 发展就成了社会运行的逻辑展开与逻辑必然,研究社会运行必然要回答社会发展,探索社会发展的道路与途径。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其他社会学家存在着显著差 异。
第 一,在对待未来社会的态度上,马克思从宏观角度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以及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胜利。他提出并构建社会运行的未来图景其目的是为了 给工人运动指明方向,向人民科学地阐述资本主义私有制向未来社会公有制过渡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揭示了公有制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展示了未来 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至于未来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则需要根据现实社会的发展进行具体分析,而不是开展毫无现实根据的空想、去构建所谓的“终极规律” 强加给人类。因此,马克思只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不是教条式地预测未来社会”[16]。这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对未来社会没有“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所以,给未来社会的运行提出具体方案,描绘未来社会的详细图景,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任务。
与 马克思不同,一些西方社会学家不是从行动者之间所结成的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出发,而是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某些新现象入手去描绘未来社会。这些学者发 现科学技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因而简单地依据科学技术把人类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认为以技术为 中轴原理的“后工业社会”将是未来社会的唯一走向,因为这个社会实现了“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从体力劳动向“专业与技术”劳动的转变[17], 科学技术是治理国家的重要载体与手段。为此,他们更多地从产业结构类型、各类产业所占比重等方面详细描绘了未来社会运行情况。还有的学者看到网络在日常生 活中的广泛应用而把未来社会构想成“网络社会”,认为以往实体社会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已经让位于网络社会中的“虚拟关系”,“资本进入了单纯循环的多 维空间”,“经济行为全球化”,“组织形式网络化、工作方式灵活化、职业结构两极化”构成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18]。
必 须承认,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已经影响着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使得整个社会产生了服务型经济。但是,科学 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其在整个社会中的广泛应用仍然无法取代人的主体性力量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科学技术的掌握与使用总是体现着阶层的取向与特性,因 此,科学技术的发展无法取代阶层差异,无法取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第 二,关于未来社会的运行规律上,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及其所依赖的所有制关系出发揭示出未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马克思看来,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公有 制的未来社会一定是人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得到解放的社会,至于如何实现这个社会目标、它需要经过哪些阶段与环节则需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9]。 为此,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只是一般性的规定,而作为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变 化、丰富多彩的社会。但是,无论怎么变化,社会主义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明显不同之处就是实行公有制并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只能“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0]。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社会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与转变的“长久的阵痛”时期,从 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带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二阶段”,个人全面发展、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至于这 三个阶段的具体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形态则要具体而历史的分析,各个民族国家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马克思的未来社会发展理论更直接表现为具体情况具体 分析的“行动指南”。
与 马克思不同,大多数西方社会学家不是从整体上去把握未来社会的发展路径,也不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角度去揭示未来社会的结构,而是抓住当代社会 的某些新现象去预言未来社会的运行与发展情况。例如,贝尔发现,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结构、职业分布、社会运行等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 这些情况构成了他对未来社会预测的重要依据。他认为,后工业社会“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 研究、教育和管理”等服务性行业[21], 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阶层在未来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核心与中轴原理。在他看来,未来社会无论怎么发展都是资本主义内部各个 不同阶段的发展,它都不会超越资本主义本身走向新的社会形态。福山也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形态,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历史进行 到资本主义后就行将“终结”[22]。这样,他们就消解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发展、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取代的社会发展理论。
第 三,在未来社会的发展阶段上,不是以“解释世界”而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强调整个人类社会的变动性与发展性,因而他并没有给出变革未 来社会的具体方案,也没有给出未来社会的具体蓝图,而是把未来社会看成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是“现实的人”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境地。马克思由此 就把人作为社会学的落脚点与归宿,“现实的人”在马克思那里就实现了从起点到终点的复归。
人 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与主旨,社会发展离不开人,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本质上就是人的运行与发展。从社会形态角度看,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未来的共产 主义社会,社会形态的每一次更替都是人不断追求进步、争取自由与解放的过程;从所有制关系角度看,无论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阶段,抑或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及 “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的个人所有制”阶段,其实就是如何实现人的解放与回归;从人与物的关系角度看,无论是“物的依赖阶段”,“建立在物的依赖性基础 之上的个体独立性阶段”,以及“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23], 都是为了“现实的人”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这样,在马克思的社会学那里,社会运行与社会发展仅仅是人本身发展的 手段与条件,社会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从欠缺到完善、从束缚到自由的过程其实都体现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过程。于是,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社会就不仅仅只是 一种社会形态,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4]可以这么说,以“现实的人”为起点、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终点就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学的主线。
但 是,环顾四周,无论是经典社会学家还是现当代西方社会学家,有的社会学家把人湮灭在社会结构之中而忽视了人本身,人成了从传统机械型社会向现代有机型社会 转型的一个环节;有的社会学家虽然看到了人,把人的行动作为社会学的起点,从人的行动本身出发去解释与构建整个社会行动,进而建构起“适应—目标实现—整 合—模式维持”为一体的社会运行理论,但是这些理论的落脚点没有回归到人本身,人在他那里逐渐被遗忘了;还有的社会学家虽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转型破坏了社 会信任、增加了社会风险,进而对整个日常生活、专家系统以及文化系统都带来了消极影响,并危及到人类的自我认同,使得人处于“危机、焦虑、愤怒、绝望、心 理崩溃”之中。因此,社会学要帮助人们重建“新的自我感与认同感”,以便增进社会信任、降低社会风险、增强“安全感”[25]。但是,这样的理论更多地把人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从心理学角度去解释社会的构成,目的是为了现代性的完善以及现代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让资本主义的丧钟延缓敲响。因此,这样的人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由与解放的人。
今天,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为资本主义高唱赞歌、提出资本主义趋同理论者又死灰复燃、甚至大行其道,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为此,我们重读马克思,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观点与现当代西方社会学家进行对话,以便形成科学的社会运行与发展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
* 基金项目:2010年度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科学”成果。
[1] 高和荣(1969—),江苏兴化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理论、社会福利。
[2]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页。
[3]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4页。
[4] 韦伯:《韦伯作品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5] 韦伯:《韦伯作品集——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9]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0]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1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页。
[12]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页。《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第105页。
[13]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5]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0页。
[16] 参见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16页。
[17]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