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诸于洋,不如求诸于野
——第五届县乡干部论坛暨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前景研讨会论点摘编
李宽
第三五县乡干部论坛于2011年11月18日——19日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举行,论坛由县乡干部组委会主办,由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承办。来自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河北、重庆、浙江、山东、辽宁、广西、贵州、山西、内蒙古、上海等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县乡干部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及印度、韩国专家学者共120余人参加了会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围绕上海经验、农业现代化、农村金融、城镇化与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农民流动及其影响、农村社会管理、社会稳定、粮食安全与农田水利和国际比较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交流,下面是本次论坛的综述:
一、 开幕式
论坛主办方,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熊万胜介绍了参加此次论坛的代表及嘉宾,阐述了论坛的宗旨和意义。华东理工大学校党委副书记沈炜教授致欢迎辞,对各位代表的到来表示欢迎。认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的解决非常重要,希望各位县乡干部、专家学者能为三农问题的解决作出贡献。并简要介绍了华东理工大学和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的历史。组委会主任李昌平代表与会者致辞。他说县乡干部论坛已经举办五届了,但是有校长、书记参加的还是第一次,对他们表示感谢。论坛越办越大,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还可以继续办下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当中国面临危机、发展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围绕三农而进行的改革总会带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希望在这两天的讨论中,出一些成果,对未来中国产生一丁点儿的影响。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宣布本次论坛开幕。
二、 主题发言
主持人:李昌平(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1、温铁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发表了《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的常识性讨论》的主题演讲。报告分为三个部分:
(1)制度成本理论:“奥巴马—金正日难题”。每当我们出现重大转折或变化的时候,求助于洋、求助于城,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求助于野、求助于农,或许是一个国家获得转机的重要基础。任何经济体只要追求现代化,就都有巨大的“现代化成本”要对外或对下转嫁。转嫁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诱致性变迁”,转嫁不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强制性变迁”。从奥巴马—金正日难题说起,是因为他们都不可能做出改变。一是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目前这种被主流称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实质是过度泡沫化的金融资本)经济再改回制造业经济。二是金正日领导下的北朝鲜虽然遭遇饥荒,却不可能把已经超前现代化的农业和过度城市化的人口结构改回去。
(2)基本常识分析:世纪之交的重大结构变化。国家战略目标已经在2002年就发生了变化——从四个现代化调整为全面小康!接着,十七大还做出了更大的阶段性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的历史阶段性判断。回顾十六大的目标调整,就是所谓世纪之交的重大改变。具体是:①我们现在各地所追求的工业化是个过时的目标。②就在1998-1999年明知生产过剩之后,我们在世纪之交顺利地完成了金融资本异化与产业资本的银行市场化改革,从此,让大型商业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为三农服务等,说法对路,做起来实在很难。
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不外乎我们出现了资本主义的一般内生性矛盾——生产过剩,接着发生了顺应这种内生性矛盾的、一系列的、规律性的变化——货币化加快和随之而来的金融资本异化。而一旦进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经济的新阶段,就一定会遵循金融资本时代的游戏规则——强化金融资本背后的政治强权。
这时候,顺遂纳入全球化的中国所遭遇的内外矛盾更尴尬:不按当代西方金融资本主义规律出牌不行,如果按此规律出牌、加入金融化及其依存的政治强权竞争,对手可能会在借助意识形态的游戏过程中摧垮或弱化我们支撑自己货币体系的政治强权。而一旦政治强权垮了,苏东的命运也难以逃脱。苏东货币体系坍塌,庞大的实质资产就被西方的货币体系来货币化,这也是苏东解体以后,西方经济去实体化和金融资本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3)社会性质分析:从小资向中资的社会结构演化。中国在世纪之交第二个重大变化,是发生了社会结构的、或者说阶级结构的变化。原来的结构体系是小资为主体,这个底盘很大,上面有一个很小的国家垄断资本。这些年的改革,不外乎是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金字塔结构。最下面仍然是小资,占人口的70%左右(农民仍是小资,家里有块地就是,因为跟世界比,世界范围内的无地农民占人口的30%以上)。如果农民都有土地,农民就是世界上最稳定的社会基础。这个国家长期以来有那么严重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剥夺过程,但仍然能够维持基本稳定,就是因为有一个庞大的底座,即农民小有产者阶级。
今天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反霸权,应主要倚重像中国这样的拥有庞大的实体经济的超大型大陆国家,并且在不断利用自身幅员辽阔的条件扩大实体经济总量。而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是保住小农作为小资群体的地位,或者说保护小农土地不被外部资本抢占。清末以来就有人调侃知识分子的争权为什么不去和小农结合?因为实在结合不起来。百年来,除了在中国特色的乡村建设上双方曾经有过比较有效的结合。中国社会今天发生的重大结构性变化,乃是一个新的社会金字塔的形成。
我这些年之所以不甘于学者生活、不在乎学术地位,却在第三世界到处下乡调研,就是怕我们在这个特殊的节骨眼上,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希望大家做的,也就是深入乡村,跟小资成分的小农坐下来交流,尽可能帮他们形成足以与外部主体对等谈判的农民组织。如果没有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其他一切好话,都只是好话而已。
2、曹锦清教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认为当前的学术界存在着两个不良倾向:简单问题复杂化和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两种倾向都要不得,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大概率事件,不要被媒体所主导。并向各位代表提出了一下五个问题:
一是关于“土地家庭承包制”长久不变的问题。对此有两种理解,一种认为不变指的是“土地家庭承包制”这一制度长久不变;第二种理解是1998年土地集权以后,土地固定给某一家或者某一户,土地和具体的户连接起来,永久不变。如果土地和户连结起来,永久不变,土地是不是意味着可以隔代继承,如果可以隔代继承,那么土地向私有化方面的过渡不可避免。如果这样来看,“土地家庭承包制”的长久不变是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一个中间形式。第二,如果对“土地长久不变”这一概念采取第二种理解,那么就有可能恢复古代的土地男性的性质而使得女性丧失土地。
二是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第二次分离的问题。目前全国各地的土地自愿的、有偿的转包有几种类型:①亲友之间自发转包;②向专业的经营户的转包;③向合作社的转包,④向资本农业的转包。各地目前土地转包的情况如何,转包率的高低,转包种类的多少,对农业和农民有何影响,这些都值得关注。另外,如果实行土地转包,那么法律应该保护承包权还是经营权?
三是宅基地问题。既然宅基地是集体所有并且给农民使用的,那么农民的宅基地能否集体联合起来进行房地产开发?像城乡结合部产生的很多小产权房都是由此而引起的。非农使用的宅基地能否进行像这方面的利用,以使得城乡结合部的这种土地的增值部分归集体和农户所有?事实上,在很多城乡结合部,房子的买卖和房地产的买卖已经普遍发生,而且变成了私人的契约。实质的问题是,土地的增值,即非农使用的土地的增值部分归谁所有?
四是农田水利建设问题。进行农田水利建设需要大量投入,这样自上而下的投入,如果没有农民的组织和参与,会导致地方大量的腐败,尤其是因为这个钱要深入到基层的农田水利建设里面去。如何来进行财务监督?没有农民的组织,没有农民的参与,这种农田水利建设是腐败的,乃至于是低效甚至无效的。历史还在那里流淌,没有变,历史很多的东西,它发生了,一直会流淌到现在。有些历史表面被中断了,它的主流在那里流淌,对于流淌到现在的历史,如何评价?考察当代反复发生的事情,是缺点的我们就改正,优点的我们继承。
五是农民工和城市化的问题。首先,中国几亿农民的城市化到底怎么解决?这是当代及今后中国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城市化要不要根据中国现有的国情给出一个比较宽泛的定义?其次是城市化和行政区划是什么关系。再次,农民工制度已经维持了三十多年,能否长久地维持下去?最后,重庆经验是不是为我们提供一种标准的答案?需要重新思考。
三、上海经验专题
主持人: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1、唐晓腾(中共上海市委政研室社会处处长)介绍了城市化中的上海农村社会管理的情况。他首先介绍了上海市农村的概况和农村城市化的特点。表现为:①城市化进程加快;②大规模实行村、镇撤并,村委会变为居委会;③外来人口大量增加并聚集在城乡结合部地区。这就带来了人口结构、居住结构、企业结构、基层组织模式和管理机制多元的问题。接着,他介绍了上海市为了适应城市化的发展,所进行的探索实践,主要是:①调整机构设置,适应社区管理;②整合管理力量,增强工作合力;③完善社区服务,方便居民生活;④优化协管队伍,提高管理效能;⑤开展“镇管社区”探索,强化城市化地区管理服务;⑥推进区域化党建,探索基层自治。最后,他还总结了城市化农村社会管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农村城市化进行了反思。
2、丰东升(上海市农委城镇规划处副处长)则展示了上海市农民宅基地置换试点工作的总体思路和思考。他首先介绍了天津、江苏、嘉兴和山东等地在此方面的相关做法,接着阐述了上海市农民宅基地置换的条件、目的和原则。通过调查发现,七成以上农民满意,八成以上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非常拥护该项政策的实行,没有因此事发生一项上访事件。他强调,要在条件成熟,区、镇、村和农民都有积极性的条件下,才实行宅基地的置换;在执行的过程中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政府不单不能赚钱,还要减免相关税费,并且土地收益出让金要用于农民。
贺雪峰(主持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主任)在点评中认为,上海非常特殊,有两层含义:一是上海做的好,都可以学;二是上海太好,不好学。曹老师讲的两个问题很好,简单问题复杂化,没有问题意识,仅证明一个常识,浪费才智。更严重的问题是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就会很片面、具有情绪,不能直面问题,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县乡干部要直面问题,直面经验,该简单的就简单,该复杂的就复杂,这样才能达成关于农村的共识。大家要坐下来讨论,真理在讨论中,在调查中。
四、农村金融专题
主持人:周立(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教授,博导);点评人:常伟(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1、贾建友(河北省新乐市正莫镇人民政府)以夕阳红的故事为例,介绍了农村金融改革、发展的困境与“互动式”突围。他们的团队帮助老人成立了夕阳红资金互助社,宗旨是“资金互助促发展,利息收入敬老人”。互助社由老人自己制定章程、选举管理人员,自己根据情况决定是否给贷款对象放贷,并将全部的收入进行分红。这样,老人的闲钱派上了用场,也解决了养老难题。因为有了资金互助,老人有了尊严,经济有了发展,农民也愿意按照自己的意愿建设新农村。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对农村发展具有突破性意义,主要变现在:①突破了土地与信贷部门之间的瓶颈;②突破了金融机构面对小农服务的高成本、低收益的瓶颈;③突破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甚者是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
2、姜柏林(吉林省四平市银监会)希望通过构建“三票”制度,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发展。“三票”主要是指农民信用合作组织凭借自身的资金发行的银票、凭借粮食发行的粮票和依靠土地发行的地票。关于银票的实践已经展开,现在正在做的是粮票。就是农民可以将自己的粮食存放到合作社,作为抵押获取贷款。合作社办理相关的手续,等农民认为粮食价格合理时,将粮食出售,偿还贷款。粮食信托坚持土地户营、粮食社管的原则,得到了农民的认可,极大的解决了融资难问题。接下来,要进行地票的实践。并写了一副对联来说明:半亩土地千家经营,一典信用万户搞活,横批是“有典价值”。通过三票制度,把中国古代典的制度挖掘出来,重新激活,解决农民融资难的问题。最后,他还阐述了三票制度实行的意义及政策建议。
3、孙君(北京绿十字会)对信阳平桥区“郝堂茶人家”可持续发展项目进行了汇报。该项目是政府购买服务、乡村建设志愿者进行设计、村委会执行、村民积极参与的新农村建设试点。志愿者根据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对村庄的房屋、水系、土地和公共设施进行了设计、整理,力求让建筑物更实用、农民的生活更方便,突显乡村与城市的差异,而不是盲目的趋同。在建设过程中,不单四方实现了良性的互动,还加强了村民的组织性,发掘了当地的文化资源,重建了村庄共同体。村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大大增强,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们还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是说不清的,要去做,做了之后才知道对错,才知道能不能推广。
4、陈爱巧(江西省南康市浮石乡财政所)对地方融资进行了冷思考。他认为农村融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小企业融资和乡村组织融资。作为服务型的政府不应以商业融资为主。商业融资追求的是利润,政府应以公共服务为主。地方政府为融资而负债是饮鸩止渴,在此方面要谨慎。要注重招商引资的科学内涵,不能重外轻内,要大力发展地方经济,规范政府收入,注重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还要有区别的对待小产权房,在有条件的地方先进行试点,不能一拥而上。
5、周阳敏(阳民管理咨询机构董事长、郑州大学副教授)讲述了包容性金融的乡村银行理念,主张把尤努斯中国模式与政府扶助结合起来。他认为现在的农村缺乏表达权、发展权和体制性资金。体制外乡村银行的很多实践是失败的,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将尤努斯模式当成了一种宗教,而没有和其他各方进行有效的互动。应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各方优势资源来建设乡村银行。这样不仅可以让农民得到实惠,参与方也有利润可以分享,达到共赢的效果。
6、张君生(中国人民银行浦北县支行)认为应该加强对县域龙头企业的金融扶持,助农增收。县域农业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不强,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①龙头企业科技创新不足制约了自身的发展;②龙头企业融资困难,不能做大、做强;③政府对龙头企业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够;④龙头企业的规模小,辐射面狭窄。基于龙头企业存在的困难,应该加强对其资金支持,促进其发展,并带动农民的增收。
7、杨雅茹(河北大学)认为思考农村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搞清楚,现在的农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联产承包责任制从经济上来讲就是小农村社制度。村社制度不单是一个生产的共同体,还是一个生活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综合体。小农要发展一定是合作的,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小农与工业、城市的不同就是相互的信任与帮助。金融是一个重要的环节:①是赋予农民的一种权利,不是向政府要钱,而是把闲钱集中起来使用;②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自组织,利润要归农民享有;③在世界范围内,金融产生了异化,不再为实体经济服务,而衍化成了金融工具。农村金融在过程中,要服务于农民的生产、生活,而不单纯是为了获取利润。金融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本身不是目的,要和农民、村庄及其他要素结合起来。
8、周立(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认为农村金融是发展权问题,以前被收回了。现在要求基础金融服务全覆盖,希望把金融的发展权归还给农民,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了很多的探索。要思考农民为什么丧失了这个权利;经济落后的地区面临着更多的困难,怎样让农民获得更多的自主权。
五、农业现代化专题
主持人:陈文胜(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点评人:徐旭初(浙江大学 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导),马怀礼(安徽大学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 ,教授,博导)。
1、孙大午(河北大午集团)认为国家的经济重心应向乡镇转移。他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城市正在进行自我膨胀,汲取了农村大量的资源,但是农民工依然进不了城,处于游离的状态。城市日益面临着土地紧张的难题,但是农村却出现了很多的空心村。小村庄可能会消失,但是大村庄不会消失。所以,要在乡镇范围内大力发展工业,对大村进行整治,实现农民生活和居住方式的城市化,而不必然都向城市集中。这也是欧洲、韩国新农村建设的经验。
2、余培发(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政协)针对西部丘陵地区发展现代农业提出了几点建议:①依托多种有效载体,提高农民科技素质;②更新各级干部观念,切实转变领导方式;③建立市场信息网络,提供产销决策依据;④合理保护利用资源,优化农业发展环境;⑤加速推进农业机械化,应对农村劳动力转移;⑥着眼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⑦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⑧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积极开拓农产品市场;⑨多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增强现代农业发展后劲。
3、杨刻俭(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从土地经营制度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卖菜难的问题。他首先驳斥了卖菜难的流通费用高、信息不灵通的说法,认为卖菜难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亿万小农闯市场的必然结果。认为成立专业合作社也无法解决该问题,一是因为参加的人数少,二是风险还是小农家庭承担。应该走农村土地集体化经营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农民以集体的力量参与市场竞争。这样可以分担风险,也可以防止生产规模的盲目扩大,还可以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
4、马光臣(山东潍坊中国三农网)则从政府的角度来认识农产品价格的暴跌。原因如下:①政府部门缺乏宏观调控,致使农民经营盲目、无序;②农业服务人才严重缺乏,农产品质量难提高;③农产品市场预警机制、供求信息系统及网络建设滞后;④假合作社盛行,影响农业的生产经营秩序。他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对策:①在行政村建立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引进高水平的农技人员直接为农民服务;②学习国外价格管理经验,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③由专家、学者指导成立真正的合作社;④建设农产品供求信息系统和预警系统及全国性农业网站。
5、智广俊(内蒙古卓资县农牧业局)认为贫困地区正在发生着千古变局,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大量进城转产,农村学校基本上被撤销,1/5的自然村在五年内将消失;土地正在流转集中,现代化农业兴起,农民专业合作化组织开始出现,城市资本下乡包地,并攫取了大量惠农资金;山坡地已实现还林还草、传统文化正在消失和嬗变。针对这些问题,要推广三三制扶贫开发模式,实现农民的有序流动、集中;转变农村投资方向和方式,妥善处理下乡资本与当地农民的关系。何平(山西代县县委党校)通过小农家庭经营和新型集体化的对比,对当前的三农问题进行了反思,希望推广新型集体化以解决某些重大矛盾。
6、赵德余(复旦大学)在点评中认为上述问题涉及了两个层面,一个是国家政策层面,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另一个是在农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的问题。不能将政策和实际分割开来讨论,对农民、农村的改革涉及众多的因素,也存在着很强的区域性差异,无法寻找到普遍的模式。每个地区都存在特殊的模式,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不管什么样的模式都应具有自我生长性,符合当地实际,让农民成为最大收益者。
六、城镇化与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专题
主持人:夏永祥(苏州大学 东吴商学院,苏南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点评人:汪华(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副主任,副教授)。
1、罗凌(贵州省委政研室)分析了成都、重庆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的举措,总结了值得借鉴之处:①为确保户籍制度改革有效推进,必须跟进与之相配套的制度改革;②为确保失地农民利益和社稳定,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必须得以充分体现,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必须尽快建立和健全;③为确保统筹城乡改革试验推进,必须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切实改变农村公共服务投资主体单一、投资监管体系不完善的状况。
2、邸道宏(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党委书记)介绍了水东镇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和探索。水东镇处于长三角地区外围,经济比较发达,乡镇企业比较多,有一些包括玻璃制造业在内的省级产业集群,小城镇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该镇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园、集镇和新农村协调发展,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和农民主体作用三者紧密结合。其中农民主体的作用发挥的尤为突出,在遍及全镇的所有自然村的改造过程中,都存在着农民自发集资的现象,这是十分难得的。水东镇的新农村建设运动,可以看成是中部地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和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运用的一个典型,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3、向培年(湖北省秭归县司法局归州镇司法所)以归州镇为例,分析了农村房屋闲置的原因、危害和应对的措施。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宅基地管理的缺位、流转不畅及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了大量农村房屋闲置。不仅影响了村容村貌,还会危害人身安全和社会治安,并且极易引发次生性灾害。所以,应尽快对闲置房屋进行整理,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并实施减灾性生态移民。
4、魏垂敬(江苏省沛县人民政府)以胡楼村为例,介绍了农民以新村建设为载体,将协商民主贯彻始终,达到了“造价很低,村民满意,干群和谐,宜居幸福”的目的,在村庄环境建设和农村社会建设方面均进项了有益的探索,极具借鉴意义。何爱国(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民政局)介绍了宁波市镇海区全域统筹,高起点谋划、高标准保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
5、何爱国(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民政局民政局社区建设科):高起点谋划、高标准保障——宁波市镇海区全域统筹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6、王建英(河南新乡村民)介绍了拆迁维权的经历。
七、农民流动及其影响专题
主持人:唐亚林(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政策系教授,博导);点评人:杨发祥(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熊易寒(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
1、刘放生(湖南省衡阳县委宣传部)探讨了在人口外出和科技进步对农业、农村及农民的影响。粮食的种植面积减少,复种指数降低。农业也不再是传统的农业,资本的色彩渐浓,农民也成为了“微型资本家”。农村是有店门少开张、有住房少人住、有道路少车辆、有学校少学生、有医院少就医,村庄逐渐的走向衰落。
2、田先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通过对返乡农民工的田野调查,发现他们正在挣脱村庄社会的束缚,以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村庄,原先的熟人社会逐渐陌生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返乡,他们逐渐成为村庄社会生活的主导和主流,必然导致村庄传统进一步稀释、村庄社会结构进一步松散、乡土本色加剧退却,从而最终致使村落共同体遭到瓦解。届时,尽管农村依然是农村,农民却已经不是农民,而成为一个个原子化的“市民”,形成“在地市民化”的局面。
3、包先康(安徽工程大学人文学院)认为农民工这一特定身份是承认和排斥共同建构的结果。农民工不断遭受着政治、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排斥,但也逐步的获得承认。农民工身份是一个被建构的、被有限承认的过程。若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
4、林建永(上海市社科院《经济咨询》副主编)认为上海市出现现代农业与众多传统小农并流;“农民”在市民和村民之间徘徊;郊区工业化迅速,但农村受益不大,人口构成未富先老严重的状况。农业、农村与农民三者之间不断的分离。要思考:大都市是否需要农业、城市农业发展为了谁、城市农业发展方向是什么、以农为本还是以人为本、大都市农业谁来种、如何让大都市农村劳动力跟上大都市经济的发展。
5、爱新觉罗•蔚然(幸福发展促进会创始人)介绍了自己的扶贫之路。
八、农村社会管理专题
主持人:张德元(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 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教授,博导);点评人:郭圣莉(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1、胡全林(江苏省昆山市周市镇新镇办事处)以昆山市为例,介绍了关于东部地区小城镇社会管理的一些思考。虽然农民住进了小区,但是生活习惯没有改变;管理者也习惯了静态管理,不适应动态管理,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当地政府被迫转型,对业委会的培育从社区出发,逐渐的将一个陌生人社会变为熟人社会,让居民自己形成组织,积极参与社区的生活,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在探索的过程中,发挥党员的先进模范作用,要求其参与社区的管理。
2、肖飞(江西省赣州市维稳办)以D村为例,介绍了在新形式下如何将村民自治激活起来的思考。该村建立了标准的社区管理组织,下辖理事会、监事会和各职能小组;健全了干部的工资激励机制;实行党组织、自治组织双线共治,还为此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农民组织化、社区凝聚力和民主监督的主动性方面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存着很多不足。比如,村民参与意识不强、激励保障经费不足和乡村自主权限不明。
3、赖忠猛(江西省南康市朱坊乡)则陈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乡村治理难题:基层组织的涣散与无政府主义的滋生。基层组织的涣散有来自上级组织的解析力,比如职能不断受到剥蚀,依然背负着全能政府的包袱,不断受到主流舆论的冲击,还是政策失误的第一责任人。还有来自农民群体的离心力和自身生存的压力。还有,现在存在着很多的农村社会管理的误区,比如以发展经济替代社会管理、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丧失原则、将“人民群众”和农民“个人”混为一谈等等。在法治管理和道德教育缺失的情况下,无政府主义之风蔓延。要反思市场、民主万能论,警惕个别人的逐利行为,辩证的认识政府职能转型论。
4、彭学植(湖北省兴山县)介绍了兴山县的“两会两评”模式,即“党支部+关怀理事会”和“村委会+户联理事会”,实行村支部书记、主任分岗评和党员、理事群众评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党建新探索。试图通过该活动,激发村民自治的活力,发挥党员、群众的主体作用,从而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党建活动必须紧贴群众的需求,发挥“新型农民”、积极分子的作用,并且寻找到一个良好的文化载体。
5、李建斌(江西师范大学)提出了农村基督教增长的一个解释框架,既组织化。通过研究基督教传播史,发现其组织具有草根性、严密性、排他性、扩张型和功利性的特点。基督教在农村快速蔓延,并非因为农村社会形成了适合其传播的土壤,也不是因为它可以有效中国转型期的问题。而是因为它具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强大的组织资源、完善的动员能力。要重新发掘中国本土宗教的当代价值,创造一种让多元宗教并存、和而不同的环境,应是未来中国宗教发展的大方向。
九、社会稳定专题
主持人,肖唐镖(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点评人:唐晓腾(上海市委政研室社会处处长),王习明(西南交通大学 政治学院,中国西部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祁先超(湖北省潜江市高石碑镇)认为农村的矛盾主要有:因琐事、水源、土地和债务产生的邻里矛盾;因离婚、赡养产生的家庭矛盾;因留守儿童和环境污染产生的村民与企事业之间的矛盾。呈现出主体多元化、内容复合化和事态易激化的特点。主要是因经济落后、基层组织战斗力减弱、调处机制不健全和化解途径不通畅造成的。所以要大力发展经济,推进乡村治理的民主化、法制化,加强矛盾纠纷调处职能部门的建设、建立健全调处机制。
2、闫景铂(河南省汝州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农村党支部肩负着带领群众发展经济、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促进乡风文明、实现民主管理和夯实基础设施的任务。但在思想上不善于联系实际、谋划发展、发现优势、改变村貌;工作上习惯于推诿扯皮、抱怨客观、照抄照搬、发号施令;作风上虚、俗、假、贪;组织上凝聚力、执行力、战斗力、创造力不够强。所以要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让其牢记宗旨、关注民生、踏实做“官”。
3、辛洪(江西省广丰县壶峤镇)通过对某镇五年上访案例的分析,认为村民主要是因为自重感缺失而上访。比如,因信访主体的地位被漠视,导致信访问题复杂化;行政执法的不公,导致信访矛盾激化、问题恶化;信访主体的话语权被剥夺,导致良性社会信访生态的破坏。所以要重视信访主体的社会地位,更加人性化;公平执法,注重灵活性;鼓励内心疏导,更加注重话语权。
4、王传师(江西省广丰县排山镇)从农民、村干部、乡镇干部的角度分析了镇山头村的公章事件,认为在新时期的乡村治理存在着服务性危机。所以,要重建乡村组织的信任基础、提高乡村组织的服务能力、建立对乡村干部的激励机制,让群众分享到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5、王习明(西南交通大学)在点评中认为上述的发言都把问题视为自己的、基层的,只要基层改,就能解决问题,可以体现干部有责任。但是分析问题太简单,不能从宏观上把握,趋同于主流话语,不认为是改革的问题,而是发展的问题。要从整体上去分析,并不只是村干部的问题,上层有哪些问题也要揭示出来。肖唐镖(西南政法大学)也认为发言者欲言又止、简单、抽象,丧失了基层干部大胆、明快、简洁的特点,没有直面问题,思路还未打开。
十、粮食安全与农田水利
主持人:罗兴佐(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点评人:张谋贵(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副研究员),陆福兴(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1、胡晓芹(湖北省襄阳市委政研室)分析了目前农田水利建设及管理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主渠道不畅通;维护水利设施的投入少、投工难;水费难收取及水价难确定;多部门进行水利投资,缺乏协调,效益低下。接着介绍了鄂北岗地区进行的有益探索及加快水利建设的几点建议。朱诗慧(湖南省汝城县科协)以四个水库管理所为例,认为水利管理部门存在水费收缴难、人员包袱大、社保欠账重的问题,建议改革水费计收机制、对单位内部实行改革,并规范财政支付。
2、徐国祥(湖南省桃源县农业局)指出了良种补贴存在的问题:补贴面积难核实;虚报冒领良补资金严重;代耕户得不到资金;存在硬性抵扣良补资金的现象;良补资金到位晚;良种补贴随意性大;缺乏针对粮食购销、加工环节的专项补贴。并对良补和直补的方式、时间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
3、孙京波(江西省鄱阳湖渔政局)通过调查,指出了鄱阳湖湖区所存在的“三渔”问题。比如,渔民收入低、竞争力弱、转产转业困难、捕捞场所锐减、渔业环境恶化等。接着,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希望确保渔民的渔业权、让燃油补贴成为普惠制、控制捕捞、合理养殖、加大资源养护、科学放流等,并不断加大公共服务力度,让渔民共享发展的成果。
4、贺文慧(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以安徽省为例,对惠农政策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从农户满意度的视角进行了评价。发现农民对惠农政策的期望和价值评价很高,但对政策执行的满意度很低,总体满意度并不理想。惠农政策供给与农户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5、贾林州(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将南方的干旱界定为治理性干旱,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来认识,探讨了税改后南方干旱频发的宏观和微观原因。宏观增长战略,体制内生性地引致微观基层组织治权弱化趋势,导致宏观体制缺位和微观制度错位。市场化改革,使得水利利益主体激励不兼容。基层组织退出无法满足乡村水利对接分散小农的内在要求,导致乡村社会蓄水、调水能力的双下降,同时蓄水能力下降又强化了对调水能力的要求,以致不能满足异常天气造成的调水需求。 所以,要扭转激进增长战略,重建以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考核体制;恢复和强化乡村组组织治理能力;加强对乡村二级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加强村级组织的治理权力与合法性;将部分粮补设立为乡村水利建设基金:明确农田水利的准公共品特性,如人员编制、产权、水费等。
十一、国际比较专题
主持人:耿曙(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点评人:冷凤彩(华东理工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高明(英国伯明翰大学博士)兼任翻译。
1、Niraja Gopal Jayal(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法律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介绍了印度农村基层治理的成绩与挑战。她介绍了印度基层治理分权、去中央化的原因及动力,阐述了新的治理结构——潘查亚特(即五人长老制)的特点及遇到的挑战。最后,认为民主和分权之间存在紧张关系;民主方面的收获大,但分权方面的收获小;村庄基层潘查亚特要想成为直接民主的最强有力制度,还需努力;由于政客和官僚的抵制,放权不充分;过于依赖中央政府和邦/省的经费,使得潘查亚特机制对人民显得不够可靠。
2、申五星(韩国中央农协驻北京办事处)展示了韩国农作物实施政府保险的过程。他首先说明了韩国农业、农村及韩国农协的概况。该国自然灾害频发且受灾规模不断扩大,为了农家的经营安全和农业再生产活动的进行,有必要对农作物实施政府保险。介绍了保险的范围、落实和评估情况,认为农作物保险的范围还会不断扩大,还会延伸到农业设施、畜产和农业人身上。
在18日晚上的各地干部交流专场由湖南省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王文强主持,与会代表围绕是否应该对村财、村帐及公章实行乡管,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论坛闭幕式上,组委会主任李昌平对本次论坛的承办方进行了肯定,并简要阐述了一下举办县乡干部论坛的初衷:①为基层干部提供一个发出声音的平台。当时基层干部受到歧视,是媒体、学术界批判的对象。我们承认问题在基层,但问题的根源不再基层,所以应由基层干部发出声音,把问题表达出来。②为学术界与县乡干部搭建一座桥梁。只有面对真问题,才能将研究推向深入,学术研究才更具有指导意义。县乡干部的实践需要学者进行分析、提升。③让县乡干部有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很多县乡干部善于思考,敢于表达。他们具有批判的精神,不迷信,不盲从于学者、媒体、上级的话语,有自己的想法,主体性很强,要让他们表达出来。在批判的前提下,再去思考、分析,结果就不一样了。最后,他强调要去多做实验,做出来的文章与调研出来的文章是不一样的。希望论坛越办越好!