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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新华:什么农民,什么土地 ——农民分化视野下的土地问题
  •  2011-10-04 11:47:56   作者:孙新华   来源:三农中国   点击:0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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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发表于《古今农业》2011年第1

    摘要:本文简单梳理了近百年农民由分化到齐平再到分化的生存状态,并根据在豫南周村的调研资料详细探讨了当下农民的分化情况。本文将当下农民划分为“纯务农农民”、“半工半农农民”和“非农农民”,“非农农民”又可分为“常年在外务工农民”和“在外经商农民”,这四类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依次降低。因此在相关土地制度设计时要考虑这一现实情况,要保障占据农民绝大多数的纯务农农民和半工办农农民的根本利益。

    关键词:农民分化  土地问题  过去与现在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peasants’ living conditions that from differentiation to same then to differentiation in the past century . And according to research data of Zhoucun in the south of Henan provinces, the paper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peasants differentiation. In the paper present peasants are divided into "pure farming peasants", "semi-farming and semi-working peasants" and "non farmers" who can be divided into " pure working peasants" and "businessing peasants". The dependence on land of these four class lower in turn. Therefore, the relevant land system design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is reality, should protect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pure farming peasants" and "semi-farming and semi-working peasants" who occupy the vast majority of peasants.

    Keywords:  differentiation of peasants;   land issues;   past and present

     

    土地自古便是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土地问题也是当前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思考土地问题一定要从现实出发,要从绝大多数农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而在当下农民正在发生分化的现实情况下,研究土地问题一定要有农民分化的视野。下文首先简单梳理了近百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然后切入当下农民和土地状况,以豫南周村的调研资料基础分析了当下分化的农民及其土地观念。

     

    一、乡土中国的土地与农民

    现代人想对传统中国农村获得一知半解,总绕不开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虽然费老在该书中不乏对农村社会的想象,但这本书确实向后人勾勒出了我国农村社会在传统时期的理想类型。而在这本书中,费老开篇便谈到了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这是因为土地是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物质基础,是农民生产、生活得以展演的空间场所,是乡土中国的根本所在。

    在他看来,乡下人离不开泥土,离不了土地,乃是因为种地是他们最普通、最直接的谋生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绝大多数人祖祖辈辈都拖泥带水向土地讨生活,从而得以维系生命的绵延和世代的延传。因此唯有他们才懂得泥土的可贵,正如费老所言“‘土’是他们的命根”。从这意义上说,城里人用来描述乡下人的“土气”这个词,虽则带有几分藐视之意,但其中的“土”字却用的十分精当,它概括了乡土社会的本色,体现了土地在乡下农民生活中沉甸甸的分量。费老描述乡土社会的第二个关键词便是“不流动”,这源自于土地的特性,同时也导致了乡下人的“土气”。耕种的田地无法移动,长在土地里的庄稼也不可随人迁徙,这便造成了直接取资于土地的农民“粘着”在了土地上、“半身插入了土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常态总是世代定居于一处——世世代代生于斯,长於斯,死于斯,迁徙才是变态。偶尔发生的迁徙除了缘自于非常态的大旱、大水等天灾和连年兵乱等人祸外,还有一种情况便是,在一块土地上随着人们的繁衍而导致人口达到饱和点,从而不得不向外宣泄一部分人,这种被宣泄出来的多数还是不得不依靠土地,只不过要落根他处。我们可以看出,在他的描述中,这种宣泄是一种被逼无奈的向外流动以寻找可以活命的土地,即仍然无法脱离土地。[1]

    以上是费老对传统社会中乡土本色的经典分析。从以上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出,费老描述的乡土中国的两大特性——作为命根的土地和不流动——是密切勾连在一起的。正是因为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所以土地上的人离不开土地,从而土地的不流动导致了人的不流动,偶尔的流动也是缘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从而去寻找这种可资依赖的命根。而之所以会这样乃是因为在传统中国工商业等非农行业不够发达无以容纳更多的就业,从而农民不得不被捆在土地上。

    但是遗憾的是对于乡土中国的农民费老只是非常笼统地概括,缺少一种阶级或阶层分析的视角。其实在传统社会农民的异质性程度非常高,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划分,传统中国的乡村至少可以划分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2],对于这些不同的阶级而言,土地的意义和功能应该略有区别。虽然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农民的分化都是一种常态,但是在这种分化下的农民都是取资于土地,离不了土地(当然一部分地主还有其他收入来源,但对于绝大部分地主来说主要还是依赖地租),由此也缺乏流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费老的概括却是把握住了传统中国农民的总体特征。

     

    二、新乡土中国的农民与土地

    1、农民由齐平走向分化

    新中国成立后,从土改到集体化时期,农民的分化状态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齐平化,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共和国公民(当然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在某些方面给予了不同的对待)。在这一时期,虽然有一少部分农民通过招工等方式进入工厂、走进城市,但是绝大多数农民依然没有摆脱从土里刨食的命运,并且他们还是束缚在土地上而缺乏流动性,当然这是由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有其必要性。

    但是到分田到户后,我国农民的非农化进程明显加快,有一部分农民开始离开土地,流向城镇,尤其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开始了“离土不离乡”的高潮,不少农民脱离了土地,但其中很大部分的“离土”是不彻底的,即其家庭成员还未离开土地,就整个家庭而言也是未离土的,它还需依赖土地的收入才可维持家庭开支,即两条腿走路——务工和务农——缺一不可,但相对而言这样的家庭已不像纯务农的家庭对土地具有那样强的依赖。当然也有极少部分家庭完全脱离了土地,因为土地在当时还承担很重的税费负担,所以他们多抛弃了土地。当时这两部分“离土”的农民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我国绝大部分农民还是没有走出自己熟悉的社区,没有离开那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对于他们而言土地基本上还是其全部收入来源,其他副业也多是依赖土地的,土地依旧是他们的命根。正因如此,“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土地调整在当时不仅是政策规定,也是绝大多数农民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农民已经呈现出些微分化的态势,虽然还不够明显。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垮台,这一分化又迅速缩小,那些半工半农的家庭有一部分又不得不转回到纯务农家庭,这时土地对他们的价值又明显增强了,让他们真切地体味到土地作为生存保障的作用。

    2、农民分化初具雏形

    随着20世纪90年代“离土又离乡”打工浪潮的到来,农民的流动性和非农化强度都大大加强。伴随着这一过程,农民的分化也愈演愈烈,至今已初具雏形,并且土地之于这不同类型的农民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当然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村庄农民的分化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以以豫南周村为例,来探讨当下农民的分化。根据我们的调研,周村的村民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见表1

    1  周村三大农民类型及土地的不同意义

    农民类型

    土地流转

    土地作用

    土地观念

    纯务农农民

    未流转或流入

    命根

    非常看重

    半工半农农民

    未流转或流入

    一条腿

    比较看重

    非农

    农民

    务工农民

    流出

    退路

    看重

    经商农民

    流出

    无所谓

    不太看重

     

    1)纯务农农民

    这部分农民是指那些主要依靠种田为生,未有务工或经商收入的农民,当然在中国农村基本上没有仅仅种田的农民,他们经常还从事一些副业比如养猪、养鱼等,即多属兼业小农,但从三大产业的划分来讲,副业也属农业,所以在此统称纯务农农民。这类农民主要包括老年人和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老年人主要是种植自家田地,当然也有一部分流转了亲朋好友的一些田地,即使流转一般也不会太多,他们种田主要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但限于体力一般种植面积在10亩上下。而中年人大都是种粮大户,他们的田地一般在三四十亩以上,他们没有技术,出去务工不具优势、不够经济,便选择在家大规模种田,一是因为他们有体力和精力,更重要的是这部分农民都面临沉重的压力,比如为儿娶媳等。这两类人的收入几乎全部都来自土地,所以土地对于他们还是“命根”,他们对于土地也有着高度依赖,因此他们对土地看的是最重的。

    2)半工半农农民

    这个类型的农民多是中年人,当然也包括极少数青年人和老年人,他们既务农又务工,除了在附近的县城或镇上务工外,有的还选择到其他更远的地方务工,并在农忙时返乡务农。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土地流入方,一方面有流出方希望将自己的土地流出,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流入这部分土地。务农与务工收入是这部分农民家庭收入中缺一不可的部分,当然这两部分在整个家庭收入中所占比例因家庭而异,有的家庭务农收入比例更高,而有的则相反。并且其中一部分农民是为了生存而选择半工半农,有的则是为了致富而如此[3]。但不管怎样,这部分农民必须要兼顾务农和务工,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当然程度因人而异),因此,他们对土地的依赖也比较强,他们对土地比较看重。

    3)非农农民

    这种类型的农民是指那些完全脱离土地,主要靠务工或经商的农民,因此他们对于土地的依赖不强,有的甚至几乎没有任何依赖,他们常年游离于村庄,之所以还称他们为农民,是因为他们的户籍还在村里。这部分农民又分为两类:a、常年在外务工农民,他们现在正在通过出卖自己的体力或技术试图实现城镇化,但是其中绝大部分注定会失败,在不远的将来还不得不回到农村;b、在外经商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外有比较稳定工作或比较高的收入,将来不打算回家种田,也有这种能力。一般他们都是土地的流出方,但是由于经济地位的差异,土地对他们有着别样的作用。

    对于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而言,他们现在主要靠自己的青春或技术在外务工,力图改变命运,但是其中的大多数随着年龄的增长最终不得不离开城市,重返家乡,因此尽管他们现在对于土地没有很强的依赖,但是一旦由于经济形势影响或随着年龄增长而不得不返乡时,土地便是他们的生存保障,是他们的一个退路。因此他们对于土地的依赖是未来的而非当下的,他们对于土地也还比较看重。

    在外经商者,虽然经营种类有异,规模有大有小,但是基本上收入在村民中算是最高的一类人,一般都有比较稳定和比较高的收入,有的甚至已成为千万富翁。所以对于他们基本上有足够的能力在城镇甚至大城市立足和生存。以在周村长南组为例,该组26户村民中有9户在外经商——开饭店、包工程、开发商、服装商等不等,其中有5户在镇上买房或建房,4户在郑州或北京等地买房。因此对于他们来讲已有足够的能力以后不再回到家乡种田,土地对于他们是不太重要的,他们也不太在意,但只要有利可图,比如大型流转或土地征用,他们也极力支持。

    综上所述,不同类别的农民,土地有着很是不同的作用和意义,因此他们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土地观念,表1中三大类农民对土地的看重度依次下降。当然这种分类只是根据周村一地情况总结而成,很难反映整个中国农村的情况。但从整体来看,中国农民正在发生分化并逐渐地呈现出若干类型却是不争之事实。

    3、豫南农民与鄂中农民对比

    陈柏峰根据湖北京山调研,总结出农民的五大阶层: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村庄贫穷阶层[4]。其中“外出经商阶层”相当于上文中“在外经商的农民”。“举家务工阶层”类似于“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不同的是京山地区的这部分“举家务工阶层”多是取消农业税之前抛荒外出的农民,因此被动长期限流转土地,成了非城郊村的“失地农民”,他们通常有2005年“确权确地”时所确定的2亩口粮田,但有的农户“确权确地”后并没有真正拿到土地,有的甚至连口粮田也没有。因此在京山地区,这部分农民从某种程度上说成为了弱势群体,因为一旦遇到风险他们的生活便没有着落;但是在豫南周村所在地区,这部分农民大多依然享有土地承包权,所以才能将田地流转出去,进可攻退可守——现在可以在外务工比较高的收入,一旦无法在外生存还可回到家乡,至少生存是有保障的,正因如此,这部分人在村庄中是处于中等偏上的一类人。陈柏峰将“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两个阶层分开是有其道理的,前者是通过“不完全家庭模式”[5]实现的,即年轻夫妇在外务工,老人在家照顾小孩并耕种田地,呈现出一种“老年人主内,年轻人主外”的代际分工、代际接力格局;而“小农兼业阶层”指的是那些没有这种代际分工的半工半农家庭,此外他还认为前者对于土地的依赖较之于后者为轻,且半工半农阶层以城市为中心安排生产,而小农兼业阶层则以农村为中心安排生产。在上文笔者将两者合二为一统称“半工半农农民”,因为他们的收入要依赖务农和务工两大部分,只不过比例不同罢了。至于他讲的“村庄贫穷阶层”,主要是指那些因病致贫的农户和土地少而又无法脱身外出打工的农户,在周村也存在这部分农民,主要是分布在“纯务农农民”种的老人和个别“半工半农农民”;而在陈柏峰根据同一调查资料指导的一篇文章中[6],又将“村庄贫穷阶层”替换成了“传统务农阶层”,这更有点类似于本文所指的“纯务农农民”,但是即使在这篇文章中也没有包含种粮大户。然而这种农民虽然属于纯务农农民,但是收入却不少,至少在村庄中处于中等水平,并且他们的比例正在不断增长,也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典范,所以这部分农民不可忽视。在周村这部分农民不少于30户,即占所有农户的5%以上。

    从比例上来讲,在陈柏峰调查的京山地区,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村庄贫穷阶层所占比重依次是10.4%23.1%46.4%10.7%8.8%(其他事0.6%),从中可以看出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两类农民占据绝对多数,接近百分之七十。但是在豫南周村这一比例远没有这么高,由于没做定量研究,只是粗略估计,大概半工半农农民占50%左右,纯务农农民占20%,常年在外务工农民占15%20%,在外经商的农民占10%15%[7]。不管各种统计比例相差多少,都能反映出一个共同的状况,即半工半农农民和纯务农农民两类农民在所有农民中占据绝大多数,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和在外经商农民都是少数。

    4、从一次未果的大型土地流转看农民的土地观念

    2009年周村发生过一次资本介入的大型土地流转,虽然最后未果而终,但正是从这种流产的大型流转中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农民截然不同的的土地观念和对大型流转不同的态度,体味土地对于他们各不相同的意义和分量。2009年村支书从外地引荐一位浙江老板试图在该村流转一片700多亩的土地用来养殖鸡尾虾,最终选中了张湾和瓦房两个村民小组的土地,因为这两组田地连成一大片而且比较平整且紧邻省道交通十分方便。这位老板计划将在这块土地上每12亩左右划为一个塘,平整后要挖30公分深,以方便养虾。其准备承包30年,流转费是每亩每年400元,一年一付。通过村干部做工作,大部分村民都已经签了合同,开发商派来的挖掘机也都下到省道上准备动工了,最后还是有一部分农民不愿意流转而搁浅。因为是整片开发,只要有一家不同意,大型流转都无法成功,所以最后不得不做罢。

    具体分析这次流转流产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方面,比如村民对开发商不信任、一些农民和黑灰势力从中作梗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分化了的农民对土地流转的态度不一,种田农民成了流转的“短板”。村民说,“年轻人愿意流转,打工的都想把田转出去”,此外那些常年在外经商的农民也希望将田地长期流转出去。因为常年在外经商的农民基本不会再种植这些土地,而那些常年在外务工者,即使以后还可能种植,但至少最近若干年不会种田,所以他们甘愿将田地流转出去,小型流转不如这种流转划算(因为小型流转的地租每亩每年仅有六七十元);但种田的人很多则不愿意流转,一方面流转出去不如自己种经济,自己种每亩纯收入可以达到500元左右,而大型流转的地租只有400元每亩,对于那些种粮大户,这种大型流转还会将一部分人流转进来的土地抢走,从而使自己的收入大大减少而且这种流转地租有很大一部分也不会归自己所有;另一方面,选择在家种田的农民多是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而不得不选择在家务农,无论对纯务农农民还是半工半农农民而言均是如此。因此如果将田地流转出去,虽然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但这部分收入不仅不如自己耕种所获高,而且流转出去后,自己的劳动力何以安放便变成了问题,尤其是那些中来年农民。农民说“五六十岁的出不去,年纪大了,打工又不中”,其实对一部分中年人也是如此,而对于他们务农则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此外土地是种田农民尤其是老年人抵御货币化的利器。一个60多岁的村民说“田地够个口粮,粮食可以吃一年,钱很快就花完了,没钱就少花点”,换句话说有了田地就有了粮食,而有了粮食就可以保证不饿肚子。当地农民常念叨毛主席的一句话“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手中有粮食农民才会安心,才有底气,假如换得同等价值的钱,在当今消费主义横行的社会里,那些钱很快就会花完,生存就会出现问题。手中握有保命的粮食,即使钱少可以少花点,没钱可以不花,但至少可以维持生存。换句话说,在“有饭吃”和“有钱花”之间有个先后缓急的递进顺序,“有钱花”要建立在“有饭吃”的基础上。此外,在当今物价飞涨的时代,对于农民而言流转地租远远没有同等价值的初级产品的含金量大。打个比方说,假使500斤谷子可以卖400块钱,农民用此可以打出至少450斤大米,而400块钱最多也只能买到二三百斤大米,也就是说中间的很多环节的花费和差价农民自己操作是完全可以省去或大大减少的,所以农民说“400块钱太虚了,不值钱”。

    从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资本和权力共同推动的大型土地流转中,在外经商农民和常年在外务工者是极力的赞成方,这是因为他们目前对于土地没有依赖,在外经商农民对于土地甚至完全没有依赖;而对于正在依靠土地为生的纯务农农民和对土地有较强依赖的半工半农农民来说,这种大型土地流转则是不经济的,因此他们是坚决的反对者。

     

    三、简短的小结

    纵观近百年中国农民的状态大致经历了一个有分化到齐平再到分化的一个过程。在20世纪前半期,依赖土地为生的农民常态总是分化成几大不同的阶级或阶层;而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后尤其是在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民经历了一个少有的齐平化时期;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开放的推进,农民又重新走上了分化之路,至今已明显形成三大类型。但是20世纪上半叶的农民分化与当下的农民分化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建立在农民占有土地数量差异的基础上,这种分化的农民都没有摆脱对土地的依赖,而今的农民分化则是由伴随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非农化导致的,因此分化的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和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分化。这种分化符合我国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因为现代化要求将第一产业中无以容纳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保证占据农民多数的处于转移过程中的常年外出务工农民和无以转移出去的纯务农农民的利益。在思考和设计我国土地制度和土地流转方案等相关问题时,要将其放入当前农户发生严重分化的社会背景下去考量,否则忽视了现实的复杂性,缺少了村庄内部的视角,就是对土地制度变革的一种想象,最终误国误民。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2]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邓拓:《旧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与土地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3] 吕德文:“闽粤赣客家边区的兼业与地方社会”,《古今农业》2008年第2期。

    [4] 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5] 吕德文:“不完全小农家庭、资源输入与村庄治理”,郑宝华主编:《环境 健康 新农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

    [6]印子,樊思琪,冯清清,娄伟:《农村土地流转与农民阶层分化调研报告——以湖北龚湾村为例》,《中国市场》2009年第14期。

    [7] 这样一个比例大致与印子等人文章中比例相似: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传统务农阶层所占比例依次为11%35%17%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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