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志英：从《@马克思》谈起

　《上海书评》9月4日刊载了余亮先生的《@马克思》，这是一篇为特里·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所写的书评，拜读之后，感慨良多。

　　在这一个多世纪里，对人类历史发生最大影响的人物当属马克思，这已成世界公论。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在世界所有重大事件里都始终在场。余亮先生还引用了德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的话，要大家感谢马克思，而不要做忘恩负义之徒。接下去伯尔还说：“……须知，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者、没有他们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卡尔·马克思，当今六分之五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半奴隶制的阴郁的状态中;没有斗争，没有起义，没有罢工，而这需要发动、需要引导，资本家连半步也不让的。但这一切都消失在赫鲁晓夫先生威胁性的讲话之后，移至铁幕之后，便变成了可怕的幽灵。西方世界理应感谢卡尔·马克思，尽管东方宣布信奉马克思，不过，似乎有一种远比争取美好愿景更为重要的想法：维护卡尔·马克思，不要让我们的子孙认为他是可怕的幽灵。”伯尔认为，西方对他妖魔化，东方对他神化，两者对他都是殊途同归的损害。伯尔说，马克思逝世时，他的思想还在发酵。“交到政治家手中，他的学说成了血腥的工具;……利用他的失误，来掩盖他的真理。”

　　至于马克思有何失误，伯尔没有说，他着意强调马克思的人格和战斗的韧性：“然而他的伟大使他别无选择，他接受了摆在那里的前途：几乎长达四十年的流亡生活，四十年的拼命工作，四十年的贫困和牺牲;他成了一个求乞者，他接受朋友的馈赠。思想战胜了他的智慧，征服了他的信念，理智以思想锻造他的良心;这是一串链条，他无法挣脱它;这是不可抗拒的力量，只有屈服于它，然后才能战而胜之。”

　　早在伯尔之前，早在九十一年前的192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种学家亨利希·库诺(Heinrich Cunuw,1862-1936)发表了他的主要理论著作《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对马克思的学说进行解读。库诺对马克思主义追本溯源，没有局限于常说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大来源，而是从“人之初”，从古希腊罗马至现代社会，从历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和哲学家的先行观点说起，来探究马克思在创立他的学说时汲取了前人的什么观点，有什么新的建树。这样的考察使马克思在人类学术史的地位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原来植根于人类整个文明史之中，其厚重与深刻不言自明。

　　库诺竭力维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史观，批驳了攻击唯物史观的形形色色的谰言，廓清了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误解和歪曲，应该说他在主要观点上维护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库诺指出，马克思的理论也有不完备的地方，比如说马克思“对国家强权所怀有的敌意使得政治家的马克思和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在他作为冷静的社会学家对国家进行观察时，他把国家看成是社会的一种“执行的、自觉的、官方的表现”，一旦马克思的革命热情高涨，又往往把国家看成是“独立的统治机构”，“公共生活的一切弊端都由它独自负责”。库诺反对将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等量齐观，虽则它们之间有某种联系。社会制度是第一性的，国家制度是第二性的，它产生于经济过程、打着国家法招牌和印记对共同生活和协作(亦即社会制度)进行调节的一部分。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它通过国家权力首先所能改变的也只是国家制度。这就是说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不能将社会制度一下子来个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权也并非有了一切，有权也得按照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规律办事。国家制度取决于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跑步”是进不了共产主义的，“苗”与“草”相比，当然要“苗”。“小脚女人”说不定能更快达到目标。“初级阶段论”反而能更快地促进社会达至全面小康。

　　库诺还特别谈到宗教问题。他说，马恩并没有将所有的意识形态直接引申于经济事实，恩格斯强调哲学和宗教的思想甚至能够采取使其和社会生活的联系几乎无从觉察的形式，宗教等和无知条件联系的中间环节往往“模糊”，然而库诺还是从原始部落和部族的神祇起源和图腾之间的关系探讨出宗教和经济的关系，宗教的出现有其不可避免性。他引证马克思的话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应该全面理解马克思对宗教的评价，而不能抓住最后一句不放。

　　库诺还指出，早在1848-1849年间革命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马克思曾误入歧途”，“当时资本主义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而他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业已成熟”，资本主义生产应由社会主义生产所代替。二十年后，巴黎公社成立，“马克思对发展成熟程度的过高估计再一次发生。”这种“过高估计”也影响到后世，有把年纪的人都有切身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