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的生产性收入。

        自从20 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农产品供求基木平衡甚至局部过剩以来,三农问 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就比较容易地成为人们的共识,各级政府也加大了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的力度。但是,现行的和讨论中 的一此政策措施在单独使用时其作用却可能受到种种限制,不能真正增加农民的生产性收入,甚至可能带来一此副作用或消极后果。例如:增加对农业科技和推]广的公共支出、增加对农业生产的则政支持和增加与农业生产、农产品营销有关的基础设施投资,都有助于持续增加农业生产的总量并提高其质量 ;但是,如果不能相应地减少农村劳动力,这此措施却可能降低农民的人均收入。又如:直接补贴和减免农业税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最自接,财政支持的漏出也可能最少,因而政策成本的直接成木收益效率很高。但是,受政府财力和城乡人口比例的限制,这种直接转移支付的总量可能很大,但农民人均收益水平却不是很高,而且这种增收措施是一次性的,其效果也相应缺乏持续性。 再如:数千万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土地增加的收益显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财源选择之一、然而,对8亿 农民中的大多数务农农户来说,上地收益权的实际意义非常有限。土地权利的变更不能自动带来收益,收益自身的大小取决于经济话动的结果。尽答土地权利的设置 可能影响上地经营的收益,但是,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农业用地的用途和农业生产的收益水平却主要取决于土地权利以外的因素。因此,土地权利的变更 可能解决或极大地改善特定农民群体的生产和生话状况,但总体上看作用范围有限,并且可能扩大区域收入差距并助长土地投机,对国民经济发展有一定副作用。

        总之,上述类似措施在增加农民收入的不同方而都能发挥重要作用,但还不足以保证农民收入按照合理的速度的持续增长,最后与其他行业劳动者的收入大体持平、从全局和长远来看,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增加其生产性收入,而增加其生产性收入,无论是增加务农收入还是非农收入,关键都是扩大非农就业、减少农民人数。

    统一劳动力市场是普遍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美国农经学会主席、马里兰州立大学教授Brace Gardner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就美国农民收入问题发表演说。他指出,在过去30-40年时间里美国农民收入状况发生明显变化,不仅各地区农民的劳动收入基木趋同,而且农民与其它行业劳动者的收入也基木趋同、租地农场主在支付地租以后可以得到大体等与社会平均的劳动和投资报酬,而自有土地的农场主则可以同时得到相应的土地收益。他指出值得特别注意的变化是农民劳动收入的趋同,包括地区间的趋同和与其它行业的趋同。在分析美国农民收入趋同的原因时,Brace Gardner教授强调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作用是关键的甚至唯一的因素。按照他的说法,农业和相关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投入的增加、农产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制度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美国政府支付的巨额补贴,等等,所有这此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因素,都体现为农业生产的超额利润,最终必然转化为土地的收益,导致土地价格和地租的上升,即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增加。从长远和总体的角度看,这此因素导致的农业生产收入增加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无关,与农业生产经营者的收入也无关。(当然,自有上地农场主来自土地的收入会增加,正如他出租土地可能获得的地租会增加一样。)因 此,这些因素不大可能导致农民收入趋同。只有劳动力市场的调节,通过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才能整合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从而实现劳动者收入的地区和行业趋同。他 认为,由于美国在教育、医疗卫生等人力资木领域的长期投资和不断创新,其累积效果使得美国农民真正逐渐获得了在不同地区和行业间选择职业的自由,从而不但 保证了劳动力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且保证了农民劳动收入的地区间趋同,与其他行业劳动者趋同。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能够充分验证Brace Gardner教 授对美国农民收入问题的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组织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引导农民大幅度增加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以 双季稻为代表的农业科技进步也提供了充分的支持,农业生产取得空前未有的飞速增长。由于这一发展建立在农产品供应极度短缺的基础上,而且人民收入也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所以一段时间内农产品价格并未上升,农民收入随着生产的增长而相应增长。但是,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很快就导致1985年的卖粮难和市场价格下降,初步显示出农业生产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的潜在矛盾。此后,除了1994-96年 期间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等个别年份以外,农民收入的增长基本上依赖于非农就业的扩大及其导致的务农劳动力比例下降。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乡镇企业和 城镇化的发展,没有非农产业为农民提供的外出打工机会,不仅不会有非农就业的长期稳定增长,而且农村劳动力将进一步拥挤,农田将更加细碎化,农民人均收入 中来自农业的部分也将持续减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城乡收入差距将急剧扩大,不仅农民收入问题将迅速恶化,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国民经济发展都将受到严重威 胁,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至少没有实际增长得那么快。

        农民收入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其本身的绝对值的大小及其是否增长。农民不可能仅仅满足于自身收入的纵向比较,他们必然不断地将自己的收入与其他行业的劳动者收入横向比较。同时,由于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农产品在社会总需求中所占份额不断减少,农民作为整体出售农产品所获得的国民收入份额也必然持续下降;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相对较低,农业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往往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实际收入反而减少。因此,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矛盾,除了农产品供应短缺的情况外,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甚至唯一途径就是增加非农就业、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作用减少务农人数。如果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大幅度减少农民特别是务农劳动力的数量,农民收入问题就得不到根木解决,其它政策措施的积极作用也将受到严重限制。

        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基础条件和配套政策

        妨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很多:户 口制度、获得常住人口身份的条件、与常住人口身份相联系的就业准入条件、与户口或常住人口身份相联系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外来劳动力的种种管理和收费条例、 对外来劳动力和人口在住房和子女入学等方而的不平等待遇,等等。所有这些制度性障碍妨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不仅加重农民收入问题的严重程度,而且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国民经济增长的潜力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出来。

        上 述这此制度性障碍都涉及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条件,因而许多人寄希望于深化劳动力市场的改苹,逐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公正和公平竞争。但是,仅仅有竞争规 则的公平还不够,残疾人和正常人不能在同一条跑道上赛跑、农村和城市人力资木投资的长期差距使得绝大多数农民无法与城市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平等竞争。即使 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按照Brace Gardne教授的说法,在其建国后将近200年的历史上农民实际上无法充分自由地选择职业和就业地点;只是20世纪最后30-40年 的时间内,由于农村人力资本大量投资的长期积累,美国农民才真正获得自由流动的充分可能。为了克服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城乡鸿沟,我们更应当 加大农村人力资源的投资,特别是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投资,逐步使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和公平竞争从可能转化为现实。这不仅仅是提高农民收入的 需要,也是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总体效率和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增长潜力的需要。

        要充分消化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待业人口,仅仅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条件和劳动力本身的竞争能力是不够的;扩大劳动力市场的规模也具有相同的重要性、相对于高技术行业而言,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因此,确立就业优先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按照就业优先的原则调整产业结构、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技术的开发等等,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扩大制造业的世界市场份额是我国的经济发展现实选择、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等同于劳动力的出口,等同于占领国际劳动力市场。根据200312月樊纲在中国经济学年会上提供的数据,目前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总共只有8000万,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瞄准这一市场。如果我们不能集中各方而资源抢占这一市场,失去了扩大就业市场的机会,即使高科技领域获得某此重要发展,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也可能得不偿失。

       作者简介:钟甫宁,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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